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美国选举团成员在12月14日开会，正式宣布2020美国大选的结果，民主党人拜登将在明年1月20日宣誓就任总统。美国大选以来，许多自媒体颇为关注诸如拜登曾经在大学考试中获得较差成绩等边角新闻，但相较而言，拜登上台对于中国的影响、他自身政治理念会否在任期中延续更值得关注。

这篇文章节选自作者Branko Marcetic将出版的新书Yesterday’sMan: The Case Against Joe Biden，作者用足够丰富的细节和分析讲述了拜登的政治生涯中重要一面：他不仅仅是一个中庸的副总统，更是民主党右倾的幕后推手：投票赞成削减福利预算、赞成减税等等。

译/何啸风

　　01

1980年11月，乔·拜登的一名同事正在整理国会议员的排名。自由派组织“美国民主行动”(ADA)会定期对每位国会议员评分，判断他们的进步程度。拜登想知道自己的排名如何。

让拜登产生这种想法的，是里根和共和党人在11月初获得的压倒性胜利。自从48年前罗斯福击败胡佛，这还是首次有人挑战现任总统。

里根以10%的优势获胜，赢得44个州，以489张选举人团票对阵卡特的49张票。他胜利的原因很明确，就是粉碎了1976年帮助卡特胜利的联盟：工会成员、犹太人、天主教徒，自诩为自由派的人都转投里根阵营。他赢得了南部和中西部。同样有利于他的是，投票人数减少到成年人口的一半左右。

事情本不该如此。里根是保守的意识形态家，投票的大众都认为他过分右倾，事实也是这样。他习惯说自己的对手同情共产主义，他抨击“大政府”，标志观点是给富人减税。他坚称越南战争是“崇高事业”，认为美国应该“为越南指明道路”。他在公开场合号召与苏联军事对抗。3K党大头领比尔·威尔金森为他背书，说他的政纲“读起来就像3K党写的一样”。他想要“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造就里根的，是新政以来酝酿已久的一场右翼运动。发起这场运动的是美国最有权势的企业家们，包括贾斯珀·克兰和皮埃尔·杜邦。杜邦公司的这两位领导，像一块封地一样统治着特拉华州。担任通用电气的“巡游大使”(traveling ambassador)时，里根完成了他所谓的“政治科学中的研究生课程”。

领导里根的是通用电气副总裁莱缪尔·博尔韦尔，他是工会的死敌，而且是反对罗斯福的保守一份子。正是在博尔韦尔的教诲下，里根从新政民主党人转变成这个吸收了哈耶克等保守思想家思想“罗纳德·里根”。哈耶克在他最有名的书里认为政府对经济的介入是走向极权独裁的第一步。

到1980年，这场保守运动成功让里根入住白宫，还提拔了一批支持里根激进计划的国会议员。这一系列努力的关键，就是全国保守政治行动委员会(NCPAC)。它是“新右派”活动家特里·多兰在筹款向导理查德·维格里的帮助下建立的。NCPAC玩弄选举法，和共和党候选人结成同谋：候选人的拥护者支持委员会，委员会为候选人筹款，并且攻击国会内的自由派对手。得益于这些组织的运作，11月，民主党丢掉了众议院的33个席位、参议院的12个席位。这些席位很多都上了在NCPAC长期任职的自由派参议员“打击名单”(hit list)，包括印第安纳州的伯奇·贝赫、爱达荷州的弗兰克·丘奇、1972年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

保守派紧锣密鼓地行动之时，拜登被不情愿地选中给身陷囹圄的总统站台。显而易见，拜登对这项职责毫不热衷。在其中一站，他对总统的褒奖适得其反：“我们必须面对吉米·卡特不是最佳选择(finestthing since wheat cakes)……他不是那种出现在历史书上的人物……可是他很优秀。”

不过，拜登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在这一年民主党的全国大会上演讲，抨击里根1980年政纲的“无能”、“空想”、“虚伪”。第一个参议院任期内，拜登就煽动大众情绪，抨击里根的“银行家朋友”、“石油业顾问”，号召民主党人鼓起勇气“维持新政、公政(Fair Deal)、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历史承诺”。可惜，卡特没法应付苦于十年来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的民众，没法应付企图让自己人上台的雄心勃勃的保守运动。

然而，对拜登来说，里根的胜利也有好处。由于同僚们的失败，拜登在司法委员会等多个委员会成功上位，成了数一数二的民主党人。而且，这位候任总统的反政府理念，其实和拜登的想法如出一辙。他说：“奇怪的是，罗纳德·里根的当选，和我这样的人……过去几年推动的预算十分契合。”他说，他拖延已久的“日落法案”(sunsetlegislation)，现在反而被推进了。同样的，拜登也主张减税。《威尔明顿晨报》说：“拜登坐在预算委员会上时，可能更像个保守派。”

