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总结法国1848年革命经验和评述 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重要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当时法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状况，评述了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原因、过程和结局，并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生动描述和精辟分析，揭示了历史运动的规律，阐述了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透彻地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思想。他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历次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动摇在专制君主时代形成的军事官僚机器，反而把它当做主要的战利品。“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而无产阶级革命则必须“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摧毁旧的国家机器。
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更明确地重申了这一思想：“如果你查阅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352页。——编者注]马克思还阐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指出：随着农民认识到自身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而无产阶级革命有了农民的支持，“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
这部著作是在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不久就动笔撰写的，马克思把它定名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显然含有讽刺意味。法国大革命后的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第一发动政变，实行军事独裁，改行帝制。1851年12月2日，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步他的后尘，发动政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号称拿破仑第三。在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的第二天，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就称这次政变“演出了雾月十八日的可笑的模仿剧”[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97页。——编者注]。这部著作原来准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迈在美国创办的德文周刊《革命》上连载。最初计划写三篇，但在撰写过程中不断扩充，最后共写了七篇，于1852年3月25日前完稿。《革命》周刊1852年1月只出了两期，因经济困难而停刊。1852年5月，魏德迈以单行本形式将这部著作作为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出版，他在扉页和前言中误将标题写成了《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 》 。
1869年，这部著作由出版商奥·迈斯纳在德国汉堡再版。再版前，马克思重新审定了原文，把书名更正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并写了第二版序言。马克思在序言中批判了维·雨果和皮·约·蒲鲁东在论述路易·波拿巴政变的著作中的唯心史观，强调对这一事件和人物的分析必须联系现代阶级斗争的物质经济条件，指出他的这部著作旨在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马克思逝世后，这部著作于1885年6月在汉堡出版了第三版。恩格斯对第二版作了少量修辞上的改动，并为第三版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指出：“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 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
1891年这部著作被译成法文，同年1月7日-11月12日分32节在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连载。这一年还在法 国里尔出版了单行本。另外，1889年出版了波兰文版，1894年出版了俄文版。
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的中译文是根据1869年版译出的，并收入了恩格斯为1885年版写的序言。马克思对1852年版所做的重要改动，均在脚注中作了说明。
这篇著作1930年由陈仲涛译成中文，上海江南书店出版，书名为《拿破仑第三政变记》；1940年延安解放社又出版了柯柏年翻译、吴黎平校订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
今日分享此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
卡·马克思
1869年第二版序言
我的早逝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约·魏德迈在美国内战时期担任过圣路易斯区的军事指挥官。——编者注]曾打算从1852年1月1日起在纽约出版一个政治周刊。他曾请求我给这个刊物写政变的历史。因此，我直到2月中旬为止每周都在为他撰写题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论文。这时，魏德迈原来的计划遭到了失败。作为变通办法，他在1852年春季开始出版名为《革命》的月刊，月刊第一期的内容就是我的《雾月十八日》。那时这一刊物已有数百份输送到德国，不过没有在真正的书籍市场上出售过。当我向一个行为极端激进的德国书商建议销售这种刊物时，他带着真正的道义上的恐惧拒绝了这种“不合时宜的要求”。
从上述事实中就可以看出，本书是在形势的直接逼迫下写成的，而且其中的历史材料只截止到(1852年)2月。现在把它再版发行，一方面是由于书籍市场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那些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催促。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政变》[即蒲鲁东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编者注]。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主要发动者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一个晴天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某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成巨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角所作的历史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现在如果对本书加以修改，就会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 只限于改正印错的字，并去掉那些现在已经不再能理解的暗示。
我这部著作的结束语：“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 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旺多姆圆柱又称凯旋柱，是为了纪念拿破仑第一的战功，于1806-1810年 在巴黎旺多姆广场修建的。整个圆柱全部用缴获的武器上的青铜制成，顶上铸有一座拿破仑雕像，雕像在复辟时期被拆除，但在1883年又重新复原。1871年根据巴黎公社的决议，旺多姆圆柱作为军国主义的象征被推倒。1875年圆柱又被资产阶级政府修复。——编者注]顶上倒塌下来。”——这句话已经实现了。
沙尔腊斯上校在他论述1815年会战的著作[即让·巴·沙尔腊斯的《1815年滑铁卢会战史》。——编者注]中，开始攻击对拿破仑的崇拜。从那时起，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物借助历史研究、批评、讽刺和诙谐等等武器彻底破除了关于拿破仑的奇谈。在法国境外，这种与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断然决裂，这个非同寻常的精神革命，很少有人注意，更不为人所理解。
最后，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主要的一点，即在古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与贫穷的自由民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说的一句名言：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参看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巴黎版第1卷第35页。——编者注]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存在这样的根本区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间的共同点更多。
卡尔·马克思
1869年6月23日于伦敦
恩格斯写的1885年第三版序言
《雾月十八日》在初版问世33年后还需要印行新版，证明这部著 作就是在今天也还丝毫没有失去自己的价值。
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当时事变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大声诅咒它，有的人把它看做是脱离革命险境的办法和对于革命误入迷途的惩罚，但是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紧接着这一事变之后，马克思立即写出一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1848年12月10日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在法国发动政变，立法议会和国务会议被解散，许多议员被逮捕，全国有32个省宣布处于战时状态，社会党和共和党的领导人被驱逐出法国。1852 年1月14日通过的新宪法规定，一切权力都集中在总统手中，而在1852年12月2日却宜布路易·波拿巴为法国皇帝，帝号拿破仑第三。——编者注]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政变的主角除了给予其应得的蔑视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别的态度。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高明，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样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像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仅特别热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 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各种事变从未使他感到意外。
