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仗义执言与微言大义
面对无妄之灾不期而至，朱赞成虽然心理上有一定准备，但此时内心还是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他怎么也想不通，只是因为同情和打抱不平，也会被打成地方主义坏分子?自己哪里够格呀!他早就听说了，凡是在省里被戴上这顶“帽子”的人，几乎都是当年在福建革命老区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铁杆共产党人——陈贵芳、黄国璋、林汝南、许集美、王一平等人，虽然自己不认得这些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可是当年逃避抓壮丁时，这些人的名字已经是如雷贯耳，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悬赏告示上，老百姓经常能看到这些人的名字列于榜上，然而在老区人民的心目中，他们全都是一群响当当的铁血好汉!而如今革命成功了，国民党反动派被赶走了，这些铁杆的共产党人，怎么就变成了“不纯”分子呢?太让人想不通啦!
其实那时候的朱赞成，似乎对于“组织”的看法，也产生出了难以扫除的迷茫——1952年高岗就是针对刘少奇的干部路线，提出党内有“红区党”和“白区党”的问题，结果触犯了高层的众怒，被打成了反党集团。联系到当下福建的反“地方主义”，似乎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朱赞成闹不明白，不论红区还是白区的党组织，不都是共产党的党组织吗?为什么在福建就不能一个样呢?北方南下干部和本地老区干部都是解放福建的功臣，为什么福建省委就要像打高岗一样，非要把地下党的老同志打成反党集团?在党内光明正大提出些不顺耳的意见，就一定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置人死地而后快?看来“组织”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纯洁，高岗提出白区红区的问题，也许是他个人察觉到党内不但有山头问题，还存在着严重的宗派问题——不可否认，毕竟朱赞成是置身最基层工作，当时他仰视这些高层问题，难免产生雾里看花的迷茫。
朱赞成永远忘不了历史的那一幕：1949年8月31日那天上午，他挤在人群中围观中共泉州地下党千余人的队伍开进城区，为首的就是许集美、朱以斌、郑种植、朱汉膺，全城人民亲眼目睹了他们兵不血刃先期占领了泉州城，而后在下午，又组织全城老百姓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自己也是从那一天获得了新生。
孰能料到，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震惊福建政坛的一桩特大冤案，突然之间就在晋江地区发生了。当时，除了地专机关、泉州市委机关和各县错打了数百名右派以外，地委还向省委上报《关于晋江地区在大鸣大放中发生反南下干部风潮的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报告中，把许多基层和机关干部在大鸣大放中，对极少数南下领导干部进城以后养尊处优、高高在上、工作作风霸道和生活上腐化，以及在婚姻问题上“弃旧迎新”等问题，在党内提出善意而又尖锐的批评意见，全都被歪曲夸大为“掀起反南下干部的风潮”，闹得整个地区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颇有小匈牙利的味道。省委不经认真核实就接受了这个报告并上报中央，要求为“反地方主义”定调。
10月以后，晋江地委公开打出“反地方主义”的旗号，揭发批判地委常委、专员许集美、委员郑种植、朱义斌、林汝楠、饶云山等人，而后上挂下靠，把反地方主义的范围扩大化，又把从专署到县区的一批原地下党的领导干部都包括进去，在批判揭发之中不断发酵，上了纲再上线，于是斗争就从批判“地方主义”风潮，改变为揪“地方主义”的反党分子。如此不寻常的棋局中，许集美、郑种植、朱义斌等人被打成了“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同时还把饶云山、林汝南、朱汉膺、康金树、辜仲钊等人，以及地专机关局一级部分科局长也打成了“地方主义反党分子”。这些人都被开除党藉，有的投入监狱，有的开除公职，或者下放劳动。几乎是同时同步，晋江地区反“地方主义”的滚滚浊浪，也迅猛异常地袭向闽北福安地区、闽西龙岩等地区，全省因此遭受到批判处理的党员干部达一万多人，远远超出全省各地打右派的数量。这桩福建省的特大冤假错案，跌宕起伏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项南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后，才在形式上获得公正解决。
由于反“地方主义”的矛头，是指向原老区地下党的老同志，而这些老同志当年在白色恐怖的斗争中，与当地人民浴血奋战骨肉相连，在革命老区享有崇高的声望，那里的人民对他们信得过，打死都不相信这些人会反党呀!老区人民憎恶反“地方主义”的倒行逆施，认为把这些久经考验的铁血共产党人，在反右斗争中同“右派”捆绑起来一起狠打，就是想要砍倒革命老区这杆红旗。好在老区人民心中都有杆称，知否知否?这应是一面被鲜血浸透的红旗啊，它是老区人民用无数牺牲坚持到底，才得以彪炳共和国的史册啊!在如此一方印记鲜红的土地上，那些在反“地方主义”中被打倒的老同志，自然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同情，他们虽然人被打倒了，依然民望不减，拥趸无数，朱赞成便是其中之一。
尽管朱赞成只是个同情者，也遭受到不公正的株连，但他自知与那些老资格的地下党老同志相比，组织上对他的处理还算是从“轻”发落了，所以，当接到市委组织部的通知后，朱赞成二话没说，带着满腹的憋屈和困惑，独身来到泉州市第二畜牧场报到。
泉州市第二畜牧场座落在市郊东部，是个以养猪为主的农场，还经营小规模的果园和农田，才创建一年多，生产和生活条件十分简陋。朱赞成下放农场仍然是“干部”身份，可是农场按照市里的指示，把他安排到养猪队的班组参加劳动。从此，朱赞成在这里开始了三年劳动改造的生活。
