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1973年9月11日，社会主义者阿连德在美国扶持的军事政变之下阵亡，而且也伴随着一场民主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人民团结政府的夭折，时常被视为是两极格局最好的注脚：美国与苏联的格局之下，那些试图争取第三条道路的城市不会有任何的空间。这构成了我们当下对于冷战时的一种常见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制中主要的能动者是两大格局的霸权国，而第三世界则是被动的承受者。以至于反殖民的历史更多也是冷战格局下政治博弈的后果。
而今日发表了这篇文章，分享学界的一些不同的新观点。一方面冷战过程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布置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更极大的影响了美国与苏联的脚步。作者提到:不论是万隆会议还是不结盟运动，皆让第三世界的反殖民成为了冷战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能动主体」。
而与之相对，这些前沿的学者也认为冷战的终结不意味着反殖民斗争的终结。或许常见的关键之中，大多数的殖民地已经在冷战的过程之中走向了解放，但是新的殖民存在着，只不过是转变的形式。比如艾伦伍德曾将冷战之后的美国称为「资本的帝国」。帝国主义更不是通过直接控制人口，而是通过投资以及世界经济组织对于各个国家进行操纵。反殖民的斗争依然在继续。
从未终结：
重新思考从冷战到当代的非殖民化事业
赵健舟
殖民帝国的终结——也就是非殖民化——是20世纪最重要的现象。它甚至比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都更为重要。
Tuomo Melasuo
在思考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历史时，人们往往会以“东西南北”来描述两组最为重要的国际关系格局——“东西方关系”，也即以美苏冷战冲突与竞争为核心的问题;“南北关系”，也即第三世界国家围绕政治、经济独立自主向北方发达工业国家展开的长期斗争。在“正统”或者传统的冷战史研究视角下，东西方关系，也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被视为是支配冷战历史走向的主要动力。在1987年出版的里程碑著作《长和平：冷战史考察》中，冷战史巨擘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就主要关注与考察了美苏两国在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对抗中缘何得以维系基本和平，避免热核战争爆发。然而熟悉历史的人们都清楚，冷战绝谈不上是真正的“长期和平”，在美苏两国的直接对抗以外，从拉美、东南亚再到中东、非洲，广大的“边缘地带”绝不缺少代理人战争、殖民地战争，以及更加常见的、殖民地社会和新生国家反抗它们宗主国或压迫者的武力反抗运动。这些反抗政治、经济或者更广泛意义上殖民秩序的行动，被遮蔽在单一轴线的美苏冷战视角之下，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冷战支配了非殖民化”或者“东西方冷战关系主导冷战历史”的观点在冷战结束后被逐渐否定。耶鲁大学的冷战史学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2005年出版了《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将视角更加聚焦于被忽视的第三世界国家，以矫正传统上的大国视角、欧美视角。文安立借用西马学派大师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的理论，认为美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自信——特别是对其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作为一种“高级现代主义”的信念，促使他们展开对于“落后的、偏远的、不合时宜的”第三世界社会的直接或者间接改造。随着两国推动第三世界政策，依照本国制度去构建一种属于东方或者西方的第三世界想象图景，它们也就逐渐塑造了冷战秩序，影响了第三世界的命运和发展。相比于加迪斯的冷战史观，文安立显然在几个方面有了突破：将冷战历史的书写对象扩展到整个第三世界;将冷战竞争的观察视角从政治、军事扩展到对第三世界而言至关重要的经济、文化领域;将冷战历史的反思融入了对美苏两国扩张性政策的批判性思考。因此，有中国学者评价为“世界当代史的研究论著中还没有其他著作能达到这个层次”。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全球南方话语被充分挖掘的背景下，第三世界在冷战时期的自主性问题被越来越多地重新提及。从“美苏竞争影响和塑造了第三世界”“第三世界抵抗了美苏的扩张性政策”这一文安立确立的节点开始，学者们尝试着思考，第三世界是否仅仅是被动地应对来自冷战的冲击，来自美苏两国的干预，或者第三世界本身就是冷战格局的重要参与者甚至塑造者。2023年，芬兰坦佩雷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荣休教授Tuomo Melasuo发表了《From Bandung to Ukraine: About Decolonisation and About the Cold War》一文，提出了一项颇有魄力的论断：并不是冷战塑造了非殖民化，而是非殖民化在相当程度上引领了冷战的演进方向。这也意味着，关于“东西南北”的思考，从“东西为主”，到“东西-南北关系并重”，开始向着“南北关系为主”的可能方向探索发展。
在文章开始，Melasuo选择了更早的历史节点作为非殖民化的考察起点：在整个19世纪，随着殖民帝国的不断扩张、殖民地社会的资源被系统性掠夺、殖民地精英被逐步排斥于政治权力之外、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意识在战争经验中的渐进觉醒，矛盾早已经聚集于帝国的远方边疆。威尔逊提出又未能在巴黎和会上彻底践行的“民族自决”原则，第三国际有关民族平等、解放与非殖民化的宣言共同为非殖民化提供了来自政治光谱两翼的意识形态支持，而战间期殖民地政党的壮大从内部为各种独立运动做好了政治的组织准备。因此，Melasuo拒绝将非殖民化视为二战突然降临的“意外礼物”，二战更像是一种殖民帝国体系崩溃的催化剂，将之前发生在一战和更早时间的矛盾集中引爆;特别是在战争过程中，日本对欧洲殖民军队的胜利动摇了“文明优越”的神话，让殖民地民众进一步确信欧洲帝国维系合法性基础的种族和文明等级论并非牢不可破。随着越来越多殖民地军人加入盟军，他们为胜利做出贡献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将来可供独立斗争运动借鉴的军事与政治经验。最终，联合国的成立至少从国际法上重新承认了一种模糊的“民族自决”原则，这给广大殖民地民众带来了新的制度期待。