此外还有另一个情况。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33年，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写于1885年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指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第3部第2篇《从第二次昔尼克战争到皇帝当政时期》中的论述。黑格尔指出：“如果某种国家变革重复发生，人们总会把它当做既成的东西而认可。这样就有了拿破仑的两次被捕，波旁王室的两次被驱逐。由于重复，开初只是偶然和可能的东西便成了现实的和得到确认的东西了。”——编者注]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子代替伯父。在使雾月十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种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是这样写的：“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伟大的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伦敦的特别警察和十来个负债累累的尉官代替小军士及其一桌元帅！白痴的雾月十八日代替天才的雾月十八日！在使雾月十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种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第一次是法国站在破产的边缘，这一次是波拿巴自己站在债务监狱的边缘；当初是大国联盟站在边境，这一次是卢格和达拉什联盟在英国，金克尔和布伦坦诺联盟在美国；当初是爬过一座圣伯纳德山，这一次是派一个中队宪兵越过汝拉山脉；当初是不止获得一个马伦戈，这一次是应当得到圣安德烈大十字勋章和丧失柏林《国民报》 的尊敬。”——编者注]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使徒保罗是圣经中的人物，原名扫罗，是虔诚的犹太教徒。据《新约全书·使徒行传》记载，当他前往大马士革追捕基督教徒时，忽被强光照射，耶稣在光中显现，嘱他停止迫害基督徒。他从此转信耶稣基督，后来成为耶稣直接挑选的使徒，被派往各地传教，改名保罗。《新约全书》中的保罗书信传说为他所写，其主要思想成为基督教教义和神学的重要依据之一。——编者注]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就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新语言翻译成本国语言，能够忘掉本国语言而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之间的显著差别。旧的法国革命时的英雄卡米耶·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前几个人打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割去了长在这个基础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人在法国内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产，利用解除了桎梏的国内的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根据需要清除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们、库辛们、鲁瓦耶一科拉尔们、本杰明·贡斯当们和基佐们当做自己真正的翻译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肥脑的路易十八。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需要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间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理想和艺术形式，找到了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自我欺骗。例如，在100年前，在另一个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哈巴谷是圣经中12个所谓小先知之一。他以其诗一般热情的话语为人们所称道。约·洛克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处事注重实际而缺少诗意，只相信人的理智。在这里马克思把哈巴谷当做洛克的对立面。——编者注]。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
在1848-1851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戴黄手套的共和党人马拉斯特，到用拿破仑的死人铁面 具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路易·波拿巴。——编者注]。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亡的时代；而为了不致对倒退产生错觉，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敕令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旧宪兵复活起来。一个民族的感觉，就好像贝德勒姆[伦敦的疯人院。——编者注]那里的一个癫狂的英国人的感觉一样，他设想自己生活在古代法老的时代，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劳役，因为他要在地下监狱般的埃塞俄比亚矿场挖掘金矿，头顶一盏暗淡的油灯，背后站着手持长鞭的奴隶监工，洞口站着一群乱哄哄的野蛮士兵，他们既不了解矿山苦役犯，相互之间也不了解，因为大家讲着不同的语言。疯癫的英国人叹道：“我这个生来自由的不列颠人被迫忍受这一切，为的是要替古代法老找金子。” 法兰西民族则叹道：“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还债。”这个英国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总不能撇开找金子这种固定观念。而法国人在从事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12月10日的选举[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经大选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编者注]就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他们曾怀念埃及的肉锅[埃及的肉锅”一词源于圣经传说：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离埃及，行至旷野，饥饿难忍，于是开始抱怨摩西，说他不应该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因为他 们在埃及虽然世代为奴，但毕竟可以围着肉锅吃饱肚子(参看《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6章第1-3节)。——编者注]，1851年十二月二日事件便是对于这一点的回答。他们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幅老拿破仑的漫画，他们得到的是漫画化的老拿破仑本身，是在19世纪中叶所应当出现的老拿破仑。
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8章第22节。——编者注]，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二月革命对于旧社会是一个突然袭击，是一个意外事件，而人民则把这个突然的打击宣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纪元。12月2日，二月革命被一个狡猾的赌徒的骗术所葬送，结果，被消灭的不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斗争从君主制度方面夺取来的自由主义的让步。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1851年12月的轻率行为报复了1848年2月的勇敢打击。来得容易去得快。然而这两个事变之间的时间并不是白过了的。在1848-1851年期间，法国社会总算获得了教训和经验，而且是以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获得的。这些教训和经验在正常的即所谓按部就班的发展进程中，本来应该在二月革命以前预先获得，如果这次革命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动荡的话。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退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首先要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唯一能使现代革命成为真正的革命的形势、关系和条件。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长期沉溺于消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局势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句话出自伊索寓言《说大话的人》。一个说大话的人自吹在罗陀斯岛上跳得很远很远。别人就用这句话反驳他。其转义是：这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这里证明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这句话是从上面那句话演变而来的。罗陀斯在希腊语中既是岛名，又有“玫瑰花”的意思。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曾使用这种说法。——编者注]
但是，每个平庸的观察家，即使他没有逐步研究过法国的发展进程，也不免要预感到，这次革命必将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只要听一听民主派先生们当时那种自鸣得意的胜利叫嚣就够了，这些先生们曾以此互相祝贺，以为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按照1848年11月4日宪法规定，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任期为四年，新总统的 选举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即将离任的总统不能参加竞选。1852年 5月的这一天，路易·波拿巴的总统任期届满。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流亡者，希望民主党派在这一天能够上台执政。——编者注]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结果。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他们头脑中成了一种固定观念，成了一个教条，正如在锡利亚信徒脑子里基督再临和千年王国到来的那个日子一样。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驱除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对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结成团伙，来驳倒关于他们显然庸碌无能的意见。他们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预先拿起自己的桂冠，准备把他们的有名无实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的政府人员已由他们毫不挑剔地在暗中确定了)拿到交易所里去贴现。12月2日对他们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人民在意气消沉的时代总是乐意用大喊大叫来抑制内心的不安，这一次他们也许已经确信：鹅的叫声能够拯救卡皮托利诺[皮托利诺是罗马城中一个设有防御工事的小丘，那里建有尤诺纳教堂。据传说，公元前390年高卢人进犯罗马时，尤诺纳教堂里鹅的叫声惊醒了守卫卡皮托利诺的士兵，从而拯救了罗马城。——编者注]的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
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指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编者注]、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蓝色共和党人指资产阶级共和派，因其机关报是《国民报》故又称《国民报》派，亦称三色旗共和派、纯粹的共和派。1848年革命时期，这一派的领导人参加了临时政府，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六月大屠杀。红色共和党人指其他各种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编者注]、非洲的英雄[非洲的英雄指曾经参加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的法国军官，在法国，人们曾把他们称做“非洲人”或“阿尔及利亚人”。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路·欧·卡芬雅克、克·拉莫里谢尔和玛·阿·贝多等将军，他们是国民议会中共和派集团的首领。——编者注]、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而这个人连他的敌人也不认为是一个魔法师。普选权还保持了一刹那，好像仅仅是为了在全世界瞩目下亲笔写下自己的遗嘱，并以人民自己的名义宣布：“一切现存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书斋》。——编者注]