里根的总统任期，没有导致那些草根拥护者期待的快速反政府“革命”。不过，8年任期结束时，1970年代对新政政策摇摆不定的民主党人和自由派，现在完全抛弃了新政政策。某种程度上说，里根最长久的遗产，就是成功地让反对他的人做出改变。而拜登，正是帮助实现这一改变的人。

　　02

不再是自由派了

拜登在公开场合对新政遗产的日益不满，很自然让他在里根时代向右转。虽然他对里根的竞选纲领大加鞭挞，但是，1980年代，他对公众表示：“我们不可能用没完没了的政府项目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虽然他想阻止里根取消石油天然气的价格控制，虽然他投票赞成对里根1981年预算留下的“安全缺口进行弥补”，但是，他明确表示，比起“社会项目”，他更关心国家“前进的方向”。人们问道，民主党人应该在哪些方面与里根的预算削减划清界限?拜登的回答是，国家航天局(NASA)、联合铁路公司(Conrail)、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能源研究和开发之类的机构。他说：“他们用新办法来应付老问题，不是借助社会项目，而是给东北部一套有效的铁路系统。”

虽然拜登说“里根的政纲对国内大多数人在经济上是灾难性的”，可是他投票赞成总统的第一份预算，是30名民主党议员中的唯一一个人。《纽约时报》说，这份预算是“保守派对于罗斯福和约翰逊自由派的胜利”。几十个医疗、教育、社会服务项目遭到大规模削弱、损坏、甚至废除。预算削减让无数人陷入混乱，27万公共服务人员失业，超过40万家庭无法享受福利，100万劳动者得不到失业救济，等等。《华盛顿邮报》说，里根的大刀阔斧，“是对‘新政’和‘伟大社会’这两项大型政府干预的反其道而行之”。

80年代，拜登对里根政策的批评，从它的残酷性，转向它的财政危害和赤字危机。里根上任6个月时，拜登说：“消除联邦赤字，应该成为国家走向经济良好未来的唯一重要因素。”

包括他在内，这些开始像共和党人一样说话的民主党人，对1981年的减税政策投怀送抱。这是里根重塑美国人与政府关系的又一项举措。虽然拜登说该政策“会引起不公、通货膨胀”，可他还是投了赞成票。里根的减税是战后美国最大规模的减税，是对最富有人群的单方面让利，迅速扩大了财政赤字和经济不平等。长此以往，超级富人借助日益腐败的政治系统，把经济利润转化为增长的政治权力，并且用他们的权力让支持新政的总统的成果毁于一旦，导致越来越多美国人陷入绝望、厌倦。其中一个讽刺的地方是，最先提议降低所得税的是民主党人，而里根本来是反对的。

减税也带来其他后果。里根的顾问布鲁斯·巴莱特后来说，保守知识分子想“强行大规模削减总支出。如果不首先借助减税造成大规模赤字，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确实，里根很快开始散播对财政赤字的恐惧。对于那些对新政自由派日益敏感的人，这可是一个天衣无缝的陷阱。民主党人害怕卡特时代滞涨导致的反税反政府暴动，急于证明自己的理财能力，正好落入了陷阱。

面对这种情况的变化，拜登走在了前面。虽然他投票反对食物券计划，反对削减联邦养老金计划，可他反对民主党试图用累进的增税来弥补里根减税留下的缺口。他抱怨说，增税对中产阶级负担太大。因为他担心税收系统不公平、过于复杂，所以他赞成多项税收改革法案，它们实际上大幅减少了富人的税负。其中一项法案把累进税率分为三级，每级都不超过30%;一项法案把一切个人税率统一为14%，甚至低于保守的胡佛研究所的提议。

给这些减税投赞成票5年之后，拜登承认，减税是民主党失败的标志。“里根的减税让社会议程都结束了，”他说，“民主党人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保持现状。”

到了1984年，拜登的生涯亟需一场胜选，就像1978年一样。民调显示，他的人气又一次超过了他最有力的对手——即将卸任的特拉华州长皮埃尔·杜邦。于是，重任只能交给约翰·布里斯。布里斯是州议会前任多数派领袖，也是杜邦的盟友。他竞选的理由是拜登没有很好地执行里根的经济计划。

