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范文澜同志

范文澜于1940年1月到延安，时年47岁，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同年开始撰写《中国通史简编》。

▲范文澜

早在1938年冬，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学习马列主义、中国历史和时事。以后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就着手编写《中国通史简编》，预定全书十几万字，供一般干部补习文化课之用。当时主要困难是没有材料，旧延安府没有一部二十四史或《资治通鉴》。陕甘宁边区被日寇、伪军和国民党封锁，书报很难运进来。我在延安大学图书馆工作过，我们在重庆、西安订购的国民党报纸，如《中央日报》《西京日报》等等，也经常被特务扣留，难得一个月没有残缺。其他书报杂志之少缺可想而知。延安的书籍是依靠从蒋管区来的同志们随身携带来的，是依靠负责同志到蒋管区工作时购买来的。历史研究室七位同志分工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一无材料，二无集体写作的经验，写成初稿后，详略不同，意见不一，合为一书，实为困难。因此，中宣部就叫范文澜从头重写。范文澜先写了一篇《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刊于1940年5月《中国文化》一卷三期)，说明自己对于中国历史分期的意见。然后把《中国通史简编》初稿在《中国文化》(1940年11月到1941年1月，即二卷三、四、五期)上陆续发表了前三章，征求意见。在《引言》中说：“陆续发表已成的初稿，藉以获得同志们以及全国历史学者的严正批评，来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时，在写作中也打破了十几万字的预算。

范文澜带着自己的几十箱书到延安，都交给了中宣部。其中有《四部丛刊》初、二、三编，有前四史、胡注《资治通鉴》和《十三经注疏》等等，还有一些近代史的资料。这样就解决了撰写通史的困难。范文澜埋头写作，1941年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写作如故。1941年9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从远古到五代十国)出版，前三章对于已发表的初稿有所订正。1942年12月中册(从宋辽到清鸦片战争前)出版，共50多万字。1942年春整风运动开始，暂停写作。1943年范文澜调到中宣部工作，还是继续写《中国通史简编》下册，从鸦片战争开始写起。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写完义和团运动。原计划下册上编写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下编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为抗日战争胜利，晋冀鲁豫边区要成立北方大学，请范文澜去当校长，所以1945年冬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下册的工作暂停。在延安已经完成的稿子，托叶蠖生整理出版。因为下册稿子的内容与体例，和以前出版的《通史》上中册不同，所以改名为《中国近代史》;又因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部分还未写完，所以叫做“上编第一分册”;1946年在延安出版，共30万字。

▲现收藏于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的《中国通史简编稿本》

《中国通史简编》之外，范文澜在延安还写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谁革命?革谁的命?》《袁世凯再版》《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从烦恼到快乐》等许多学术论文、时局论文和小册子等等。还写了一部《中国近代史》，约20万字，不曾出版。稿本带到晋冀鲁豫边区。进北京时，竟被保管人给丢失了。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到1945年五年多点的时间中，范文澜孜孜不倦，艰苦写作，所印出的著作在百万字以上。

从延安到晋冀鲁豫边区，范文澜是经过北京走的。一路辛苦，得了眼病，医治困难，最后一目失明了。1946年4月，范文澜到达北方大学任校长。1947年新年时开始修改《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开始修改时，由我和王南参加工作。我们读给他听，他提出应修改之处，叫我们去查书;他口授修改意见，由我们拟稿;把草稿读给他听，最后完稿。这时工作多在晚上，有时继续到夜深，夫人戴冠芳几次催促，他总是说：“就完了，就完了，改完这一点就休息了。”我和王南提出：“范老，休息吧，我们也困了。”他这才停止工作，还向我们说：“明天你们早一点来!”1947年暑假，北方大学成立了历史研究室。这个研究室的任务，是搜集材料，准备继续写完《中国近代史》;并且修改《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这时工作人员多了，也不仅是晚上工作了，1948年我们在晋冀鲁豫边区印出了《通史》和《近代史》的修订本。先印的《近代史》第一次修订本，因为太行山新华书店原先出版的《中国通史》名为第一到第六分册，所以《近代史》就用《中国通史简编》第七、八分册的名义出版了。《中国通史》第一次修订本，增加了历代年表和范文澜的两篇文章，印为精装两册。香港翻印的《通史》和《近代史》就是这个第一次修订本，把著者姓名改为“武波”。

