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党已经104年，建军也已98年。根据中组部最新的数据，现有党员已经过亿；而九三阅兵在即，解放军军容之鼎盛，也早已今非昔比。
然而在肇建之初，中共只不过是一个50来人的蕞尔小党，不仅没有枪杆子，连维持党务的最低经费都经常凑不齐。革命理想固然是光辉的，但没有“阿堵物”，没有经济基础，一切都无从谈起。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枪杆子，才能填满钱袋子，这也从经济层面说明了武装革命的重要性。本期我们借着大阅兵的当口，讲一下中共建党早期的财政情况。
本期主要从财政角度说明革命肇始之艰难，所以时间上主要集中在建党以及大革命时期。
1920年7月，李大钊在北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每月自捐80银元做小组活动经费，这大概算中共第一笔党费。80银元有多少购买力呢？20年代初的一个银元（主要是袁大头）大约能买30斤大米，8斤猪肉或10尺棉布。我们可以拿猪肉来比较，2025年8月份猪肉价格处于底部，大约每斤不到14块，如果拿现在的猪肉价格机械比较，那一个银元大约等于112元人民币。但民国物质匮乏，再考虑到现在通缩的情况，实际一个银元的购买力肯定比机械对比要高，毛估大概在现在150～250元人民币之间。我们取个中值200，那80银元就相当于现在的16000块钱，这可是不小一笔钱了。
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大概在9～20银元之间（1800～4000人民币），技术工人更高，约20～30银元。毛泽东1918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一月工资是8元，就过的很艰苦，要跟7个人一块挤一张铺炕睡觉。1920年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兼政治系教授，月薪300元，按1:200来算相当于现在的六万，绝对是当时的高薪白领；同期鲁迅刚到北大兼职讲课，他主业还是教育部的公务员，月薪也是300大洋。他们都不是当时的一般老百姓可比的。
每月80大洋的经费看起来是不少，但“共产主义小组”可不是普通的学生社团。1920年11月小组改组为中共北京支部，除了李大钊、张国焘和罗章龙等核心三人以外，已有了十几人的规模，全部都是当时北京高校学生，且以北大学生为主。同月支部开办《劳动音》周刊，后来又办《工人周刊》，出版各种小册子，组织工人学校，办工人俱乐部，此外还要着手发展其他地方组织，这些无不是花钱如流水的地方。随着工作不断开展，尽管时常还有从其他渠道筹措的经费，但很快就不敷使用。李大钊只好加码补贴，以至于他拿着教授的高薪，家中妻儿却生活拮据，到了经常要为吃喝发愁的地步。
经费日常紧缺，一个铜板恨不得掰成两半花，这也是中共早期党务的底色。
北大马会1.0会员合影（摄于1921年）
因为经费的事情，早期的共产党人经常闹矛盾，这大概也算最早的党内斗争了。20年3月陈独秀南下上海，南陈北李，相约建党。8月中共上海支部成立，陈独秀任书记。不久陈炯明从福建打回广东，邀请陈独秀南下任职，陈应邀。在当了没几个月支部书记后，陈独秀就撇下一摊子事跑了，刚支起来的小局面一股脑扔给了李汉俊。11月李汉俊代理上海支部书记，当时《新青年》杂志已经转为上海支部的机关刊物，陈独秀跑去广州前答应李汉俊，每出一期《新青年》就给李汉俊一百元编辑费，用做支部经费，结果也不能按期给付。李汉俊非常生气，大骂陈独秀私欲太重，并支使刚跑到上海的包惠僧去找陈独秀要钱，上海支部的书记也不肯做了，扔给了李达。李达只好一边调停二人矛盾，一边接手这个谁都不愿做的中共上海支部书记。
当时上海支部每月经费最少也得二百块钱，就算陈独秀按时拨给一百元也不够，剩下的全靠支部成员卖稿维持。上海支部的成员里面不是留日回来的学生，比如李汉俊、李达，就是教师编辑或者作家，比如陈望道、邵力子和沈雁冰（茅盾），全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当时支部的主要工作就是编杂志写文章，无非是多写少写的问题。但饶是如此也根本筹不够钱，当时上海支部的党员将稿费大部分充做党的经费，自留用于生活的很少，很多党员的生活非常拮据，新办的《共产党》杂志也很快就因为没钱办不下去了。
中共早期的经费问题，最终还是由俄共来解决的。1919年俄国还在内战，列宁就开始规划世界革命。20年俄共先是派出维经斯基赴华，21年第三国际成立，又派马林接替维经斯基帮助中共建党。不管怎么帮都得花钱，俄共倒不是空吆喝，为了筹措经费专门派特使携带价值10万美元的钻石跑上海变卖，并多次给维经斯基汇款。但问题一开始还不出在俄共和第三国际身上，而是中共对于外部援助的态度。
21年5月包惠僧靠借来的路费从上海抵达广州，除了找陈独秀要钱以外，也谈了建党的事情，他回忆，“关于党怎么搞法，他（陈独秀）主张我们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