说句大实话，朱赞成并没有把下放到农场改造当成一件人生失败的事情。他从参加革命工作之初，就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入党提干，当年只是想学着共产党人的好模样，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多做好事实事，自己入党提干后仍然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事到如今，他心中充满委屈和困惑，但在思想上并没有为自己的直言犯上而后悔，曾经有过的是，他不知扪心自问过多少回，每一回总是对照着党的一贯教导，念兹思兹，无愧于党。既然如此，为了坚持真理而惹祸上身，惹出了自己就得扛下来。在大是大非面前，朱赞成从来都是一条硬汉，不吝急公好义，敢于仗义执言，这是他一生不变的刚烈性格。想当初，为了给被开除的店员讨回公道，他不犹豫不动摇，挺身而出，不讨回公道绝不罢休。正因为有了这种纯粹闽南人硬汉子的性格，也让朱赞成在其一生际遇中，每次吃过眼前亏后，总是能够豁达释怀，凡事提得起放得下。在经过一段不长时间的沉默、苦恼、憋屈之后，他很快就摆脱了一切苦闷和委屈，开始回到了现实之中，用心地规划起“新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朱赞成此次丢官之后，能够平静地接受削职为民的命运，这也是受到历史背景的支配：那个时期是共产党执政的初期，但凡工农出身的基层干部，对于官场失意的抗打击能力特别强。究其原因，是固有的平民本色尚未褪色，退出官本位制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太难做到的大事，更不是什么难堪的事情。关于这一点，从文革以后一大批从中央高位，回归原点的工农干部身上，人们也可以看到，那一代真正共产党人能上能下的时代风采。
朱赞成被安置在靠近猪舍旁不远的一排小平屋里居住，每天都和养猪班组的职工们一起准备猪饲料，挑食喂猪，清扫猪舍，还要把猪的粪便挑到一百米外，积存在几个很大的蓄粪池里。那时农业上极少有化肥可以使用，主要是依赖农家肥当家，这就使得大蓄粪池既是个“聚宝盆”，也是个“大污染源”。每逢刮起东南风，从池中发酵出臭哄哄的气味，随风飘进职工居住的小平屋里，甚是令人难闻难忍。更为糟糕的是，已经接近炎炎夏日的来临，天天蚊蝇成群，让人无法驱赶，人们白天不得不尽量关闭门窗，忍受着闷热的煎熬。尽管如此，职工们对于蓄粪池还是爱恨相交，难舍难离。个中缘由是，几乎人人都需要利用周边的空地，开垦出属于自己的一小块自留地种蔬菜，而施用过发酵后的猪肥，种出的蔬菜长得好极了，职工们岂有不爱之理呢!再说，畜牧场的领导也甚是开明，畜粪池虽说用途是为果园和农田积蓄肥料，但是为了弥补养猪队员生活环境上的亏欠，场部领导表现的很大气，权当作一种“福利”，准许职工们自觉地限量使用。
朱赞成下放到畜牧场不久，国家农业形势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59年、1960年连续遭受严酷的自然灾害，全国粮食生产不断减产，城乡人民的生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这时，党中央除了采取措施纠正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以外，还号召全体人民用“瓜菜代”，以应对出现的严重粮荒。
这个时候，安心于农场改造的朱赞成，也在小平房不远处开垦出一块不大不小的荒地，他没有像别人那样去种蔬菜，而是全部种上了地瓜。旁人不理解地询问他，朱赞成便作自我调侃，戏说自己是个懒人，只能干些省工省力的懒事。转眼工夫，收获时节到来，使用猪粪生长出的地瓜硕壮无比，一块不算大的土地里竟然收获了好几百斤。这让朱赞成喜出望外，从家乡叫来爱人帮助一块收获，其后两个人用板车拉回老家。在那个闹粮荒的年代里，一个家庭能有如此收获，自然引来许多人的羡慕，消息传到了市委机关，有人说朱赞成这是因祸得福。此时机关里是如何评说，对于朱赞成已经是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能够收获地瓜，好让全家人度过勒紧裤带的艰难日子。
平时人们很少看见朱赞成在自留地下工夫，此时瞧见他的收获真是不小，这才理解他说的懒人爱干懒事是啥个意思了——种植地瓜就是比种蔬菜省工省力，又特别能够充饥顶饿，这正是荒年里最实惠的口粮。不久之后，就有不少人也跟着学他，改种地瓜了。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畜牧场的职工们真是得天独厚，因为他们有开明的领导，又有专业技术人员，还有良种、良田、农家肥和自留地，这些公有制的初始条件，都能让只要能够吃饱肚子就有着使不完干劲的职工们，更加无比地热爱自己的农场。因此，农场里各项工作都表现得十分突出，经常受到市里的表扬。
这种现象引起了朱赞认真地观察和思考。他从中发现第二畜牧场在管理上很有特色：一方面是在职工层面上的管理教育，领导绝不滥唱高调，只要求职工做到“先公后私”就好了，标准就是他们要努力完成农场分配的劳动定额，在此前题下，适当地照顾他们合理的私心也无妨。这样的标准很容易让每个职工们都产生认同感——效果是很明显的，农场的定额总是会被职工超额完成。另一方面是对干部层面的管理，关键就抓住一条：是干部，就得大公无私和廉洁奉公，否则，领导先有一分私心，群众就会多冒出十二分的私心。朱赞成突然感悟到了人民公社党政班子整体素质的重要性，此时此地，在他的眼里，第二畜牧场就是一个人民公社被缩小的理想模式。
根据朱赞成下放以后长期观察的结果，第二畜牧场的领导真是好样的，他们工作作风朴实无华，没有任何赶时髦的高调和浮夸，因而只需用自己默默的实际行动，处处以身作则，领导、影响、教育着职工，带动着全农场人人都必须干好本职工作。他们在工作上敢抓敢管，铁面无私，但对职工的生活十分关心，知道他们仅靠国家定量无法吃饱肚子，所以允许职工开垦有限的自留地，而自己却不去种一块自留地。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职工的议论，因为他们个个大权在握，掌管着当下社会上最紧俏的物资，管不好自己就无法教育别人。到了60年代初，共产党执掌政权也有些年头了，渐渐地从干部队伍中滋生出一些特权思想，让人民群众有些看不惯了，甚至到达反感的程度，以致一些干部在群众中间丧失掉威信，从而党在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有所下降。然而，朱赞成在这里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畜牧场的领导和朱赞成一样，也是解放后党培养的第一批工农干部，可是朱赞成却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许多超过自己的优点。
朱赞成发觉，畜牧场的领导按章办事的能力特别强。他们为了办好农场，四处取经，然后按党政分工和业务分工，结合实际制定出完整的规章制度，尽管内容不多，但有一条是一条，任何人不能违反。这一套制度看似计划经济的产物，但也很符合商品经济的规律，还带有现实的政治标准，被畜牧场的领导当成经营管理上的法宝。他们就是靠着运作这种规章制度，管理出一个井井有条的生产经营模式。
