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领土调查：Living Rent 在帕蒂克与怀特因奇的公共步行
Living Rent 租户工会，2018年8月16日
载《Notes from below》第三期"工人与工会"。本文最初发表于 Living Rent 网站。
"没有调查就没有政治"——帕蒂克与怀特因奇
2018年6月9日星期六，Living Rent 格拉斯哥的工会会员与本地居民，在格拉斯哥的帕蒂克与怀特因奇一带进行了一次领土调查。我们从帕蒂克住房协会总部出发，接着批判了该协会的几处新建开发项目，走访了工人阶级历史上几场战斗的地点，其中包括1915年的租金罢工，在新建的格拉斯哥港开发区了解了土地与房产的垄断所有权，还查明了这一带新建学生宿舍那数百万英镑的利润最终流向哪些离岸避税地。
你说了，我们做了……
纵观现代史，工人阶级一直是最糟糕的那一类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从十九世纪末关于优生学的伪科学观念，到二十世纪初对所谓"底层阶级"、对新的"不值得帮的穷人"的刻板化。如今，多数政府机构就"公众咨询"大声张扬，住房协会声称自己是围绕"租户参与"建起来的，地方当局则设有在线的"咨询中心"或"公民空间"，催促我们提供意见。 同样，公共与私人的住房开发商在"投资"你所在的地区之前，会委托做广泛的市场研究，考察土地与房产价值、人流量、"宜居度"等等，还会做电话民调、挨家挨户的访谈和街头采访，好把引语放进自己光鲜的宣传册里。这本该给人一种印象：工人阶级不只被研究，也被倾听。
而实际上，公共与私人的房东不过是在使用社会学方法，去寻找把租户收编进来、把租金抬上去的办法，通过偷工减料和削减服务来变得更有利可图。然而，并非所有社会学都服务于资本，也并非所有调查都是由官员进行、以便反馈给公司和政府的。Living Rent 想要组织的，是把那些不只对这一带的过去与现在有兴趣、并且有意愿在这里开始进行政治组织的人聚到一起的方式。 当然，我们跟的是马克思的脚步。
一种城市空间的集体政治
1880年，马克思草拟了一份"工人调查"的问卷，并说明：
唯有工人能够充分地描述他们所受的不幸，而且唯有他们、而不是天意派来的救主，才能有力地施用疗法，以医治他们深受其害的那些社会病症。
但真正的工人调查要到1960年代的意大利才出现，为工人权力(Potere Operaio)、工人自治(Autonomia Operaia)与持续斗争(Lotta Continua)这些激进左翼团体所使用。这些团体想把调查不只用作一件研究工具，而是用作一种组织方式。他们不想向一群工人布道某种政治教义，而是作为工人与活动分子，去弄清工人实际的关切与立场可能是什么，以及这些如何能被用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
阶级抵抗常常仅仅被从工作场所的抵抗来理解，因而没有认识或理解再生产劳动的作用，也就没有认识到女性以及工厂之外其他人的斗争。领土调查引入的是"把调查方法应用于特定的空间设置，作为一种城市空间之集体政治的考察基础"。
帕蒂克的领土调查(浅尝一口)
这次步行持续了四个多小时，我们很快会开一个博客，详细汇报调查期间所作的研究。所提出的许多点也会被用来帮助我们今后进行组织。
过去：乔伊
乔伊讲了1915年帕蒂克的租金罢工。他告诉我们，是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们从最前面领导了这场斗争，她们开创了一系列有创造性的战术。在帕蒂克，租户们签署了一封"连环信"，拒绝提议中的涨租。当郡长的官员或房产管理人靠近公寓楼门洞时，一个鱼贩的铃铛就被摇响，以警告敌人将至。
1915年11月，随着租金罢工升级、一名房产管理人对十八户本地租户发出驱逐令，格拉斯哥妇女住房协会在13日召集了一次大规模示威。海伦·克劳弗德在索恩伍德山的讲台上向来自帕蒂克、怀特因奇与斯科茨敦的抗议者讲话，声明罢工者所要求的不是施舍，而是正义。 四天后，法院外召集了一次声援帕蒂克租金罢工者的示威，许多船厂的工人出来与这些女性站在一起。由于害怕战争努力受到影响，政府仓促通过了《租金限制法》，把租金控制在战前水平，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很晚。