当年7月一大召开，陈独秀缺席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新生的中共急需他返沪主持工作；二来他在广州屡屡受挫，干不下去了，9月时便回到上海。
刚回上海不久，陈独秀就跟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吵了一架。俩人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陈对马林早已反感，马林要求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支部，服从国际领导，被陈独秀严词拒绝。马林对中国同志态度傲慢，自居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而陈独秀又脾气火爆，二人针尖对麦芒，尽管后来又谈了几次，但全都不欢而散。
陈独秀坚持独立建党，这也无可厚非。但当时的中共是否具备独立建党的能力，是值得商榷的。用马林的话说，中共是一个“早产儿”。实际上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资助，连一大都开不起来。13位代表来回的路费就花了将近2000银元，没有共产国际，这笔钱从哪来呢？甚至临时变更会场，跑嘉兴南湖上租船的船钱都是国际出的。如果单凭各个支部自己筹钱，那正式建党恐怕还得晚个几年。
陈独秀是否能意识到这点呢？靠一帮年轻的知识分子卖文章筹不来什么钱，他当然是知道的。但认识客观现实讲究一个过程，而且凡事也得有个台阶下。事情的转折很有戏剧性。
21年10月，陈独秀在家中被捕，罪名是违反了法租界的《出版律》，逮捕他的是时任法租界巡捕房探目的黄金荣。陈独秀被捕惊动了上海各界，各路名流都展开了营救，但最终把他救出来的却是马林。马林动用国际经费，花大力气打通关系，并延请知名法国律师为陈独秀辩护。在最终付了500大洋的罚款后，陈独秀获释，不至于做了“牢里的书记”。
此事之后，陈马二人冰释前嫌，陈独秀也认识到没有共产国际支持，尚处幼年的中共组织难以开展有效工作。陈独秀和马林不打不相识，达成了妥协，马林尊重中共决策，中共也拥护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支部，接受国际经费补助。此后中共接受莫斯科的经济支持便成常态了。
被捕一事让陈独秀深刻认识到了经济基础的作用，而此时中共开展革命的经济基础，恰恰就是马林的拨款。在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陈独秀写到，“一年来共花费17655元，其中只有1000元是中共‘自行募捐’的，余皆在马林‘国际协款’中实报实销。”
不得不说，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确实也离不开“国际势力”的助燃呐。
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最左三人分别为瞿秋白、刘仁静、陈独秀
言归正传。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大会通过了第一部党章，党章中专门列有“经费”一章，规定党员须按月缴纳党费，月薪在50元以内者，缴1元；在50元以上者，按月薪的1/10计算；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20元的工人，缴0.2元；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
可见尽管经费绝大部分仍出自“国际协款”，但中共并未放弃经济自立的努力。只是党固然穷，奈何党员更穷，靠党费和党内派捐筹到的钱杯水车薪。据1923年6月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当时中共约有党员420名，其中工人出身的党员164名，“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
与可怜的党内自筹相比，共产国际援助的经费则逐渐增多，23年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援助中共的预算就达12000金卢布，每月1000金卢布。23年初中共组织京汉铁路罢工，吴佩孚镇压，酿成“二·七”惨案，打死打伤工人众多，抚恤金就是一笔巨款。因此当年中共的支出远超国际预算，1923年头8个月，中共中央就从共产国际领到经费约一万五千元，平均每月得款1875元。另外还有赤色职工国际单独支付每月1500元的组织工运的经费。