基于对“前冷战非殖民化历史”的回顾，Melasuo大胆地提出了“非殖民化引领冷战”的主张，颠覆了传统“冷战决定非殖民化”的单向因果链条。他认为，非殖民化的两项主要使命——政治上获得独立，以及经济上争取自主——都是推进冷战进程的重要因素。1955年的万隆亚非会议被视为非殖民化，特别是第三世界团结与合作精神的重要起点。尽管万隆会议实际上只达成了有限的法律或者组织性成果，但在此之外，有关反殖民主义、中立不结盟、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的“万隆精神”，实际上为新兴国家提供了超越美苏对抗的政治想象空间。在这种想象的指引下，不结盟运动(NAM)、亚非人民团结组织(AAPSO)、非洲统一组织(OAU)的相继成立，标志着第三世界从分散抗争走向制度性联合的转变。而恰好是这些组织及其国家和或非国家行为体成员在不同地区的运动，影响了从东亚、东南亚到中东、非洲的冷战态势变化，也影响着美苏两国的冷战决策，迫使它们调整自己的方针与政策。
除了对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给予充分关注，Melasuo还强调了经济维度，也即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NIEO)的诉求。自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尝试着摆脱单纯的“被制裁者”角色，通过能源杠杆撬动、影响大国，迫使北方国家坐到谈判桌前。(有趣的是，一位中国国际法学者的文章《经济胁迫的话语权之争与国际法规制》从另一个视角回顾了石油危机中第三世界国家运用经济武器对北方国家的制衡，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法话语权之争，与Melasuo的思考彼此呼应)在制度建设上，第三世界大力推动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并依托77国集团在联合国贸发会议争取更加平等的国际经贸秩序，在联大的多边平台确立《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等国际法文件，试图重塑有关经济、贸易与发展的全球规则，也重塑有关发展与福利的总体思想。尽管国际经济新秩序最终在1980年代因北方国家转向新自由主义而受挫，但其所蕴含的主权经济、公平贸易、发展权优先的原则，至今仍在能源政治、气候正义与供应链重构中回响。
面对非殖民化在冷战结束后的停滞状态，Melasuo试图揭示前殖民帝国如何以新形式实施“反击”，以及这些反击对于非殖民化的冲击和破坏。1979年后，国际经济政策辩论从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南方主导机制中逐渐转移，IMF、世界银行与跨国公司通过债务、结构性调整与金融依赖，将前殖民地国家重新绑定在比直接殖民统治更严密的全球化网络之中。90年代大行其道的“华盛顿共识”，表面宣称帮助发展中国家，实则以私有化、自由化、去管制为手段，系统侵蚀南方国家的经济主权与政策自主空间。Melasuo强调，这种“去政治化的殖民结构”比传统殖民主义更隐蔽，也更持久。它不再需要如有形殖民帝国那样直接占领领土，而是通过知识产权规则、碳边境调节机制、数字鸿沟与债务陷阱，持续将南方国家锁定在产业链低端与责任分配的不利位置。就此而言，非殖民化在政治独立层面取得胜利之后，经济主权与制度性话语权之战远未结束。
在文章后半部分，Melasuo将视野延伸至后冷战与乌克兰战争时代，提出“非殖民化2.0”的概念。他以一种记忆与文化的国际视角，遍历了拆除殖民雕像、历史道歉争议、电影艺术中的记忆重构等文化意象，以及金砖国家扩员、去美元化争论、区域供应链重组这些重大的国际政治与经济主题。他认为，一种聚焦记忆疗愈、文化叙事权争夺与制度创新的新浪潮正在兴起。全球南方国家摆脱了冷战时期被迫在两极之间做出选择的不利局面，拥有了在多极化趋势下更为广阔的外交空间。Melasuo将这一时代概括为“悲剧与创造性的混乱”：南方国家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相对地位上升，北方国家在气候变化、贫困与不公问题上的失责，反而为南方国家提供了成为“人类未来重要保障者”的历史契机。然而，Melasuo也清醒地指出，南方内部的发展不平衡、政治不稳定与资源依赖，仍可能使非殖民化2.0停留在象征层面。
Melasuo的文章的确为南方国家的再定位与非殖民化的未竟之路提供了新的思考依凭：非殖民化不应该被标签化为某种冷战的附属产品，或者被定义为有形殖民帝国的对立面，因为一旦如此定义，它更深层次的追求——也就是“万隆精神”所强调的对不公正秩序的反抗与批判，对公平、合作、理解、共赢的追求——就被人为地分割和破碎化了。在1990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上，坦桑尼亚的一位代表的发言很具有代表性：“在过去一年人们看到了冷战的结束，于是有人得出结论，以为对反殖斗争的支持会减弱。可是，反殖斗争和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都不是冷战的产品，因此，东西方紧张的缓和不会改变反殖情绪的深度。”这句话确实点出了非殖民化作为一种持续性历史推动力的身份，但是在理解了这一点之后，更大的挑战才刚刚到来：如何在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同时，构建出可行、包容、可持续的替代性发展路径。
非殖民化从未终结，它是一个从政治独立走向经济主权、从历史记忆走向叙事重构、从制度参与走向未来秩序塑造的漫长进程。非殖民化的未竟之路，不仅是过去的遗产，更是未来的舞台。南方国家能否在这一舞台上实现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塑造者”的历史性跨越，将决定21世纪国际秩序的根本面貌。
作者：赵健舟
由NLS编辑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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