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折中的信仰

挫折中的信仰

作者毛泽瑞

　　宁都会议

时间、地点、参加人员、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东山坝镇水源村，人员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顾作霖、邓发、任弼时、项英，次日周恩来参加，列席有两位刚上任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毅，他俩没有发言权，旁听者。

会议内容：会上“左”倾领导人批评了毛泽东认为早应北上，过去七个月都错误了之“不正确观点”，以及“乐安、宜黄战役后，又重犯了分兵筹款错误”等，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也指责为“以准备为中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同时，把毛泽东抑制“左”倾错误的正确意见，斥责为“不尊重党的领导”，组织观念不强等，会议在“左”倾思想占了上风的情况下，通过了“左”的军事行动方针，要求红军在敌军合围未成之前，主动出击，以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议还错误地决定取消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制度，并无视周恩来提议，“坚持要毛泽东在前方助理或由毛泽东负责主持战争责任的意见”，不顾王稼祥、朱德的反对，最后以所谓“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为由，排挤毛择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左”倾领导者调毛泽专做政府工作，于10月26日又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由周恩来兼任。

会议具体过程： 10月1日，项英，顾作霖，任弼时，邓发，刘佰承，从瑞金出发，带着共产国际，还有中央局王明的指示，来到宁都，由前方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毛泽东一起开会。10月3日，会议召开，第一天会议时，因为周恩来在前线，会议由任弼时主持，会上，大家先务虚，谈理论，渐渐地有些人就冲着毛泽东来了，指责他不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顿时气氛有些紧张了。第二天会议，周恩来回来了，第二次会议由他主持，经周恩来争取，在第一次会议时被排除在会议之外的苏区中央局成员陈毅，被同意列席会议，但规定他只能旁听，不能发言，会议开始不久，室内渐渐烟雾缭绕，气氛令人压抑，项英坐在周恩来对面，他首先对第一天的会议作了简要的概括，“我认为会议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前线的委员们，首先是毛泽东等同志，是否认真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问题，当然，结论也只有一个没有执行”。周恩来说的很谨慎，先慢一点作结论好不好，会议刚刚开始，结论已经有了，那还开什么会，也听听前方同志的意见嘛，项英激动得握笔的手簌簌发抖，用力把刚点 烟卷在烟灰缸里摁灭，地站了起来，质问：“难道屡次抗拒中央的作战指示，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每次战斗都叫苦连天，难道不是对胜利缺乏信心吗”，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采取怀疑的态度，难度还不是右倾情绪吗?接着，顾作霖等后方委员作了言词更为激烈的发言。周恩来对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说，“前方的情况跟后方的情况不一样，和在地图上推想的更不一样”。项英不想多听前方同志作具体解释，反正你们是寻找借口不执行命令，这是根本事实，周恩来一脸苦涩地说，总应该让人把话说完嘛，项英严厉地说，“具体事实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你们对命令执行不坚决，这是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态度问题，你们对国际路线是忠实的执行还是口头答应执行”，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对共产国际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毛泽东的手里夹着一支烟，没有点燃，他抑制住狂烈的怨念，尽量平静地解释说：“这是不公正的，我们在前方尽一切可能按指示去做，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叫人难以接受，目前，我军的实际力量不可能攻打中心城市，这是有血的教训的”。但是，后方的委员们却不愿听毛泽东的解释，斥责说，应该检查主观原因，应该深挖思想根源，我们红军斗志高昂，一向是攻无不克的，周恩来看清楚了，握有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后方委员们，对前方的几个委员采取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但他还是不太相信，他们会剥夺毛泽东在军队的权力，周恩来找到了一种策略，他试图把后方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从路线问题(他认为本来就不是路线问题)，引致军事指挥上来，“我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指责过火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但是，我不否认军事指挥可能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果有什么错误，我有责任，甚至我的责任更大更直接”。项英继续发言，指责：“这不是军事指挥问题，而是指导思想问题，是悲观情绪问题，是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些倾向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毛泽东身上”。项英接着说，他认为，毛泽东跟莫斯科共产国际无直接联系，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对共产国际的路线既无认识也无感情，他还认为毛泽东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并不真正的了解，也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执行的是富农路线，重视农村，忽视城市，他还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不虔诚，说毛泽东的书籍里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有《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有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很少说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想。项英最后说出了后方委员们的想法，“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总政委的岗位，回到后方工作”，他还提议，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几个后方委员表示附议，对项英的提议表示支持，次日，会议接着开，渐渐地，项英有些不耐烦了，他提议，要毛泽东表态，以毛泽东的睿智，他对会议的目的已看得很清楚了，他知道，任何争辩无非都是一种形式，性质早已定了，自己少数派，再有力的雄辩，也只是徒然延长会议时间，直到剥夺他的军权为止，有理如此，无理也如此，形势看清了，心情也就坦然了，按他的倔强性格，促使他要说几句杀伤力特别强的话，而后拂袖而去。然而，他理智地克制了自己，只平静的说了几句话，既不是认错，也不是表态，那是很耐人寻味的几句话，“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处理”。中断了几秒钟，他又说了两个字“完了”。会议又出了沉默，有些人听明白他的话，有些人没有听明白。项英显然不愿意弄明白毛泽东讲话的含义，他说“既然毛泽东同志已经表示听候中央处理，我想会议没有必要延长了，大家事情多得很，毛泽东同志在目前的情况下，留在红军领导岗位上是不合适的”。后方委员们附和说，“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内职务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快举手表决吧”，从发言看，解除毛泽东的职务，多数人都同意，周恩来看到形势不可逆转，还想再挽留毛泽东，就说，毛泽东多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长处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然后提议“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由泽东负主持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的方针的执行”。会议开到这种情况，毛泽东退意已决，他掩盖着内心的的痛苦说，“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继续留在前方是不合适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痰中带着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决定”。说完，他缓缓站起，看看大家，说了句善解人意的话，“也许还有些话大家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我现在退席”，说完，毛泽东满怀惆怅，缓缓走出了会场，但是他内心实在不愿意离开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和希望的红军。会议开了好几天，最后作出决定，撤销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保留中央政府主席，到地方工作去。

