摘要
三星堆确实是举世无双的遗址，本可建设成展示和证实中华文明一路领先世界发展而占据世界文明制高点的顶级大博物馆和大证据库，结果却被搞成大迷宫，完全是照搬西方常规考古学和文字学，先入为主地认定“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所造成。近三十多年来，围绕三星堆遗存是否“外星文明”、“域外文明”的争论愈演愈烈的局面警示：这样“见物不见文”的考古，是上西方中心论的当，让我们这样自陷争论不休的泥潭中越来越丧失对中华文明的自信。为不再上这个当，本文向世人揭示：
三星堆文明遗存中，文物与文字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其中的实物证据依文字证据链才能整合成如山铁证直接证实：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羌夏盟族先民，是炎黄子孙中的一支冠军团队，在世界各国青铜文明竞争中蝉联千多年世界冠军！一切“外星文明”、“域外文明”论与“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的自欺欺人之谈，皆可休矣！
人们为何如此关注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对此，在2021年3月20日上午的新发现发布会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就坦言：1986年这遗址的发现引起国内外学者公众的极大关注，就是因为“大家就感到很吃惊，觉得中国以前好像不铸造这些东西”(宋宇晟 2021)。在以孙教授为代表的这派学者看来，三星堆先民铸造的铜器具备域外文明特征。但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三星堆文化和在其后的金沙•十二桥文化共同构成的古蜀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星空中十分璀璨的一颗星。”以他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这样说的依据是：“三星堆文化早期接受了二里頭文化的影响，比如三星堆发现了玉璋、玉戈、玉刀构成的仪仗用具，此外还有玉琮、玉璧等祭祀用的玉器 ”( 梁新慧2021)。
这两派的观点各以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的一部分为证据，谁也说服不了谁。在此针尖对麦芒之下，只有靠这些器物上刻铸的文字、特别是标记其族属的文字来作最终的决定了。可是，各派都先入为主地认定“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把对识别其文化主体起决定作用的文字证据排除到科研和公众的视野之外，而各自凭对“神像”的想象来解读，各说各话，混战三十余年，至今更加众说纷纭，且各派不论他们主观意图如何，其观点都在虚化或矮化中华文明而误导公众，以致中国传统文化学者张吉霞（2021）报导：“三星堆遗址问世以来，许多专家学者话里话外的认为，中国文化不是本土发展出来的，而是外来文化，具体从哪里来的呢，找不到，只好怀疑是外星人带来的，更有甚者，我竟然亲耳听到，说中国都不敢考古了，因为，再考下去，连我们的人种都不是本土的，这真是令人吃惊的事，没有想到，我们自己人都认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化了。”如此局面错失了在考古史上开创世界记录的良机，把三星堆这样一个举世无双的顶级遗址，本来可建成向世人展示和证实中华文明自起步以来一直领先世界发展而占据世界文明制高点的顶级大博物馆和大数据库，结果却搞成这样一个迷乱不堪的大迷宫。正在继续发生的惨痛教训再次提醒：我们只有突破西方常规考古学和文字学的束缚，把城市为载体的物质文明探源与文字为载体的精神文明探源结合起来，以三星堆文化遗存的当时文字及其他内证性证据为主导，结合其同出的实物证据和相关古籍记载，来正本清源，才能破解三星堆之谜，从根本上还原三星堆文明的真相。
尽管三星堆文化遗存的文字材料没有自觉地予以全面系统的提取和公布，但现已公布的文物上仍可找到文字及其他内证性证据，与其同出的实物证据和有关古籍记载相对证,我们仍可追溯出三星堆文明史原来就是羌夏盟族蚕丛分支在蜀地建都立国史：公元前2100年前后，生活在岷江上游地区（四川茂名和甘肃岷山）的羌夏盟族的一支，在其羌族首领蚕丛的带领下，顺江而下迁移到成都平原开展建都立国活动，与当地土著居民相融合，将其逐渐扩大的领地建设成蜀方国，并发展到独占世界青铜文明的制高点，同入主中原的夏商周三代王朝共存了1700余年，直到公元前4世纪被秦惠王所灭。对这个古蜀国的历史作出实证, 我们就能破解三星堆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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