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一个民族和一个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开这个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一个有3600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
现在我们来把法国革命从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所经过的阶段大致总结一下。
总共有以下三个明显的主要时期：二月时期；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28日)；立宪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从1849年5月28日到1851年12月2日) 。
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到5月4日，即从路易-菲力浦被推翻起到制宪议会开幕之日止(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二月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革命的序幕。这个时期的性质，正式表现于这一时期仓促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临时性的。在这个时期所采取、试行和发表的一切，都像政府一样，一概宣布自己只是临时性的。无论什么人和什么机构，都不敢承认自己有权长期存在，有权真正有所作为。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的分子——王朝反对派、共和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小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派工人，都在二月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置。
情况只能是这样。二月事变原先的目标是选举改革，以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贵族独占的统治。但是，当事变已演进到引起实际冲突，当人民已投入街垒战，当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的态度，军队不进行认真抵抗而王室已经逃走的时候，成立共和国似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手持武器夺得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这样就表露出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这个内容和在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在群众已达到的教育水平上用现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经促成二月革命的分子，因获得了政府中的绝大多数位置而心满意足了。正因为如此，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势力同墨守成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和谐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当巴黎无产阶级还陶醉于为它开辟的伟大前景并且认真地埋头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时，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结、联合、醒悟，并获得了国内群众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这个障碍物被推翻后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意外支持。
第二个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底，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创立、奠定的时期。紧跟在二月事变之后，不仅王朝反对派被共和派弄得惊慌失措，共和派被社会主义者弄得惊慌失措，而且全法国都被巴黎弄得惊慌失措了。由国民选出而于1848年5月4日开幕的国民议会，是代表国民的。这个议会是对二月事变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议，并且要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巴黎无产阶级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个国民议会的性质，所以他们在国民议会开幕后不几天，即在5月15日，就企图用强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将国民中起反动作用的思潮所借以威胁他们的这个机体重新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但是这个企图没有成功。大家知道，五月十五日事变的结果，不过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者，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们，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周期中退出社会舞台罢了。
继路易一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之后，只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说，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巴黎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须终止的狂妄空想。对制宪国民议会的这个声明，巴黎无产阶级以六月起义作了回答，这是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大的一次事变。获得胜利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间等级、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胜利以后，起义者被屠杀的有3000多人，未经审判就被放逐的有15000人。无产阶级从这次失败后，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去了。每当运动好像又重新开始时，无产阶级就企图再向前推进，可是劲头越来越弱，成效也越来越小。每当无产阶级上面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时，无产阶级就跟它缔结同盟，从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受到的全部失败。但是，这些相继而来的打击，随着力量分摊到全部社会的整个表面，也越来越弱了。无产阶级在议会和报刊方面的一些比较有影响的领袖，相继被捕判罪，代替他们挂帅的是些愈益模棱两可的人物。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种运动，即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推翻旧世界，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救，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当六月事变中无产阶级与之斗争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在无产阶级身边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伟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但是，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不仅法国，而且整个欧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惊动，而各个上层阶级后来的失败的代价却如此便宜，以致得胜的党派只有公然无耻地加以夸张，才可以把这些失败说成是事变。同时，失败的政党离开无产阶级政党越远，这些失败就越是可耻。
六月起义者的失败，固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欧洲的问题并不是争论“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问题，而是别的问题。它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它表明，在那些阶级构成发达、具备现代生产条件、拥有通过百年来的努力而使一切传统观念都融于其中的精神意识的旧文明国家里，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变革形式，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保守的存在形式，例如，像北美合众国那样，在那里，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固定下来，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变换自己的组成部分，并且彼此互换着自己的组成部分；在那里，现代的生产资料不仅不和停滞的人口过剩现象同时发生，反而弥补了头脑和人手方面的相对缺乏；最后，在那里，应该占有新世界的那种狂热而有活力的物质生产运动，没有给予人们时间或机会来结束旧的幽灵世界。
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它们 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它们选择了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宗教、秩序”作为自己的军队的口令，并用“在此标记下你必胜！”[相传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年征讨马克森提乌斯时，中午时刻看见天上出现一个光芒四射的十字架，旁边有一行字：“在此标记下你必胜!” 有人据此认为君士坦丁大帝从迫害基督教到皈依和保护基督教与这个传说有关。——编者注]这句话激励反革命十字军征讨。从这时起，许多曾经团结在这个旗号下反对过六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守住革命战场，它就要被“财产、家庭、宗教、秩序！”这 一口号所战胜。每当社会的统治者集团范围缩小时，每当比较狭小的利益压倒比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任何最单纯的资产阶级财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浅薄的民主主义的要求，都同时被当做“侵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惩罚，被当做“社会主义”加以指责。最后，连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座椅，半夜里被拖下床，关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他们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折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士兵对那些站在自己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亵渎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败类组成维护秩序的神圣队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暗指路易·波拿巴。——编者注]就以“社会救主”的资格进入了土伊勒里宫[巴黎的一座皇宫。——编者注]。
二
现在让我们再接着谈下去。