会后，毛泽东打算准备去长汀福音医院疗养，王稼祥曾向他告别，并要求他争取一下，留的前方。毛泽东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他还对前来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长汀福音医院

1932年10月底，毛泽东一到福音医院，就见到了院长傅连樟，傅连樟笑吟吟地对毛泽东说：“恭喜、恭喜毛主席，你喜得贵子”。噢，是吗，毛泽东顿时一扫一脸愁云，满心欢喜，快带我去看看。傅连章见毛泽东乐不可支，忙领他走进住院部，贺子珍正卧床坐月子，没想到毛泽东来了，一时喜出望外。毛泽东凝望着爱妻，抱起了襁褓中的婴儿，高兴地问道，什么时候通过的，取名了吗?贺子珍见毛泽东那高兴样，瘦小的脸庞上也洋溢笑容，答道：才14天，爸爸未在，谁取呢?妈妈叫他“小毛”毛泽东听后笑道“好”，人家叫我“老毛”现在又来了个“小毛”，好，小名就叫“小毛”吧!在福音医院，(红色军医)傅连樟为毛泽东检查了身体，毛泽东确实患着病，一直发低烧，经过X光透视，发现肺部有钙化点，说明他患过肺结核，发低烧可能是过度劳累的结果。傅连樟劝毛泽东在医院里好好休息几个月，但毛泽东是个闲不住的人，他由于心有积郁，一直拼命地看书。看傅连樟给他订阅的各类报纸，如上海的“申报”、“新闻日报”，广州的“超然报”、“工商日报”等。由于没有好好休息，加上对根据地和红军前途的忧虑，毛泽东身体日渐消瘦，虚弱，有一天竟吐起血来了。当时，贺子珍不在身边，吓坏了警卫员吴吉清，他赶紧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决定让毛泽东到福音医院附设的“老古井休养所”休养。毛泽东住进了“老古井”接受治疗。这是一幢淡红色的小洋楼，楼外绿树成行，浓遮密障，风景很是优美。贺子珍满月后，抱着毛毛来到老古井，毛泽东一见，连忙接过孩子，亲昵地吻着、逗着，毛毛给逗笑了，笑得那么可爱，毛泽东高兴极了，这可是战争硝烟中的天伦之乐啊，贺子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毛泽东，发现他本来消瘦的脸更瘦了，眼窝下一道黑圈，头发又粗又长，心里不禁掠起一阵衷伤，心疼地说：润之，你受苦了。受苦，哈哈.....毛泽东不变平素的幽默，诙谐，大笑道，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来到闽山桃花源啰，贺子珍从毛泽东的笑声中，体察到一种深埋心底的忧愤，不由得轻轻地叹了口气，她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毛泽东尤其如此。然后，孩子的笑容，妻子的关切，毛泽东似乎真的是驱除了胸中的烦恼，整日里乐呵呵的，可是，时间一长，毛泽东也感到心燥，一种惆怅、寂寞之感油然而生。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长期的戎马生涯，倥偬岁月，使他习惯于听战马的嘶鸣和冲锋的号声，习惯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如今，却蛰居在这偏僻的小楼，远离了红一方四军，贺子珍见毛泽东心绪不佳，便提议说：润之，我们去北山散散心吧，听说山上有座金沙寺，是汀洲八景之一呢，好，看看去，毛泽东慨然应允，冬日的太阳撒落一层淡淡的暖气，毛泽东和贺子珍来到北山脚下，沿着山路，拾级而上，一路谈笑风生，不觉到了山顶。两人伫立在金沙寺前，只见寺顶的琉璃瓦上，流动着一团团金黄黄的光泽，极目运眺，汀洲风光，尽收眼底，远山如黛，房屋如盒，栉比鳞次，流金溢彩，真令人心旷神怡啊!归途中，毛泽东显得格外爽朗，平日里忧郁的神态一扫而尽，不时露出欣慰的笑容。然而毛泽东身在医院，心系苏区和红军，不久，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住进医院，他是随同东路军打赣州时跌伤腰部，来到医院开刀治疗的，毛泽东在漳州战役中认识了他。一天，毛泽东见到了伤愈后的罗明，两人促膝谈心，谈得很投机，也很融洽，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毛泽东概括地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面对第四次“围剿”在即，对罗明说：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认真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接着，毛泽东又告诉他，你们应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19路军和陈济棠部队的进攻，这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十分重要。