乔伊谈到，Living Rent 的会员今天仍然在帕蒂克、以及在整个苏格兰与涨租作斗争，而这一次涨租既由那些当年的租金罢工者帮着创造出来的公共房东所强加，也由那些老样子的私人房东所强加。 就像1900年代初帕蒂克的租户使用一系列直接行动的战术——包括羞辱房产管理人的文书、向管理人的副手投掷面粉和豌豆粉——一样，Living Rent 的会员常常用一系列直接行动的战术、以及较为法律主义的路径，去对抗驱逐、非法的房东收费和低劣的住房质量。
当下：威尔
威尔围绕贝斯街沿线那些巨大的学生宿舍开发项目做了非常好的研究。那些极小的房间以"豪华住宿"的名义租到每月七百英镑，对本地住房以及全城的学生住宿产生了通胀性的影响。而且，一位建筑系学生、Living Rent 会员亚历山德拉指出，这些楼里的窗户是规划标准所允许的最小尺寸一平方米——这是廉价建造的确凿标志，与"豪华"毫不沾边。 威尔还发现这些房东注册在离岸地，意味着开发项目的巨额利润完全免税。
我们考虑了围绕一个不断变动的学生人口进行组织的困难，他们当中许多人只在这里待一两年。与此同时，以这种方式被安置在一起的学生，提供了在大规模上进行组织的潜能，就像取得了胜利的UCL"砍租金"租金罢工者那样。
〔图：在贝斯街谈论学生宿舍开发项目〕
当下：尼尔与贝克斯
尼尔谈了所谓格拉斯哥港的土地所有权(我们呼应作家基尔斯滕·佩顿的追问：为什么它不叫"帕蒂克港")。他告诉我们，克莱德河沿岸那一带的大部分土地归皮尔控股所有，按《独立报》的说法，那是"你从没听说过的最大的公司"。
站在一片本质上感觉像是被荒地包围的、怪异的人造开发孤岛里，听着那些通过资本拨款、土地修复资金、以及包括桥梁、道路与服务在内的基础设施先期投入而来的巨额公共补贴，是很有意思的。围绕公共资金在这些开发项目里如何被使用，确实有进行组织的余地。贝克斯谈到苏格兰政府转向为中端市场租金房产提供更多资金，这些房产由帕蒂克住房协会的一家子公司出租，租金是该协会租金的两倍多。按议会2018/19至2022/23年度《战略住房投资计划》，这类房产将占今后五年新建房的百分之二十五。
〔图：格拉斯哥港，格拉斯哥港台地，帕蒂克!!(G11)〕
未来：达米安
达米安谈了帕蒂克住房协会的圣彼得开发项目。这个项目将造出六十个混合产权的单元。尽管施工已经进行了很久，却不可能查明这些产权究竟是什么。 该协会在劳雷尔街另一处新开发项目也是如此。
达米安谈到，这一带许多街道在多重贫困指数上排得很高，但这个地区却被认为非常中产阶级，而这个认知是那些想把租金推得更高的开发商推动起来的。许多工人阶级居民在搬出原生家庭之后，已经住不起这个地区。这是一种社会清洗，也是 Living Rent 热切希望继续围绕其进行组织的题目，与本地租户以及全国各地的租户团结在一起。
〔图：帕蒂克怀特街与多万希尔街街角的圣彼得学校地块。这是帕蒂克住房协会的一处开发项目，包括"中端市场租金与社会租金房产的混合"。〕
街区就是新的工厂
所以，你不在工厂或汽车厂工作也没关系，你的办公室、学校或工作场所里没有工会也没关系——如果你是租户，就加入 Living Rent 租户工会，让我们围绕更好、更便宜的住房组织起来，为公共与私人的租户。
二|街区就是新的工厂
莉兹·梅森-迪斯（Liz Mason-Deese），2012年9月10日，Viewpoint Magazine
2001年，阿根廷遭遇了一场经济危机，与今天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的那一场相似。在十多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强制的结构调整——它只是加深了贫困与失业——之后，政府被迫对一千多亿美元的公共债务违约，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试图平息公众的不安。尽管军方强制宵禁，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高喊"他们都得走/一个也不许留"，把总统和其他政客赶下了台。
这些抗议是多年组织工作的顶点，这些组织工作回应的是失业的增加以及作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一部分的福利项目的同时削减。工人在接管工厂，失业者在封堵高速公路，移民在占据闲置土地。 当十二月中产阶级的自发抗议加入进来时，这场动员得以推翻政府，总统乘直升机逃离布宜诺斯艾利斯。
