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厂房里，机器轰鸣尚未停歇。老张擦拭着额头的汗，正准备与工友们一同走向车间主任办公室，争取那份拖欠已久的加班费。然而，人群中发现少了几个熟悉的身影——他们早已悄悄签字接受了厂方的条件，正在宿舍里点数着比旁人多出几张的钞票。这种场景，在工人运动史上反复上演，而“工贼”这一充满道德谴责的词汇，背后隐藏的正是阶级内部被资本逻辑撕裂的深刻悲剧。
从本质上讲，“工贼”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力商品化的必然产物。当工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换取生存资料时，资本便通过制造工人之间的竞争来压低劳动力价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使在岗工人时刻面临被替代的威胁。某些工人为保全自身利益而破坏集体行动，表面看是个人道德缺失，实则是资本精心设计的生存博弈。就像19世纪英国破坏机器的卢德派工人，他们的愤怒指向了错误的敌人——工贼成为这种扭曲逻辑下最可悲的牺牲品。
工贼行为对工人阶级的伤害是双重的。它不仅瓦解着具体的斗争行动，更侵蚀着阶级团结的精神基础。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绘了早期工人如何从自发反抗走向有组织斗争，这个过程依赖的是阶级意识的觉醒。而工贼通过个体化的“理性选择”，否定了集体行动的价值。当个别工人接受低于标准工资的工作，他不仅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更是在出卖整个阶级的议价能力。这种分化策略使工人陷入“囚徒困境”——每个人都担心自己成为唯一坚持斗争而被牺牲的那个，最终导致集体利益的丧失。
然而，将批判停留在对个体的道德谴责，恰恰陷入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陷阱。真正需要审视的是催生这种行为的制度性压迫。在流水线上，工人被异化为机器的附属品;在零工经济中，算法彻底切断了劳动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当资本通过精细化管理手段(如绩效差异、层级分化)系统性地制造工人之间的利益分化时，“工贼”不过是这种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工人贵族阶层的出现，正是垄断资本用超额利润收买部分无产阶级的结果。
破除“工贼”现象的关键在于超越经济主义的狭隘斗争，走向政治层面的阶级意识重建。历史证明，当工人认识到自己不仅是劳动力出卖者，更是历史变革的主体时，暂时的利益诱惑就难以瓦解真正的团结。巴黎公社之所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正是因为它超越了职业、技能和薪资的差异，在共同的政治愿景中实现了联合。当代工会运动中的“不跨越纠察线”原则，正是对这种团结意识的制度性捍卫。
机器的轰鸣终会停止，但阶级团结的乐章需要在斗争中不断续写。对“工贼”现象的剖析提醒我们，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不在于个别成员的精明算计，而在于通过持续的教育和组织，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转化为现实的实践力量。当工人不再将自己视为孤立的商品，而是意识到彼此命运与共时，资本分化瓦解的企图终将失效。这不仅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更是人性对异化劳动的最后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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