六月事变以后的制宪国民议会的历史，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统治和瓦解的历史，这个派别是以三色旗共和党人、纯粹的共和党人、政治的共和党人、形式主义的共和党人等等称呼闻名的。
这个派别在路易一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下是官方的共和主义反对派，因而是当时政界中一个公认的构成部分。议院中有它的代表，在报界它也有相当大的势力。它在巴黎的机关报《国民报》，和《辩论日报》一样，算是受人尊敬的。它的性质和它在立宪君主制度下的这个地位也是相称的。它并不是一个因有某些重大的共同利益而紧密团结、因有特殊生产条件而独树一帜的资产阶级集团。它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作家、律师、军官和官吏组成的一个派系，这个派系之所以有影响，是由于全国对路易-菲力浦个人的反感，由于对旧的共和国的怀念，由于一群幻想家的共和主义信仰，而主要是由于法国人的民族主义。这个派别对于维也纳条约和同英国联盟，始终怀有这种民族主义的仇恨。在路易-菲力浦的统治下，《国民报》的很大一部分拥护者都是因为它鼓吹这种隐蔽的帝制思想而获得的，也正因为如此，后来在共和国时期，这种帝制思想就能以路易·波拿巴为代表，作为一个置人于死地的竞争者来同《国民报》本身对立。《国民报》也和其余一切资产阶级反对派一样，曾经对金融贵族作过斗争。反对预算案的论争在当时的法国是同反对金融贵族的斗争完全相吻合的，这个论争既然能博得非常便宜的声望，并吸取非常丰富的材料来写清教徒式的社论，因而是不能不大受利用的。工业资产阶级感激《国民报》，是因为它奴颜婢膝地拥护法国的保护关税制度，而它维护这个制度又多半是出于民族的动机，而不是出于国民经济学的动机。整个资产阶级感激它，则是因为它恶毒地诽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此外，《国民报》派是纯粹的共和派，就是说，它要求把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由君主国改为共和国，首先是要求保证自己能在这个统治中占优势。对于这一变革的条件，它的认识极其模糊。但有一点它看得十分清楚，而且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期的改革运动的宴会上，这一点已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了，这就是它在民主派小资产者中间，特别是在革命无产阶级中间是不受欢迎的。这些纯粹的共和党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纯粹的共和党人，本来已经准备好在开始时满足于奥尔良公爵夫人摄政[848年2月24日，路易-菲力浦让位给他的年幼的孙子巴黎伯爵。奥尔良公爵夫人打算让法国众议院拥戴她来摄政，立其年幼的儿子为国王。但是，在起义人民的压力下，法国后来成立了临时政府并宣布成立共和国。——编者注]，恰好这时爆发了二月革命，因而他们那些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都在临时政府里获得了位置。他们当然是一开始就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并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了多数。临时政府中的社会主义分子马上被排挤出国民议会开幕后成立的执行委员会;《国民报》派利用六月起义的爆发解散了执行委员会，从而清除了它的最切近的对手，即小资产阶级的或民主主义的共和党人(赖德律-洛兰等人)。卡芬雅克，这个指挥了六月战斗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将军，获得了一种独裁的权力，代替了执行委员会。《国民报》的前任总编辑马拉斯特，成了制宪国民议会的常任议长；政府各部部长以及其他一切重要职位，都由纯粹的共和党人占据了。
这样，实际情况超过了早就自命为七月王朝的合法继承人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理想。但是，这个派别取得统治权并不像它在路易一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是通过资产阶级举行反对国王的自由主义叛乱，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举行了被霰弹镇压下去的起义。资产阶级共和派认为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怀里，但它不是从生命树上落下来的，而是从知善恶树上落下来的。
资产阶级共和派独占的统治，只是从1848年6月24日起存在到12月10日止。这种统治的结果就是拟定共和主义宪法和宣布巴黎戒严。
新的宪法实质上不过是1830年宪章[法国1830年宪章是七月王朝的根本法。宪章表面上宣布国民拥有自主权并对国王的权力作了某些限制，但是那些反对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官僚警察机构以及苛刻的法律仍然原封未动。关于“新的宪法”，马克思在《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一文中作了专门评述。——编者注]的共和主义化的版本。七月王朝的过高的选举资格限制，甚至把资产阶级的一大部分人也排挤在政治统治之外，这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存在不相容的。二月革命立刻取消了这种选举资格限制而宣布了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资产阶级共和派无法挽回这一事件。他们只得补充了一个限制条款，规定选民必须是在选区居住满六个月的。旧有的行政、市政、司法和军队等等组织，仍然原封不动，宪法对其所作的变更，只涉及目录而没有涉及内容，只涉及名称而没有涉及事物。
1848年各种自由的必然总汇，人身、新闻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宗教等自由，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例如：“公民有权成立团体，有权和平地、非武装地集会，有权进行请愿并且通过报刊或用其他任何方法发表意见。对于这些权利的享受，除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法国宪法第2章第8条)“教育是自由的。教育的自由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在国家的最高监督下享用之。”(同上，第9条)“每一公民的住所是不可侵犯的，除非按照法定手续办事。”(第1章第3条)如此等等。所以，宪法经常提到未来的基本法律；这些基本法律应当详细地解释这些附带条件并且调整这些无限制的自由权利的享用，使它们既不致互相抵触，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触。后来，这些基本法律由秩序之友制定出来了，所有这些自由都得到调整，结果，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许“他人”在某些条件(这些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下享受这些自由，那么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后来两方面都有充分权利援引宪法：一方面是废除了所有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复所有这些自由的民主党人。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 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当然是通过合法途径——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
然而，用这么巧妙的方法使之不可侵犯的这个宪法，如同阿基里斯一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只是这个弱点不是在脚踵上，而是在头脑上，或者不如说，是在两个头脑(在这里宪法误入了迷途)上：一个是立法议会，另一个是总统。只要把宪法浏览一遍，就可以看出：只有那些确定总统对立法议会的关系的条文，才是绝对的、肯定的、没有矛盾的、不容丝毫曲解的。要知道，这里所谈的问题，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可靠地位。宪法第45-70条规定，国民议会可以用合乎宪法的办法排除总统，而总统要排除国民议会却只能用违背宪法的办法，即只有取消宪法本身。可见，这里宪法本身是在号召以暴力来消灭自己。宪法不仅像1830年的宪章那样尊崇分权制，而且把这种分权制扩大到矛盾重重的地步。基佐曾经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在议会内的争吵称为宪法的权力的赌博，在1848年的宪法中，这种赌博一直是孤注一掷的。一方面是由普选产生并享有连选连任权的750名人民代表构成一个不受监督、不可解散、不可分割的国民议会，它拥有无限的立法权力，最终决定宣战、媾和及商约等问题，独揽大赦权，因自己不间断地召集会议而经常站在政治舞台最前面。另一方面是具有王权的一切特性的总统，他有权不经国民议会而任免自己的内阁阁员，他掌握行政权的一切手段，可以分封一切官职，从而在法国操纵着至少150万人的命运，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在物质生活上依靠于50万各级官吏和各级军官。他统率一切武装力量。他享有赦免个别罪犯、解散国民自卫军以及——经国务会议同意——罢免由公民自己选出的省委员会、县委员会、市镇委员会的特权。同外国缔结条约时，他具有倡议和领导的作用。国民议会永远留在舞台上，是公众日常批评的对象，而总统却在极乐世界[指路易·波拿巴的总统府邸。“极乐世界”的德文是“elysaische Gefilde”, 与波拿巴的总统府邸巴黎的爱丽舍宫“Palais de e'Elysees”谐音。——编者注]过着隐居的生活，不过他眼前和心里老是有宪法第45条在提醒他：“兄弟，要准备牺牲！”[兄弟，要准备牺牲！”是特拉伯天主教修道会修士见面时的问候语。特拉伯修道会成立于1664年，以严格的规章及其成员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而闻名。——编者注]你的权力在你当选的第四年，在美丽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要完结了！那时你的荣华就要完蛋了，这出戏是不会再演的，如果你负有债务，你就及时用宪法规定给你的60万法郎的薪俸一律偿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丽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进入克利希！[1826-1867年巴黎的债务监狱。——编者注]这样，宪法就把实际权力授给了总统，而力求为国民议会保证道义上的权力。可是，不用说，法律条文不可能创造道义上的权力，宪法在这方面也是自己否定自己，因为它规定总统由所有的法国人直接投票选举。全法国的选票是分散在750个国民议会议员之间，可是在这里选票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每一单个人民代表不过是某个政党、某个城市、某个桥头堡的代表，甚至只是表示必须选出一个人来凑足750个人民代表，人们并不去特别注意事情本身和被选举者本人，可是总统是由全国人民选出的，选举总统是行使主权的人民每四年运用一次的王牌。民选的国民议会和国民只有形而上学的联系，而民选的总统却和国民发生个人联系。国民议会的确通过它的各个代表反映着国民精神的多种多样的方面，而总统却是国民精神的化身。和国民议会不同，总统是一种神权的体现者，他是人民恩赐的统治者。
海洋女神西蒂斯曾经预言阿基里斯要在盛年夭折。像阿基里斯一样有个致命弱点的宪法，也像阿基里斯一样预感到它命该早死。根本用不着西蒂斯离开海洋向制宪的纯粹的共和派泄露这个秘密，这些共和派只要从自己的理想共和国的高空云层间俯瞰一下罪孽的尘世，就可以看到，他们越是接近于完成他们那个伟大的立法艺术创作，保皇派、波拿巴派、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的傲慢自负以及他们自己的不孚众望，也就与日俱增。他们力图用立宪的狡猾手腕，用宪法第111条来躲过厄运，根据这条规定，任何修改宪法的提案都必须经过每次相距一个月的三次讨论，至少必须由四分之三的票数通过，而且参加表决的至少必须有500个国民议会议员。可是这只是为了在他们将来成为议会少数派时(他们现在已经预感到这一点)继续行使权力的一种无力的尝试，现在当他们还在议会中占多数并且握有一切政府权力手段时，这种权力就已经一天天地从他们的软弱的手中滑出去了。
最后，在一个特别滑稽的条文中，宪法把自己托付给“全体法国人民和每一个法国人的警惕性和爱国心”,而在前面的另一条文中，它已经把有“警惕性”和“爱国心”的法国人托付给它专门发明出来的特别最高法庭(“haute cour”)所实行的温柔的刑事监护了。
1848年的宪法就是这样。它在1851年12月2日不是被人头撞倒，而只是被一顶帽子碰倒了，诚然，这顶帽子是三角拿破仑帽。