罗明倾听了毛泽东的谈话后，好似“茅塞顿开”。第二天便出院了，随即召开省委会议传达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在这里休养期间，基本上每天傍晚都是由傅连樟陪同到屋后的卧龙山散步。毛泽东住在幽静的福音医院，一边治病，一边做社会调查，一边思考革命的出路。毛泽东常常到附近的东门古街、西门认及门外、西山下、鹅颈、黄田背和河田、蔡坊、张地、新桥、童坊、古城等实地调查，他常常深入民间，贴近群众，了解敌情，制定战略。毛泽东了解到当地苏维埃政府只顾抓扩红和组织运输队，不关心群众柴米油盐的官僚主义作风时，说，“群众是我们共产党宣传、发动、依靠、解救的对象，群众的痛痒怎么可以不关心呢，群众的柴米油盐怎么可以不考虑呢”。于是，就在休养所里，在那盏不太亮的煤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一篇群众路线的名篇，1933年1月的一天，时任中央警卫营政治委员的方强，在奉命率部攻打福建上杭的战斗中被敌人射来的一颗子弹击中胸膛，倒在了阵地上，生命垂危的方强被5名女赤卫队员用担架抬着日夜兼程，走了200多里山路，送到了长汀的福音医院。傅连章大夫立即进行诊治，当他把方强的棉衣解开，用剪刀挑开被血沾在伤口上的衬衣时，鲜血顿时又从前胸后背咕噜咕噜地流了出来。傅连章吃惊了，子弹洞穿胸部，从心脏下部进去，又从后背出来，失血如些之多，且两天两夜没作任何医疗处置，竟然还能活着，真是奇迹，傅连章见方强伤势如此之重，禁不住皱起眉头，没有麻药，每次诊疗前，给方强抵御巨痛的只是一小杯鸦片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封锁，根据地物质生活异常艰苦，营养匮乏，方强一天天消瘦，伤口难以愈合，傅连章心急如焚，一天傅连章外出归来，急匆匆地走进方强的病房，兴高采列的喊着方政委有药了，有药了。随即，将手里端着一个茶缸递到方强面前，方强揭开茶缸盖一瞧，只见是满满一缸炖牛肉。顿时，一股浓郁的肉香味扑鼻而来，方强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送到嘴里，好奇地问道，傅大夫，这是从哪儿弄来的，看着两眼怔怔望着自已的方强，傅连章兴奋地说：是毛主席送给你的。毛主席，方强疑惑不解，毛主席住院了?傅连章点点头，告诉方强，毛主席身体很虚弱，这缸牛肉是老乡送给他补养身子的，听说你的伤情后，他不舍不得吃，特意让我捎给你，还让我告诉你，说这是他为你开的“药方”。听完傅连章的叙述，方强无比激动，望着眼前冒着油花的清炖的牛肉汤，他流下了热泪，一茶缸牛肉汤，方强节省着吃了整整一个星期。此后，按照毛泽东开的“药方”，傅连樟又想方设法为方强买到几只鸡，炖好让方强吃了滋补身体。方强在傅连樟的精心治疗护理下，伤口开始愈合了，刚能下床走动，他就去看望毛主席。方强来到时，毛主席他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书。方强注意到，毛泽东穿着一件半旧的灰布军装，赤脚穿一双黑色圆口布鞋，蓄一头长发，脸色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很憔悴。桌上放着还没来得及吃的南瓜饭和辣椒，方强轻声叫了一声“主席”，毛泽东转身，见是方强，放下手中的书，招呼道“哟，是方政委啊，坐下”。坐下，我今天是专门来向主席道谢的，方强诚挚地说明来意。“伤口愈合得怎么样啊”?毛主席问道，方强回答，让主席为我操心了，本来伤势就不重，“啊，还不重，听傅院长讲一颗反动派的子弹从方政委的胸部穿膛而过啊”!毛泽东打趣道“看来你这革命的肌体不错嘛，连敌人的子弹都不敢长驻，匆匆钻进去什么也没敢动就又溜走了。方强被毛主席亲切幽默的话语逗乐了。伤口长得怎么样?毛泽东撩起方强的衣襟胸后背仔细看了起来，敌人射击离我大近，所以子弹才穿透了，方强忙解释说。那个傅院长看你伤成这样严重，都急得不行呀，我跟他说，相信你会好的，这不真的好了嘛，这都是主席给开的“药方”好哇!方强感激地说：毛泽东乐了，用手指着方强笑着说：我们：湖南乡下老百姓讲，大难不死，必须后福，看来你方强日后会很造化哩。方强也笑着回答道，主席过誉了，不是乡亲们把我从火线上救下来，赶了200多里山路送到这里，我就是有10条命，也早叫阎王爷索走了。是啊，没有人民这个靠山，我们共产党和红军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毛泽东说：为了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我们要努力奋斗啊。方强在毛泽东处聊了很长时间，怕打扰主席休息的时间，就起身向主席告辞了。