畜牧场的经营，划分为农、果、畜的生产和出售，重点是饲养生猪，保障市区商业网点能够按计划向市民供应猪肉。除生猪的生产计划是市里下达，农、果的生产计划则是农场自定，产品统一由市里调拨，一律按国家收购价进行结算。所以，只要畜牧场各项生产任务完成得好，自收自支总能够很好地平衡，因此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它成为泉州城区最主要的副食品供应基地之一。
由于场领导都能够自觉地按章办事，且廉洁奉公，率先垂范，这里没有走后门的情况发生。所有的生猪出栏，水果收获，花生和大豆出库，全是按照市里商业局的计划，如数调拨给国营的供应点，局里每年都下来对帐核查，从未发现隐瞒和错报。
朱赞成认为畜牧场的领导，在保持本色方面做得很好。场部有规定：每一位场领导除公出外，每天都要参加生产劳动，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结果是，每一位场领导都能自觉地跟职工一样参加劳动，在劳动中发现问题就可以及时解决，并且养成传统，雷打不动。关于这一点，朱赞成就有过亲身感受。有一次，场长来到养猪队一起清扫猪舍，他向场长提建议，为了人畜共同健康，畜牧场要去请市里防疫站经常来，给猪舍和蓄粪池实施消毒。场长马上就接受。果真打那以后，市防疫站每半个月就来消毒一次，夏季是每周一次，让养猪队的环境卫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
当1960—1961年的灾情不断扩大时，畜牧场的生产和生活均受到严峻考验，由于场领导的威望在职工中已经有深厚的基础，两年间数次大台风、大洪水来袭，全场干群团结得跟一个人似的，职工们舍命忘家地守护住仓库，守护住猪舍，守护住果树……为了保卫这些畜牧场的财产，没人去顾及私家的那点小菜地和小平房……遇到在救灾的关键时刻，场部总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及时组织起几支还饿着肚皮的职工队伍，行动果敢地进行抢险救灾，战胜了一次又一次大天灾，使得这个全市十分重要的副食品基地，安然地度过了难关。在如此同舟共济、患难与共之后，朱赞成越来越钦佩该农场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
还要多说一句大实话，在下放第二畜牧场的三年里，朱赞成并未受到多少歧视。这是因为场里领导对这些出于政治原因的下放人员，无论是右派还是地方主义不纯分子，只要求他们能够遵守党纪国法，以政治上不逾矩为准则，同时还必须遵从场部的规章制度，在此限制之内，对于他们的管理还是相当宽松的，几乎就是让他们和普通职工一样参加干活，天天按时从事有定额的劳动。这些人原本不是机关干部，就是学校里的知识分子，大部分人干重活或脏活并不习惯，场部就交代队里根据个人身体情况，予以适当照顾，然而当事人似乎也挺有“觉悟”的，都明白要过好思想改造这一关，必须干活不怕苦和累，为此他们也挺乐意与职工们打成一片。
在职工的层面上，这些农场职工原本就是些普通农民，他们天性淳朴厚道，对于政治内容不明就里，也没有多少兴趣，所以在心理上对于落难官员或者右派分子，并没有天生的敌意。现在又见这些曾经是“人上人”的人，能够与自己同吃同住同劳动，还主动地要与自己交朋友，自然是平等相待，敬尺还丈，处久了也就是感情第一政治第二了。在劳动中，农场职工主动帮助身体不好的改造人员完成劳动定额，这种“好人好事”的情况是经常性的事儿。在平日休息时间，大家也是在一起不分彼此，聚集起来打牌下棋、聊天闲谈、抽烟喝茶、钓鱼捞虾。就是在这种农耕式的生存环境下，使得那些原本心事沉重的不幸之人，来到畜牧场以后，多少也能寻找到一些超脱政治桎梏的生存乐趣。难怪在后来的平反大潮之后，一些尚存道德良心的右派大人物，在撰写个人回忆的文章里，也坦承是这些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用他们天性的淳朴和善良，让自己在逆境中找到生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
殊不知，前苏联改造不同政见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是采用“劳改营”的方式，集中起来进行封闭式改造，那些地方阴森恐怖，尸骨累累。然而，新中国对于这类人员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将他们“下放”到广阔天地最平民化的生存地带里，让他们在底层劳动人民中间接受“改造”。而且还有不少人在改造期间，仍带着工资或生活费——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他们的经济来源依然归属于国家体制内供给(尽管有一些高薪者被降低原工资)，使得他们的基本生活仍是有保障的，而且还远高于底层的一般劳动者。这就充分显示出，当年共产党在讲究专政的条件下，“给出路”的政策绝对不是一句空话，仍然坚守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和光芒。
朱赞成就是在这段“给出路”的逆境中，充分利用“无官一身轻”的大好时机，把逆境当成自我学习的大课堂，他一边劳动改造思想，一边自我燃烧思想。回顾初到畜牧场时，朱赞成为什么在自留地里只种地瓜不种蔬菜?其实他心里早有个小算盘，那就是他已经谋划好如何抓紧时间，要安排好个人的自学计划，他太渴望通过有计划地自学和思考，去弄懂弄通太多困惑已久的思想问题。
于是，朱赞成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来到队部、场部收集旧报纸或旧杂志，带回宿舍有空就认真阅读。他把大跃进中有关的重要报道，以及发表的中央各领导的讲话，用剪贴的办法做分类整理，进行不断反复地学习、对照、分析、比较，渐渐地对于大炼钢铁，大办食堂、人民公社等新事物的出现，在认识上逐步有了一个清晰的背景轮廓。
有一次朱赞成在无意之间的翻阅中，看到了《党内通讯》上发表的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给全国六级干部的公开信，这让他十分惊喜。对于这封信以前只是听说过，当时他已没资格听党内传达，并不知道其中内容。此时此刻，信里的内容就像磁场，牢牢吸引他的双眼，逐字逐句，连续阅读了好多遍。
