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1910年3月2日-1966年3月22日），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蒙古族，原名李生萱。中共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生前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他毕生致力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艾思奇在1966年3月去世时，年仅56岁。当时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人大副委员长的林枫，准备了悼词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亲笔加上了“中国的理论领域的忠诚战士”一语。《光明日报》曾评价：“艾思奇把毕生的心血和智慧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哲学理论事业，是人民的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第一人。
艾思奇从1948年党中央在河北平山创办马列学院起，到1966年3月逝世，一直在中央党校工作。他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十八年里，除了承担许多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和社会活动之外，又承担了大量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写了大量文章和著作，讲了大量哲学课。特别是从1953年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成立，他担任主任之后，校内又陆续开办了各种学员班次，教学任务繁重，而教研室教员又少，他是教员中一位“台柱”，讲课次数也就显著增多。《艾思奇讲稿选》所搜集、编辑、整理的讲稿，就是他当时讲课的记录。
《艾思奇讲稿选》是专门为建国初期高级干部讲马列基本原理的演讲录音文字整理稿，是不公开的党校内部出版物。它主要内容是哲学方面的，就是讲党史、讲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也是从哲学角度来讲的。《艾思奇讲稿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原理，毛泽东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辅导（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实践论》、《矛盾论》），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西洋哲学史等。艾思奇本人生前除1965年所写的三份讲学提纲外，都未审阅过。艾思奇的讲课即使是哲学方面的内容，所涉及的学科知识，古今中外，天文地理，自然社会，纵横宇宙，包罗万象，相当广泛、相当丰富。
《艾思奇讲稿选》是讲稿集，它不是按照一般马哲教材体例编写的教科书，讲稿的内容在思维上比较发散，因此在结构上显得不是很成体系。所以读完《艾思奇讲稿选》，建议读者们再读一下武汉大学1974年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上、下册)》[感兴趣的读者，文章后边加微信领取电子版]重新系统梳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框架，它和《艾思奇讲稿选》互为补充，是学好马哲基本原理的关键辅导资料。
今日分享“艾思奇讲稿选”第十四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略谈毛主席对量变质变规律的贡献*
艾思奇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
*这是艾思奇在1964年6月15日给59班、60班哲学专业所作的问题解答的一部分，这个问题讲得比较集中，所以单独抽出来独立成篇。这次问题解答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核心的问题”已和另一次问题解答中相同的内容，合并整理成篇。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部分的向题解答，也已与努一稿合并。这个稿子是按速记稿整理，只做了一些文字加工，未增加任何内容。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量变质变规律，又叫质量互变规律。就是量和质的对立统一规律。量和质是一个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联系和转化，所以它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化，也是最普遍的具体表现。量和质是最普遍的对立统一，普遍到任何事物里面都有，因为这两个对立性很普遍，人们用两个概念把它概括起来，一个是量的概念，一个是质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概括了宇宙万物最普遍的两个对立面。这两个对立面之间有联系，有斗争，又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系。这两个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同时存在，同时又互相转化。
这些基本原理不讲了。根据大家的要求，在这里讲一讲毛主席著作里对这个问题有哪些主要的发展以及有哪些新东西，就我所了解的谈一谈。
一、发挥了事物多方面的量和质的原理
毛主席着重发挥了对于每个事物，量和质的分析要注意到多方面，认为每一种事物都有多方面的质和多方面的量，不是一种事物只有一个质，一个量，量和质是多方面的。
这个思想在恩格斯著作里就有一点初步的说明了。我们学的《自然辩证法》里面就讲了这个问题。在马克思著作里讲了一事物有多方面的质，都肯定了，但在哲学上直接讲这个问题的只有《自然辩证法》。自然界里的一个事物有多方面的质，一种东西有化学的质，有物理的质。从前常常有人搞不清这个问题。比如水变成气，能不能算量变质？因为水变成气以后还是氢二氧一，化学成份没有变，怎么能说质变了呢？就是因为不了解水变成气以后，化学质没有变，但物理的质变了。
