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dulwahab Alkebsi
美国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IPE)项目常务总监
✪ 肖思航 (译)|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4日在霍梅尼逝世37周年纪念日发表致辞，公开呼吁全国“坚定立场、保持清醒、维护团结互信”，称美国主导的“全球霸权体系”不接受“强大独立的伊朗”，正发动以“在伊朗人民中播下怀疑、绝望、恐惧、猜忌和不和的种子”为主要手段的“混合战争”。这是穆杰塔巴继位以来，最明确的一次美伊关系表态。
长久以来，外界研判伊朗局势始终陷入政权存续或彻底崩塌的二元思维定式，却普遍忽略了外部冲突重压下，国家权力结构自我变革的第三种可能：即制度外壳仍被保留，但权力运行的重心在战争压力下发生迁移。随着战时防务、危机管控、海峡通行控制和跨地区报复等核心权责不断上升，革命卫队等军政安全机构的话语权被持续放大，传统宗教领导层与文职行政体系的相对空间则被挤压。
本文以“巴基斯坦模式”为参照，推演伊朗可能出现的军方主导路径，同时分析其结构性制约与现实阻碍。若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威胁进一步制度化，伊朗的执政逻辑或将更加围绕安全、强制动员和战略报复展开，外交妥协空间也可能被进一步压缩。
本文原载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由“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策划编译，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伊朗下一次转型：
战争如何推动权力从教士集团向军方转移?
▍伊朗的第三种走向
当前，美以伊三方战事走向仍悬而未决。围绕这场冲突的各类分析，大多聚焦于地缘政治层面，比如地区局势升级风险、核安全隐患等。但不论对外战事最终落幕于何种形态，这场冲突已然引发另一项重大变化：伊朗国内的权力平衡格局正在被改写。
数十年来，外界对伊朗的研判，始终锚定一个核心议题：政权的稳固性究竟如何?以此为基点衍生出针锋相对的两类判断，一派笃定其具备极强的抗压韧性，另一派则时常预判其即将垮台。然而，双方说法看似各执一词，实则共享同一套二元对立的认知框架：伊朗的最终命运，无非是现有体制存续或是彻底倾覆。
当前战事爆发后，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上述两种看法都忽略了政治演变中的第三种走向——政权体系内部发生深层变革。一个国家长期遭受外部重压，未必会走向崩溃，也不会一成不变。多数情况下，其内部权力结构会重新整合，权力在不同机构间重新分配。最终未必会更迭出新政权，但国家整体治理形态已然焕然一新。
当下的伊朗，已然具备催生内部变革的诸多条件。该国深陷高风险对外冲突，经济不堪重负;政治派系盘根错节，宗教力量、军方、行政体系与经济主体多方势力交织博弈。领导层既要应对外部威胁，又要安抚国内民心，深陷双重治理困境。
因此，研判伊朗前景，不应局限于存续和崩塌两种结果，而需正视第三种走向：原有制度框架得以保留，但内核发生根本性转变。权力正逐步向特定群体倾斜，其执政依托不再是意识形态与民选授权，而是强制管控、组织动员及武装力量。现阶段军方与安全部门虽已掌握重要话语权，却尚未全面掌权;宗教领导层、民选机构等势力仍可在有限范围内参与决策。在存续与变革交织的态势下，伊朗由军方主导的政治格局正初现雏形。
▍战前伊朗的权力架构
在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下，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态与文化诸领域正经历着深刻的系统性危机。这些危机围绕金融垄断资本的积累逻辑相互强化，世界资本主义正陷入一个难以挣脱的泥沼。
