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三星堆确实是举世无双的遗址，本可建设成展示和证实中华文明一路领先世界发展而占据世界文明制高点的顶级大博物馆和大证据库，结果却被搞成大迷宫，完全是照搬西方常规考古学和文字学，先入为主地认定“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所造成。近三十多年来，围绕三星堆遗存是否“外星文明”、“域外文明”的争论愈演愈烈的局面警示：这样“见物不见文”的考古，是上西方中心论的当，让我们这样自陷争论不休的泥潭中越来越丧失对中华文明的自信。为不再上这个当，本文向世人揭示：
三星堆文明遗存中，文物与文字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其中的实物证据依文字证据链才能整合成如山铁证直接证实：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羌夏盟族先民，是炎黄子孙中的一支冠军团队，在世界各国青铜文明竞争中蝉联千多年世界冠军！一切“外星文明”、“域外文明”论与“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的自欺欺人之谈，皆可休矣！
（二）三星堆文明的历法
蚕丛为首的羌夏盟族分支何以能如此顺利地移居成都平原而同当地原住民融合起来？这是由于他们带来了当地原住民所需的历法。三星堆遗址所在成都平原以至四川全境何以被称为“蜀”？这由蜀方国开国之王族名“蚕丛”而来，就像夏禹王朝之名由开国王族名“禹”而来一样。“蜀”和“禹”的甲骨文字根都是象虫蠕动形的古“虫”字，蜀从虫、从目；禹从虫、从九，分别由前甲骨文字“目虫”即“目龙”、“九虫”即“九龙”进化而来（详见本书系第二卷第四册）。
自9000年前伏羲“以龙纪官”，把观测地虫（地龙）蠕动以报节气的统掌天文者任氏族首领以降，中国各地历来以统掌天文者任氏族、部族、族团以至王国的首领，而以虫或龙为统掌天文者之图腾。这是中华先民置天文历法于至高无上之地位的悠久传统。正如中国科技史大师李约瑟（Needham 1959）所说﹕“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经济﹐规定历法的天文知识具有头等重要性。能给民众颁布历法的人﹐便成为他们的首领。遵循其历法就意味著承认该首领的权威。” 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都表明，历代王朝的创建都要改历、改正朔，都以其历法的有效性为其王朝合法性的依据。因此，蚕丛为首的羌夏盟族推行什么历法，是决定他们在蜀地建都立国活动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其历法也就成为对证实其建都立国史起关键作用的内证性证据，是检验一切三星堆文明史说真实性的试金石。
到4100年前后中华先民世代遵循以统掌天文者为群体最高首领的传统习俗仍在盛行，夏禹氏因在当时最善于观云测雨治水而受到万族的拥戴，而被公称为“九龙”。蚕丛为首的羌夏盟族正是以夏禹为榜样，以特别擅长天文历法的“纵目”之龙——“蚕丛”的美誉推行适应原住民需要的历法而很快打开了局面，创建起自立为王的方国，并将其命名为“蜀”。这有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最高立人像、即蜀人最高神像所立方座上铸刻的“蜀”字图案画为证（图1.3.2A.1），此图案以双“目”字之下的双“虫”字相对偶，正好表达“丛”立纵目龙——历代极目通天的统掌天文者为蜀中之王的本意。2号坑器物入坑的年代在公元前1500-前1450间（见下文对此断代的考证），其所出大立人铜像底座上刻铸的这个“蜀”字图案画，当是蚕丛王族所自创、从而也是最早的“蜀”字，比殷墟所出的早期甲骨文“蜀”字（图1.2.3A.2）至少要早200余年，它的构型与这青铜像的“蜀”字图案画之相近似，表明它是对蜀方国人所用之“蜀”字的临摹。此国号如此吸引人，以致外地几个与商王为敌的方国都以“蜀”为号。也许是为有别于这些外地蜀国，周原遗址出土的68号甲骨上“蜀”字（图1.3.2A.3）有所更新，作记录周文王伐蜀的文字，比此底座上刻铸的这个“蜀”字图案画更是晚了300多年，但周人仍记得“蜀”字的原意。正如重视考古出土族号文字研究的林向（1985）所说：“周原甲骨中的‘蜀’字是人之象形与虫的组合……周原甲骨中的‘蜀’的字形恰为《华阳国志•蜀志》所言之‘目纵’形象。”