布里斯是个很弱的候选人，他的竞选活动也很弱，跟詹姆斯·巴克斯特没多大区别。拜登以60%的得票率获胜，仅比3月民调预测的少10%，而且比他上次的结果要好。

虽然如此，拜登还是全力以赴，获得胜利。1984年，他接过所谓里根的“橄榄枝”(在增税的同时冻结财政支出)，他联合两名共和党同僚，向预算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冻结提案”。拜登知道，人们认为提案是“德拉古式的”(他说：“除了勇往直前，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他这项计划，要在3年内削减2390亿美元的财政支出，比里根的提案还多1000亿。要做到这点，原计划对社保和医保受益方的扩大，一部分就停止了。

拜登利用末日式预言，来兜售他的政策。他警告人们，放任赤字扩大会“让经济崩溃”，在12-18个月内导致“大规模政治和经济危机”。20年后，评论家们指出，这简直就是茶党(Tea Party)宠儿保罗·瑞恩的剧本。这位崇拜安·兰德的威斯康辛众议员，一心想拿社保和医保开刀。2012年和瑞恩竞争副总统时，拜登就警告选民，瑞恩会威胁他们来之不易的权利。

虽然“冻结提案”失败了，不过这只是开始。长期以来，拜登都对平衡预算修正案(BBA)不满，可这不妨碍他在1984年提出类似的修正案。该修正案让财政支出跟GDP和通货膨胀的增长挂钩。他称之为“现收现付”的举措。他称这是一个“更现实的办法”，而且自豪地吹嘘自己是从杜邦那里“剽窃”来的。1984下半年，拜登对一次分项否决、一项预算举措表示赞成。前者是里根和保守运动提出的反财政支出的措施;后者要求国会冻结预算一年，然后才能提高债务上限。接下来，他的竞选广播称，“削减赤字比党派分歧更加重要。”

在这一切背后，是对竞选资金的不懈追求。为了对抗布里斯，拜登又一次依靠工会和企业的矛盾同盟来为竞选筹款。他拒绝伯里斯把竞选费用限制在100万以下的呼吁，在9月就筹到130万，比对手的两倍还多。大部分资金不是来自个人，而是来自政治行动委员会(PAC)。伯里斯则相反，从政治行动委员会只得到1.8万。在拜登的筹款名单上，海事协会、钢铁工人协会、矿工协会不协调地出现在克莱斯勒、通用电气、辉瑞旁边。由本地企业大佬(包括杜邦公司)联名的信，在竞选中寄出了2万份，上面说拜登是“财政职责的担当者”。

拜登在选前赞成了保守派的一项核心主张，就像1978年一样。不过，上次他针对的是财政紧缩，这次他针对的是政府的角色。他说：“我认为联邦政府应该少干预各州。”过去30年，联邦政府已经改变了各州的思维方式，这说明，只要反歧视法案还在，“就很少需要联邦政府干预社会问题和种族问题”。他说，他认为“教育政策最好交给各州”，“联邦政府曾经介入的一系列领域……情况都是一样的”。他还说，政府要继续介入环境问题，介入全球毒品贸易等问题，但是“少干预幼儿园、教育、医疗这些直接的社会问题”。

里根的政治是不是真的深入人心还不好说，毕竟，各个种族、各种背景的美国工人阶级仍然靠联邦政府才免于贫困、疾病、死亡，而且国家一半的人都无心投票。不过，拜登看起来俨然是里根的信徒了。就像他的对手评论的那样：“赢也好，输也好，乔·拜登都不再是自由派了……我认为，我已经赢了。”

对于拜登自己，他反而责怪民主党人让里根获胜。他不停催促民主党人，通过冻结预算和税收改革来“清扫我们的房子”。

冻结预算没有实现，可是，他最后实现了税收改革。在新的选举三年前，拜登和参议院的民主党人(除了三位)给了里根又一场胜利，批准了里根要求的税收改革。有四级累进税，虽然征税起点提高了，但是最高级的税率从50%锐减至28%。对于国内最富有的人，这又是一个好消息。

拜登说：“这项法案总的来说是好的。”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提出这项法案是两位民主党人，它以两党多数票通过。看起来，民主党人已经让里根的革命走到了台前。

终究，拜登会意识到自己的办法是错的。数年之后，也许是他参与制造的“税收泡沫”，导致赤字螺旋式上升。1990年，拜登投票赞成给富人增税。可是，这时“后里根”的共和党对税收的反对情绪已然根深蒂固。这一举措宣告失败，一边倒的税收系统又持续了数年。为了怕人家以为他赞成减税，从而不在乎削减赤字了，拜登又支持葛兰姆法案(Gramm- Rudman bill)，一项让民主党人产生分歧的平衡措施。为了在1991年之前实现预算平衡，葛兰姆法案要求，如果国会没法实现平衡，那么，总统要全面削减支出(除个别例外)。这导致国内各城市多年的紧缩政策。民主党人小心翼翼，畏首畏尾，而且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忧心忡忡，他们不知道怎么应付葛兰姆法案。忠实的自由派泰德·肯尼迪表示支持，证明自己在乎赤字问题;新自由派加里·哈特表示反对，证明自己不是无情的投票机器。拜登投的是“赞成”。