毛泽东在长汀福音医院养病期间和院长傅连樟谈起改编福音医院，这家医院从1927年起就为红军服务了，但为了到白区购买药品方便，一直保留着教会医院——福音医院这个名字，这次毛泽东提出改名“红色医院”，傅连章非常赞同，毛泽东又提出把医院迁往瑞金更好，能更多地为红军服务，傅连章毫不犹豫地说：好，跟主席到瑞金去。1933年3月他雇了150个挑夫，挑了半个月，把整个福音医院从长汀一直挑到瑞金叶坪杨岗，正式创立了中央红色医院。

　　回瑞金叶坪

1933年2月中旬，毛泽东回到瑞金叶坪谢屋，没几天。在临时中央政府一系列指令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查田运动在中央苏区开展了起来。同月，博古请刚养病回来的毛泽东去领导这次查田运动，毛泽东接受了这次任务，3月，委派到瑞金领导中央政府土地部的王观澜到叶坪乡进行查田试点调查。王观澜来到叶坪找到叶坪乡苏维埃主席朱开铨，带着他到云集、壬田区实地走访调查。试点调查一段时间后，王观澜回到叶坪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毛泽东听完他的汇报后，没几天毛泽东亲自带着王观澜、朱开铨一行人，到云集、壬田两地实行调查。取得经验后，1933年6月查田运动正式开始，6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要求各级政府在查田运动中，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贫农，坚定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势力作坚决的进攻，把一切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查出来，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较坏的劳动伤地。6月2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指出查田运动是一场剧烈与残酷的队级斗争，要求各级党组织依靠雇农、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群众，来反对和剥夺地主残余与富农的一切反革命企图，但又指出，决不容许任何消灭富农的企图，只没收他们多余的农具与好的田地，分给他们认坏的“劳动地”。