当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国民议会内忙于构思、讨论和表决这个宪法时，卡芬雅克却在国民议会外把巴黎控制在戒严状态中。巴黎戒严是处于分娩共和国的产前阵痛中的制宪议会的助产婆。如果说后来宪法被刺刀葬送了，那么不要忘记，当它还在母胎中时，刺刀，而且是对准人民的刺刀就保护过它，而且它是在刺刀帮助下出世的。“正直的共和派”的先辈们曾经拿着他们的象征即三色旗走遍了全欧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作出了一项发明，这项发明自己给自己开拓了通向整个大陆的道路，但是它又怀着永不熄灭的爱回到法国，直到它终于在法国的半数的省里取得公民权为止。这项发明就是戒严。这是一项卓越的发明，每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急关头，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运用。但是，既然兵营和露营这样周期地重重压在法国社会头上，要压制这个社会的意识并制服这个社会；既然马刀和毛瑟枪周期地受命进行审判和管理，进行监护和检查，执行警察和更夫职务；既然胡子和军服周期地被宣布为社会的最高智慧和指导者，那么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又怎么能不终于得出一个结论：最好是宣布自己的统治是最高的统治，并使资产阶级社会根本不必关心自治问题，从而一劳永逸地拯救社会!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必然要产生这种想法，尤其是因为它们在这种场合下可以希望自己所建树的更高的功劳得到更多的现金报酬，而当它们按某一派资产阶级的命令实行周期戒严和暂时拯救社会的时候，它们除了几个人的死伤和资产者的一些假笑之外，是很少获得实际利益的。为什么军方不可以最终为自己的利益搞一次对自己有好处的戒严，同时把资产者的交易所也围攻一下呢？而且还不应忘记(我们顺便提一提),贝尔纳上校，即在卡芬雅克时期未经审判就把15000名起义者放逐的那位军事委员会主席，现在又是巴黎各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了。
如果说正直的、纯粹的共和派宜布巴黎戒严，从而创设了后来1851年12月2日的近卫军[近卫军是古罗马帝王或将相拥有的享有特权的武装力量，经常参与内讧，扶助主子登上王位。马克思在这里是指支持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法国部队和军官。——编者注]所赖以成长的苗床，那么同时属于他们的还有另一种功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他们还点燃民族情感，而现在，当他们掌握了全国的力量的时候，他们却向国外列强跪拜，不去解放意大利，反而让奥地利人和那不勒斯人再一次来奴役意大利。路易·波拿巴在1848年12月10日当选为总统，结束了卡芬雅克的独裁和制宪议会。
宪法第44条说：“曾经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的人不能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路易一拿破仑·波拿巴不 只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不只当过英国特别警察，而且是一个已 经归化了的瑞士人[1832年路易·波拿巴在图尔高州加入瑞士国籍。——编者注]。
关于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我在另一个地方已经详细谈过[见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2章《1849年6月13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斗争-Ⅱ | 精选好文）。——编者注]，这里就不再谈了。这里只须指出，12月10日的选举是曾经不得不支付二月革命的费用的农民反对国内其他各个阶级的表现，是农村反对城市的表现。这次选举得到军队方面的巨大同情，因为军队从《国民报》派共和党人那里既没有取得荣誉，也没有领到附加军饷；这次选举还受到大资产阶级方面的巨大同情，大资产阶级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恢复君主制度的一个跳板；选举也受到无产者和小资产者的巨大同情，他们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对卡芬雅克的一种惩罚。下边我还要更详细地谈谈农民对法国革命的态度。
从1848年12月20日到1849年5月制宪议会解散这个时期，包括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灭亡的历史。资产阶级共和派为资产阶级建立了共和国，把革命无产阶级赶下台，一时堵住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嘴，此后自己也就被资产阶级群众所排斥，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有权利把共和国据为自己的财产。可是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是保皇派，其中一部分，即大土地所有者，曾经在复辟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正统派；另一部分，即金融贵族和大工业家，曾经在七月王朝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奥尔良派。军队、大学、教会、律师界、学院和报界的显要人物，都分属于上述两派，虽然所占比例各不相同。这两部分资产阶级都把这个既不叫做波旁，也不叫做奥尔良，而是叫做资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做它们能够共同进行统治的国家形式。六月起义已经把他们联合成“秩序党”，现在首先应该把还在国民议会中占有席位的一帮资产阶级共和派排斥出去。这些纯粹的共和派曾经极其残暴地滥用武力对付人民，而现在，当需要捍卫他们自己的共和主义和自己的立法权以对抗行政权和保皇党人时，他们却极其怯懦地、畏缩地、沮丧地、软弱无力地放弃了斗争。我用不着在这里叙述他们解体的可耻历史。他们不是灭亡了，而是消亡了。他们已经最终演完了自己的角色。在往后的时期中，不论在议会内或议会外，他们都仅仅表现为对过去的回忆，只要涉及到共和国的名称，只要革命冲突有下降到最低水平的危险，这些回忆便又复活起来。顺便指出，把自己的名称交给这个派别的《国民报》，在后来一个时期就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去了。[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之后还有如下一段话：“这样，法兰西共和国创立 或奠定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1848年5月4日-6月24日，在二月事变中联合起来的所有阶级和附属阶级在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领导下反对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一败涂地；1848年6月25日-1848年12月10日，资产阶级共和派当政，制定宪法，巴黎戒严，卡芬雅克专政；1848年12月20日-1849年5月底，波拿巴和秩序党反对共和派制宪议会，共和派制宪议会失败，资产阶级共和派覆灭。”——编者注]
在结束这一时期之前，我们还应该回顾一下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从1848年12月20日起到制宪议会结束时止是结为连理的，而在1851年12月2日那天，其中的一种力量消灭了另一种力量。我们所指的一方是路易·波拿巴，另一方是联合的保皇党，即秩序党，大资产阶级的党。波拿巴就任总统后立即组织了以奥迪隆·巴罗为首(请注意，是以议会资产阶级的最自由主义的一派的老领袖为首)的秩序党内阁。巴罗先生终于获得了他1830年以来朝思暮想的内阁职位，并且是内阁总理的职位。然而这个位置并非像他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是以议会反对派的最先进领袖的身份得到的，而是以他的一切死敌即耶稣会和正统派的同盟者的身份得到的，而且他的任务就是把议会送进坟墓。他终于迎娶了新娘，然而只是在新娘失身以后才娶回家的。波拿巴本人好像完全退隐了，代他行动的是秩序党。
在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派远征军去罗马，并且商定要瞒着国民议会来安排这件事，而经费却要假造口实向国民议会索取。这样，内阁就开始以欺骗国民议会和暗中勾结外国专制势力的办法来对付革命的罗马共和国了。波拿巴也用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手段准备了反对保皇党立法议会及其立宪共和国的十二月二日政变。不要忘记，在1848年12月20日组成波拿巴内阁的那个政党，又是1851年12月2日的立法国民议会中的多数。
8月间制宪议会曾经决定，在制定并公布一套补充宪法的基本法律以前，它不解散。1849年1月6日，秩序党通过议员拉托建议议会不要去搞什么基本法律，最好是通过一项关于议会自行解散的决议。这时，不仅以奥迪隆 · 巴罗先生为首的内阁，而且国民议会中的全体保皇党议员，都以命令口吻对国民议会说：为了恢复信用，为了巩固秩序，为了终止不确定的暂时状态而建立完全确定的状态，必须解散国民议会；议会妨碍新政府进行有效的工作，它只是由于执迷不悟才企图延长自己的生命；它已经使全国感到厌恶了。波拿巴把这一切攻击立法权的说法都记在心里，背得烂熟，并在1851年12月2日向议会保皇派证明，他确实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他把他们自己的口号拿来反对他们。
巴罗内阁和秩序党往前更进了一步。他们在全法国掀起了向国民议会请愿的运动，客客气气地请求国民议会隐退。这样，他们就把无组织的人民群众引入反对国民议会、反对依照宪法组织起来的民意表现的斗争。他们教会波拿巴从诉诸议会转而诉诸人民。1849年1月29日那天，制宪议会终于不得不解决关于自行解散的问题了。这一天，军队占据了国民议会举行会议的场所；总揽国民自卫军和正规军指挥大权的秩序党将军尚加尔涅，就像是处于临战状态那样在巴黎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而联合起来的保皇党人威胁制宪议会说，如果它不表示顺从，就将使用暴力。国民议会果然表示愿意顺从，但商定再苟延一个短短的时期。1月29日不就是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吗？不过这次是由保皇党人协同波拿巴反对共和派国民议会罢了。保皇党老爷们没有看到或是不愿意看到，波拿巴利用1849年1月29日事变，为的是让一部分军队在土伊勒里宫前受他检阅；他贪婪地抓住这个公然诉诸武力来反对议会权力的初次尝试，为的是提醒大家想起卡利古拉[卡利古拉是罗马皇帝(37-41年),他执政后立即同元老院一起参加近卫军的阅兵式并发表演讲。——编者注]。他们当然只看见了他们的尚加尔涅。
特别推动秩序党使用暴力去缩短制宪议会生命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补充宪法的基本法律——教育法、宗教法等等。联合的保皇党人认为极其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制定这些法律，而不是让那些疑虑重重的共和党人去制定。可是，在这些基本法律中，还有一个关于共和国总统的责任的法律。1851年立法议会正从事于制定这个法律，波拿巴就以12月2日的政变防止了这一政变。联合的保皇党人在1851年冬季议会行动时期，是多么希望有一个现成的总统责任法，并且是由疑虑重重的、敌对的共和派议会制成的总统责任法啊!
在制宪议会于1849年1月29日自己毁坏了自己最后的武器以后，巴罗内阁和秩序之友便将它置于死地。他们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贬低它，强迫这个软弱无力的和对自己绝望的议会通过一些使它失去最后一点社会尊敬的法律。波拿巴沉溺于自己的固定的拿破仑观念[暗指路易·波拿巴在英国写的《拿破仑观念》一书。——编者注]，竟然肆无忌惮地公开利用对议会势力的这种贬低。例如，当国民议会1849年5月8日因乌迪诺将军占领奇维塔韦基亚而通过谴责内阁议案，并命令罗马远征军回到它所谓的目标时，当天晚上波拿巴就在《通报》上发表了致乌迪诺的一封信，祝贺这位将军建树了英雄的功绩，并且和那些卖弄笔墨的议员相反，假装成军队的宽大为怀的庇护者。保皇党人对此加以讥笑。他们认为他不过是个笨蛋。最后，当制宪议会议长马拉斯特偶尔担忧国民议会的安全，根据宪法责令一个上校率领所部开来保护国民议会时，那个上校却以军纪为借口拒绝调动，并建议马拉斯特去跟尚加尔涅交涉，而尚加尔涅也拒绝了马拉斯特的要求，并且刻毒地说，他不喜欢能思想的刺刀。1851年11月，联合的保皇党人在准备开始同波拿巴作决定性的斗争时，曾经企图在他们的声名狼藉的议会总务官法案[议会总务官原是古罗马元老院中的下级官员——财务官和档案官。这里是指在法国国民议会中负责经济、财务和安全保卫事务的委员会。1851年11月6日，保皇党人议会总务官勒夫洛、巴兹和帕纳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把调动军队的权力授予议会。阿·梯也尔支持这项议案，波拿巴分子圣阿尔诺表示反对，经过激烈的辩论，这项议案于11月17日被否决。在表决中山岳党支持波拿巴派，因为他们认为保皇党人是主要危险。——编者注]中规定国民议会议长能直接调动军队的原则。他们的一位将军勒夫洛签署了这个法案。但是，尚加尔涅白白地投票赞成了这一法案，梯也尔也白白地赞扬了已故制宪议会的有远见的智慧。陆军部长圣阿尔诺像尚加尔涅回答马拉斯特一样回答了他，而且博得了山岳党的鼓掌!
当秩序党还只是内阁而不是国民议会的时候，它就这样玷污了议会制度 。而当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把议会制度逐出法国的时候，它就叫喊起来了!
我们祝议会制度一路平安!