伊朗政体兼具共和制与神权统治双重特征，内部权力架构层级繁复、体系庞杂。总统、议会等民选产生的机构，和由教士阶层掌握的非选举权力机构共同运转。最高领袖居于整个权力体系的顶端，牢牢把控国家核心政策的最终决定权。长期以来，国家权力被行政、宗教、安全等多个体系分散执掌。其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逐渐突破单纯的军事职能范畴，话语权与影响力不断扩张。这套架构虽留有一定政治博弈空间，但始终被各类制度机制严格约束，一切运作均以守护伊斯兰共和国的意识形态根基为根本准则。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治理结构（图源：译者据原文翻译）
在复杂的权力版图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它不只是单纯的军事作战力量，更是深度根植于国家政治与经济体系的核心机构。长期以来，革命卫队以国家安全为名义，不断将势力延伸至基建、能源、通信等战略核心产业。同时它也是伊朗地区战略布局的中坚力量，既掌握国内治理实权，也深度牵动对外地缘局势。
革命卫队下设五大武装力量，分别为地面部队、航空航天部队、海军、圣城旅与巴斯基民兵。其中，巴斯基民兵是卫队体系内规模最大的准军事组织。两伊战争期间，它是伊朗“人海战术”的主要兵员来源;这支队伍以身殉道的作战特质，使其在伊朗官方政治叙事中树立起“神圣捍卫者”的形象。两伊战争结束后，巴斯基民兵正式被纳入革命卫队建制，如同深植于国家肌体的毛细血管，成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推行意识形态管控的关键工具。
▍战争重塑伊朗内部权力格局
研判伊朗是否会逐步形成军方主导的政治格局，关键在于战争本身带来的实际影响。当下这场战事不仅是一场战略对峙，更是推动伊朗政治格局变革的诱因，下文将从五个方面阐释战争如何重塑伊朗内部权力格局。
第一，战争抬升强力管控机构的地位。这是战争进程中一个普遍规律，军队与安全部门承担国防、战时动员的核心任务，得以获得更多资源与权限，在公共事务中的话语权持续增强。反观文职与意识形态相关机构，其相对影响力则有所弱化。但这类机构并未丧失法定职权，只是国家治理重心转向了安全防务领域。这一权力演变在伊朗表现得尤为突出，伊朗各方权责交叠，各自拥有执政合法性根基。和平时期，宗教权威、民选体系与行政官僚体系彼此制衡，维系政局稳定。而一旦冲突长期延续，权力天平持续向伊斯兰革命卫队这类直接主导战事处置的强力机构倾斜。
第二，战争重塑权力合法性的阐释逻辑。和平时期，政权稳固主要依托意识形态根基(如宗教威望与革命立国共识)维系人心。进入战时，捍卫国土完整、抵御外部施压、保障国家正常运转，成为更具说服力的执政支撑。这种转变并不会彻底摒弃意识形态，而是让思想理念服从于国家存续的现实刚需。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前局势中占据特殊地位，它既是作战武装力量、国家安全管控机构，也是伊朗区域战略布局的核心主体。随着自身职能不断拓展，革命卫队左右国家决策、影响整体局势走向的能力也同步增强。
第三，战时集权模式放大组织能力优势。战争时期，决策权限愈发收拢，事务处置节奏大幅加快，非正式沟通渠道时常突破既定正规流程。在这样的环境下，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行动高效的机构更具备竞争优势。相较于架构松散、行事优先考量意识形态的部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组织形态，更适配战时运作模式，执行效能也更为突出。