毛主席著作告诉我们，要分析多方面的量和质。在毛主席的著作里，直接提到这个问题的首先是《论持久战》。在《论持久战》里讲到三个阶段时，有这么一段话，我们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里第一个阶段是敌我力量的变化。毛主席说：“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467页)他指出在抗日战争第一阶段中，我们这一方面是一个退却阶段。在这阶段我们要损失一些东西，但也要增加一些东西。毛主席将它归结为旧的量和质与新的量和质。我们旧的量和质要损失，就是说有些旧军队要瓦解很多(在数量上瓦解很多)。因此，旧的质也随着量的瓦解也损失很多，向下了，而新的量和质却要向上，我们人民方面，由于敌人的进攻，又加上有好的领导，数量不增加，而质有了提高，因为经过锻炼，人们的觉悟提高了，觉悟的人民更多了。整个抗日战争中间首先可以分成两方面的量和质；旧的质和新的质，有旧的量和新的量。第一阶段主要是量的下降，生产受到削弱，土地也削弱了，人民遭受的压迫也更高一些，军队人的数量也减少了。这是量的下降，但旧的质也要下降。新的质在第一阶段上涨了，主要是质的上涨，新的量的上涨在后一阶段。 所以，《论持久战》在量变质变问题上有新的发展，并要求我们分析旧的质和量及新的质和量，一个事物都有这两方面的质和量。
这个原则不仅可以运用在抗日战争上，也可以用在其它问题上。是不是对任何一个事物都可以说，在多方面的量和质中间至少有新的质和量，旧的质和量的区别。拿来运用到个人身上也可以这样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多少？我们马克思主义进步的质和量有多少？处于什么地位？我们落后的思想又有多少？处于什么地位?或者是新的质和新的量有多少？处于什么地位的？我们落后的思想有多少，也就是旧的质有多少。我们每处理一个问题至少可以分成两个质和量。所以，《论持久战》中的这个思想，虽然是对战争的分析，但是也发展了量和质的普遍规律。这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比较明显地可以看到毛主席关于量和质的辩证规律的新发挥。这是很明显的发挥。虽然不是直接的哲学著作，但是有哲学理论。
二、提出了部分质变的原理
在今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特别提到总的质变和部分的质变的问题，要注意到一个事物有总的质变和部分的质变。质变不仅仅是总的质变，还可以有部分的质变，这个变化也必须要经过量的积累才能转化。这个原理是十分重要的。这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解决有很重要的意义。
以前，苏联搞社会主义建设，不知道这一点，因此也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社会主义社会本身还要经过多次质变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下子就完成了，并不是经过一个合作化运动，农民集体化过程就算完成了，以后就是一个纯粹建设的过程，纯粹的建设问题了。而且这一个建设问题也不知道哪一天才能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从前是有这样的看法。斯大林特别提出逐渐过渡的思想。这样就把量变和质变搞混起来了。
斯大林的“语言学问题”中讲的思想，我们还没有听到毛主席明确肯定还有一种逐渐过渡的质变，但是也没有反驳。比如，语言的变化是逐渐的过渡，你要反驳还要作些研究。文字的变化，可以肯定是有突变的。比如，我们中国的文言文变为白话文，是“五四”运动时突变的。这个突变以前，就有渐变，以前就早有白话文了，《水浒传》是用白话文写的。但是，以前的臼话文是被统治的。《水浒传》、《金瓶梅》各种各样的小说，都被看作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有些大胆的思想家，如金圣叹就称赞这种作品， 敢于把它列为才子书，跟司马迁的《史记》摆到一起。但毕竟这个新的质、新的量是处在被统治，被支配的地位。到“五四”运动才是一个翻身，白话文才变成统治地位。白话文的统治，也还是我们解放以后，才真正形成。因为“五四”运动以后，解放以前政府使用的文字，实质上还是文言文。解放后我们政府的文字才用白话文，白话文才成为一种普遍的工具，而且成为统治的、使用的文字。语言本身的变化，它在什么时候突变，就难说了。它有一点道理，总结这一点道理就把它引伸。所以，研究一些变化也是逐渐过渡，这也有问题
斯大林在晚年时调查研究不够，虽然他主观上是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但是调查研究不够，所以有些问题看得比较简单，比较片面。还是毛主席这样解决非常准确。因为有总的质变；又有部分的质变。比如说，我们的过渡时期，由第一个过渡到第二个过渡可以说是总的质变。由三种经济成份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单一的经济成份，这是总的质变。这个总的质变里面是由许多部分的质变构成的。比如合作化，它由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最后到人民公社，就是由一部分一部分的质变构成了一个总的质变。
所以，提出这种部分质变原则，就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复杂的问题，使我们解决了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比民主革命复杂得多。从前我们有点教条主义观点，以为三大改造完成了好像是万事大吉了。这就是受苏联的影响，受教条主义的影响。认为三大改造完成了就是社会主义完成了。脑子里没有问题了，以为无论如何比以前简单一点。实际上一搞、复杂得很，比以前更复杂，斗争更隐蔽，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分清楚就相当费劲。有时候敌我矛盾看起来是人民内部矛盾；有时候人民内部矛盾看起来好像是敌我矛盾。革命和建设的问题，还相当复杂，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前进。所以，这一点意义很大。
毛主席关于分析质和量要从多方面来分析的原理和部分质变的原理，是概括了我们的全部革命经验，包括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后，提出来的非常重要的思想。这可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这个问题值得很好地研究。我们的革命斗争进一步发展以后，还要更进一步地、深刻地了解这个问题。
三、发展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