这些运动不只是1970年代以来阿根廷最大的一次群众动员，而且在质上不同于此前的运动：它们既不关心夺取国家权力，也不关心找更多的工作、干更长的时间，它们所争取的是创造新的生活形式，包括新的社会-空间组织形式、以及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形式。在危机之后的十年里，这些运动中最强的一支——失业工人运动(MTD)——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即便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已经恢复、并且到目前为止能够抵住全球危机的影响。
这里我要考察失业工人运动的历史与实践，依据的是我自2003年起与拉马坦萨和索拉诺两地失业工人运动一起所作的研究，以及当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关于失业者之组织的研究。这些最早在1990年代中期出现于阿根廷的失业者运动，挑战了把失业者呈现为缺乏政治能动性与革命潜能的传统看法。 虽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工组织者一直坚持后一种立场，阿根廷晚近的历史却描绘出另一幅图景：全国各地失业者的战斗性组织，对2001年推翻新自由主义政府、并主导这个国家在经济危机之后所走的方向，起了关键作用。阿根廷的失业者运动正通过自己的组织实践、围绕劳动的话语、以及对不同的生产与再生产形式的能动创造，重新界定劳动。这必然只能是对一场复杂、破碎而多样、已经存在了十五年以上的运动的一份非常局部的描述。
到1990年代中期，由于迅速的去工业化与私有化，加上一个被此前的军事独裁削弱了的工人阶级，阿根廷的失业率已接近百分之二十(就业不足的水平还要更高)。新的法律剥夺了工人剩下的权利，导致劳动日益"灵活化"，允许雇主以短期合同雇人、提供更少的福利，使解雇工人更容易、解雇时补偿变得不必要。各种非正式的、不稳定的劳动形式对女性和青年来说早已是常态，如今对成年男性也越来越如此。
总统卡洛斯·梅内姆有效地削减了社会开支，以致只有某些部门能领到失业救济，而失业者无法可靠地指望国家的任何支持。由劳工总联合会(CGT)领导的那个主要的、被官方承认的劳工运动，因其庇隆主义的政党归属而继续支持梅内姆，政治上已成废墟，与此同时劳动组织方式的这些变化又使传统的劳工组织形式越来越困难。没有稳定的就业，穷人越来越依靠各种形式的非正式劳动、非法活动、以及各政党的恩庇体系，同时也依靠社区内部被强化了的互助与支持网络。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里，失业者开始自己组织起来，先是在阿根廷内地，不久之后是在这个国家的主要城市中心。他们最初的公开行动是路障，用街垒和燃烧的轮胎封堵主要高速公路，有时一堵就是几个星期。这些路障的组织没有得到任何主要工会或左翼政党的支持，而是通过穷人与失业者已有的支持网络进行的。
在内地，刚被私有化的石油公司的下岗工人于1996年最先抗议，要求失业救济和/或要回自己的工作。而在城市地区，抗议的构成要更加异质，包括许多从未参与过正式劳动市场的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城市外围，最初的行动围绕食物这个问题展开，有大规模的公共集体用餐、以及要求国家提供食物援助的抗议。另一些早期抗议聚焦于电价与燃气价的上涨、工人阶级街区恶劣的生活条件、以及国家对失业者缺乏支持。
虽然这段时期阿根廷出现了不同的失业者组织，失业工人运动总的来说是最独立、最有创新性的。失业工人运动是按街区而不是围绕某个特定的工作场所或部门组织起来的，并以自己所在的街区或地区命名。虽然不同的失业工人运动有时会在特定的运动或行动中聚到一起、并曾组成联盟或阵营，却从来没有一个把全国各地所有失业者团体统一起来的全国性组织。各个失业工人运动处在一个彼此之间、与劳工运动不同部门之间、以及与其他社会运动之间不断变动的同盟与网络的星丛里。因此每一个团体都是独一的，不只在地理位置上，也在内部组织、政治活动与意识形态归属上。 但失业工人运动仍有若干共同的要素，包括路障这一战术、一种强调自治并批判等级的组织形式、以及对领土组织与组建自己的生产性企业的强调。