这封信专门提出在大跃进高潮中，各级干部要注意六个方面的问题。(1)包产问题。毛主席强调说“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朱赞成认为，这不正是在支持基层干部不要唯上，要实事求是反对胡吹吗?(2)密植问题。毛主席主张应同农民“商量决定”，反对“死硬的命令”。朱赞成想自己就是这样做的，现在从毛主席这里找到了支持自己的根据。(3)节约粮食问题。毛主席反对“一切大话、高调”，强调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朱赞成认为，毛主席抓住了民生，就是抓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4)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毛主席不赞成盲目决策，主张“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同时实行”。朱赞成不得不钦佩毛主席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领导艺术，是实干家的见地，实干家的高手。(5)机械化问题。毛主席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真是具有领导农业大国最高领袖的气魄和眼光——先搞土地改革，再搞农业合作化，用集体经济把小生产的农民组织起来，以人民公社集体化的优越性，逐步让机械化不断取代现有农业的人力劳动，促使农业生产走向新的技术、新的分工。(6)讲真话问题。毛主席一针见血指出：“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不可讲。”朱赞成据此认为，大跃进中，毛主席是党中央反对说假话的第一人，也是反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冒进的第一人。
朱赞成一连好几天，收了工就学就想，睡觉前再学再想，爱不释手。他越学越想越了然于胸。毛主席在信中用鲜明的观点要求六级干部们，在大跃中要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上只唯实，反对说假话说大话;主张讲真话、坚持民主精神，要在严谨的科学试验中进行探索，反对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读完这封公开信之后，他完全可以想象，如果这封公开信里讲的六件大事，当时全党马上就层层组织学习、讨论、总结、提高，那么，多快好省的大跃进哪能发生后来偏题跑调的乱象呢?何至于后来又发生饿死人的现象呢?毛主席在信里讲的六件大事，件件关系到广大农民吃饭的大问题，关系到搞好中国农业的大构想，可谓是眼光独到，殚精竭虑。此类的国家大事，唯有他老人家想得深，想得远，想得细，令人万分钦佩。
朱赞成以前也曾读过毛主席的若干文章，只因为自己长期在基层工作，总认为治国论道是党和国家领袖层面上的事情，而基层干部只要听从党中央的、干好自己的基层工作就行了，所以学习毛主席的文章通常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现学现用，够用就行。此时他身处逆境，为了在困惑中能够寻找到思想答案，这才让他有机会沉下心来认真地学习，也让他第一次真真切切地领略到毛主席文章的领袖水平和人格魅力。末了，朱赞成只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学习这封短信的读后感——毛主席已经察觉到了，并且正在纠正全国大跃进和中央某些领导的偏差。
比如公开信里说：“应该说，有许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这段话让朱赞成看到了大跃进中的毛主席，自己一旦发现问题所在，就带头针砭党内时弊，带头揭露讲假话的源头，表现出不遮丑不护短的公允态度，公开给不唯上只唯实的基层干部撑腰。又比如，当看到毛主席在信尾“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这一段话时，让他感受到坚持民主和科学精神、多听下面的意见、要集中全党的智慧，这些正是毛主席在大跃进中，希望能畅通无阻地走群众路线的一贯主张。特别是，毛主席在信里坦白地承认“自己在这里唱低调”，不怕事后被称作“保守主义者”，这让朱赞成看到了毛主席在大跃进的大棋局中，既有号召“鼓足干劲，多快好省”的大智大勇，又有在过热之后率先“唱低调”，不怕当“保守主义者”的冷静态度。
朱赞成是个能够勇敢独立思考、不爱给自己思想设限的人。他发觉手头上拥有的学习材料太有限了，难以打开自己的思路，于是就悄悄通过好朋友、老领导的关系，又收集到了一些只能在小范围内获知的有关资料。他按照时间顺序梳理头绪，把报刊上公开的和内部学习的材料中，有关两大领袖在大跃进中的报道和言论，挑选出重点排列出主要内容，而后努力地领悟和解读——
1958年1—3月，毛主席批评1957年的“反冒进”，提出要搞总路线、大跃进。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提出河南今年增产几百亿斤粮食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要过关了。毛主席不信，给他浇凉水。毛主席对人民日报总编兼社长吴冷西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和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也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争先，搞得天下大乱……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1958年5月中央八届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主席明确总路线大跃进的政策方向，提出15年超过英国。
1958年5月下旬，中央通过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农业生产纲要，即400斤(秦岭以北)、500斤(黄河以北)、800斤亩产纲要(长江以南)。