第四，社会心态为权力集中提供客观基础。从社会层面来看，战争的影响往往具有两面性，即便原本对政府心怀不满的民众，也有可能凝聚起国家共识;但如果战争造成的代价由民众不均等地承担，社会怨怼情绪也会不断加剧。无论走向哪种情形，社会对秩序与稳定的诉求都会显著上升，严苛的安全管控举措更容易获得认可，民众对于集权治理模式的接纳程度也会随之提高。
第五，权力变动催生体制转型。倘若借战争壮大起来的机构，在战事结束后依旧保有自身影响力，那么最终结局并不会是政权垮台，而是体制转型。长此以往，军政安全体系将在政治架构中占据更核心的位置，意识形态、行政治理与强制管控三者之间的原有平衡也将被重新改写。而本次战事爆发首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袭身亡，进一步放大了这一转型风险。
▍何为“巴基斯坦模式”
伴随战事进程，伊朗或将逐渐形成军方主导的权力格局，这一演变趋势，在诸多关键层面与巴基斯坦军方的掌权模式类似。将伊朗与巴基斯坦进行类比，并非认定两国体制完全等同，也不是预判伊朗会照搬对方的制度框架，而是借用这一典型案例，概括长期安全压力下多国普遍演化出的一类权力形态。
“巴基斯坦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军方势力掌握国家治理秩序的最终裁定权。国家的文职机构依旧正常履职，但其运作空间无法完全自主，这些机构的行事边界，始终受到强势安全体系的直接或间接规制。当核心利益遭遇威胁时，安全体系有权介入干预，甚至改写最终的政治走向。伊朗如今已出现部分类似特征，不过其现行权力分配格局更为复杂。宗教机构与民选机构虽受到一定掣肘，却依旧能在政策制定中发挥实质性作用。
在“巴基斯坦模式”下，军方不必时刻公开掌权，其影响力大多隐匿于幕后，依靠庇护关系网络、把控核心经济产业，或是在危机节点择机出手干预。这套治理模式既区别于传统军事独裁，也不同于自由文官体制。它既不会废止各类政治机构，也不会让这些机构拥有完全的自主权，最终形成一种混合秩序：官方建制照常运转，台面之下还有一套非官方权力层级体系。
“巴基斯坦”模式的关键特质体现在其合法性来源。巴基斯坦军方长期以国家守护者自居，承担捍卫领土完整、抵御外部威胁、维系国内安定的职责。历次危机考验，不断印证军方是国内凝聚力最强、处置能力最优的国家力量，其地位也随之不断巩固。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模式得以存续，离不开其内部一定程度的体制多元性。司法机构、政党以及部分民间团体仍照常开展活动，只是自主行事的空间受到约束。这套体系的维系，既依托强制管控手段，也依靠军方权力与民间参政力量之间形成的可控平衡。历经数次武力介入、各方妥协与阶段性放权，该国体制也在不断适配调整。但它的核心特质始终未变，军方的职责不只是守护国家安危，更划定了国内政治运作的权限边界。
▍伊朗能否复刻“巴基斯坦模式”
针对“伊朗能否演变为军方掌权的政治模式”这一命题，目前存在两种分析视角。一派立足伊朗历史脉络、权力架构与经济形态，认为该国固有且独特的体制特征，将阻碍军方长期掌控政权;另一派则着眼于当下战局，指出在外部压力持续加剧的背景下，伊朗内部权力格局势必迎来重构。
（一）复刻之困：四重结构性制约
此类分析视角将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国家特质进行对比，发现伊朗若想复刻“巴基斯坦模式”，面临四重结构性制约。
首先，两国在国家历史根基上存在显著差别。巴基斯坦脱胎于英属印度分治，自诞生起便伴随民众流离与安全动荡。军方以国家认同的核心守护者自居，这一定位已然深植巴基斯坦的政治文化之中。然而伊朗诞生于革命运动，其执政合法性依托于宗教权威与反帝国主义思潮融合而成的意识形态体系，这样的立国背景让宗教势力深嵌伊朗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