失业工人运动最初进入公众视野，靠的是他们对抗性的路障，即 piquete。路障直接的目的是阻止商品与服务的正常流通，并使人们的要求变得可见。人们广泛指出，路障是失业者版本的罢工或停工，是他们一旦被剥夺了这种享有特权的工人反抗形式之后唯一可用的战术。
然而，决定去堵路并不必然是从匮乏这个假定出发的：设障者把自己的抗议带到的不是工厂大门，而是城市的街道，他们把城市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关键场址。正因为如此，哈特与内格里把这一战术作为"针对大都市的野猫罢工"的范例。〔注一〕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路障之所以特别有效，是因为它们常常设在主要桥梁或其他从郊区进城的入口处，而随着危机恶化、政府力量削弱，也设在城内的主要路口。路障对于给了设障者一种能动感是关键的，许多人觉得，在没有就业、也没有工作场址作为组织之地的情况下，他们缺的正是这种能动感，而它被证明是一件极其有力而有效的战术。路障成功地迫使国家向穷人提供失业救济与食物篮，而这些组织则赢得了对补贴分配的控制权。这种控制很重要，因为它使运动得以独立于那些通常以福利换取选票和政治支持的政党，也因为它使运动能够选择如何把资金重新投进社区组织。
路障还有一重重要性在于，它们充当了一个相遇的空间，把不同的失业者聚到一起，形成新的社会关系与共同的价值。它们不只是抗议，路障是设在街道中间的营地，人们在那里彼此照料，分享食物以及维持这个空间的其他责任。
水平性与自治
虽然不同的失业者组织、以及后来全国各地其他运动都使用路障这一战术，失业工人运动还可以按其内部组织与对自治的承诺进一步区分出来。失业工人运动的内部组织强调直接民主，一般在向运动中所有人开放的大会上采用一种有主持的共识程序。 虽然各个失业工人运动在内部民主的具体做法上有差异，有些致力于彻底的水平主义、另一些则有不同的领导结构，但它们一致批判工会与政党那种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官僚的结构与实践，并致力于实行不同的内部组织形式。这使它们区别于那些组织得更官僚、或者已经依赖上魅力型领袖的其他失业者组织。
失业工人运动是由自行召集、自行组织的邻里群体所组成的，并且保持着独立于工会、独立于左翼与民族-人民主义政党及其恩庇网络的状态。 它们抵抗着被这些机构收编，尽管有时会与较独立的工会或左翼政党结成策略性的同盟。自2003年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当选以来，这个国家的许多社会运动、包括政治上偏向民族-人民主义/庇隆主义的失业者组织，都宣布支持政府，有些甚至正式被编进了政府的队列。包括构成达里奥·桑蒂利安人民阵线的那些、以及拉马坦萨和索拉诺的失业工人运动在内的若干支，保持了独立于政府的状态，转而选择聚焦于领土组织与创造新的生产实践，并延续至今。
对水平性与自治的承诺伴随着一种对代表制的批判。人们认识到这场运动在内部非常异质，并不存在一个理想的失业工人形象。此外，这些运动出现的时刻，正是代表制民主彻底崩溃之时，这在19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及其最终被推翻中可以看到。很清楚，掌权的政客并不代表人民，甚至不代表他们自己政党的人。工会也不代表工人，它继续支持梅内姆。 对代表制政治的信心丧失，导致了"他们都得走"的呼喊，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全城采纳的平民街区大会。这种对代表制政治的怀疑，被一种对领土组织的承诺所对冲，即在穷人居住的街区里创造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空间组织。
领土组织
领土组织是把失业者组织、尤其是城市里的失业者组织，同阿根廷及别处其他社会运动区别开来的又一个要素。"街区就是新的工厂"是失业工人运动与其他失业者组织的主要口号之一。
这句口号有双重含义：生产不再以工厂为中心，而是分散在整个领土上；与之平行，劳工组织也必须分散到整个街区。