1958年6月14日，在全国妇联党组会上，刘少奇主席提出办大食堂的设想，认为会吃得饱吃得好些，还节约粮食。预言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主席要搞共产主义基层组织试验，提出四十年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视察，提出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而是二、三年。赶过美国也就是七、八年。报纸上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病老生死都在这，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1958年7月中旬，刘少奇到各地视察，寿张县公社干部汇报：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籽棉亩产1.5万斤。刘听后说：这是“压倒了科学”，“是一个革命”。当常熟县某个乡的党委书记汇报实现稻谷亩产1万斤。刘反问道，还能再多吗?你们那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此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把原来上报的产量几千斤，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的报道，也跟着改变成了几万斤)
1958年8月，毛主席视察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称赞“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构成社会基层单位，确定它是集体经济。
1958年8—9月，刘少奇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徐水县委书记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人民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计划一亩的山药产量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麦子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9月1日登人民日报)。9月13日李先念视察时，徐水县已经是政社合一，一县一社，统收统支，全部供给制。
1958年8月13日，毛主席在天津视察，有人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主席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这位领导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然后对着《人民日报》五位小女孩站在稻谷堆上的照片说道：“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又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1958年8月30日，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农林口上报各地汇总的粮食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主席表态：“搞不了这么多”。
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刘少奇主席在河南提出过渡到共产主义5个条件。基本人人参加劳动，劳动分工更细;搞好技术革命和教育，实行全民所有制;社会产品极大丰富;消灭三大差别;内部阶级矛盾消失。推广革命家庭，分设青壮年男班、女班;老年男班、女班;少年男班、女班。分设营房住宿，每周团聚一次。
1958年10月，毛主席派田家英、吴冷西到河南新乡市调查。下去前说：“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
1958年11月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2—10日，毛主席指出：今年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是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毛主席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
1958年，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主席说：“我不信”。还一位外国朋友问毛主席，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毛主席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在武昌会议上，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急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毛主席还说：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们不要说他没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我的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
……
不知有过多少个挑灯夜读，朱赞成全身心地沉浸在勤于思考之中，然而他的心情也曾经一度产生过挥之不去的纠结。比如，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同样受到人民爱戴的领袖人物，同是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问题上，一位是有热有冷，一位是热情高涨;一位是摸索前进，一位是跑步前进;一位是亲历亲为且种过地熟悉和懂得农业，一位是看似从未种过地而且不懂得农业。他们俩人一位是全国大跃进的主帅，一位是全国大跃进的副帅，肩并肩站在同一时代的大舞台上，一起指挥着万马奔腾的全国大跃进运动，然而却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领袖气质、水平，以及风格。这让朱赞成一时无法用常识去作解读，思来想去，党的领袖就是党的旗帜，绝不容许怀疑，于是他决定用党性的大原则，从宏观上识其大体，从微观中辩认虚实。
朱赞成认为这俩位领袖人物在大跃进中，都是当代马列主义信仰和革命理想的最忠诚的实践者，都是立志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创大业的人民领袖，都是具备与西方列强抢时间争速度的宏伟气魄。
