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全球化，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有利于发达国家，不利于落后与欠发达国家，它是一种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是不发达国家不发展与贫困化的原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全球化有利于不发达国家，不利于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将导致产业空心化，同时将推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崛起，由此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那么，两种观点，谁对谁错呢？
长期以来，人们大多认为全球化有利于美国与西方国家，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欠发达国家之所以欠发达的原因。它是一种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制，就如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不平等的产权与雇佣制度一样，在这一体制下，富国越来越富，穷国只能越来越穷。对此，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其《19世纪大转型》一书中曾经这样写到：总而言之，正是各地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位置，位置，决定了它是否能从19世纪的全球发展中获利。” 位置不同，命运也不同。大国竞争就是一个抢位置的游戏。在19世纪，大不列颠开始占据了特权位置，正是它在体系中的特权位置，而非自身的的任何特点与能力，作为核心因素造就了大不列颠。美国在后来取代了英国，占据了这一位置。同样，美国社会历史学家沃勒斯坦认为，过去500年西方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其原因不在于这些国家的内部，而在于它们一直处于世界体系的核心位置。欠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所以不发展，原因也不是在于内部机制，更主要的是它们一直处于世界体系的半边缘与边缘地区。所谓世界体系就是一种全球分工与产业价值链体系，它是由中心—半边缘—边缘组成的一种结构。同时它也是一种规则和机制，决定资本，资源，人才，财富的流向，循环与分布。所以，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讲，要想摆脱贫困的命运，首先是要取得政治独立，摆脱西方的殖民与半殖民统治。其次就是要争取经济自主，比如采用“进口替代”政策，等等。
但是，目前对于全球化的理解，人们发现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对于全球化的不满不再是来自于欠发达国家，而是来自于发达国家，来自于美国与西方国家。他们认为正是全球化与产业转移导致了其国内产业空心化，中产阶级贫困化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与动荡。与此同时，正是全球化与产业转移推动了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过去3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崛起。所以，他们反对全球化，要与中国脱钩，去风险化，他们的政策变得越来越“第三世界化”，试图通过贸易战与关税战，倒逼产业回流，推动再工业化。他们从全球化的主导者变成了反对者，而与此相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欠发达国家却正在张开双臂，准备迎接全球化，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全球化不再是威胁，而是发展的机遇，特别是中国的成功，给了他们巨大的希望与信心。
事实上，早在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就注意到随着工资上涨，成本上升，利润下降，产业会从发达国家转向低成本国家，由此导致发达国家的衰退与新兴国家的崛起。比如当时荷兰衰退与英国的快速发展起初就是源于此。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大英帝国走向相对衰退，许多经济学家都主张应该投资国内，而不是海外，比如霍布森在《帝国主义》一书中就分析到：当时英国因为资本过剩而转向海外投资是得不偿失的，因为这意味着私人利益，主要是资本家利用国家机器来保障其海外经济利益。尽管通过输出过剩资本从而提高了利润，但是对于国家来说损失却远远超出收益。这部分原因在于绝大部分收益是被商人与投资者所占有，国家只能得到很少的一部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另外，他还分析到，在出口资本商品及其技术诀窍的过程中，会使落后国家可以开发自己的资源。一旦如此，那么就无法防止例如中国这样的国家通过利用国外资本，来增强自身资本，再与本国劳动力资源相结合进行生产，从而在世界市场中取代英国生产的产品，甚至于最终使西方市场充斥着价格低廉的“中国制造”的商品，彻底改变资本的流向，取得对其“恩主和教化者的财政控制”。所以，他认为应该通过政府对财富的重新分配，以投资国内代替投资海外，由此消除实行帝国主义的动力。针对霍布森的分析，当时还处于流亡海外的列宁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控制政府的资本家永远也不会采取这一政策，否则大英帝国就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了。显然，历史证明了列宁的分析与预见是正确的，因为大英帝国已经早已成为历史。
相对于大英帝国，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上升周期，可以说美国是吸着英国的乳汁长大的，因为当时英国的产业转移与海外投资大部分都去了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更是美国的“黄金时代”，以至于20世纪被称之为“美国的世纪”。但是，好景不长，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开始了由盛而衰的转向。对此已故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在其《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一书中分析到，美国的跨国公司既是美国权力的体现，但同时也是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走向衰退的根源。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主导跨国公司的发展，对外投资被当作是美国的一项国家战略，美国出台了一些激励跨国公司走出去的政策，以此促进西欧，日本地区的经济复苏。但是，随着技术向第三世界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传播，美国的跨国公司有助于这些国家振兴经济，从而使这些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权力差距。如此一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初始目标随着跨国公司的增多而失效。所以，吉尔平建议美国用贸易或者援助的方式，而非对外直接投资去拓展经济交易。美国应该改革内部经济结构，改变公共政策方向，加速产业的转型升级，鼓励投资国内，而不是投资海外。但是，显然美国并没有接受吉尔平的建议，以至于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而这又能怪谁呢？
目前，中美贸易纷争可以说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与日本和欧洲国家贸易纷争的继续。尽管当时的美日贸易战使日本一蹶不振，经济陷入长期迷失。但是，美日贸易战也没有导致出现产业与企业大规模地回流美国，相反而是更大规模地流向了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与西方国家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与推动者，产业转移被认为是一条“微笑曲线”，其中微笑的是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因为他们控制了曲线的两头，研发与销售，由此控制了利润。而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处于曲线的制造加工中间环节，实际上是为跨国公司打工而已。所以，当时美国与西方国家大多数人对于产业转移与中国制造不屑一顾。但是，30多年后，“微笑曲线”突然变成了“哭泣曲线”，美国与西方国家认为是中国抢走了他们的饭碗，掏空了他们的制造业。究其原因，不难看出，尽管美国与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是中美贸易的最大赢家，对他们来讲中国是机遇，绝对不是威胁。但是，问题是他们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并没有惠及社会，相反是以牺牲社会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一方面由于将产业外包或者转移到中国，导致美国自身产业的空洞化，就业机会的流失，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另一方面随着产业外包与转移到中国，然后又将产品运回美国销售，尽管产品价格是降低了，这有利于消费者，但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却上升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美国变成了能源与农产品出口国，这一变化又进一步加速了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
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法德里·扎卡里亚在《后美国世界》一书中这样写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一直以来都在整个世界奔波，推动其他国家开放他们的市场，实现政治运作的自由民主，并且拥抱贸易与技术，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发展新产业，等等。可是，现在我们自己却变得越来越怀疑自己过去一直以来珍爱的东西，比如自由市场，贸易，移民和技术变化。正当世界开放的时候，美国却关上了自己的大门。由此“当历史学家撰写从现在开始往后的时代之时，他们可能注意到，在21世纪的早期阶段，美国成功地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推动世界的全球化。但是，除此之外，他们可能也会写到，美国却在这个过程中忘记了将自己也变得全球化。”
作者简介：鲍盛钢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
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就职于加拿大海外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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