3月17日中央苏区八县区苏维埃负责人集合于中央政府大厅，参加查田运动大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团主席，并当场发表了演说。1933年3月期间，毛泽东为“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在叶坪坪山岗组建成立，应校长王诤的邀请毛泽东以政府主席身份出席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3月间，中央红色医院正式创立，毛泽东知道后很高兴，很快就来到了中央红色医院，并对傅连章院长，从长汀的“福音医院”搬迁到瑞金并改为“红色医院”，在时间上和行动上，为他的行为表示感谢。医院成立后，第一批接收了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受伤的伤员，在伤员中，有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毛泽东在医院中看望了他，并很关心他的病情，

在1933年3月期间，由于有人向敌人告密，敌人派飞机对叶坪一带进行轰炸，中央政府和军委的办公机关受到威胁。为此，中央决定将中央政府及军委办公机构移驻于瑞金城西南郊沙洲坝下肖村一带。1933年3月，去前，毛泽东指示，中共军委总供给部长兼政委杨至城同志去这一带作社会调查，杨至城当即行动，从三个问题入手调查，一附近各村共有多少房子，可以腾出多少房子来供中央和军委机关使用;二各村有多少地主，反革命分子，他们对红军的态度如何，三各村收成如何，打了多少粮食，能有多少余粮。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杨至城摸清了情况，形成了一套搬迁方案，向毛泽东等领导作了汇报。1933年4月，中央政府和军委机关等，由叶坪搬到了瑞金城西南郊沙洲坝下肖村一带居住和办公。刚到不久，一天毛泽东出来散步发现当地百姓的饮用水、生活用水居然是在同一个池塘里的脏水，毛泽东就上前问了一个年龄比较大的百姓，这么脏的水可以喝吗?不怕生病吗?那个老农回答说，这里一直都缺水，没办法。毛泽东听到这里就想这是个大问题，散步回去后，就寻思着要解决群众吃水难问题，在和大家商量挖井时，村民们说：挖井会得罪“旱龙爷”，断了村里“龙脉”，毛泽东笑着对大家说：挖井是为了大伙有干净的水喝，要是真有旱龙爷来找麻烦，就让他找我毛泽东好了。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大家很快挖出了一口五六米深的水井， 为了使井水更加清澈，毛泽东还带领干部下到井底垫木炭，铺砂石。井水常年不干，清凉甘甜，从此，沙洲坝老百姓结束了饮用脏水的历史。

1933年春，中央政府开展了春耕生产竟赛运动。瑞金出现了你追我赶的局面，当时的武阳区分为石水、武阳、黄冈等8个乡，在春耕生产竞赛运动中，武阳区首先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接连召开党代表，乡苏代表会，贫农团等会议，层层宣传发动，并成立了水利委员会，领导修整原有的水陂、水圳、水塘并新开水圳、筑水塘。全区还大力开垦荒地，增加耕地面积达几百担谷田。武阳区抓农业生产的突出业绩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在听取中央巡视员的汇报后十分高兴，当即通知区苏维埃主席邱世桂和石水乡苏维埃主席周帮池来中央政府开会。为总结推广武阳区和石水乡的先进经验，接着毛泽东带领一群红军战士来到武阳村与武阳桥绵水河畔与群众一起犁田，插秧，随后于1933年5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春耕生产运动赠旗大会在武阳竹头下村召开军民大会，到会者14000余人，会议由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毛泽东在报告中表彰了武阳区和石水乡春耕生产的先进事迹并授予武阳区和石水乡“春耕模范”奖旗，静默的山村从此为历史垂注。

1933年6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召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了以梁柏台、谢觉哉、赵宝成等委员组成的“二苏大会”准备委员会。为召开“二苏大会”，决定在沙洲坝老茶亭村的树林中，建造一栋规模大、造型美、具有苏维埃共和国标志的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大礼堂由“二苏大会”准备委员会监造，钱壮飞担任图纸设计，总务厅主任袁福钦组织实施，并在江西和福建各选调了200多名技术人员和建筑工人担任大礼堂的具体施工任务。大礼堂由8月1日动工兴建，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经常到工地慰问工人，工人们都说：这是我们自已选出的代表集会之处，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会按时间保质量把大礼堂建好。果然，只用了4个月时间，一座宏伟的建筑拔地而起。为了在6月开好查田运动会，1933年6月中旬，毛泽东来到黄柏、大柏地从事调研工作。在重返大柏地时，面对昔日金戈铁马的战场，他感慨万千，当日夏天接近傍晚时来了一阵大雨，雨后晴空的山水风景，天空呈现出一道彩虹，看到这么美的夕阳，毛泽东诗性大发，他一口气写下了大柏地这首诗“菩萨蛮”，《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中央苏区时期一直处于严密的经济封锁之中，蒋介石为了消灭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从1932年开始就对中央苏区实行经济封锁，严禁商品流入苏区，并把群众的粮食搜掠到封锁网的堡垒中去，妄图使苏区弹尽粮绝。中央苏区本身的贫穷落后，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使得苏区的军需供应和群众的日常生活陷入困境。如果不发展经济，苏维埃的政权、革命战争将无以为继。在这种 情况下，开展苏区的经济建设就显得极为必要，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是在赣南、闽西完成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的基础上进行的。1933年8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江西省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了《粉碎敌人第五次 “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这次大会的召开有力地推动了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全面开展。