也许拜登曾经对自己说，他的转变是必要的。在反政府情绪高涨的时代，民主党人都相信“新政已经陈旧，可新政的承诺是真切的”，此时我们必须更新罗斯福的遗产。这无疑是民主党人为克林顿时代三角策略(triangulation)辩护的办法，因为他们部分地吸取了拜登“伪装成右翼来获胜”的精神。

可是，也许还有另一种办法。面对保守派的崛起，拜登竭力淡化自己“自由派”的标签。而就在向北500英里处，伯尼·桑德斯，这位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中年活动家、纪录片导演，成为保守的佛特蒙州最大城市的市长。像拜登一样，他也根据时代氛围调整政策。可是，他不反对政府，不把财政赤字视如大敌，不依靠企业家阶层的施舍。桑德斯发起左派的反税收运动，试图把伯灵顿的税负从资产所有者转移到商人和富人身上。同时，他和草根运动合作，争取劳动家庭和穷人的利益。桑德斯市长苦于里根、拜登和其他议员强加给伯灵顿的预算削减，发动与本地保守建制派的战争，让一切选民(还有至关重要的非选民)团结到他这边，把这座城市变成志同道合的议员们掌握的进步堡垒。　　

桑德斯

桑德斯1980年代在伯灵顿的胜利，让我们瞥见了一条最终没有实现的道路。在拜登和其余民主党人后来加速右转之时，桑德斯的成就告诉我们，不同于第三条道路(Third Way)的路是可行的。相反，拜登把不知所措的民主党从政治光谱上拖向他这边。

　　03

扭转民主党的路线

1987年9月，当司法委员会暂停审查里根最新的大法官提名，超级保守派罗伯特·博克在参议院投票中被击败。乔·拜登、他的妻子、妹妹和妹夫一进入听证会，现场马上挤满了摄像机、麦克风、记者。宣布参选总统三个半月后，他正式结束了竞选。

拜登的竞选筹款比所有对手都要好得多，他的肯尼迪式光环、中间派的诚意，也吸引了民主党的捐款阶层和媒体机构。虽然他的民调并不出色，可当时为时过早，而且其他候选人也没有大放光彩。我们不难想象，这位年轻、雄心勃勃的候选人在1988年初的初选中至少赢得了一些赞成票。　　

1988年，拜登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可是，在11天里，他的竞选活动就宣告结束。这是因为一系列私人丑闻让他的名字在数年里都成为小报作家的笑料，让他数十年不再涉足总统大选。不过，至少在某个方面，他可以感到欣慰：虽然他没当上总统，可他确保下一位当选的民主党总统会是他的写照。

如果说民主党已经因为前两次选举失利而士气低落，那么，1984年的选举他们也是一无所获。虽然里根任期的第一年受困于经济衰退，而且进行了好几轮不受欢迎的预算削减，可是里根仍获得了美国史上最大的压倒性胜利，赢得49个州和525张选举人团票。他的对手沃尔特·蒙代尔是个温和的自由派，在竞选中不遗余力地呼吁加税以减少赤字，最终只获得13张选举人团票。

里根连任一年后，拜登告诉《威尔明顿晨报》：“13年以来，我一直试图扭转民主党的路线。我说的话，本来没有人说。第一，利益集团绑架了我们。第二，整整一代美国人行动起来……现在，每个人都在说这番话。”

其余民主党人都开始走上同样的路线。选举失败后，爱荷华州民主党主席戴夫·纳格尔说：“我们提出新的方案来解决问题，摆脱政府的干预。”在CBS早间新闻上，亚利桑那州长布鲁斯·巴比特和拜登并肩坐着，他说：“我们必须重塑旧的价值观，开始寻找新的国家愿景。”他解释道，这种“愿景”即“财政职责”和“财政预算”。拜登在一旁补充：“我认为民主党人失去了中产阶级，因为他们忘了中产阶级不属于特殊的利益集团。”