跟这个问题有关的还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联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辩证法上是量和质的互相转化规律的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以前提出过不断革命论的问题。是在1840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可以阅读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斗争-Ⅳ | 精选好文——编者注]中提出来的，就是革命得到胜利以后要不停顿地继续革命，不要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他那时已经有了这个思想。法兰西革命是民主革命，他的思想就是无产阶级参加的民主革命，接着就要准备把革命进一步发展，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这个思想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进一步发挥了。后来，托洛茨基把这个不断革命论作了曲解，把不断革命论解释成全世界同时革命。所以，不断革命论从托洛茨基曲解以后名誉就不好了，以后就不敢讲不断革命了。我们一讲这个原理，有些人就怀疑是不是跟托洛茨基的思想一样。实际上跟托洛茨基的思想一点也没有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不断革命的辩证法，在根本上就是量变和质变的规律。宇宙的发展总是经过一个又一个的革命变化发展的，一次又一次的质变发展的，宇宙发展不是渐变过程，是一次又一次的革命的质的飞跃的过程，这个飞跃就是革命的新的质的变化。狭义地说，革命就是政治革命。修正主义就是想把革命这两个字解释得很狭窄：解释成政治上夺取政权，解释成暴力革命。我们不这样解释，我们把暴力革命看作是革命性质变化的一种形式。但是，革命性质的变化不是只有这一种形式，一切质的飞跃都是带有革命性质的变化，这是根本的改变，根本的变化。根本性质的变化都是带有革命的意义。
宇宙的发展，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质变构成的，而在两个质变中间有一个量变的间隔，这量变的间隔只是一种质变的准备。所以，一次质变以后就要准备第二次质变。两次质变都是不能混淆的。两次质变有一定的间隙。所以革命是有阶段的，不能把两次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这样做，不可能同时进行两次革命的变化，同时两次总的革命的变化、根本的革命变化，是不可能的。但是，也不要把这两次革命的变化看成是没有联系的。第一次的革命变化为第二次的革命变化作了准备。这个准备可以长也可以短，但是必须有这个准备。
量的变化过程是相对稳定的过程。相对稳定实际上是再一次质变的准备，再一次革命的准备。在没有马克思主义以前；这两种质变之间的衔接是自发的发展。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以后，不是老是封建社会，发展几百年、上千年，而是自发地准备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参加，革命以后也就会停顿了。革命的阶级也就不革命了。以后又自发地发展资本主义，自发地准备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的情况下就不同了。无产阶级参加了民主革命，就要把这种自发的过程变为无产阶级自觉地加以指导，促进这种发展过程。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来促进这个过程。
主观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都有主观能动性。所谓主观能动性，就是行动有目的、有计划。任何人都有这种能动性，但是这种能动性并不妨碍以前社会是自发的。资产阶级尽管当时在行动上有它一定的能动性，可是它对客观规律并没有一个认识，它对资本主义规律没有认识，对资产阶级观点没有认识。所以，它的能动性就表现在眼前利益上。他们没有远大的眼光，因此不能指导长期的革命，不能够高度的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所以他的行动整个是自发的、盲目的。归根到底受客观规律的支配，而不能掌握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者就要把这种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在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后，产生质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克服行动的盲目性。资产阶级尽管有主观能动性，但是行动也是盲目的。他的市场是盲目的，生产是盲目的，他们的眼睛只看到眼前很近的一点，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首先是这个特点，只看到眼前的一点点利益。不能够把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发挥到能够克服盲目性，发挥到能够自觉地用客观规律来指导长远的行动，它只能应付眼前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就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一个新的质的程度，就是克服育目性，自觉地掌握客观规律，主动地长期地指导我们的远大行动。
能动性和主动性还不同，在《论持久战》里讲得很清楚。有能动性并不等于有主动性。有点理论、有点计划，并不等于自觉地掌握了规律，主动地支配了自己的命运，主动地用客观规律指导长远的行动。要把能动性发挥到主动性就要掌握客观规律，用这种规律指导我们的工作、行动，指导相当长久的活动。我们所谓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要这样发挥，不是像有些人那样盲目地硬干，即使你以为发挥了，实际上没有发挥。因为被动是要碰钉子，要受挫折的。发挥主观能动性要建立在正确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把我们的革命理想，革命目的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上。认识了客观规律，经过调查研究；总结了这个规律，然后作出指导我们行动的计划和办法来。这样行动就主动了，避免了盲目性。那么，我们打仗就有胜利的把握，就可以使我们在战争中掌握主动，而使敌人处于被动。这样就有胜利的把握，即使不胜利也不会吃大亏。有时认识了客观规律，但对坏处想的不够也会吃点亏，但不会吃大亏。所以有了正确的认识也可能失败，但是失败不会吃大亏。这个问题因为有人提出来，所以讲一讲。