三
立法国民议会于1849年5月28日开会，到1851年12月2日被解 散。这一时期是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是这样写的：“立法国民议会于1849年5月28日开会，到1851年12月2日被解散。这一时期是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这一时期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849年5月28日-1849年6月13日，民主派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或民主主义政党的失败；1849年6月13日-1850年5月31日，资产阶级，即联合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或秩序党的议会专政，这个专政是在废除普选权之后实行的；1850年5月31日-1851年12月2日，资产阶级和波拿巴的斗争，推翻资产者的统治，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覆灭。”——编者注]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集团，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该派的许多领导人在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代表吉伦特省，因此而得名。吉伦特派借口保卫各省实行自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以及拥护政府的革命群众。——编者注]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雅各宾派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下层资产阶级的利益，1793-1794年实行了雅各宾专政，颁布了一系列废除封建所有制，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击退外国武装干涉的法令。——编者注]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
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4月16日、5月15日和6月的日子里遭受了失败。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刚刚感到自己站稳脚跟，就把这个麻烦的伙伴抛弃，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支持。但秩序党耸了耸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它还一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并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
我们所谈的这个时期，各种尖锐的矛盾极其错综复杂：立宪派公然图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国民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山岳党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保皇派扮演着共和国的元老院议员的角色，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在国外支持他们所依附的互相敌对的王室，而在法国内部却支持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行政权把自己的软弱当做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来的轻蔑看做自己的威信；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卑鄙方面在帝国的招牌下的结合；联盟的首要条件是分离；斗争的首要准则是不分胜负；放肆地无谓地煽动，是为了安宁；最隆重地宣扬安宁，是为了革命；有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有英雄而无功绩；有历史而无事变；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它由于相同的紧张和松弛状态的不断反复而使人倦怠；对立形势周期地达到高度尖锐化，好像只是为了钝化和缓和，但始终不能得到解决；一方面是装腔作势的努力和害怕世界灭亡的市侩恐怖心理，另一方面却是救世主们玩弄极其卑微的倾轧手段和演出宫廷闹剧，他们这种漫不经心的做法使人想起的不是末日的审判，而是弗伦特运动[弗伦特运动又译投石党运动，是1648-1653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运动。弗伦特(Fronde) 原意是一种投石器，曾为当局所禁，违令者应受惩罚；这个词的转义为破坏秩序，反对当局。弗伦特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为“高等法院弗伦特”(1648-1649年)。路易十四未成年期间，摄政太后安娜(1643-1653年)及首相马扎里尼的专横引起国内广大阶层的不满。1648年5月，巴黎高等法院要求监督政府财政，取消各省巡按使，但遭到拒绝。8月，巴黎市民起义，支持高等法院，迫使王室逃出首都。1649年3月，起义被政府军镇压，高等法院被 迫与王室妥协。第二阶段称为“亲王弗伦特”(1650-1653年)。1650年1月 起，以孔代亲王为首的贵族资产阶级在外国军队支持下，利用城乡人民运动，与专制政府抗衡，1653年被政府军击败。弗伦特运动的失败为路易十四当政后的专制独裁铺平了道路。——编者注]时期的情景；法国的全部官方天才，由于一个人的狡猾的愚钝而破灭；国民的共同意志每次通过普选权来表现时，都试图在群众利益的昔日的敌人身上得到适当的体现，直到最后它在一个海盗的固执的意志上得到了体现。如果历史上曾经有一页是被涂抹得一片灰暗的话，那就正是这一页。人物和事变仿佛是一些颠倒的施莱米尔——没有肉体的影子。革命自己麻痹自己的体现者，而把热情的强力完全赋予自己的敌人。如果说，反革命派不停地召唤来的“赤色幽灵”[策划1851年12月2日政变的波拿巴统治集团和反革命报刊在1852年5月总统选举之前用无政府状态、革命阴谋、新的农民起义和侵犯私有财产等罪名来恐吓善良的遵纪守法的法国公众。前警察局长罗米厄所写的小册子 《1852年的赤色幽灵》在这一宣传运动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编者注]终于出现，那么它出现时就不是戴着无政府主义的弗利基亚帽[弗利基亚帽，或红色尖顶帽，是古代弗利基亚(小亚细亚)人的头饰，后来 在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成为雅各宾党人的帽子样式。此后，这种帽子便成了自由的象征。——编者注]，而是穿着秩序的制服、红色的军裤。
我们已经看到，波拿巴在1848年12月20日他自己的升天节这一天所组成的内阁，是秩序党的内阁，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联合内阁。这个或多或少用强力缩短了共和派制宪议会寿命的巴罗—法卢内阁，直到制宪议会死后还在执掌政权。联合保皇党人的将军尚加尔涅继续执掌着正规军第一师和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最高统帅权。最后，普选保证秩序党在国民议会中取得大多数的席位。在国民议会中，路易-菲力浦的众议院议员和贵族院议员，已同一群神圣的正统主义者汇合起来了，对于这些正统主义者来说，国民的大量的选票变成了政治舞台的入场券。波拿巴派的议员人数太少，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议会党。他们只不过是秩序党的一个可怜的附属物。这样，秩序党就掌握了政府权力、军队和立法机关，一句话，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而且这个党在精神上是靠着把它的统治炫示为民意表现的普选、靠着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同时获得胜利而加强起来的。
从来还没有一个党派拥有这样强有力的手段和在这样良好的征兆下开始斗争。
罹难的纯粹的共和派在立法国民议会中只剩下一个以非洲的将军卡芬雅克、拉莫里谢尔和贝多为首的、大约50人组成的集团。大 的反对党是山岳党—— 这是社会民主派给自己取的议会名称。在国民议会750个席位中，它占有200多个，所以它至少是和秩序党三个派别中的任何一个派别同等强大。它和整个保皇派联盟相比之下所占的相对少数地位，好像是由于特殊情况而趋于平衡了。不仅各省的选举表明山岳党在农村居民中获得很多拥护者，而且差不多全体巴黎议员都是属于山岳党的；军队以选出三个下级军官来表明它的民主主义信念，而山岳党的首领赖德律-洛兰与秩序党的一切代表不同，是由于五个省的选票集中到他身上而被抬上议员宝座的。这样，在1849年5月28日，山岳党在保皇党内部以及在整个秩序党和波拿巴之间必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看来有获胜的一切条件。可是，两星期以后，它竟失掉了一切，包括声誉在内。
在我们继续叙述议会的历史以前，为了避免在估计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代的总的性质时通常易犯的错误，需要作几点说明。在民主派看来，无论在制宪国民议会时期或在立法国民议会时期，问题都不过是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他们把运动本身概括为一个词：“反动”——黑夜，这时所有的猫都是灰的，而他们也可以滔滔不绝地倾泻出他们的更夫的老生常谈。当然，初看起来，秩序党好像是各种保皇派集团的结合体，这些集团不仅互相倾轧，以便把自己的王位追求者捧上王位，把对方的王位追求者排挤掉，而且它们一致对“共和国”表示仇恨，一致对“共和国”进行斗争。和这些保皇派的阴谋家相反，山岳党好像是“共和国”的代表。秩序党似乎是永远忙于“反动”，而这种“反动”完全像在普鲁士一样，是针对新闻出版、结社等等的，并且还像在普鲁士一样，是以官僚、宪兵和法庭进行粗暴的警察干涉的方式实现的。“山岳党”同样毫不停息地忙于抵抗这种攻击，以此来保护“永恒的人权”,就像近150年以来每个所谓的人民党派所多多少少做过的那样。可是，只要更仔细地分析一下情况和各个党派，这种遮蔽着阶级斗争和这个时期特有面貌的假象就消失了。
我们已经说过，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是秩序党中的两个大集团。什么东西使这两个集团依附于它们的王位追求者并使它们互相分离呢？难道只是百合花和三色旗，波旁王室和奥尔良王室，各种色彩的保皇主义？难道真是它们的保皇主义信仰？在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产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在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资本和它的随从——律师、教授和阿谀者。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财产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的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忠诚，那么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恰恰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不能合二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斗争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同处于共和国中并提出同样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复辟它自家的王朝，那么这只是表明，资产阶级分裂成的两大集团(地产和资本)，都力图恢复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使对方处于从属地位。我们谈论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是因为大地产虽然还摆着封建主义的姿态，抱着高贵门第的高傲态度，但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例如，英国的托利党人曾长期认为，他们是热衷于王权、教会和旧日英国制度的美好之处，直到危急关头才被迫承认，他们仅仅是热衷于地租。