就像他抱怨本党的方针一样，他也不停抱怨“利益集团”和“特殊利益方”，这与他心心念念的“资产阶级”形成鲜明对比。

可是，这些暗中势力是哪些人呢？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0年代也抨击"特殊集团”和“特殊利益方”，但他指的是“无耻的钱商”，反对新政的“商业和金融少数派”，这些人的掮客“遍布国会大厅和华盛顿的鸡尾酒会”。拜登的意思，则是截然不同的。

1971年，他第一次胜选时说过：“少数派和既得利益者已经厌倦了空洞的承诺。”7年之后，这帮人反对废除让自己获利的政府项目，拜登对他们大加鞭挞;拜登指责他们让财政支出失控，而他试图控制开支。这时，拜登四处游说来推销他的愿景，催促民主党把国家利益放在利益集团之上。在阿拉巴马，他指责了利益集团，之后又坚持阿拉巴马已经搞定了种族主义的恶魔。

在其他地方，比如特拉华州，他软化了这种攻击。“那些说必须摆脱特殊利益方控制的言论都没抓住重点，”他对特拉华的700位民主党人说，“事实上，我们没有劳动力问题。我们需要劳动力……我很自豪，我所在的政党获得大多数非裔美国人的支持。”

换句话说，不管是支持还是批评特殊利益方(这时更多的是批评)，这批选民都投向了民主党：工会成员、非裔美国人、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环保主义者，还有其他符合拜登所谓“中产阶级”的人。

以前，“特殊利益方”的暴政指的是大企业和超级富人掌控了政府。现在，“特殊利益方”指的是普通的美国人，新政试图保护他们免受强大势力的侵害。民主党人新的优先对象是拜登的“中产阶级伙计”：在社会层面上保守，对政府和税收抱有怀疑，在其他方面与强大利益集团的政治愿望保持一致。

而且，“中产阶级伙计”是个南方人。1970年代以来，拜登不停催促民主党人向南方寻求理念和竞选支持。他和吉米·卡特结盟，鼓励保守的南卡罗来纳参议员弗里茨·霍林斯竞选198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民主党接连选举失利，让党内高层开始倒向拜登。“除非……南方和我们站在一起，否则我们无法掌握国家的议程，”拜登说，“纽约州、加州、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人都说，1988年我们要有一位能吸引南方的候选人。”

拜登说得对，民主党长期支持奴隶制和白人至上，“坚实的南方”(solid South)数十年里都是民主党胜利的关键。而当罗斯福领导下的民主党开始拥护民权，南方的顽固势力对进步的变化进行了数十年的阻挠，反对民权立法，削弱新政政策。　　

像拜登一样，罗斯福也明白南方在选举中的重要性。他试图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南方进行整治重塑，让南方走向“更明智的民主形式”。虽然他的新政在南方受到欢迎，可他还是没能扫除右翼精英。南方依然是反对工会、经济保守的政治大本营。拜登试图夺回南方，本来可以让罗斯福的努力重获新生，可以利用新的民权保护举措、民主党在黑人选民中的人气，来开展一场大众竞选，把黑人和贫穷白人的共同经济利益团结起来。恰恰相反，拜登明确表示，他不希望让南方支持民主党的立场，而是相反。“民主党迷失了方向，”拜登对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人说，“以前是你们站在民主党那边，现在应当是民主党站在你们这边。”

对于这样的变化，民主党领导委员会(DLC)起了很大作用。这是蒙代尔败选后成立的非正式党组织，旨在推动民主党右转。组织的建立者阿尔·弗罗姆曾在1981年担任众议院民主党核心小组(HDC)的执行主席，当时还发表了“民主经济原则”的声明，向里根的政策表示效忠。DLC由州长和国会议员组成，几乎都是白人，而且大多来自西部，尤其是南部。它希望南部在党内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包括高盛高管罗伯特·鲁宾在内的一小批筹款人，也决心将民主党打造成一个偏中间派、对企业更友好的力量。

对这批人来说，拜登自然是好帮手。事实上，弗洛姆和拜登的朋友，民调机构的帕特里克·卡德尔就试图让拜登加入1984年的竞选，为他们喜爱的政策摇旗呐喊。他们对一个长得很像拜登的“史密斯先生”的支持度进行了民调，想用民调结果迫使民主党人放弃蒙代尔。虽然拜登放弃了竞选，可是用弗洛姆的话说，拜登已经是DLC的领袖了。拜登对1988年的竞选怀有期待，和DLC一起开展了一场南方巡游，号召民主党人做出改变。