其次，两国国内权力架构截然不同。在巴基斯坦，军方长期凌驾于文职部门与宗教势力之上，是国内组织度最高、实力最强的权力主体。宗教团体虽能参与社会事务与政治活动，却始终无法跻身国家权力核心。而伊朗的宗教权力拥有法定核心地位，体系根基稳固。民众参政渠道均受意识形态与宗教体系监督把控，各类核心机构设立的根本目的，就是坚守革命立国的核心准则。从这一角度而言，伊朗军方很难取代宗教势力，使其沦为从属地位。
再者，两国的体制多元性表现不同。即使在军方势力控制之下，巴基斯坦仍保留完整的宪政运行框架：司法机构正常履职，政党之间开展竞选博弈，媒体也享有程度不等的言论运作空间。而伊朗虽向来允许各方在既定框架内展开博弈，但整体架构高度以革命意识形态为准则，以维系思想统一。各类机构自主发展的空间相对有限，因此，伊朗很难形成巴基斯坦那种能够维系混合秩序的有限多元治理形态。
最后，两国的经济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巴基斯坦国内的地主阶层与商业精英，其利益诉求与军方主导体系能够相互契合，至少可以彼此兼容。各方由此形成精英制衡格局，军方得以从经济运作中获取利益，却不会彻底排挤其他利益群体。而反观伊朗，受长期制裁影响，其经济体系更为碎片化，经济权力分散掌握在多方主体手中。目前，“军方—基金会复合体”(“military-bonyad” complex)已然在各大核心经济板块拥有不小话语权，但整体经济体系派系繁杂、结构松散，尚且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实现绝对掌控。
（二）崛起之势：战争塑造权力格局
四重结构性制约的确客观存在，但这并不代表伊朗不可能逐步演变为军方掌权的政治模式。另一种分析视角指出，伊朗政治体系的灵活度与内部权力博弈程度，远超外界固有印象。该观点提出，将伊朗与巴基斯坦参照对比，并不是要求二者初始体制高度相似，而是要看权力动态演化的规律。巴基斯坦军方的强势地位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危机中一步步壮大;而当下的军事对抗，正让伊朗复刻这一演变路径的可能性不断提升。
该观点重新审视了伊朗内部的权力分配格局，认为相比于神权主导，多层级分权架构更贴合伊朗的实际定位。伊朗国家权力由多个核心主体共同执掌，军方、行政官僚体系、经济领域均形成各自独立的势力网络，彼此之间相互制衡，伊斯兰革命卫队占据极为独特的地位。
在伊朗半国有化的经济体系中，革命卫队虽并非唯一势力，却是组织架构最完备、内部凝聚力最强的主体之一。国内其余强势主体，包括各大宗教基金会与革命基金组织，均手握大量资产，拥有一定自主运作空间。局势平稳时期，这种多方分权的状态能够维持;可一旦陷入危机，分散的权力格局便会逐步走向整合。组织能力更强、具备强制管控实力的机构，往往更容易主导局势，甚至吸纳整合其他势力。
在战争阴影下，政权合法性的评判依据也会随之转变。长期对峙状态下，守护国家安危的实际能力，会比恪守意识形态准则更受重视。倘若伊朗最终保住领土完整、平稳走出战事，促成这一战果的相关机构，势必会积累更多政治声望，收获民众层面的执政认可。在此背景下，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定位也会悄然转变，不再仅仅是革命事业的捍卫者，更会被视作国家主权的守护者。这两种身份有着本质区别，意味着政权合法性的依托根基可能发生转移，从原本以意识形态为核心，逐步转向以国家安全与国家存续为根本。这种转变，也会让伊朗的执政逻辑，愈发趋近于其他国家军方主导政体的运作规律。
▍伊朗如何走向“巴基斯坦模式”
倘若伊朗最终形成军方主导的政治格局，基本不会通过突发政局剧变或是公开宣告军政府统治的方式实现。更贴合现实的演变方式是循序渐进，依托当下已然显现的发展态势，在现有体制内部逐步改写权力平衡关系。