而此时，朱赞成仅经受过党的教育不到十年，尚且人还在落难之中，他仍然位卑未敢忘忧国。他深知在当时世界格局的条件下，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必然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眼中钉，他们决不甘心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积极扶持台湾政权反攻大陆，还企图孤立和封锁新中国，建立起半月形战略包围圈，妄想让新中国所有的经济建设，都受制于他们的战略包围圈。朱赞成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属于做梦都想让伟大祖国早日强大的那种热血年轻人，所以他坚决拥护党中央，大胆采用大跃进这种特殊模式，抢时间大干快上，超常规地发展国家重点经济建设。
经过一次又一次认真学习和思考之后，朱赞成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在他看来，党中央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决策行为，就是为了实施提升国家实力的一种赶超大战略。正是在这种大战略号角的鼓舞下，让当时的中国人真切地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一种国家优势，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人人争先恐后为国家出一把力，都会拥有一种由衷的自豪，并且从中真切地体会到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拥有一种举世无双的创造力。
这是一个让敌人望而生畏的年代，也是让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年代。为了让粮食产量早日跨跃纲要，为了让钢铁产量早日超赶英美，为了让工农业基础可以超常规地起跑，为了让国防工业可以超常规地发展，上至党和国家的领袖们，夙夜为公，宵衣旰食，忘我工作，下至全国亿万工农商学兵，夜以继日，齐心协力，无私奉献。就是在这样一盘爱拼才会赢的大棋局中，不少地方粮食生产实现了亩产历史的最高水平，全国的钢铁产量也实现了接近千万吨的全新记录。国家新建起新安江、刘家峡水电站等一大批大中小型水利水电工程，新建成贵昆、兰青、兰新等重要的铁路交通大干线。在首都北京也是快马加鞭，建设竣工了人民大会堂等十大蜚声海内外的宏伟建筑群。在大跃进工业化的进程中，我国还培养起一支宏大的能够吸收消化苏联援建项目的技术工人队伍，吸收了3000万农村男女劳动力(注：1959、1960年因大灾下放回乡约2000万人，1964、1965又陆续召回1000多万人)进城参加工业建设，把他们培养成了新一代的工人阶级。这一代人成为我国后来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技术人材的基础。国家为了抢占国防和能源的战略先机，还在那个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织起研制“两弹一星”的尖端人材队伍，并且建立起核试验基地;还在大跃进的后期，找到闻名于世的大庆油田……在与大时代争锋的大棋局中，我国不断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足以恩泽国人及后代至少百年以上。尤其令那一代人可以骄傲和自豪的是，在这些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成就中，经过后五十年的验证，绝无一项豆腐渣工程。
当然，在大棋局中也有败笔，甚至是较大的败笔。比如在工业上，大炼钢铁就有所败笔，采用广泛性群众运动来大炼钢铁，从成本核算的经济角度上算账，很容易被人诟病，被“蔑称”为劳民伤财的行为。再比如农业上一县一社，以大为美的形式主义;办大食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高密植问题、高产量问题、说假话搞浮夸、说大话放卫星、出现饿死人等严重问题，更是授人以柄，成为被敌对势力恶毒诋毁的致痛伤痕。
朱赞成经过独立思考，认为农业上的败笔必须正视和承认，然而对于工业大炼钢铁的败笔，他却自有一番与旁人不同的见解。解放初全国钢铁年产量仅有15万吨，人均只够打一把菜刀。虽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战胜了美帝国主义，但还是被人家瞧不起，时不时地进行军事挑衅;1958年的“8.23”大炮战，人民解放军炮打金门岛，一天倾泻炮弹几百吨，一连打了两周，蒋军招架不住了，要求美国派军舰保护军需运输，美舰惧怕大陆猛烈炮火，一见炮击就远远逃离，不敢靠近金门岛。
这件事就发生在1958年大跃进中，无言地教育了福建军民认识到，打仗就是打钢铁，钢铁是当年国防的第一需求。 全国军民也是通过大跃进大炼钢铁，强烈地感受到国家的钢铁产量，对于工业和国防而言，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从此，钢铁是另一种重要的“粮食”，随即潜移默化为全国人民的爱国情结，打那以后吸取教训总结提高，从全民大办钢铁逐步走上专业化、正规化的快车道，钢铁产量年年攀升，迅猛地发展，从此再也不曾落后于世界了。
对于大炼钢铁中的失误，朱赞成自己也曾经有过抵制。那时他宁愿去兴修水利不肯参与大炼钢铁，原因就是他已经意识到这种事情不是农业的本份，况且炼钢铁不是打铁，光有力气是不行的，没有专业知识，想有心干好也未必能够干好。还有呢，他认为从农业抽调大批劳力去炼钢铁，这也是与农田基本建设争夺劳力，势必影响农业生产任务的完成，以致于他落到被下放改造的地步后，仍然还认为这种抵制是正确的。只不过，在对大跃进基本情况掌握了解更多之后，让他对于大炼钢铁的利与弊两方面的认识，通过努力自学和反复思考以后，又学出更深一层的心得体会。