1.三星堆2号坑出土大立人像底座上刻铸的图画体“蜀”字（段渝1996）
2.殷商甲骨文“蜀”字（库993）
3.周原甲骨文“蜀”
字（徐锡台1981）
图1.3.2A 三星堆 “蜀”字图案画与甲骨文“蜀”字
甲骨文“蜀”字（图1.3.2A.2）本意不明，其释读众说纷纭，其在甲骨卜辞中另有所指之含义失传后的最近古意是《说文解字》说：“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蜀’”。《尔雅•释畜》说：“鸡大者，蜀。”又《释草》云：“菺，戎葵。”郭璞注：“今蜀葵也。”邵晋涵正义：“戎葵，今谓之蜀葵。戎，蜀，皆言其大也。”国之君长为王，王有“一人”之称，故《方言》卷12说：“蜀，一也。”所有这些都是在说：以羌族首领蚕丛为王之国称蜀。这也正合三星堆2号坑出土大立人铜像底座上的“蜀”字图案画的本义：羌族始祖统领之羌族统掌天文历法者为王所掌控的土地。
那麽，蚕丛为首的羌夏盟族究竟给蜀国带来了怎样的历法竟然如此立竿见影？原来，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刻有五种动物图像的圆盘石，就刻划了当地齐家文化居民屡用屡验的五行历授时图（图1.3.2.1），其中的龟纹按新石器时代各地通例代表冬至，以其为岁首将一阳历年分成五段，即其从左到右的“地龙出洞”代表的惊蛰、“候鸟至”代表的小满、“侯鱼去”代表的立秋、“寒蝉入洞”代表的霜降，再到冬至这五段时期，而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五行历计数轮（图1.3.2.3）完全相对应。这分别出土于两地的两件重要物证相互印证了：岷江上游羌夏盟族与蜀方国文化的一脉相传，既体现在器物上，也贯彻在历法上；蜀方国完全继承了羌夏盟族的历法。《尚书•夏书•甘誓》载：夏王夏后启发布告谕出征有扈氏，指出：“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就严厉通告了各方国必须实行五行历的职责，以此来表示其对夏王朝的臣服。蜀方国如此忠诚地遵循祖制，坚持实行五行历，既表明了其属于羌夏部族同盟的族属，也宣示了蜀方国对夏王朝的臣服，还赢得了蜀方国各地氏族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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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盘山遗址3000-2000BC（F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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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2000-1000 BC（三星堆博物馆 2011）
图1.3.2 营盘山与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举例
作为物候历重要标志的候鸟，自旧石器时代以降一直受到各地先民的注重以至崇拜，随社会生产力发展，历代先民制作的石、骨、陶、玉、金属质的鸟雕像层出不穷，且出现了精致化趋势。继营盘山遗址出土的青铜鸟，已显露出当时羌、夏先民的候鸟崇拜出现了神化趋向（图1.3.2.2）之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诸多青铜鸟雕像（图1.3.2.4）更是把这种神化趋向发挥到了极致，使之成为蜀国宗教体系的自然神之一。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文物中都有金、青铜、玉和石质的龟、蛇、鸟、鱼、蝉等动物形器，都是历代先民作为物候历节气标志而崇拜的对象，在蜀国宗教体系中都被神化成了自然神而受到蜀国臣民的祭拜。段渝(1996)观察到“蜀文化青铜器有独特的组合方式。……同样器物均以两件或五件为一组，而以五件成组者居多。……五件成组体现了蜀文化特殊的礼制与葬制，应与文献所记‘尚五’有关。”其实，这是夏族推行五行九宫的习俗，在蜀国文化中被礼制化、神化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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