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中酿思久，万象一点功。
大化任笔行，攀登比肩松。
发现我们真正热爱的东西，是一通百通，或者说有强烈的共性的。我们看，曹操与伟人一样，都是有很强的历史性眼光。张良、陶叔，都是那些能进能退、善始善终之人。而他们，又与老子两极变化之道，有很深的内在联系。这些，也深刻地影响着我自己。
今天我们看几则关于伟人的小轶事。
陈晋同志回忆说：毛主席生前出版自己的诗，取精选的方针。在他逝世10周年所出版《毛泽东诗词选》还是取精选的方针。在他百年诞辰，所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虽然不是取全编全录的方针，但也只比精选收录的多一些。可见，毛主席对发表自己的诗作，要求非常严格，不会赞成搜罗他的全部诗作，包括他还待推敲的甚至已经弃置的粗糙的诗稿，出他的诗的全编。
陈晋继续回忆，大约40年前，他听许立群同志说，毛主席曾经说过不赞成出他的全集，并且引用郑板桥《诗刻后续》里的话，说明他这一观点。为此，他专程去查过《郑板桥集》。郑在编订自己的《诗抄》时，在《诗刻后续》中说：“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版，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这正是伟人引用的话。我们看这句话足见伟人他老人家的幽默又认真。
我们再看一则徐中远同志回忆他的故事：
在他老人家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好像觉得自己收到马克思给他的请束，预感留给他的时间不是很多了。所以，他每天手不释卷，不分昼夜地读书。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在外出的列车上，走到哪里，书就带到哪里。来到哪里，哪里的办公室里、会客室里、卧室床上，甚至卫生间里，都与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一样，到处全放着书。无论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无论去杭州、武汉等地，他日常生活的地方什么最多?书籍最多。
他睡觉的木板床上也要同北京一样，总是大半边放满了从北京带过去的书，只留下一个人睡觉的空地方。有一次，他病情加重，发烧到39度，还要看书。医务人员曾给他规定每天只能看15-30分钟的文件或书，而实际上他每天看书的时间远远超过了这个规定。病重期间，医生建议他少读书或不读书，可是他还天天带病坚持读书。腿病不能站立、不能走路了，坐在沙发上、躺在床上也要读书。因患老年性白内障两眼全不能看书了，每天还要让身边的同志给他读书。直到他心脏停止跳动的前几个小时，已经无力说话了，还示意工作人员给他读书。真是感人至深，让人心疼，令人敬佩。
正如他46岁时在延安说过的那样：“年老的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10年死了，那么就要学9年加359天。”(是按阴历一年为360天计算的)。毛主席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读书生活，直到心脏即将停止跳动那一刻，才随着他的生命寿终正寝。这过程从未间断过。他一生读过的书，光登记在册的就超过十万册以上。以他从出生就开始读书为计算，每天都要33本书。
而他所有的读书实践，只为了一个理想：实现共产主义。关于共产主义，莫要觉得伟人老人家在天方夜谭，他在建国最初三十年搭建好了整个共产主义初期的框架，只待生产力足够发展，只要时间足够长，便能自然而然地抵达共产主义目的地。
我们已经知道，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伟人曾在五六十年代，带领他的战友认真研究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他阅读的次数、笔记的用功程度、给战友们传阅的力度等就可以看出来。而且比《资本论》更为关注。
为什么会如此呢。个人以为，最直接的原因是跟他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有关的。尤其在旧社会，中国并不像西方那样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特征，所以他在现实生活，没能像马克思那样对《资本论》的创作背景及其理论构建，有那么深刻的感同身受与认知共鸣。
其次，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直接锚定共产主义社会的大方向，以此为导向，倒推出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径。他处处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做准备的。而在实现过程中，列宁尤其是斯大林，相比马克思是有实践经验的。他们的理论，更具有实践的指导意义，而不像马克思那样更多是理论的描述。
在毛主席看来，理论是要根据历史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创造的。也就是，只有马克思恩格斯不够，还需要有后继人列宁，再后面的斯大林。
1960年初，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作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
“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斯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件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这时候，伟人一心想创作适应新历史需要的理论。1963年，他提出要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之后，又在1965年12月重新提出写序问题。他召集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到杭州进行这一项工作。他特别提醒，写序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这意味着他老人家，在为构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已经做好系统准备，就差临门一脚了。
而这一切，在1966年发生转折。
如今，将近80年过去，我们的生产力开始突破被美帝国围剿之瓶颈，正爆发式发展。并依托完备的生产及供应链，逐渐实现生态化。在生产力充分发展下，也是时候回顾伟人曾经的共产主义理想，适应当前历史阶段的需要，调整生产关系了。无论怎样，在个体之上还有集体，是集体高于个体，并赋能个体，两者互相促进的关系，这才是人类光明的前途。毕竟反面教材，如今的欧美和过去的蒋集团都已经为我们做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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