朱赞成认为，大跃进既然是国家的一种赶超大战略，除了狠抓粮食和钢铁之外，当然还有一种更重要的东西也得抓住，那就是全国人民齐心干大事业的豪情壮志(即精气神)。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万众一心大炼钢铁，在炼出国家急需的钢和铁之时，也炼就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钢”和“铁”，这就像当年学唱《团结就是力量》歌词里那样——“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朱赞成想到了共产党在执政以后，一以贯之地教育人民要反对崇洋媚外、洋奴哲学，要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这就是中华民族近代史最为宝贵和稀缺的精神元素啊!历史留下的足迹可以证明，这种教育的成果终于在实施赶超大战略之时，被热血沸腾地熔炼到新中国的第一代工人和农民之中，也熔炼到与工农相结合的优秀知识分子之中。这种在民族精神层面上的大改观，已经成为了国家前途不可限量的巨大潜力。他认为党中央抓住了这一条，就是抓住了党魂、国魂、民族之魂，纵然在大跃进中有所败笔，只要全国人民的精气神不散，还是可以再次大显身手的。
关于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的功过得失问题，朱赞成自己就是局中之人，他始终有着最直观的感受，以及根基笃定的个人见解。
朱赞成在担任公社书记时，市委第一书记与他的一席谈话，至今尚记忆犹新。那次谈话讲了三个要点：1、国家工业化需要农业粮食的全力支持;2、中国的农民都是小生产者，自身没有走集体化道路的天然愿望，需要引导和组织起来;3、共产党只有让农民看到集体化后的好处和希望，才能够调动他们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朱赞成凭借着在公社工作的经历和实践，特别能体会到，市委书记的这一席话是极其符合农村实际的。所以，他对于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的正确性从不持有怀疑，对于人民公社的成立，也是坚定地拥护和支持。
朱赞成对于泉州农村的基本状况，也曾经有过一个很直观的分析。他盘算过泉州土改以后的情况：由于泉州农村人多地少，个别地方人均还分不到一亩地。那时农业全是靠天吃饭，水利条件落后，水田少，坡地多，土壤贫瘠，水稻、地瓜等主粮综合产量极低;泉州地区自然灾害又偏多，台风年年有，有时一年多达3—4次，时常出现旱涝交替，导致农业年收成没有定数。因此土改之后，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因为分到土地就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如遇灾年必须依靠国家救济，如遇家庭贫病交困，或者飞来横祸，只得为了生存出卖土地，这种情况不断发生，禁而不止。大量事实表明，在人多地少的区域，土改之后，光靠一家一户单干，一定会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再度沦为赤贫。
就是在这个时候，党中央已经觉察到土改后的新情况，及时提出引导全国农民走互助组、合作社的道路。这一路上风雨兼程，在探索中前进，但是始终没能解决一个根本问题——这就是要让广大农民看到走集体化道路之后，最长久的好处和希望所在。直至大跃进出现第一个人民公社以后，才让党中央找到了这个可以解决根本问题的好办法。以朱赞成的个人经验认为，人民公社这种形式至少能够解决当下农村中的三大难题：
1、有利于解决中国农村残留的旧势力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族和迷信文化势力，在广大农村仍然存在着冥顽不化的消极影响力，对于这种“愚民”和阻碍农村进步的反向作用力决不可小觑。在政社合一以后，人民公社成为权力的基层结构，亦农亦工亦商，还可以藏兵于民，藏智于民，藏富于民，必将催生出社会主义的新文明、新观念、新风尚，有希望培育出新一代有文化有觉悟的新农民。
2、有利于解决农村土地和劳力资源利用率落后的问题。朱赞成在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就听专家议论过，中国的农业在土改以后，已经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和平时期人口的快速增长，将会蚕食土改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因此人民公社的成立，可以解决随时间推移土地人均占有率出现的新问题，能够让集体经济成为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基石。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和管理，毫无疑问，也可以不断降低农业耕作的生产成本，还能够在农闲时组织富余劳动力，从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增强抵御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从长远展望，人民公社以土地集中、劳动力细化分工的生产方式，一定能为日后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创造出良好条件。
3、有利于解决农民自身利益最根本最长远的需求。朱赞成十分欣赏党中央在大跃进期间，有关对人民公社“内涵”的那一段精彩解读：“ 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病老生死都在这，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尽管在时间的跨度上，大庆油田和原子弹等惊人成就，是朱赞成当时不可能预见到的后来之事，但是有谁能够知晓当时的他，在思想深处为大跃进极力“护短”之时，所用的却是一套中国草根阶层独有的红色逻辑。当然，这门逻辑的基本常识，还是他从工会培训班里学来的——此时他的思想素养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正是这种逻辑，让他的见解特别独到，也是这种常识，让他的解读与众人有所不同。
仅就文化程度而言，朱赞成充其量只是个中级夜校毕业生，他不可能具有大知识分子成熟的理论水平，也不可能有什么政治的预见能力，但是此时的他，已经初步具备了一种中国草根阶层独有的高素质，至于这种高素质是如何炼成的，不妨从煌煌党史中去寻觅踪影——