如本地的一位专栏作家所说，虽然拜登是唯一一个不来自南方的演讲者，可他在这场活动中称北卡罗来纳是“南方的良心”，他“在话语中最不懈地强调南方的主题”。他在弗吉尼亚说，如果参选总统的是保守的民主党参议员、DLC主席查克·罗布竞选总统，民主党的表现会“好得多”。在阿拉巴马，参议院豪威尔·赫夫林盛赞拜登的保守财政，以及对南方“传统和价值”的认同。礼尚往来，拜登对着人群说道：“在伯明翰，黑人要比在费城或纽约有更好的机会。”在他的讲稿中，他删去了虚伪的民权活动的套话，删去了关于伯明翰警察局长“公牛”康纳放狗咬黑人抗议者的内容。佐治亚州保守的专栏作家迪克·威廉姆斯，曾经自诩年轻时捣毁了电视台的工会。在拜登到场之前，他称拜登是党内“最优秀、最聪明的人”。

反对工会，是DLC和所谓“新民主党人”意识形态的核心。虽然劳工组织活动在他的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他对这些过往轻描淡写。他在1985年佛罗里达的AFL-CIO年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指责劳工自身的衰落，批评工会害怕变革，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非国家利益。第二年，在弗吉尼亚的年会上，他警告人们，就像民主党一样，劳工陷入了“深深的困境”，需要“更大的保护伞”来“为资产阶级遮风挡雨”，这样它才不会被视为“特殊利益方”。在为一位众议院候选人站台时，拜登提醒他，不能想当然地为劳动者表决。拜登还对一位工会听众说：“你得到的不是理所当然的。你得到这么多，已经很幸运了。”

就像《纽约时报》等媒体评论的一样，拜登在这里的说法是“哈特式的言论”。这个“哈特”是加里·哈特。这位来自科罗拉多的年轻参议员，成了民主党新自由派的代言人，他在1984年的初选中输给了蒙代尔。厌恶哈特，AFL-CIO主席莱恩·科克兰指责他“迷惑劳动者”。多年以来，在联邦每年的立法评分表上，AFL-CIO给拜登和哈特打的分数都差不多通常是70-80分之间——相比与参议院的民主党人，这是很低的分数。

不过，拜登和DLC的这套变革理论很快就被揭穿了。1986年的中期选举时，共和党人数是民主党的5倍，而且声望不减的里根巡游全国呼吁民众给共和党投票。出人意料的是，民主党重新夺得参议院，并且扩大了众议院的优势。民主党没有听取DLC的意见，而是派出经济上中左派的候选人。这样一来，工人家庭一边倒地给民主党投票。民主党对妇女和非裔美国人(90%投票给民主党)的优势，弥补了对白人男性的劣势，在紧张的选举中幸运取胜。甚至在南方，民主党人也借助跨种族的同盟获得胜利。

民主党的翻盘，在理论上遏止了“里根革命”。但在实践中，这场革命已然成功。虽然赢了1986年的选举，可民主党已经内化了拜登等人推动的理念。随着DLC的影响与日俱增，民主党避免提出任何高支出项目。当1988年的党内提名如火如荼之时，拜登又摇身变为“南方代言人”。

　　04

让里根下台

蒙代尔失败后，许多人相信，下一场党内提名将是民主党的灵魂之战。正如当时的评论家指出的那样，在老牌自由派（泰德·肯尼迪和纽约州长马里奥·库莫）和新兴的“新自由派”之间，存在的是某种分裂。

事实上，根本都没必要比什么。库莫和肯尼迪都决定不竞选。1987年4月，《迈阿密先驱报》披露，民调领先的哈特与29岁的模特唐娜·赖斯有染，导致他退出竞选，拜登的机会大大提升。真正能够挑战拜登和他的新自由主义同僚的，只有杰西·杰克逊牧师，芝加哥的民权领袖。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提名。

杰克逊对于民主党的愿景同DLC全然不同。他嘲笑DLC是“有闲阶级的民主党”。他的“彩虹联盟”没有通过向右转来获得倒向里根的保守派选票。他想用一场经济公正的工人阶级运动，来团结“被禁锢、排斥的人，穷人，白人，黑人，拉丁裔，亚裔，原住民”——换句话说，这群人正是拜登及其同伙眼中威胁主流的“中产阶级伙计”的“特殊利益集团”。全国各地的人们加入了杰克逊的运动，包括劳工领袖，白人农民，曾经嘲笑他的黑人官员，时任伯灵顿市长伯尼·桑德斯。对桑德斯来说，杰克逊的竞选活动反映的正是自己的愿景——围绕经济大众项目而建立的工人阶级运动。民主党建制派如临大敌，尤其是杰克逊已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群——随着哈特的退出，他现在是支持率最高的候选人。以DLC为首的党内精英们开始动员“除了杰西谁上都行”(AnybodyBut Jesse)的运动。他们认为，他的竞选失败，不光是因为他的方案，而且是因为他的种族。后一种说辞，在20年后奥巴马竞选总统时又一次出现了。

