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2022年8月27日凌晨2点42分，我们敬爱的冯守娥老师安息了。
冯守娥1930年出生于台湾省宜兰县冬山乡，光复后投身于学生妇女运动，20岁时因参加读书会与哥哥冯锦煇一同被捕(“兰阳地区工委会案”)，系狱十年。出狱后与同是政治犯的陈明忠结婚，两人成为相伴一生的革命战友。1987年，冯守娥与陈明忠等“老同学”成立“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2013年冯守娥出任该会副总会长，成为该团体第一位女性负责人。冯守娥与陈明忠夫妇长年投身社会民主抗争与爱国统一运动，持续为国民党在五十年代以来制造的一系列 “白色恐怖”冤案与惨案的平反而努力，并积极参与亚洲反对日本殖民主义的国际连带。
冯守娥具有强烈的（进步）女权主义思想，少女时代的生活体验使她认识到，“妇女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环，必须与社会改革同时进行”。她既是陈明忠先生志同道合的伴侣，更是一名独立勇敢、信念坚定的革命女性，同时还是大家的好大姐、好老师。南虹特此推送冯守娥老师的一篇演讲稿，向其致以最高的敬意与沉痛的哀思。
台湾白色恐怖与女性
文/冯守娥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台湾白色恐怖与女性》。在此能向各位报告觉得很荣幸也很侥幸，因为在195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下被枪杀的人实在太多，在那个时代里，只要被指思想有问题而被逮捕的人，生死常在一线间，能活着回来的都觉得很侥幸。
冯守娥1998年出席“21世纪东亚和平与人权国际会议(纪念济州岛四三事件五十周年)”的演讲文稿。图片为陈志平提供
我在1930年出生于台湾宜兰县，我也是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下幸存的受难者之一。我于20岁到30岁坐了10年政治牢;家兄冯锦辉与我同时被捕后就一去不复返被枪决;我的先生陈明忠于1976年再度被捕入狱后，我也被扣押二天二夜不眠不休疲劳审问，并因帮先生请律师再遭无故囚禁一星期，因此我体会到的白色恐怖经验，可以说非常深刻。
冯守娥，兰阳女中高三毕业照，图片来自《无悔：陈明忠回忆录》
我认为台湾妇女受到的白色恐怖之害非常广泛，因为不仅是被捕的受难女性，每一个受难者都有母亲，许多受难者也有妻子姐妹，在这场绵延数十年的浩劫中，她们所受的苦难及心酸，都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生教所第五班冯守娥你母死即请假回”!1955年8月10日，冯守娥入狱第6年，在关押的土城生教所接到母亲去世的电报，震惊悲痛。但无论如何申请提交报告，狱方就是不准其回家奔丧。冯守娥在狱中悲伤地写下诗文：“我愿意/今晚这一睡，永远没有明天;我愿意/静静地躺在那冷漠的土中，看不见一切东西，听不见一切声音，没有痛苦/没有烦恼/没有哀伤，慢慢地成为土壤的伙伴。”图文为陈志平提供。
一、女性政治犯
1.被捕人数
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政治犯的逮捕和审判完全是秘密进行，女性受难者占整体受难者比率虽不高，但正确统计人数仍有一定困难，以我个人10年牢狱生活及之后遇到听到的讯息，在绿岛新生训导处的女政治犯番号(编号)到99，即有99名女政治犯，加上在保密局、军法处、台北监狱及土城生教所遇到的，约有100人，因此推估女性政治犯约有200名左右(1998年相关档案还未公布时的推估)。