上面讲的就是量变质变规律，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就要我们在量变和质变这个问题上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指导革命，所谓把量变质变规律用来指导我们的行动。总的来说就是要我们认识到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联系。以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只是提到不断革命论，没有把革命发展阶段论补充上去。毛主席的提法就更进一步，更全面地体现了这个规律。一方面我们不要混淆了两个阶段的质变，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在一次质变以后，接着就要继续准备第二次质变。民主革命胜利后就要立刻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第一个过渡，完成以后接着就要搞第二个步骤，准备进行第二个过渡，不要使革命中断，不要使革命运动中断。但也不是一次革命，以后没有一点量变的间隙。没有一点准备也不会有第二次革命。这就是量变质变规律。应用到不断革命问题上也是一种发展。在最近几年，不断革命论的内容还有一些更具体的发展。
除了一次又一次的质变之间的联系外，还有一个是总的质变和部分的质变的联系。在一次总的质变以后，它要准备第二次质变，但是准备第二次质变并不等于第一次质变完成。在为第二次质变作准备的量变过程中，还要经常做新的部分的革命、部分的质变。所以，不仅仅是在一次革命以后接着就要主动地准备第二次革命，而且在准备进行第二次革命过程中同时进行部分的革命，进行部分的质变。这种思想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里是没有的。把质变和量变规律发挥得这样全面、具体，这是毛主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这些贡献是从实践中来的，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积一百多年来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积四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这是经过好多年才总结出来的。经过惨痛的失败，经过出现赫鲁晓夫这样惨痛的失败，才得到这样宝贵的经验，不是轻易得来的。辩证法不是轻易就发展的。但是得到这些新的发展，有了这些新的理解，反过来对我们分析问题，对我们的实践有了很大的帮助。对我们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就可避免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因为我们有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思想作指导，我们现在在搞部分质变，不断革命。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思想，那么指导我们的工作就非常主动了。斯大林不了解这个思想，就是被动的。斯大林从1932年写《胜利冲昏头脑》文章的时候，恐怕就开始被动了。因为《胜利冲昏头脑》里说集体化出现了一点毛病，就沉不住气了，赶忙就压制，一压制就杀了和打了一些人。这一压制，富裕农民就得到支持。那时候是有些乱，但是贫雇农还是很有革命劲头的，有点过也是难免，但马上纠正。这样实现的一些合作化、农业集体化也就不彻底，成了夹生饭。以后在1936年肯定社会主义建成这一思想不是偶然的。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也就是说可以不要革命了。有些人用这种方法造成一种印象，不要革命了，不断的质变就不存在了。以后也就被动了，不是主动了。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主动性，那么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就有了主动性，所以赫鲁晓夫之流就开始上台。
四、把量变质变规律具体化为工作方法原则
大家翻一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篇文章的第七段，叫作胸中有数。这也是对量变质变规律的一个重要发展。
胸中有数，做工作要胸中有数。这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了。不管是研究哲学也好，做实际工作也好，这一段话不能忘记。毛主席说：“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42页)
如果不懂得事物的质量和数量的界限就是犯错误。质量数量的界限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质量有一个数量的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就要变质。毛主席还说：“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 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同上第1442页-1443页)。1947年搞土地改革的时候，这个阿题研究的很多，这就必须有一个数量界限。还有打击面多少的问题，这跟革命的性质有关系。比如，搞土地改革，规定了只能打击百分之五，不能打击百分之五以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打击百分之五，不能打击百分之五以上，甚至百分之十以上。为什么以打击面只能这样一个界线？因为地主阶级的人数大体上是这么多，所以打击地主阶级不能超过这个界限。你如果超过了这个界线，那就会打击了中农，打击了富农。你如果打击了百分之五以上，甚至百分之十，不但打了地主，富农，而且富裕中农也打了，打了富裕中农就超过了民主革命的性质。1930年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就是连富农也打，富裕中农也打，就是混淆了反封建性质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严格控制了这个界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打击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其他可以不打击的就不打击。
总之，百分之九十五一定要团结。这个数量界限和革命性质的界线有密切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一般质量互变规律的运用。我们也可以说是发展。因为把它直接应用到实际工作里面变为我们指导一切工作的辩证法。具体化也就是发展。因为以前也还没有应用的这样具体。所以，应该说是发展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特点。把哲学直接用在实际工作里边去，变成非常活的哲学。
End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