许多失业工人运动、尤其是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部的那些，出自1980年代被非法占据的城市外围定居点。在这些定居点里，街区早已是政治组织的关键场址，因为这些定居点在很大程度上由居民集体控制，并且是维持自己土地、争取获得服务的持续斗争的场所。 对于大量从未被包括进正式劳工运动、也一向被排除在其他政治组织之外的女性和青年来说，街区同样是显而易见的政治组织场址。因此在这些运动出现时，是她们走在了前面，这与许多由男性主导的政治活动形式形成鲜明对照。
反对资本的斗争同时必须是生产出一种不同类型的空间、以及这个空间内部不同的社会关系的斗争。而这恰恰是失业工人运动在自己的领土上力图做的事：在街区里建立起物理的在场，并力求集体地管理日常生活中尽可能多的要素。
失业工人运动所实践的领土组织包括在一片给定领土内创办学校、施食处、卫生所、托儿所、社区菜园、社会中心与生产性企业。它意味着围绕社区居民的基本需要——食物、干净的水、住房、教育——进行组织，以及在社会上与族裔上破碎的街区里形成共同体的愿望。领土组织意味着把日常活动的一切空间都打开，供批判、并作为可能的组织场址。
这些运动承认并更充分地看重那些投入到生产一片领土之中的不同类型的劳动。归根到底，领土组织力求建立在工人阶级的自我活动之上，而这种自我活动是通过街区中日常生活与社会组织的实践表达出来的。
劳动
失业工人运动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所构想的劳工运动，是因为它去除了雇佣劳动的中心地位，并明确地组织失业的人。 失业工人运动明确承担起了组织失业者、以及部分就业者、非正式工与家务工的挑战。通过设障者这一肯定性的身份、并继续认同为工人，失业工人运动越出了那种建立在匮乏之上、建立在他们没有什么（就业）之上的失业者定义，走向了一种看重阶级之政治组织的定义。
因此，这套话语不再把雇佣劳动当作常态而给予特权，它认识到对这个国家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来说那已经不再是一种可能。但失业工人运动继续认同为"工人"、认同为工人阶级，即便没有就业、甚至没有就业的可能。毋宁说，这场运动认识到劳动有许多类型，而且它们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被组织起来。
失业工人运动去除了雇佣劳动经验的中心地位，转而把日常生活的诸空间放到自己斗争的中心。 这样，它们得以对有酬与无酬劳动之间、正式与非正式就业之间的区分提出挑战，为那些靠着不稳定工作加上国家补贴、非法活动、以及家人朋友的支持的某种组合而活下去的大多数城市居民，创造出一个空间。
城市外围的居民常常兼职从事家务劳动或建筑业，通过家里经营的微型企业自雇，并卷入自家与社区里持续不断的照护劳动。这种劳动缺少那些曾帮助其他工人组织起来的权利与保障，也缺少地理上的稳定。这使工作场所的组织极其困难、乃至不可能，意味着这些工人在工会里一般没有位置。而设障者运动是少数几个成功地把这些不同类型的工人聚到一起、而没有再生产劳动市场的等级与分割的运动之一。
在设障者运动内部，对劳动有着不同的分析、对经济状况有着不同的诊断，这些体现在各组织的要求与实践里。一部分运动呼吁"真正的工作"，要求要回自己原来的岗位：真实的、正当的、货真价实的工作。 这些与要求补贴和失业救济相对立，他们认为后者再生产出懒惰与依赖的模式。虽然政客利用这些补贴来安抚并收编运动这一点确实必须被批判，但不难看出，那种把补贴简单地批为依赖的做法，有再生产新自由主义资本及其个人责任意识形态之逻辑的风险。 对"真正的工作"的要求还犯了另一个错误，即把某些劳动形式标为正当而真实、与另一些相对立，从而贬低了女性在家庭与社区中的劳动、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劳动。它没有把那些使它的前提变得毫无价值的结构性变化考虑在内：不再有真正的工作了。
设障者运动的另一部分，大多信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把自己的行动集中在向国家要求失业补贴上。多亏在赢得这些福利以及分配它们的权利上的成功，这些组织在1990年代末迅速壮大，却未能为工人阶级街区里已经在发生的那种腐败而等级化的政治提供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 一种建立在向国家提要求之上的政治，意味着这些组织如今大多支持基什内尔政府，其中许多已正式并入政府机器，从而失去了自己大部分的对立潜能。