联合的保皇党人在报刊上，在埃姆斯，在克莱尔蒙特，在议会之外，总是互相倾轧。在幕后，他们又穿起他们旧时的奥尔良派的 和正统派的制服，进行他们的旧时的比武。但是在公开的舞台上，在大型政治历史剧演出时，在扮演一个议会大党的角色时，他们对自己的可敬的王朝只是敬而远之，无止境地推迟君主制的复辟。他们在从事自己的真正事业时是以秩序党的姿态出现，即凭着社会的资格，而不是凭着政治的资格；是作为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代表者，而不是作为出游公主的护卫骑士；是作为和其他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作为和共和党人对立的保皇党人。作为秩序党，他们也比先前任何时候，比复辟时期或七月王朝时期，享有更加无限和更加稳固地统治其他社会阶级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只有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下，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才能联合起来，从而把本阶级的统治提到日程上来，以代替本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集团的统治。如果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以秩序党的身份痛骂共和制，发泄他们对共和制的憎恶，那么这就不仅是出于保皇主义的回忆了。本能告诉他们，共和制虽然完成了他们的政治统治，同时却破坏着这一统治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现在必须面对各个被奴役的阶级并且直接和它们斗争，没有人调解，没有王冠作掩护，也不能用相互之间以及和王权之间的次要斗争来转移全国的视线。由于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才不得不在他们阶级统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缩下来，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相反地，每当联合的保皇党人和敌视他们的王位追求者即波拿巴发生冲突时，每当他们担心行政权危害他们的议会的万能权力时，每当他们因此必须亮出自己统治的政治资格时，他们就不是以保皇党人的身份出现，而是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出现，从奥尔良派的梯也尔到正统派的贝里耶都是如此：前者曾向国民议会担保说，关于共和国的问题，他们的意见分歧最少；后者曾缠着三色绶带，以护民官的姿态，在1851年12月2日代表共和国向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前面的人民群众发表演说。的确，有一阵讥笑的回声响应着他：亨利五世！亨利五世！
与联合的资产阶级相对抗的，是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即所谓的社会民主派。1848年六月事变以后，小资产者发觉自己受到了亏待，自己的物质利益受到威胁，而那些应当保证它有可能捍卫这种利益的民主保障，也受到了反革命的危害。因此，它就和工人接近起来。另一方面，它在议会中的代表，即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时期被排挤到后台去的山岳党，在制宪议会存在的后半期，因为同波拿巴及保皇派阁员们进行了斗争，又重新获得了已失去的声望。山岳党和社会主义的领袖们结成了同盟。1849年2月举行了和解宴会，制定了共同纲领，设立了共同的选举委员会，提出了共同的候选人。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被磨掉革命的锋芒，发生了民主主义的转折，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则丢掉了纯政治的形式而显露出社会主义的锋芒。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由这种联合产生出来的新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除了几个工人阶级出身的配角和几个社会主义的宗派分子，还是和旧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一样，不过是人数多点罢了。但是，逐渐地它就随着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一同变化了。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 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它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拯救现代社会并避免阶级斗争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界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当山岳党为了共和国和所谓的人权不断同秩序党作斗争时，共和国或人权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正像一支将被缴械的军队进行反抗和投入战斗并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武器一样。
国民议会刚一开幕，秩序党就向山岳党挑战。资产阶级这时已感到必须制服民主派小资产者，正如他们在一年以前感到必须整垮革命无产阶级一样。不过这次对手的情况已是另一个样子了。无产阶级党的力量是在街上，小资产者的力量却在国民议会中。因此必须趁时间和形势还没有把这种力量巩固起来的时候，就把它从国民议会引诱到街上，使它自己摧毁它在议会中的力量。山岳党便纵马飞奔到陷阱中去了。
把山岳党引入陷阱的诱饵是法军炮轰罗马。这次炮轰违反了宪法第5条，因为该条禁止法兰西共和国使用自己的兵力侵犯他国人民的自由。此外，宪法第54条还禁止行政权不经国民议会同意宣布战争，而制宪议会在5月8日的决议中曾指责远征罗马的举动。赖德律-洛兰以此为根据在1849年6月11日对波拿巴和他的部长们提出弹劾案。赖德律-洛兰被梯也尔的刻毒的讥刺激怒，威胁说将用一切手段，甚至将使用武力来保卫宪法。山岳党全体一致起立，重申这个使用武力的号召。6月12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弹劾案，于是山岳党就退出了议会。六月十三日事变[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法国派兵镇压意大利革命，因为共和国宪法规定，禁止动用军队干涉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宜告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同时许多社会主义报刊遭到查封。1849年8月10日，国民议会通过一项法令，将“6月13日暴乱的主谋和从犯”送交“布尔日特别最高法庭”审讯。34名山岳党议员(其中包括赖德律-洛兰、费·皮阿和维·孔西得朗)被提交法庭审判。——编者注]大家都知道：一部分山岳党人发表宣言，宣布波拿巴和他的部长们“不受宪法保护”;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徒手举行示威游行，遇到尚加尔涅的军队就逃散了，如此等等。一部分山岳党人逃到国外，另一部分被交付布尔日特别最高法庭审讯，余下的山岳党人按照议会规则[议会规则是由国民议会多数派制定的，这项规则限制议员发言自由并赋予议长开除议员和扣发议员津贴的权利。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变后的第十天，议会拟订了这项规则的草案(见1849年6月25日巴黎《总汇通报》第176号)，经过多日讨论，于1849年7月6日通过。当时国民议会议长是安·杜班。——编者注]受到国民议会议长吹毛求疵的监管。巴黎重又宣布戒严，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民主派部分被解散了。山岳党在议会中的影响和小资产者在巴黎的力量就这样被消灭了。
里昂——在那里六月十三日事变成了工人流血起义的信号[在巴黎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变的影响下，里昂工人于6月15日举行了武装 起义。这次起义经过八小时的战斗，最终被贝·马尼昂将军指挥的军队所镇压。——编者注]——也和邻近的五个省同时宣布了戒严。戒严状态一直继续到现在。
山岳党大多数背弃了自己的先锋队，拒绝在它的宣言上签名。
报刊也临阵脱逃了，只有两家报纸[《改革报》和《和平民主日报》。——编者注]敢于登载这个宣言。小资产者背叛了自己的代表，国民自卫军没有露面，即使在某处露面，也只是阻挠构筑街垒。代表们欺骗了小资产者，军队中的所谓同盟者根本没有露过面。最后，民主派不但没有从无产阶级中汲取力量，反而把自己的懦弱传染给无产阶级，并且正如民主党人的一切重大行动中常有的情形那样，领袖们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人民”背叛了他们，人民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领袖欺骗了他们。
很少看到有什么事情比山岳党当前的进军喧嚷得更厉害；很少看到谈论什么事情像现在吹嘘民主派必胜这样自信、这样迫不及待。显然，民主党人是相信使耶利哥城墙应声倒塌的号角声[使耶利哥城墙应声倒塌的号角声的传说出自圣经典故：公元前2000年下半年，以色列统帅约书亚的军队围攻耶利哥城时，约书亚令自己的士兵吹响用羊角制成的号角，并随号角声一齐大声呼喊，从而使久攻不破的城墙应声倒塌(见《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6章)。——编者注]的力量的。每当他们站在专制制度的城墙面前时，他们就力图重复这个奇迹。如果山岳党真想在议会中获得胜利，它就不应该号召使用武力。如果它在议会中号召使用武力，它就不应该在街头采取议会式的行动。如果它真的想举行和平示威，那么没有预见到示威将受到武力的干涉，就很愚蠢了。如果它想投入实际的战斗，那么放下战斗所必需的武器，就是件怪事了。可是问题在于，小资产者和他们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胁，不过是企图吓唬一下敌人罢了。当他们误入死胡同时，当他们丢尽了面子，以致不得不把自己的威胁付诸实行时，他们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尽力避免采取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急于寻找失败的借口。一旦必须实地战斗时，震耳欲聋的宣战前奏曲就变成怯懦的唠叨；演员不再认真表演了，戏也就停止了，像吹胀了的气球一样，针一刺就破了。
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夸大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轻率地错误估计局势。当一部分军队投票赞成山岳党的时候，山岳党就认为，军队会举行起义来拥护它。而根据是什么昵? 就是根据这样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在军队看来只有一个意思，即革命家站在罗马士兵方面反对法国士兵。另一方面，人们对1848年的六月事变还记忆犹新，以致无产阶级对国民自卫军深恶痛绝，秘密团体的领袖们对民主派的领袖们表示很不信任。要消除这些矛盾，必须有受到威胁的重大的共同利益出现。宪法某一抽象条文遭破坏，并不能激起这种利益。如民主党人自己所说，难道宪法不是已经被人破坏了许多次吗？难道最大众化的报纸不是已经责骂宪法是反革命的拙劣作品吗？但是，民主党人代表小资产阶级，即体现两个阶级的利益互相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所以民主党人自以为完全超然于阶级对抗 之上。民主党人认为，和他们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阶级，而他们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人民。他们所维护的是人民的权利；他们所关心的是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立场。他们不必过分仔细地估量自己的力量。他们只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可是，如果事实表明民主党人的利益没有吸引力，他们的力量是软弱的，那么这就应该归罪于危险的诡辩家，他们把统一的人民分成了各个敌对的阵营；或者是由于军队太野蛮，太没有理智，不能把民主党人的纯正目的当做自己的至宝；再不然就是由于执行中的某个细节使全盘皆输，或者是由于某个意外的偶然事件使这一次行动又被挫败了。不管怎样，民主党人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的，正像他们陷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的一样；他们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们以为他们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观点，相反地，是形势应该来适应他们的旧观点。
因此，不应当以为人数大大削减、备受挫折并被新的议会规则所侮辱的山岳党是太不幸运了。虽然六月十三日事变排挤了它的领袖，但是这一天又给第二流的能者腾出了位置，这个新地位使得他们得意忘形。虽然他们在议会中软弱无力的情况已经毋庸置疑，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有理由把他们的行动局限于道义上的愤怒和虚张声势的言论了。虽然秩序党把他们这些最后正式代表革命的人物看做无政府状态一切可怕现象的体现者，但是他们在实际上已经能够表现得更平庸、更温和了。关于6月13日的失败，他们意味深长地安慰自己说，只要谁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动一下，我们就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走着瞧吧!