2.职业、罪名与刑期
女性政治犯入狱前的职业身份，包括学生、教师、护士、邮局职员、公务员、工会职员、药剂师、农村妇女、矿工、公司职员及家庭主妇等。
被判罪名与刑期，包括间谍或搜集情报(大部分被判死刑)、颠覆政府着手实施(大部分被判死刑)、参加叛乱组织(有期徒刑或死刑)、知情不报(有期徒刑)、为匪宣传(有期徒刑或感训)、援助罪(有期徒刑)，以及其它欲加之罪等各种罪名。
其中“知情不报”被判刑，多是受难者的妻子、子女、姐妹等;女性被判死刑的，我说得出名字有18位，但当然不只此数。
3.被刑求情况
女政治犯普遍受过疲劳审问，通常几个人轮流问一个人，不让其睡觉或休息，若被捕者在迷糊状态下被骗上当，于问案者编好的案情上捺印，因家人无法知悉辩护，又未能聘请律师，当事人也不被允许翻案，则只有凭运气定生死。
女政治犯受酷刑者，如邮局案计梅真老师，她当时是邮局工会补习班国语老师，问案者为逼她交出学生名单，用针刺穿她的手指脚趾，每天戳穿一个指头剥指甲，并在她面前拷打她结婚不久的丈夫直至喀血，甚至以铜刷插入其私处转动，以针刺其乳头，等等酷刑令人听了毛骨悚然更感鼻酸，计老师之后被枪杀，先生被指“知情不报”判刑7年。
计梅真：中共党员，台湾邮务工会国语补习班老师，1949-1950年台湾“邮电案”受难者。
计梅真、钱静芝两人的枪决点名单。图片来源：《两岸犇报》
李苍降的太太在李苍降被逮捕时，一并被捕，她当时距生产只剩一个月，却仍遭绑住头发高悬起来刑求，导致胎盘早期剥离下体流血不止，女儿早产差点一尸两命，所幸母女最后都活下来;李苍降之后被枪决，太太也被以“知情不报”判刑1年。
1949年4月27日李苍降与曾碧丽结婚(图片来自蓝博洲《幌马车之歌续曲》)
许月里女士被捕时怀孕两个月，怀孕五个月时被认为案情交代不清，开始被问案人员以棍子猛打、手推脚踢，她只能持续以跪姿保护胎儿，最后以“援助罪”被判12年。
许月里：少数连续参与了1920、1940以及1980年代以来台湾左翼运动三阶段的左翼前辈。图片来源：蓝博洲
4.受害情况
女性坐牢比较特殊就是带着幼小子女，当年这样的例子不算少，我见到就十几位，大多数因为父母双方都被捕，或女性被捕时已怀孕，在牢里生产后小孩继续留在牢里。
例如一位黄太太被捕时，她大女儿的三岁儿子正寄住在她家，黄太太只能带着外孙坐牢，因为黄先生被捕时，同住的七口人都被带走，除黄先生夫妇及外孙，还有两个就读中学的女儿，及一对就读小学的儿女，最后黄先生被判死刑，两名念中学的女儿被指“知情不报”判1年徒刑。
在保密局北所时，张志忠的太太季沄带着三岁左右的儿子坐牢，大家叫他小杨，小杨长得可爱又活泼也很聪明，孩子白天在牢房待不住要求去外面玩，看守的阿兵哥有的态度很好，有心里不正常的就会把小孩当玩具玩。一次小杨回监时哭诉他的私处被看守拿晒衣夹夹得好痛，季沄很生气却无处理论，只能在牢里痛骂，整人的看守则假装没听见。
但隔两天，季沄要求让她倒牢房里快满的马桶时，该名看守斥喝季沄“大声嚷什么!”随即拿来一副脚镣拷上季沄的脚，一戴就是好几天，大家看了愤慨不忍却又无可奈何。
季沄：中共党员，1946年赴台参加中共台湾省工委的地下工作，1950年遇难。
之后，张志忠和季沄都被判死刑，枪决前，他们托人把小杨带去其叔叔家和姐姐一起住。让人难过的是，小杨长大后上台北找工作，虽受到几位老同学(统派政治犯)的帮忙和照顾，但当兵时受到歧视，心中苦闷无解，退伍后就在台北一间旅馆自杀了，他的姐姐也尚未结婚即罹癌去世，姐弟遭遇让人唏嘘。
此外，女性政治犯被关在台北军法处或安坑军人监狱时，囚房是栏杆式，厕所和盥洗设备设在囚房里却无任何遮蔽，看守又全是男性，大家要洗澡、上厕所时，只能请难友们站着当屏风。