而独立的失业工人运动则采取了一条不同于要求"真正的工作"、也不同于只要求补贴的路径。虽然这些失业工人运动去除了雇佣劳动的中心地位，劳动仍然处在它们的实践与分析的中心。但失业工人运动并不只是要工作。相反，它们追问："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劳动？"而回答是："有尊严的劳动。"
有尊严的劳动与其说是一项要求，不如说是一份意图的声明，因为那恰恰是这些运动正在付诸实践的东西：创造出新的劳动形式，而这些形式溢出为新的生活方式与新的城市领土的组织方式。
#FormatImgID_5#
替代方案
从1990年代末开始，在一些工人开始接管自己工厂的同时，若干失业工人运动办起了自己的生产性企业，作为给一部分成员提供收入、并重新获得一种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感的方式，而那种控制感是他们随着失业而失去的。
这些努力在2001年之后成倍增加，当时危机达到顶峰，而缺少一个稳定政府这件事清楚地表明解决办法不会来自国家。这段时期里，失业工人运动也参与组织了以物易物的市场与替代货币网络，创造出建立在互助与支持之上的新经济体系。它们认识到充分就业对每个人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选项、甚至也许不再是一种愿望，于是决定在自己的领土上、在资本主义市场之外，创造自己再生产生活的方式。
对"有尊严的劳动"有不同的解释，也有不同的付诸实践的方式。不过我们可以辨认出一些共同的线索：其一，自我管理／工人控制／没有老板；其二，工作场所的民主与水平性；其三，共同体的价值高于市场的价值。
这些替代方案有时采取工人所有的合作社的形式，但也超出了明显具有生产性的企业。作为领土组织的一部分，失业工人运动力求集体地管理生活的其他空间与活动，从医疗到教育到他们所吃的食物。 这些方案还有一个自治的维度：尽管多数至少部分地由国家补贴资助，失业工人运动的目标是自给自足，以便不再依赖国家。这主要是一项实际的顾虑，因为人们预期国家有一天会收回补贴、或者强加运动无法满足的某些要求。不过这些补贴被认为是有用的，只要它们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可以由此进一步强化运动与人们的自我组织。
失业工人运动所建构的替代方案不限于工作场所的替代方案，不限于没有老板地劳动、民主地控制工作场所。它们的目标是创造出不同的劳动方式，追问什么算作劳动、那种劳动如何被估价、那种劳动如何被进行与组织、以及那种劳动与生活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越出生产性企业，去聚焦于那些在街区内部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的活动，那些不建立在竞争或利润之上、而建立在团结与互助之上的关系。
失业工人运动所设立的生产性企业通常是小规模的作坊，做食品或纺织品，或者提供服务。面包房与比萨店是最常见的几种。这些企业由工人自己、并归根到底由整个运动民主地控制，使社区的需要比单纯赚取利润更重要。 它们试图提供一个替代方案，以对抗多数资本主义工作场所那种等级制的纪律、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割，做法是把所有工人都纳入决策并轮换角色。利润一般被重新投入整个组织，或分配给最需要的成员。
在许多方面，失业工人运动所办的合作社与同一时期在阿根廷出现的"被夺回的工厂"相似。 在全国数百处地方，工人接管并重启了工厂的生产，而不是屈从于老板关闭工厂、让工人失业的决定。这些工厂从小型印刷所到大型金属厂不等。这些被夺回的工厂在运作方式上差异极大：在有些厂里，工人根本地改造了生产关系，在工人之间确立了非等级的关系，平等地分担责任与任务、分享决策权与剩余;而另一些则在很大程度上再生产了这家工厂在前老板手下的关系与做法。
但在许多方面，被夺回的工厂仍然是有限的，因为归根到底，它们仍然在创造劳动，而这种劳动不是依靠老板去灌注工厂纪律，而是依靠集体的自我剥削。总的说来，被夺回的工厂对资本的整个体制挑战甚少，尤其因为许多厂继续履行着与老板经营时同样的、与资本主义公司签订的合同。在政治变革上做得最多的那些被夺回的工厂，是那些能够与其他工人控制的企业结成网络、重建整条供应链的工厂，以及那些与其他运动和更广的社区建立起纽带的工厂。