苏维埃政府最广泛的民主，首先表现于自己的选举，民主选举是苏维埃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当家作主参与国家管理的具体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中央苏区进行过三次选举运动。这三次选举，系统上分为，区以上的各级苏维埃政权实行间接选举，区以下的乡苏维埃和县直属的市苏维埃实行直接选举。中国共产党和临时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乡苏维埃的选举，不仅在苏维埃宪法、选举制度和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等法令中明确规定了乡苏选举的原则、程序和方法，而且将乡苏维埃和市苏维埃看成是最基本、最重的召开。为了发动和吸收乡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选举，临时中央政府要采取以下方法和措施：一、深入开展阶级斗争，激发群众参加选举运动的主动性;二、联系群众的实际生活，调动群众参加选举的积极性;三、进行普遍的宣传动员，提高群众参加选举运动的广泛性。群众的广泛参与，固然是中央苏区的选举运动在乡村顺利开展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但要取得选举的实效，即通过选举“把大批最觉悟、最先进、最积极的份子选进苏维埃”，还需要在选举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严格遵循苏维埃的选举法令，规范化地开展选举的各项工作，1933年9月6日，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大会并作了报告，系统阐述选举的原则和方法，充分体现了民主的精神。

从1931年11月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至1933年春及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是中央苏区革命斗争最高潮、经济建设最繁荣、群众的生活、工作热情各方面发展都是最好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来到中央苏区各地，也听取了各省、区、乡、苏维埃政府领导的工作汇报。从中，江西省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在各方面都搞的最好，每次全省竞赛工作中都是第一名，现评为模范县，并授于“模范兴国”的称号。在福建上杭的才溪乡也在各方面都搞的很好，也受到福建省苏维埃的多次赞扬和表彰。在瑞金，武阳的石水乡在各方面的工作都做的很好，也多次受到县苏维埃的表彰。1933年11月，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为准备开好明年元月“第二次苏维埃大会”，率领苏维埃中央政府检查团到兴国长冈乡进行调查，他召开该乡和村里的干部开调查会。他来到这里就住在老乡家，打地铺，帮房主人扫地、挑水、劈柴等，了解群众的生活情况。开完调查会后，还同老乡一起到田地干农活，向群众了解情况。通过了一星期的实地调查，详细地考察研究了长冈乡的工作，得到了第一手资料。接着他率检查团又去了福建上杭才溪乡开展了，为期七天的调查研究。回到瑞金后，不久就写出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报告。

1934年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红都瑞金的“人民大会堂”——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隆重开幕了，大礼堂庄严雄伟、气势辉宏。毛泽东在宽阔的大厅主席台上主持了“二苏大”盛会。大会热闹非凡，人声鼎沸，参加大会的正式代表有700多人，旁听有1500人，他们来自各个苏区代表。人数之多、区域之广、规模之大，是中央苏区空前绝后的。梁柏台担任大会秘书长，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致开幕词。报告概述了中国与世界革命发展的形势，总结了中央政府成立以来苏维埃运动在各方面的宝贵经验，提出了当前的具体战斗任务。

在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结论时，毛泽东在大会上称赞了长冈乡、才溪乡两个乡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乡。随后，大会通过了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修正的苏维埃宪法以及红军建设、经济建设、苏维埃建设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通过了关于国徽、国旗、军旗的决定。2月1日大会又通过了酝酿讨论的由175人组成的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名单，毛泽东在欢快的气氛中致闭幕词。