组织工运是中共早期的一项重要工作。列宁极为反对把革命希望寄托到“工人运动自发性”上，因此他在《怎么办？》中将共产党视为工人运动的领导者，这就要求共产党首先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组织”。用列宁的话说，这是一个“联系的酵母的组织”，要像酵母一样渗透到群众中去，加速革命意识的传播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并将分散的革命力量凝聚成有组织的整体。
而对于什么是“职业革命家”，罗亦农做过描述，“将所有的精神对付革命，没有一切非革命的牵挂，无论在什么时候都绝对自由，可以随时迁徙，可以在一定的时候变更他自己的私人生活”，“总而言之，革命是这种人唯一的职业。”有了共产国际的赞助，新生的中共开始向职业化转型。
职业化的革命家得有物质基础，这一基础最直接的体现便是按月领钱。陈马和解后，中共决定首先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确立生活费制度，为从事工运的党员和团员提供一定数额的生活津贴。为了防止产生“雇佣革命”的观念，该津贴名义上不称“工资”，而统称为“生活费”。然而就算改个名字，也并不能限制住观念，这个我们后面再讲。
出于对党员艰苦奋斗的期许，最初的生活费标准定在每人每月20～35元，陈独秀作为中央总书记拿的稍微多一点，大概是30～40块之间。他原先任北大文科学长时薪水跟李大钊一样，都是300块，此时骤降到十分之一，还得拿来养家，就有点捉襟见肘了，得经常跑去书店预支版税才能生活。
后来生活费标准还进一步下调，据张国焘回忆，下调后的标准创造了国际共运新史低，堪称巴黎公社以来最低标准。22年五一，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李立三、刘少奇先后出任俱乐部主任。9月俱乐部发起安源大罢工，据当时负责保卫工作的张明生回忆，当时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不分主任还是通讯员，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是15块。此后几年间，生活费标准一直未变，25年秋，团员李伯钊被分配到浦东从事工运，每月生活费15元；党员毛泽民在上海负责中央出版发行部，每月也是15元。20年代中叶通胀初显，当时上海的苦力一个星期还能挣3块钱，一个月15块钱也就比苦力强一点，这点钱在大城市生活还是很紧巴的。
生活费一开始只在从事工运的党团员中发放，后来范围才逐渐扩大，这一过程也伴随着中共党务和组织规模的大幅扩张。
25年五卅运动与省港大罢工先后爆发，国民革命走向高潮。中共组织串联，声势大涨，党员人数从不足一千激增至上万，一年之内扩大十倍。新党员大多数是工人，比如五卅运动后上海区委增加了800名新党员，其中80%都是工人。这时的中共已经从一个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转型为工人政党，并在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的各大城市，及东北、西北的部分核心城市都建立了党组织。而为了克服中央领导地方党组织不力的情况，25年召开的四大还决议设立了组织部。蔡和森评价这一时期的党，“走上了领导群众的路”。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列宁式的政党初步形成。此外经费也增加了不少，24年中共月均从共产国际协款3000元，25年4月起涨到月均3650元，26年以后，经费预算已达6000元每月，到了27年，预算再增至12000元每月。再加上其他国际组织的援助，中共的收入大幅增长。
党的收入在增长，生活费标准也因此得以适当提高，范围也在扩大，领取生活费的职业革命者越来越多，大大超过非职业党员。由此在青年党员中确立起了这样的“职业化”观念：只有领取党的生活费，全力事党，职业革命，断绝一切社会关系乃至家庭关系，才是“以身许党”。
职业化还派生出了“雇佣革命”的观念。中共四大简化了入党程序，有些地方党组织便借生活费吸引失业人群入党，宣称共产党在全世界都有组织，走到任何地方都有饭吃。再加上生活费标准有所提高，大约可以抵得上一个熟练男工的收入，因此很多失业的穷困的人，便专门找党来解决生活问题，这一方面在经费问题上加剧了僧多粥少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使投机分子混入党内。
有钱发便革命，这样的人很容易腐化堕落。就比如王复元贪污案。王复元时任中共青岛支部书记、山东区委委员，27年谎称失窃，贪污中央给山东区委的拨款一千元；28年又以购买武器为名，骗取经费两千元，全部用于个人挥霍。贪污事发后王复元被开除出党，此人当即转投国民党专事反共，不久后被中央特科铲除。
而早在26年中共中央就专门发布通告反腐，这也是中共最早的反腐文件。“雇佣革命”和贪腐问题让中共认识到生活费消极的一面，开始有意识地控制生活费标准，并逐步缩减发放范围。