1947年冬三查运动开始，历史研究室停止工作。1948年夏，晋冀鲁豫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合并为华北区。北方大学和华北联合大学都迁到正定，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任校长，成仿吾和范文澜任副校长。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改名为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隶属华北大学研究部。范文澜兼任华北大学研究部主任，仍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到达正定不久，范文澜因眼病，不得不停止工作，到医院治疗。直到北京解放以后，才回来。进入北京后，1950年华北大学改为人民大学，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的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任所长。在北京将《中国近代史》继续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又修订一次，在北京新华书店出版为平装三册;在上海出版为精装一册。以后范文澜就集中精力来修改《通史》，实际是重写，由原来的50多万字扩大到200万字，续写《近代史》的工作停止了。这时范文澜一目失明，又得肺病，工作困难。但是还有许多文章要写，许多工作要做。到1964年写完《中国通史简编》第四册隋唐五代部分(1965年8月出版)。几年来，范文澜带病工作，经常是医生迫令休息。1969年7月29日范文澜终于因病逝世。

▲原华北大学主要负责人合影，左四为范文澜。

范文澜治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延安写作时所用的图书，离开时一本也不曾带出来。1946年后修改《通史》和《近代史》时，依靠北方大学所收集的图书。有些资料是延安所没有的，但是有些在延安用的书籍却没有了。因此，修改工作有一定的困难。1949年进入北京，资料的条件好了，但是他的修改工作也更加繁重了。第一，是查找可靠的版本来校勘书中的引文。如把《近代史》中所有的引文查出原来的出处，尽可能排除二道手的材料，根据原始材料来校勘。第二，是根据所见到的资料来补充、订正并且改写书中的字句、段落和章节。第三，是根据读者来信、同志们建议以及当时学术界讨论的意见，订正修补。在修订工作中，一是校勘文字对误，一是检查叙事是否真实，一是审订对于历史问题的提法是否恰当。不论问题大小，只要有所发现，或经别人提出，都认真对待。接到读者来信，立刻核对史料和提法，按照正确的意见改正。不论来信的意见正确与否，都复函说明或公开答复。如果认为自己错了，绝不强辩;如果认为自己不错，则申述理由。《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是他对于撰写《中国通史简编》的自我批评。

因为来北京以后，发现的新资料较多，所以《中国近代史》修订也较多。例如第八章《对抗瓜分运动的义和团运动》一章中，增加了一些新资料，有几大段是重写的。第三章《太平天国革命》一章中也是如此，关于李秀成的评价一段是重写的。在北京见到曾家所存《李秀成供》十四张照片之后，重新考虑问题。找来了孟森翻印的曾刻本《李秀成供》，和王南反复研究，几次易稿，最后才定下来，认为李秀成被俘以后，晚节不好。但到发稿的前夕，范文澜突然通知我“明天不要发稿，因为有人对于李秀成的晚节表示惋惜，所以稿子还要改。”最后改过付印，即1951年7月出版的修订第二版。但是出版之后，范文澜对我说：“这样写还是不妥。下次重印，一定要在评李秀成一段最后，加上这句话。”当时交给我一张纸条，上写：“事实上，不论李秀成当时究竟有何种想法，向敌人乞降的可耻行为，任何辩解都不能减轻他自己造成的大污辱。”这些事例，充分表明了他的科学态度和认真负责的精神。