1934年4月10日，毛泽东通过前些时间到各乡开展的社会调查，写出了《乡苏怎样工作》的报告。详细阐述了当时作为苏维埃政府的基层单位应担负的工作职责、工作方式以及机构设置等等。乡苏维埃是最接近群众的一级机构，是直接领导群众执行苏维埃各种革命任务的机关。因此应极力改善乡苏的工作，健全乡苏的组织与领导。乡苏的工作做好，对苏维政权的巩固起到很大的作用。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对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下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根据地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中央根据地北大门广昌，南大门筠门岭先后失守。在这种情况下，心急如焚的毛泽东多次向极左路线领导人提出改变打法，结果反而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眼看自己一手创立及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根据地越打越小。

1934年4月毛泽东从瑞金来到会昌，同粤赣省委、粤赣军区领导交谈后，发动群众，激励部队，在当地民众支持下，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份指挥当地红军连打了几个胜仗，终于扭转南大门的被动局面，从此以后中央根据地只有南部战线比较稳定，其余三面都是节节败退，1934年7月的一天拂晓，毛泽东同中共粤赣省委几位领导，从会昌城，来到城郊岚山岭，夏日的岚山岭满月葱笼，生机勃勃。极目远眺，宏伟壮丽的江山引人遐想。在会昌城外的高峰，眼见红军战士守卫在各个山头，目睹眼前群山晨景，想到当前危急形势，毛泽东顿生感慨，于是吟诵《清平乐·会昌》的初稿。回到住处挥笔写下了《清平乐·会昌》的著名诗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葱葱郁郁”。毛泽东写好这首诗词之后，很快就接到周恩来从瑞金送来的急信，要他赶回去。

1934年7月，由于叛徒的告密，沙洲坝突然遭到国民党飞机接连三天对沙洲坝狂轰滥炸，经过这番狂轰滥炸，中央苏区党、政、军机关不得不第三次搬迁，这一回由沙洲坝迁往云石山。

毛泽东居住在云石山一处古寺中，每天都在焦虑担心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看在眼里，痛在心中，毛泽东向中革军委及博古多次提出红军要到外线作战的方针，但都没有被采纳。深明大义的毛泽东，仍然以革命事业为重，日夜操劳，经常在苏区各地奔走，操劳过度。长期的营养不良，使他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回到瑞金后在云石山一个古寺中休养。9月的一天，周恩来给毛泽东打来一个电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根据地形势很严竣，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要做放弃中央苏区的思想准备，可能要军事战略转移，正考虑要往那方向转移，并提出要毛泽东能不能先去于都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毛泽东不顾身体的虚弱，他考虑的是如何能够挽救红军的命运，寻求一条红军能转危为安的道路，就同意了周恩来的请求。毛泽东考虑形势紧迫。

第2天就从瑞金云石山古寺出发，经麻地、小密、黄龙和梓山来到于都县城，住在赣南省苏维埃政府驻地。在于都调查期间，当地条件极其艰苦，由于操劳过度，加上身体虚弱，毛泽东得了疟疾，持续发烧不退，昏睡在床。他的秘书黄祖炎和警卫员陈昌奉，吴吉请日夜守护在他身旁。黄祖炎看到病情很严重连夜跑了几十里路找来了名医傅连樟，经傅连樟大夫精心的医治，几天后毛泽东的病慢慢的好转了。病好点后，毛泽东立刻召开各种会议，着重调查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详细了解敌人的动向后，9月20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发了一份关于于都敌情和地形的急电，这个电报为中央开始长征时，下决心从于都方向实围起了重要作用。在于都调查中，毛泽东听到博古，李德想把自己留在苏区。毛泽东认真思考着这个问题，到晚上写了一封急信，连夜叫警卫员送给博古，博古看后，就跟周恩来说，你看毛泽东他自己提出要留下。周恩来一看信后，心急如焚，他连夜骑上马专程前往于都劝说毛泽东。大雨中周恩来与毛泽东关起门两人通宵长谈，警卫员们在外守护了一夜，经过一夜的长谈最后毛泽东才改变主意，同意随大部队转移。周恩来走出大门时雨停了，东边的天空露出了一丝的白光。周恩来实在太忙，没等毛泽东跟他说：休息一下再走。周恩来骑上马一早就赶回瑞金。10月初毛泽东也回到瑞金云石山古寺。在要转移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他会见了一批留守干部，还把自己心爱的儿子毛毛留下来，交给弟弟毛泽覃夫妻俩照看。

1934年10月10日傍晚，天空下起细雨，毛泽东带着复杂痛苦的心情，离开了瑞金云石山古寺，也离开了他一手创建的红色根据地，红色苏维埃..............

2020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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