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像看事儿公众号评：新颖包装的第三条道路，往往只是反动的。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经济中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伪改革的道路，另一条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走第一条道路的是以资本家政府为首的金融财阀，走第二条道路是由无产阶级为首的革命。又要这又要那，最终落得左右脑互搏的下场。
近日在国内，民主计划经济确实有过短暂的热潮，一时激起了一部分群体对计划经济的思考，甚至于说，以一种“左”的面貌来攻击马列毛主义的主张。以《民主与经济计划》这本书的作者立场就能够表明这部分人群体的总立场。在前言开头就已经为我们展示:
“首先，无论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东方的国家主义国家，都不代表可以接受的社会组织方式。需要第三种方式，而创造第三种方式，就必须有意识地改造现有社会。"
这是比较经典的第三条道路说明，之所以说它以“左”的面貌出现就在于此，他们的欺骗性在于用批判资本主义的面貌来阐明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批判也是合理的，为此让人们觉得他们是正确的。这很正常，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几乎已经变为现实过，这就导致了一个点，就是让一些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和江湖骗子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可以利用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来夸大地说明，而由于对方方案几乎没有在社会历史的总体趋势变化中起到过任何作用，为此他们连想要犯错的机会也没有，甚至没有办法被我们利用来攻击他们。
毕竟历史现实已经证明了我们的理论基本把握了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可正因为现实的实践中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所以它是现实的，而民主计划经济学家根本不可能证明他们的理论正确，甚至没有犯错的机会。那么一些不懂得这方面的青年人很容易被这样的毫无现实依据的理论哄骗的团团转，毕竟在他们眼中，实践总是等同于错误，而空想的理论由于没有成为现实，所以找不到他们现实中犯的错误。而这就造成了一部分青年人对“纯粹性”的浪漫想象。将那些未被实践“污染”的理论视为更优越，却忽视了意识到这个问题本身源于社会实践。
谁都晓得，在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经济中已经发展出了这样的两条道路:一条是伪改革的道路，另一条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走第一条道路的是以资本家政府为首的金融财阀，走第二条道路是由无产阶级为首的革命。因此，在这里不容许有任何动摇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归根到底是第一条道路，无论它采用什么样的形式进行着它的伪装，但这条伪改革道路始终会暴露出他们原本的阶级本性。缘由很简单，究竟应不应该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彻底划分阶级本性的关键。那些枉费心机的论证无非是说了这样一番话:革命又在高涨，又不在高涨;又应当把它进行到底，又不应当把它进行到底。最后合力形成左脑反驳右脑。
而在民主计划经济的理论中，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对于经济的作用，再他们看来，由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实行集中的领导和管理，就会产生一种官僚主义式的国家主义倾向，因此在他们的理论文献中，国家主义就是指的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的领导形式，但是又有什么组织形式可以取代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作用呢?而不会到最后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呢?
民主计划经济学家会这样说:计划以共商式协调的政治过程伪形式，由受影响者直接或间接地做出并执行政策。无论是通过上级指示还是市场力量的压力，都被有意识的交互和协商所取代。这就使相关人员有可能根据对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相互依存方式的详细了解，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行为。(这段直接引用于《民主与经济计划》)
的确，社会主义的集中领导是需要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但这着重点在于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可是共商式协调究竞符不符合这个原则呢?以迪瓦恩为首的学者认为，集中式指令经济必然导致信息过载的问题，因此不可能有效利用这些信息，所以，共商式的协调模式是让某一生产部门内的投资决策根据它所获得的信息进行事前协调，从而以一种自我激励的方式取代强制性规定。而这和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完全对立，在这里几乎是想避开社会主义的任何经济活动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来决策的问题，缘由很简单，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它在这种特定阶段以国家为代表出现，依据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我们才认为，国家就拥有决策权，这是从全面性和全局性协调来说明的。
只有围绕着这一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领导中的分级管理才能够作为因地制宜手段出现，这种因地制宜决不是作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决策出现的，否则它依然是想证明市场管理机制是最优的。在处理地方和中央关系中，民主计划经济学家几乎都在刻意贬低中央的作用。这点是他们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思考得出的结论。社会化大生产涉及亿万种产品的供需关联，分散的个体或局部群体仅能掌握局部信息，无法形成全局协调所需的“全量信息”。
《资本论》早已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的“价格信号”本质上是无数个体分散决策的结果，但其仍无法避免周期性危机，这恰恰证明分散信息处理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的协调问题。
退一步说，他们在理论逻辑上承认社会化大生产对经济协调的物质基础作用，但他们却不承认中央的经济作用正是基于这点推导出来的，在计划管理体制上，否定中央的全局信息处理作用会产生一个自相矛盾的管理体制，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局部取代整体进行信息处理。这样来看，这种所谓共商式的政治原则根本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原因就在于他们让企业单位、局部信息处理等成为了一种独立于中央、全局的东西，然后让两者以协商的方式来去处理这两者的矛盾。缺乏一个代表全体劳动者根本利益的权威即无产阶级国家，“共商”必然沦为资本残余、地方利益集团等操控协商过程的工具。这是从政治上就能判断出来的问题。
这里就是从科学的研究中得出的一个必然结论，无论计划管理体制怎样因地制宜都必须以无产阶级国家作为中心进行，否则一切民主、协商都不过是为另一阶级设立准备夺取政权的管理体制。
原载：Rad Flag书社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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