拜登和杰克逊以前就交过手。1970年代，他们在“校车政策”(busing)(编者注：美国为了推动种族融合而让校巴接送公立学校孩童上下学的政策)问题上的立场相反。不过，拜登对杰克逊1984年的竞选怀有善意。他对记者说，杰克逊可以带动数百万未登记的黑人选民为民主党投票，尤其是在南方。

可是，现在，杰克逊不光威胁拜登的总统野心，还威胁他扭转民主党方向的意图。在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1986年大会上，拜登说：“我们不能把中产阶级和彩虹联盟、黑人、拉丁裔、同性恋、低下阶层白人对立起来。”

很快，他就把在这次大会上，呼吁群众“抛弃这样的想法：在运动中黑人应该独自行动……只有黑人能代表黑人”。拜登语带暗示地挖苦了杰克逊，因为杰克逊在新泽西州帮助一位黑人议员挑战白人议员。在另一次挖苦中，他对路易斯安那的民主党人说：“忽视这样的想法……把公共讨论简化为贫富的选择，无视中产阶级的危机。”最引起争议的事情是，他满心欢喜地“想要进入杰西·杰克逊的副总统名单”，可是四年后，他明确表示把杰克逊逐出自己的副总统名单。在反对杰克逊的民主党人眼里，拜登是唯一有“胆量”表达他们想法的候选人。与此同时，杰克逊也全力以赴，来到威尔明顿，批评“民主党中间派……借着肯尼迪的名声，却依附里根的反动势力”。他抨击削减赤字的人，说他们“像肯尼迪一样把头发往左梳，搞的却是里根的右派政策”。

我们都知道杰克逊说的是谁。拜登开展的就是一场肯尼迪式的竞选，依靠他的年轻、外貌、魅力。拜登说，他不认为“总统当选不是依靠具体的政策”，而是“关于美国愿景的广泛理念”。帕特里克•卡德尔很好地表现了这一想法。1984年，他没能说服拜登参选总统，转而把用在拜登身上那一套策略转移到同样年轻的新自由派哈特。一年后，卡德尔参与炮制了史上最大的营销失误之一——“新可口可乐”(编注：1985年可口可乐公司在颓势下为了适应市场调整了可乐配方，但消费者并不买账，“新可口可乐”为这一可口可乐的非官方名称)。它上演了79天，最终惨遭下架。

在提交给IMPAC ’88(推动民主党右转的百万富翁团体)的92页的备忘录里，卡德尔给出了对即将到来的选举的思考。卡德尔拿1960年作为1988年的榜样，拿肯尼迪作为正确候选人的榜样。他理想中的候选人是某个“内部反对派”，他既是世代变迁的化身，又不会威胁建制派，在犯罪、堕胎、赤字、军队等议题上持保守立场。卡德尔认为，“婴儿潮一代”是胜利的关键，这代人占1988年选民的58%，被人们视为无意识形态、无党派、反建制派的。

这就是1988年拜登竞选时的气氛。他谈到婴儿潮一代的崛起：“我的指尖都能感受到。我们看到文化的展现。需要有人做出政治的表现。”因此，他的竞选演讲成了怀念60年代的摇滚巡演，有意识地唱出肯尼迪式的赞歌，表达对未来模糊而又动人的憧憬，频频致敬这位前总统，以及其他60年代的自由派偶像。他在使用了多年的一番演讲中对观众说：“我们的英雄被杀了，这不意味着我们的梦想也埋葬在千万人心中了。”这番演讲的核心是他误读的历史，他认为肯尼迪“点燃的是罗斯福以来最伟大的世代运动的篝火”。尽管如此，凭借拜登的演讲技巧，这样的演讲还是迷惑了全国各地的观众，虽然不是所有人都买帐。

然而，大谈特谈我们站在“关键分水岭”，追求“黎明的曙光”，拥有“重塑品格和未来的难得机会”，这些都不是替代性的政治方案。拜登仍然强调，美国经济困境的解决方案“在政府外部”，批评“华盛顿陈旧的经济政策”。他坚称，美国工厂需要自己的内部幼儿园，但不是由政府强加的;相反，白宫应该先建立自己的幼儿园，这样一来“主管们看到总统这样做，也会跟着做的”。