总之，范文澜治学的态度：第一是反对说空话，处处言之有据。第二是详细占有材料，从材料中引出结论。材料要经过审查，选取最可靠的最能说明问题实质的记载。第三是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范文澜这种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范文澜热心帮助后进。1940年初夏，我离开马列学院回学校教书时，特到范文澜处求教。这是我第一次拜见他，我称他范老。他立刻说：“不要这样称呼，都是同志嘛，要叫同志。”我说明我的要求，他样样都答应，还说：“你在工作中有困难，随时来找我，我尽力帮助你。”以后我不断去请教。写信去，很快就得到回信，亲身去，他立刻停止工作来解决我的困难。有一次我问“万俟卨”，我说：“姓moqi，我知道，名字读不准。”他因浙江口音，怕我听不懂，立即拿出《说文解字》来叫我读：“卨，读与锲同。私列切。”以后跟着范文澜工作，得到他的教益就更多了。我写的稿子，只要拿到他面前，他没有一次不是仔细地认真地指点改正。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稿子，他修改了三次。初稿他看过，我改写后他又亲手修改，清样出来了，他又修订一次。《国贼蒋介石》一书，一字一句读给他听，连续几天，他随时提出修改意见。刘大年撰《美帝侵华史》，脱稿后，病倒了，是范文澜亲自组织力量，帮他整理出版。丁名楠说得好：“范文澜同志关心史学队伍的成长，对青年一代寄予殷切的期待，希望后一辈超过前一辈。年轻同志文章写成后，只要提出请求，范文澜同志虽忙，总是不厌烦地看他们的稿子，耐心进行帮助，提高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当年受范文澜同志益处的同志，回想起那种亲切感人的态度，久久难忘。”

范文澜经常收到各地青年来信，他们或有志于历史工作，或对于历史感兴趣，或问询历史问题，请求帮助，范文澜都热心地回答。他自己忙不过来，就叫别人替他回答，许多同志都做过这种工作。据丁名楠的回忆，他代范文澜回过信，还给一个陕西农村青年寄去两包书，书费是范文澜出的(范文澜因为热心帮助人，也遇到过骗子。有一个家伙，写了一本书，求范文澜审阅。是王可风看的，看完向范文澜汇报后，给作者写了一封信。开头是几句客气话，大意说读过大作，甚为钦佩;而后说到正题，劝他不要出版。这家伙竟把这封信，删去后半，印在他的书后，作为范文澜支持他出版的依据。后来范文澜知道此事，非常生气，把原信追回来了)。

范文澜关心青年研究人员的成长，也十分关心勤杂人员的思想进步和学习情况。在解放初的几年间，近代史研究所的勤务员都是从解放区来的小同志。范文澜常在传达室找他们谈话，并且亲自检查他们学习的作业本和业余学校的成绩单。我所从解放区来的小同志们在范文澜的关怀培育下，有几人已经大学毕业。

范文澜经常教导我们全所的同志们，读书治学要有坐冷板凳的意志和毅力;要天圆地方，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是范文澜首先注意的问题。1947年夏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成立后，我们晚上学习，每次讨论，范文澜都参加。有时争论很激烈，直到夜晚12点，他也坚持到散会。经常勉励大家说：“马列主义是我们工作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好好学习。”1948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早晨学习，范文澜还是在讨论时亲自参加。1950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之后，范文澜还是坚持领导全体同志们每天早晨学习理论。1953年以后，我们的工作制度改变了，范文澜仍然非常关心大家的理论学习。在讨论政策时，经常亲自参加。并且经常向大家说，要保持过去每天学习理论的优良传统。

对于学术讨论，范文澜甚为关心。每次讨论重大历史问题时，他一方面督促、帮助大家研究和写作;一方面亲自主持或参加讨论会。关于如何寻找材料，如何运用材料，如何分析问题，如何贯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尽力详细地指导。他经常介绍自己治学的经验说：过去的学术讲“家法”，要钻进去，但是必须钻出来。“钻进去难，钻出来更难。”只有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从旧的“家法”和教条中钻出来。

范文澜从事科学研究，提倡民主讨论，提倡团结。从在北方大学起，直到50年代，在研究室(所)内，多次亲自主持学术讨论，使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同的意见，尽量争辩，但不准妨碍团结。他经常向大家说：“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可见读书人有这个毛病由来已久。今天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个毛病。”

至于范文澜的生活，更值得学习。他初到延安时，住在马列学院。范文澜、戴冠芳和范元维(当时十多岁)，一家三口(他的大儿子范元绶不在一起住)，只住一孔窑洞，是寝室，是书房，是客厅，又是餐厅兼厨房。窑洞后底支着一个大床铺，前面靠窗处有一个大案子，是用几块木板加上四条腿做成的，是书桌，又是餐桌。案后靠墙处有一个长方小凳子。案上有一盏小油灯，点的是蓖麻油或煤油，黑烟滚滚，但其光如豆。范文澜就是坐在这个凳子上，伏在这盏油灯下工作，日以继夜，除非有客人来，总是写、写、写。工作疲劳了，就背靠在墙上略微休息一下，吸一口烟(用一尺长的烟袋，当地出产的烟叶)，背靠土墙，总是弄得一身泥土。后来他的夫人在墙上钉了一块旧布，同时给小凳子做了一个垫子，这样工作条件算是改进了一步。再后又用一个小凳子横放在地上，上面加一块小木板，再用另一块木板靠在墙上，休息时坐在上面就更好一些，我们就叫它“土沙发”。