所有这些运动的核心焦点之一是教育，这一点也许在平民高中(bachilleratos populares)身上看得最清楚。平民高中是由社会运动开办、但有国家资助与认证的成人高中学历项目。 这些学校出自这些运动，既有被夺回的工厂也有失业工人运动，起初没有任何外部资助或国家承认，作为向自己成员与公众提供教育的方式。
它们出自一种双重的认识：这座城市大部分穷人缺乏优质的教育机会，以及教育在政治增能上的力量。 经过多年斗争，这些学校所颁的学历被国家正式承认(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是2007年，市是2008年)。国家还提供额外的资源，在某些地方还为教师提供少量薪水。然而，课程由这些运动控制，组织学校与授课的责任也归它们。 教师一般是运动的活动分子和/或有政治承担的大学生，有些人在别的学校当教师。失业工人运动非常强调知识生产，有些甚至办起了自己的出版社，编辑并出版自己的研究。
此外，一些失业工人运动开办卫生所，为拥挤而资金不足的公共卫生体系提供替代方案，并对健康采取更整体的路径，而不是只治疗疾病。在这些卫生所之外，失业工人运动往往还开设关于营养与健康的课程，力求把这些要素整合进成员的日常生活。这些组织提供范围很广的文化与教育项目，从绘画课到读马克思的读书会，为寻求合法身份的移民提供法律援助，并协助女性增能小组。
参与这些活动，无论是一家工人经营的面包房还是一所由运动控制的高中，都创造出新的主体性与社会关系，生产出新的领土与新的生活形式。参与者从把自己看作全球资本主义无助的受害者、仅仅由自己失业这件事来界定，转变为认同为社会与政治变革的能动者，拥有正面对抗国家与资本、并生产出不同生活方式的力量。失业工人运动挑战了关于雇佣劳动之中心性与可欲性的支配性叙述，转而力求创造出生产与社会组织的替代形式。
今天，失业工人运动不像十年前那样公开可见，与国家的公开对抗少得多，路障也不再是每日之事。这场从未统一过的运动，今天也许比从前更加破碎：一些设障者组织已被并入基什内尔的机器，从国家那里领取补贴和其他资源，另一些则对这些新的收编形式越来越持批判态度。
缺乏统一的行动构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政府正试图把"好的抗议者"与"坏的抗议者"分开，以此决定谁能拿到补贴;而那些合作社也发现，不建立更大的贸易与支持网络就很难维持自己。某些团体，尤其是达里奥·桑蒂利安人民阵线，正试图通过建构新的同盟来对抗这种破碎，把失业者、低薪与不稳定工人、学生，连同来自这个国家其他地方的原住民与农民团体聚到一起。
尽管有这些挑战，失业工人运动仍然致力于领土组织日复一日的工作。如今全国各地约有一百个平民高中项目在颁发学历，还有几十个合作社、社会中心与其他活动，在直接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强化街区居民的自我组织、并建构他们相对于国家与资本的自治。
注释
〔一〕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内格里，《大同世界》，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贝尔纳普出版社，2009年。
〔二〕关于空间与资本之关系的理论分析，见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马萨诸塞州剑桥：布莱克威尔，1991年。关于拉丁美洲各地社会运动如何为生产出新类型的空间而斗争，见劳尔·西韦奇，《抵抗中的领土：拉丁美洲城市外围的政治制图》，布宜诺斯艾利斯：Lavaca editora，2008年;该书近期以《抵抗中的领土》为题出版了英译本，拉莫尔·瑞安译，奥克兰：AK Press，2012年。
〔三〕拉马坦萨失业工人运动自费出版过两本书：《从罪疚到自我管理：拉马坦萨工人运动的一段行程》(2005年)与《当我们与他人在一起时我们就是我们：拉马坦萨失业工人运动的结社经验》(2007年)。达里奥·桑蒂利安人民阵线经营一家出版社，自2007年起已出版五十多本书。索拉诺失业工人运动曾与情境集体在多个方案上合作，包括《891号假设：超出路障之外》一书。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