《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
当然，这么干也有经费不足的原因。党组织规模在急剧扩大，到27年五大召开时，中共党员已将近六万人，除新疆、西藏、台湾、贵州等少数地方外，全国各省份都建立了党组织。但相比之下，共产国际的协款却没有同比例上涨。且比起对国民党和冯玉祥等军阀的支持来说，国际对中共的支持堪称九牛一毛。
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共建党都成问题，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但也要看到，共产国际本质上是苏共完全掌控的外联部，是苏联国家利益的延伸。而苏联在中国扶持代理人，是为牵制日本和西方列强，为苏联在远东减轻压力。所以苏联选定的代理人，在南方是国民党，在西北则是冯玉祥，没钱也没枪的中共在苏联眼里只不过是一个辅助的角色。
这在经费上也有充分体现，共产国际的援助绝大部分拨给了国民党，而仅把一小部分留给中共作宣传和政治活动之用。比如五卅运动爆发后，共产国际以全俄工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名义，寄给上海用作工运的费用是20万卢布，而同期给广州提供武器的经费就达到了460万卢布。
再比如冯玉祥26年跑到苏联，“大吹自己是工农合种生出来的”，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骗取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信任，一举和苏联签订了1100万的军火贷款。27年蒋介石发动“清党”，中共党员大批死难，抚恤救济，再加上重建党组织，各项工作都急需用钱；另外还要组织南昌暴动，要购买武器，要给部队给养，这些都是烧钱的地方。当年开支远超预算，共产国际前后向中共支付了总计近100万银元。放在以前，100万对中共来说绝对是天文数字，然而截止当年，苏联已经累计向国民党和冯玉祥援助五千万银元了，这些钱最后就被间接用来驱逐和屠杀中共党人。
据中共早期党员陈碧兰回忆，“因共产国际帮助蒋介石、冯玉祥、岳维俊这一类的军人领袖是过分的慷慨，拿大量的金钱和军火给他们，并派大批的俄国顾问帮助他们，对他们抱着极大的幻想，希望他们因此而成为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日常活动费则异常之少。因此，作党内工作的同志每月从党取得的生活费，每月约20元至30元，包括中央委员在内；但那些做国民党工作者比之做党内工作同志的收入多至三四倍，有的甚至十倍以上。”
23年国共合作后，大量中共干部转而为国民党工作，很多就是出于经济原因。周佛海就是典型例子，他给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戴季陶当秘书，每月薪水二百大洋，同时他还兼任广东大学教授，每月还有二百四十元的收入。收入之多，连周佛海本人都感叹“始料不及”。周佛海随后脱党，乃至后来做了汉奸，都跟钱脱不开关系。
但同时也有很多中共党员，虽然在国民党做官，依旧保持克己朴素的生活，比如谭平山、苏兆征和董必武等。而更多的党员则是领着微薄的生活费，奋斗在革命事业的一线。25年时，河南省委机关租在开封的民房里。一间稍大点的客厅，一间小卧室，外加一间厨房，党委书记唐际盛住卧室，团委书记张寄帆和其他两人住客厅，客厅白天用来办公，晚上把桌子一拼就能睡觉。唐际盛不到三十岁，肺病相当严重。但经费有限，机关伙食很差，肺病迟迟不见好。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的，直到反动派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结束了。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一点总结。中共财政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革命不断深化的进程。从一个理想主义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的小组织，逐步囊括进革命的工人阶级，并在失败的气氛中由城市转向农村，中国共产党最终汇入了最广阔的中国的社会现实，从而才响应并代表了旧中国最根本的革命动力。党的经费从艰难自筹，到依靠共产国际输血，再到武装割据实现自我造血，也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这不是一句教科书上的空话，这是由无数的革命实践铺就的。而只有当革命真正实现了自我造血，我们才能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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