第一种演变路径是战争驱动权力整合。伴随冲突发酵，伊斯兰革命卫队凭借一线作战履职的身份，在战略决策、资源分配以及国家安全政策制定层面，话语权将持续提升。这类权力扩充最初或许只是战时应急举措，但一旦各界普遍认定革命卫队是保卫国家的核心力量，相关权责便会固化为正式制度。
第二种演变路径是可控式政治调适。现有的文职与宗教机构建制得以保留，但其自主权限会不断受到约束。决策权将在非正式层面逐步向安全机构转移，体制表象维持不变的背后，是权力格局的深度重构。
第三种演变路径是内部派系分裂。旷日持久的冲突叠加经济困境，会进一步激化伊朗高层派系矛盾，宗教阵营、技术官僚派系与安全派系之间分歧加剧。在此背景下，伊斯兰革命卫队有望以维稳中坚的姿态站稳脚跟，维系社会秩序，防止整体体制崩塌。它无需公然独掌大权，只需在危机时刻充当局势最终裁定者即可。
第四种演变路径是战时权力制度化。如果伊朗并未在战争中遭遇战略性惨败，主导战事推进的相关机构，便能将战时扩充的影响力，转化为长期稳固的治理实权。军方势力不再只局限于安全防务领域，还全面介入国家各项治理事务。式”的现实
以上四种演变路径彼此兼容，不同特征可能同步显现，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强化。整个转变过程也不必废除现有机构。只要实际权力核心转移至军政安全体系，即便在宗教相关建制形式上完整保留，伊朗也会逐步形成近似巴基斯坦的权力模式。
▍伊朗实现“巴基斯坦模式”的现实阻碍
伊朗朝着军方主导政体演变具备一定逻辑说服力，但这一结局远非板上钉钉。多重结构体制以及社会层面的因素，都可能干扰这一发展走向。开展研判时，必须充分考量这些制约条件，避免片面认为巴基斯坦式权力格局必然成型、演变进程无法逆转。
首要制约因素来自军政安全体系内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并非步调一致的整体，它们与所有大型机构一样，内部也存在派系分歧、利益博弈，这使得它难以凝聚成一股统一的掌权力量。在外部高压环境下，革命卫队内部矛盾若不断激化，非但无法助力权力整合，反而会削弱自身聚拢实权的能力。
第二项制约因素来自宗教统治阶层。尽管宗教权威大概率会逐步衰减，但其势力早已深度嵌入国家政治体系。诸多核心机构的设立初衷，就是维护宗教势力的固有地位。一旦军方势力扩张被视作损害伊斯兰共和国的立国根本，宗教势力便会出手制衡，延缓甚至打乱军方掌权的进程。
民众态度也为局势增添了不确定性。战争能凝聚民心，让国防机构收获民众支持;可倘若战事代价惨重、久拖不息，社会不满情绪也会随之加剧。对于原本就对政府心存疑虑的部分民众而言，军方进一步掌控治理权，很可能引发抵触情绪。民众最终选择接纳或是反对，取决于其亲身承受的战争代价，以及大众对战局结局的认知。
经济层面的束缚同样不可忽视。想要维持军方居于核心地位的治理模式，充足的资源储备、成熟的组织运作能力与稳定的社会环境缺一不可。伊朗经济深陷多重困境，长期遭受国际制裁，产业结构效率偏低，外部打压也从未间断。这样的经济现状会限制单一势力独揽大权的可能性;一旦经济持续衰退，各方利益争夺还会进一步加剧，权力整合难度也随之攀升。
“巴基斯坦模式”并非伊朗唯一的发展出路，也未必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但它是一种具备现实依据、却尚未得到充分探讨的演变情形。该走向契合战时政治的内在运行规律，也与伊朗国内权力架构的演变趋势相契合。若是忽视这一可能性，人们不仅会误判伊朗的变革方向，也无法准确认知该国战后最终将形成何种国家形态。
尽管这一演变走向尚未尘埃落定，但分析人士与政策决策者需提前预判该局面：未来伊朗或将迈入军方集权执政阶段，国家决策不再优先考量意识形态，而是以安全需求为核心导向，整体执政姿态会愈发固化强硬，外交层面也将更难做出妥协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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