其中军法处只有三间女囚房，房间小又关满了人，夏天尤其炎热，男性政治犯可以打赤膊，女性政治犯仍必须穿着红色囚衣和半长囚裤，有人受不了晚上睡觉时忍不住脱了囚裤，夜里就常看到男看守伫立在囚房栏杆外窥视，大家无法向看守抗议，只能相互约束即使燥热睡觉也要忍耐。
5.其他
在绿岛时，女生分队关了四名来自南日岛的俘虏，听说只是普通百姓，却被和解放军俘虏一起带来台湾。
四人中一位年纪较大，一位年纪较轻长得清秀但脸色发黄;另一名少女个子很高但只有16岁，每到黄昏就哭泣想回家找妈妈，还有一人是孕妇，送到绿岛时已濒临生产，但没被送到台东医院待产，临盆阵痛时只能躺在牢里自己床位上，我们在旁围观都帮不上忙。
后来医务室派来一位医官，看到产妇痛了好一阵子孩子还没生出来，没上麻醉药就直接拿剪刀剪开阴道，产妇虽然很痛但仍忍着没有唉叫，当孩子平安生下来时，大家不禁为母子鼓掌拍手。
四名女俘虏和新生婴儿在绿岛关了一阵子就被调走，据说要送她们回去，但是否顺利回到故乡，没有传来任何消息。直至我(1960年)出狱几年后，遇到一位男性老同学(注：统派政治犯的互称)，才听到后续的情况。
冯守娥刑满出狱公文。图片来源：台湾“国家档案局”，陈志平提供
这名老同学说，自己关在安坑军人监狱时，遇到一名被判刑10年的难友，这名难友原来在外岛军队当排长，看到几名从绿岛调来的女性俘虏，其中一人在军队中被强奸，为配合当时军队的反共宣传，这名被强奸的女俘虏最后被杀了，并换上大陆人的衣服抛进海里让她漂上岸，好让百姓以为她是在对岸被奸杀抛海漂到台湾。
老同学说，这名排长看了不忍，忍不住说“大家都是同胞，为了宣传何必要做到这样”，因为这句话，这名排长就被判刑10年。
听到这件事之后，有好一阵子我脑海里常常浮现那四名女俘虏的脸，忍不住想是不是四人都遭受了同样命运?那个在绿岛牢房床上出生、我们为他拍手祝福的小生命又被如何处置?
我不禁想起莫泊桑的“二渔夫”故事，被奸杀的女俘虏彷佛就像故事里的渔夫，莫名被当间谍遭枪决，然后被丢入海中慢慢沉入海底消失，只留下渔夫的叹息：“人生不过如此”“死也不过如此!”
二、政治犯的女性家属
政治犯的家属无论男性女性，都是白色恐怖受难者，不过以当前社会制度现实情况，女性仍属弱势，经济能力也普遍较男性差，不论是所承受的压力、或为支持政治犯家人要付出的代价都更大，也因此更辛苦。
我的中学同学萧素梅与我同一天被捕，她是独生女且父母早逝，与祖母相依为命。萧素梅被捕后，当时已高齢90的祖母顿失依赖，只能靠贫民救助和邻居帮忙过活，萧后来遭判刑5年，坐牢期间罗东镇上的人常常见到她的祖母在街上踽踽独行很是凄凉，所幸她出狱后祖母仍健在，之后更活过一百岁，见到孙女结婚还抱到曾外孙。
萧素梅(左)与冯守娥(右)，图片为陈志平提供
另一位同乡陈太太嫁到农村，村里有四、五十人被抓，她家也有三人被捕，包括52岁的公公和他的31岁长子、21岁次子。公公之后被枪决，陈太太的先生、也就是长子被判刑15年，次子被判感训但关了6年才获释。
一家三个成年男子或死或服刑，家里剩下五十多岁的婆婆带着还就读小学的小儿子及两个小女儿，加上陈太太的三名幼儿，留下来八人都是老弱妇孺，亲戚怕被牵连都避而远之，陈太太几度想自杀却放不下幼儿只能咬牙硬撑，靠着耕种家里的薄田维生。
在那个时代，妇女受高等教育的人不多，结婚后在外工作的很少，丈夫被抓面临的是枪毙或坐牢，太太留下来面对的往往则是如何才能活下去。
有一位死难者的媳妇说，她的公公被捕判死刑，家人去领尸回来时，婆婆哭得很伤心，她们也跟着哭，婆婆居然制止告诉她们不能哭，婆婆说：“我是他的太太，我哭没关系，你们年轻的就不要哭，要不然被抓人的人听到，把你们也抓走了，我要怎么办?”