他承诺1993年之前实现预算平衡，尽管他不会增税。他的很多重要观点是从对手那里偷来的，比如企业关闭工厂前有90天来通知工人。他向公众表明自己对“校车政策”和堕胎的保守立场。拜登没有完全放弃民主党对老人的优待，而且推出了帮助国内贫困儿童的计划。但是，按照他的理念，这种计划一般是政府的项目，一半是企业和富人私下的志愿服务。他提出一些重大的目标，比如11岁以下贫困儿童的免费医疗，但他也提出一些不太重要的目标，比如以福利金为生的人参加的工作培训和教育项目。还有一些不上不下的目标，比如在4年内把最低工资提高1美元。

一如既往，拜登在筹集资金上困难不大。在3月的短短27天中，他筹集了令人瞠目结舌的170万美元，比任何候选人都高70%。1988年7月，他筹集了320万美元，仅次于马萨诸塞州长麦克·杜卡基斯。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在国会中是以色列的“好朋友”之一，以色列的说客承担各种各项事务，为竞选活动筹款。然而，即使受到媒体的热烈欢迎，这笔资金并没有转化为压倒性的支持：当他宣布退出时，他在爱荷华州的支持率仅为10%。

要不是9月的一系列丑闻打乱了竞选活动，他至少是一名竞争者。第一件丑闻由杜卡基斯的助手向媒体透露：拜登关于家族历史的演讲，剽窃自英国工党领导人尼尔·金诺克。和拜登一样，尼尔•金诺克也想让自己的政党摆脱经济上的民粹主义历史。又过了几天，媒体发现有一些段落抄袭了休伯特·汉弗莱和罗伯特·肯尼迪的话。与此同时，他被爆出1965年因为从某份法律评论上摘取5页内容而未通过一门法律课程。

接下来被曝光的是拜登常常提到的自己参加的民权活动。这不光是他那玫瑰色的竞选演讲的重点，也被他用来反对“校车政策”。他在竞选期间说，他们一群同学们常常和班里唯一的黑人学生一起去当地的餐馆，一直到这位同学被禁止在此用餐。《费城问询报》找到在费城当医生的这位同学，他说拜登这帮人根本不是一起离开餐馆的——实际上，这帮人吃完饭就走了，根本没发现他已经被赶走了。在记者的逼问下，拜登承认自己的民权活动“没有什么成果”。他仅仅参加过一次隔离电影院的抗议。那是他在某个夏天在全是黑人的游泳池工作后，第一次睁眼看待种族主义。拜登坦承：“我不是活动家，是民权运动唤醒了我，它不是我参与的结果，而是我意识到在发生的结果。”

不光是民权运动。同样是9月，拜登把自己描绘成越战的反对者：“我们都说，这太蠢了，必须结束它。”可是，拜登和内莉亚的老朋友告诉媒体，拜登“很长时间都是支持者”，只不过当选参议院后改变了观点。拜登只好承认，他曾经反对如今支持的运动，这是因为“反战运动正酣之时，我已经结婚了。我正在上法学院。我穿着运动服。”他又补充道：“你面前的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小伙子……我对防弹背心和扎染衬衫不感兴趣。”

《新闻周刊》发掘了一段公共事务卫星电视网(C-Span)4月7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C-镜头。一位观众问拜登上过哪所法学院，在班里排第几名。拜登把这个问题当作挑衅，严厉地回击了他。他说自己在班里“名列前茅”，拿了三个学位，“是政治学系的优秀学生”，以全额奖学金就读法学院。接着，他跟提问者说：“你想要的话，我很愿意坐下来，和你比一比智商。”他说的话都是假的。拜登在本科和法学院的成绩都是垫底，只有一个学位，另一个是辅修的，得到奖学金也是经济原因。他后来解释说：“我生气的时候会夸大其词。”

要是他的竞选与众不同，也许这些丑闻也不在话下。可是，他的竞选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加上他那“总是说别人不想听的话”(tell-’em-what-they-don’t-wanna-hear)的性格，竞选活动走进了死胡同。9月23日，拜登走进人头攒动的听证会，宣布退出选举。

拜登灰头土脸地退出选举，结果却因祸得福。退选后不久，拜登终于查出了选举期间受到忽视的头痛问题。住院之后，医生在拜登的脑中发现了两个动脉瘤。在接下来的七个月中，他接受了两次高风险的颅骨手术，经历了一次肺部血块手术。手术前，一位牧师为他举行祈祷仪式。医生告诉他，要是继续竞选，他将死在途中。相反，他以一种似乎更精明、更老练的外表，在1988年9月回到参议院，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我认为我很擅长自己的工作，”拜登回顾道，“我很喜欢自己的工作。我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这份工作。”

×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