直到1944年后，范文澜住到中宣部时，随着陕甘宁边区生产的发展，大家的生活都提高一些，范文澜才有两孔窑洞，寝室和工作室分开。在工作室里有一张两屉书桌，两把椅子，一盏有玻璃罩的煤油灯。工作条件这才略微好了一些。

陕甘宁边区在日寇和蒋介石、阎锡山大军包围之中，物资困难万分，纸张极为缺乏。1941年边区用马兰草造纸，解决了印书印报用纸，但是办公用纸和写作用纸仍无法解决。范文澜用的稿纸是用有光纸印的，纸质不好写字而且反光使眼睛不舒服。现存的《中国通史简编》上、中两册的手稿，是当时范文澜艰苦工作的凭证，是艰苦工作的纪念。

范文澜在延安时是吃小灶的。小灶伙食比大灶好多少很难说，灶确是小一点。范文澜是把粮食领出来自己吃，由夫人亲自为他做饭。他家的小米饭，特别是稀饭有时加点绿豆，确实比大灶，也比小灶好吃些;所做的土豆、白菜、萝卜等等，也比较可口些。

范文澜穿的是干部服。所谓干部服，和非干部服是同样的土布，不过腰间多出两条缝，穿起来略微可身些。1941年冬发棉衣时，王实味没有领到干部服，他在中央研究院院里从前山吵到后山，从山上闹到山下。范文澜当时是副院长，把自己的一身衣服给了王实味，才算平息了这一场风波(据说王实味只要了一顶帽子，未要衣服)。

1946年范文澜在北方大学的生活，有桌子，有椅子，比在延安时好些。实在说也好不了多少。住房还是很狭窄，穿衣还是旧棉袄，吃饭还是夫人自己做小米饭。山西上党和河北省地区物产比陕北多一些，蔬菜花样多一点，所谓好，就是这些。进入北京以后，国家给范文澜派了一个保姆做饭，夫人工作减轻一些，范文澜伙食的改善并不太大。近代史所看到范文澜伙食的同志们说得对：“范老的伙食不好。”范文澜只注意工作，不注意生活。1953年以前近代史研究所还是供给制。有一次发衣服时，管理员给范文澜做了一身毛料衣服，范文澜为此发了脾气(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发脾气)。他说：“大家都穿布衣服，为什么叫我特殊。”来北京后，《通史》《近代史》都有稿费，可是范文澜都不要。人民出版社送来稿费，范文澜不收，反复过几次。他说：“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我的生活不坏，为什么还要稿费。”最后还是不要。

1953年以后，范文澜才有正式的工作室。这时他一只眼近于失明，却仍然不顾疲倦地工作。每天上午8点钟，自己端着一杯茶到工作室，一直坚持到12点大家下班时，他才回家吃饭。下午他还是和大家同时上班，同时下班。直到1959年10月，因病停止工作。多年如一日，除去有特别事情外，他总是按时在工作室写作。

范文澜常说，他年事渐高，急于为党多做工作，并引用古人“日暮赶路程”的诗句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他语重心长地对丁名楠、余绳武说：“你们应该趁五十岁以前赶紧工作。人一过五十，精力就渐渐不济了。”范文澜这样艰苦勤劳的工作作风，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1966年他因病休息。1968年7月20日以后，他又计划把《中国通史》写下去，并准备组织人力，帮助他工作。可惜因为有病，力不从心。1969年76岁，4月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7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了。

1979年范文澜逝世十周年纪念时，我们几个人编辑了一本《范文澜同志历史论文选集》，并编写了一份《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回忆往事，如在眼前。他那忠实于革命事业的坚定立场，他那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他热情帮助后进、关心史学队伍成长的情景，处处事事都贯彻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性;还有他那艰苦朴素、勤奋耐劳的生活作风，这一切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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