另一位郭太太生了四男二女，先生被捕遭枪毙，公公年迈自顾不暇，郭太太只能带着六名幼儿投靠娘家，没想到娘家父亲中风过世后，兄弟担心她分财产硬逼她搬家。
尽管郭太太曾受过高等教育，中学时还是校花，但一个人带着六名子女再背着叛乱犯家属的身份，根本找不到工作，最后邻居怜悯，请郭太太帮忙喂猪，一家七人睡在铺了木板的猪栏里，就这样撑了七年直到儿女长大，生活才逐渐走出困境。
三、结语
台湾的白色恐怖出现，可以说自1949年5月20日实施军事戒严令后开始，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除戒严时，白色恐怖理应结束。实际上，白色恐怖源起于美国发起冷战态势助长反共势力，并为国共内战的延长，在台湾与大陆仍处于分裂状态、两岸持续对立下，解严后的台湾当局的白色恐怖作为虽不再太过嚣张，但潜藏的作为仍时有所闻。
像解严四年后的1991年2月，我参加了228暨五0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追悼会后，四月即有情治人员到我工作场所查问我教书的情况(注：当时冯守娥在新北市多处农会推广部教日文);且即使解严了11年(注：演讲时间为1998年)，仍时不时听见有人怀疑自家电话遭窃听，可见白色恐怖令民众人人自危的恐惧阴影仍未消散。
当年国民党政府为了巩固其政权，实施了不人道的白色恐怖，残杀了许多社会菁英以及无辜的百性，也摧毁了无数爱国爱民青年的理想，从整个台湾社会来讲是很大的损失，因为那个时代如果不是有正义感的人，就不可能会挺身去关心国家社会。
以我个人来说，当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受日本人欺压，就觉得我们应该早日脱离日本政府的桎梏回归祖国，但光复后却又看到台湾社会一片混乱，接着看到228后政府的残酷镇压政策，深觉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而凭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青年热忱去关心国家和社会。
我们热心探讨和研究如何改进台湾混乱的社会风气，如何促进民主和和平，如何合理解决民生问题促成更公平的社会，如何使中国人不再受鸦片战争以来的耻辱，成为真正有尊严的中国人，如何使妇女也能与男性完全平等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其能力为社会服务……，这些青年的热诚和探讨与研究是对社会绝对有益的。
然而，国民党政府竟容不下这些青年的热忱，我们竟被白色恐怖的龙卷风卷进去。但经过半世纪的苦难，至今我仍觉得我并没有走错路，因为我并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做事，也没有违背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为追求整个人类的幸福，我对自己的理念有信心。因此出狱结婚后，我和先生仍把女儿取名为“志民”“志平”，以鼓励我们自己继续为民主、为人民，为和平、为公平的社会而努力。
陈明忠冯守娥夫妇合影。图片为陈志平提供
既然现今的台湾社会，老百姓仍无法消除对白色恐怖的惧怕，仍无法安安心心过日子，就代表白色恐怖的阴影仍未在台湾绝迹;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平反、补偿、拨正历史，都只是在治标，真正的治本之道，应是在早日结束两岸分裂与对立状态。
当我在白色恐怖的封锁中生活时，有一首在牢里学的歌常带给我很大力量：“度过这冷的冬天，春天就要到人间，不要为枯树失望，春花就要开放;度过这冷的冬天，春天就要到人间，不要有一点猜疑，春天是我们的”。是的，我始终相信民主自由、和平幸福的春天，终有一天来到人间。
* 感谢陈志平女士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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