至于那些逃到国外的山岳党人，这里只须指出：赖德律-洛兰在不到两星期的时间内就把他所领导的强大的党无可挽回地断送了，在这以后，他竟觉得自己负有使命组织一个有名无实的法国政府；他这个远离行动舞台的人物，似乎将随着革命水平的下降，随着官方法国的官方大人物变得愈益矮小而愈益高大起来；在1852年，他能以共和派竞选人的资格出面；他不断向瓦拉几亚人和其他民族发出通告，威胁说要以他自己和他的同盟者的壮举来对付大陆上的专制暴君。蒲鲁东曾向这班老爷们说过：“你们就是会吹牛皮!”他这样说难道没有一点道理吗?
6月13日，秩序党不仅击溃了山岳党的势力，同时还执行了宪法应服从国民议会多数的决议的原则。它对共和国的理解是：在共和国里，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形式实现统治，不像在君主国里那样，既要受行政权的否决权的限制，又要受行政权解散议会的权力的限制。这就是梯也尔所说的议会制共和国。可是，如果说资产阶级在6月13日保证自己在议会大厦内取得了无限的权力，那么它把议会中最孚众望的议员排除出去，岂不是严重地削弱了议会对付行政权和人民的力量，因而使议会本身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吗？它既然毫不客气地把许多议员交付法庭审判，也就是废弃了它本身的议会不可侵犯性。它迫使山岳党议员遵守的那个屈辱性的规则，大大提高了共和国总统的地位，因而也就大大贬低了每一个人民代表。它指责为保护立宪制宪法而举行的起义是图谋颠覆社会的无政府行动，也就是自己剥夺了自己在遭受行政权违反宪法的侵犯时诉诸起义的机会。历史真能捉弄人！1851年12月2日，秩序党痛哭流涕、但徒劳无益地向人民推荐了一位抵御波拿巴并保护宪法的将军 乌迪诺，而这位将军曾按照 波拿巴的命令炮轰了罗马，因而成为6月13日护宪骚动的直接原因。6月13日的另一个英雄维埃伊拉，曾经率领一帮属于金融贵族的国民自卫军在民主派报社内胡作非为，因而受到来自国民议会讲坛的称赞；而这个维埃伊拉竟参与了波拿巴的阴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国民议会在生死关头失掉了国民自卫军方面的任何援助。
6月13日的事变还有另一种意思。山岳党曾力求把波拿巴交付法庭审判。所以，山岳党的失败也就是波拿巴的直接胜利，也就是波拿巴个人对他那些民主派敌人的胜利。秩序党赢得了这个胜利，而波拿巴只要坐享其成就行了。他这样做了。6月14日，巴黎各处墙壁上张贴了一个布告，据布告所说，总统好像并没有参与这一切，好像他也并不愿意，只是为事变所迫才离开他的僧院式的隐居生活，他以被人误会的善人的口吻抱怨敌人对他的诽谤，他仿佛把他个人和秩序的事业等同起来，实际上却是把秩序的事业和他个人等同起来。此外，虽然国民议会后来批准了对罗马的征讨，但这次征讨是由波拿巴发起的。波拿巴恢复了最高祭司撒母耳在梵蒂冈的权力以后，便可以指望以大卫王的姿态进入土伊勒里宫了。[据圣经传说，犹太王大卫是由撤母耳主持涂油仪式而登极的(见《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上)》第16章)。这里暗指路易·波拿巴在恢复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世俗权力之后，指望在他复辟称帝进入土伊勒里宫时，能得到教皇的支持。——编者注]他已把僧侣拉到自己方面来了。
我们已经说过，6月13日的骚动只不过是一次和平的街头游行。所以，对付这次游行，是说不上什么军事勋业的。然而，在这个很少有英雄人物和事变的时期，秩序党却把这个不流血的战斗变成了第二个奥斯特利茨[奥斯特利茨是现在的斯拉夫科夫的旧称。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一在这里击败了俄奥联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编者注]。讲坛和报刊都称赞军队，说它是秩序用来对抗那些体现无政府状态的软弱无力的人民群众的一种力量，而尚加尔涅则被称颂为“社会中坚”——这个骗局，最后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这时，那些看来怀有二心的军队，都被悄悄地调出了巴黎；那些在选举中表露出浓厚的民主倾向的团队，都从法国调往阿尔及尔去了；士兵中不安分的分子，都被送入了惩罚队；最后，报刊渐渐和兵营完全隔绝，而兵营渐渐和市民社会完全隔绝了。
在这里我们已经谈到了法国国民自卫军历史上的决定性的转折点。1830年，国民自卫军决定了复辟的垮台。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如果国民自卫军站在军队一边，每次暴动都要遭到失败。当国民自卫军在1848年的二月事变中对镇压起义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对路易一菲力浦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时，路易-菲力浦就认定自己要完蛋，而事情果然也就是这样。于是就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革命没有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胜利，而军队如果反对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获胜。这是军队对市民万能的一种迷信。在1848年六月事变中，当全部国民自卫军协同正规军镇压了起义的时候，这种迷信更加牢固了。从波拿巴就任总统时起，由于违反宪法地把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和正规军第一师的指挥权统一在尚加尔涅一人身上，国民自卫军的地位才有所降低了。
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在这里好像成了最高军事统帅的一种属性，同样，国民自卫军本身也好像只是正规军的附属物。最后，在6月13日国民自卫军已经被粉碎，这不仅是由于从这一天起它在法国全国各地都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被解散，直到只剩一些碎屑为止。6月13日的示威游行首先是国民自卫军中民主派的示威游行。固然，他们用来和军队对抗的，不是自己的武器，而只是自己的军装；可是，护身符就在于这个军装。军队知道，这种军装不过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毛料。魔法消失了。1848年六月事变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国民自卫军为代表同军队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1849年6月13日，资产阶级在军队的帮助下驱散了小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1851年12月2日，资产阶级自己的国民自卫军也已经不存在了，当波拿巴后来签署解散国民自卫军的法令时，他只是确认了既成的事实。资产阶级就这样自己毁坏了自己对抗军队的最后一个武器，但是自从小资产阶级已不像一个忠顺的臣仆支持它而像一个反叛者反对它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已经不得不毁坏这个武器了。一般说来，资产阶级一旦自己成为专制者的时候，就不得不亲手把自己用来对付专制制度的一切防御手段尽行毁坏。
这时候，秩序党却在庆祝政权重新回到它手里(1848年它失掉了这个政权，好像只是为了1849年它摆脱一切羁绊的时候重新把政 权收回来)，它对共和国和宪法横加侮辱，咒骂未来、现在和过去的一切革命，甚至连它自己的领袖所完成的革命都包括在内，最后还颁布了钳制报刊言论、消灭结社自由和把戒严状态规定为正常制度的法律。接着，国民议会从8月中旬到10月中旬休会，任命了休会期间的常任委员会。在休会期间，正统派在埃姆斯进行阴谋活动，奥尔良派在克莱尔蒙特进行阴谋活动，波拿巴借皇帝式的巡游来进行阴谋活动，而各省议会则在为修改宪法召开的会议上施展阴谋，这是国民议会定期休会期间照例经常发生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只有在它们具有事变的性质时，我才较为详细地予以论述。不过这里还应该指出， 国民议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退出舞台，只留下路易·波拿巴这一个——虽然是可怜的——人物在众目睽睽之下占据共和国首脑的地位，国民议会的这种举动是失策的，而这时秩序党却分解为保皇派的各个构成部分，发泄其彼此敌对的复辟欲望，使公众为之哗然。每当这种休会期间议会的喧闹声趋于沉寂而议会的身体消融到国民里去的时候，就显然可以看出，这个共和国为要显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只缺少一件东西——使议会的休会继续不断，并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
待续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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