想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麾下就有一大批没文化的赤脚农民，这些人自从闹革命当上红军战士以后，仅凭着闯荡枪林弹雨十几年征战的历练，当他们成为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时，竟然毫不含糊的一拨连一拨地将国民党的黄埔系，或者留学归来的军中精英们，统统横扫成为自己的手下败将。仅以此类典范作为引导，若放眼大中华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唯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是真正读懂中国农民的第一人，也是读懂中国5000年历史的第一人，只有他才能够把这些献身革命大洪流的赤脚农民，打造成为改变大时代、跨越大时代、引领大时代的红色铁流。在为劳动人民打下江山之后，毛主席又极尽全力在建国初期第一代工农干部的队伍中，接着打造这种红色铁流的高素质。朱赞成就是在参加革命工作以后，经历过各式各样有起有落的政治运动，并且在人生沉浮中自觉自愿地接受了这种打造——给自己的党性淬火。
晋江地区地处海防最前线，对面盘踞着大小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在大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们对于污蔑大陆大跃进的广播宣传，一刻也没有放松过，还通过各式各样的空飘海漂，把反动传单和宣传品不断地散发到大陆来。这种长期坚持不变的大量的反动宣传，早已成为生活在最前线的老百姓一种视听来源，大陆的共产党对此也是防不胜防。特别是在普遍吃不饱肚皮的非常时期，这种反动的宣传更容易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在大陆少数人群中发酵，自然也会影响到一些被改造的人员，但是绝对影响不到朱赞成。因为此时的朱赞成，经过自己的学习、思考和关注，对于大跃进的问题已经有了不一般的定见。就他个人的党性而言，凡事有了定见就有了定力。
畜牧场职工在野外劳动时，偶尔也会捡到若干反动传单，朱赞成看见了总是规劝其立即上交场部。有些职工虽然上交了传单，但是会把看到的内容传出来，由此引发一些周围人群的热议，朱赞成绝对不参与这种议论。当有人把传单内容主动告诉他时，他平静地听过就劝说不要信也不要传，别给对岸的敌人当义务宣传员。为此，有些人对朱赞成产生了误会，认为他是想争取摘掉帽子，伪装积极和进步。可是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每当农场组织改造人员政治学习时，轮到朱赞成发言，他总是高调力挺总路线大跃进的突出成就，同时又客观地分析大跃进的过失。听了朱赞成的发言，刚刚开始，有些人还在心里嘲笑着他——本身就是个大跃进的受害者，被贬到农场来改造，还装孙子为大跃进说好话，不是个伪君子，就是头脑有病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听过他一次又一次的发言之后，渐渐地改变了原有的看法。因为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蓦地发觉，朱赞成对于大跃进认识和理解真的是不一般哟，尤其是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与众不同，总是那么有新意，有逻辑，有独到的地方，让人听后总有一种闻所未闻的新鲜感。
在开会学习时，朱赞成公开为公社大办食堂辩解。他认为党中央号召办大食堂的方向没有错，只是政策不合时宜和方法出了问题。朱赞成认为办大食堂，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就其大方向而言，不能说是错误的。他从办大食堂的出发点作分析，这种形式是把中华民族“有福同享”、“人人平等”的草根文化，与共产党人价值观相结合的一种实际运用，所以党中央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初衷，是显而易见和无可厚非的。办大食堂不分干群，省时省力，有地同种，有饭同吃，一起参加劳动，共享劳动成果，人人平等，天下无贪，天下无贼，这是多么美好的设想啊，何尝不可一试?可惜的是，集体经济没有足够积累，农业生产难保年年丰收，又没有一套好的管理制度，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失败了。但是失败了也要一分为二看问题，谁也不能否认的是，这段时期是农村基层干群关系和治安状况最好的时期。
那么问题出在那里呢?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来自上级个别领导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命令主义，好像是从天而降的东西，来得太快了。这种情况就好比，从来都是靠走路进城赶集的一群山里人，在回家的路上，又饿又累，突然遇到一位司机开来一辆大汽车，好心好意招呼大家都上车。山区道路七弯八拐，让车上的人摇摇晃晃坐不稳，路面不平坑坑洼洼，又让人们一路上颠簸得厉害，当司机把人们送到家时，所有车上的人都在犯晕，有人还呕吐呢，人人都感觉初次坐车不如走路舒服。可是想必在这个时候，没有人会说司机的坏话吧!毕竟是这位司机让从来没有坐过汽车的人坐了一趟汽车，让大家都体验到一回坐汽车比走路又快又省力的新生活，而且还是免费的。所以说，既便办大食堂有什么过错，这毕竟还是体现出共产党人在关心农民吃饭的大问题上，最有诚意地推广便民、惠民、有平等爱心这样一种新式生活的首次尝试，只是不合时宜遇到了大灾荒，成为社员们昙花一现的记忆。
再比如说到有关饿死人的问题，朱赞成是与那个时代同步的见证人。泉州城区在三年困难时期，凭借着靠近海边以及还有侨区等资源条件，并没有发生过饿死人的惨剧，谁也没有亲眼见到饿死过人，既便有所听说，也是来自外地的传闻。当然，人们听到了也会相信，毕竟饿肚皮的人太多了，荒年出现一些饿死人的消息不算是奇闻，自古就有。可是当传出了河南、安微等地饿死人的情况后，泉州的普通市民这个时候才知道，全国灾情还有如此严重的地方。
在政治学习中，当人们议论到全国饿死人的数量时，经过一番各抒己见之后，轮到朱赞成发言，他自然是无所顾及直话直说，敢于亮透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而且还能够娓娓道来分析和判断。
朱赞成说，自己相信全国的灾情非常严重，饿死人是有的，但是到底全国有多少人被饿死?传来传去都是小道消息，有说几万的，有说十几万的，可是被说到的这些地方，全都是我们泉州老百姓看不见的地方。至于这些道听途说的东西，信与不信全在于个人了，就看你听了以后是怎么想怎么分析的。大家可以想一想，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情况。比如在大跃进的过程中，就有一些干部爱说假话爱搞浮夸，是否这些人又故技重演了，现在又刮起新一轮的浮夸风?过去在粮食统计上搞浮夸风，多报数字是为了讨好上级领导，但是没想到闹出饿死人的大问题，眼下就又搞起多报饿死人数字的大攀比，好让上级相信自己的灾情才是最严重的，他们相信会哭的孩子总是奶多，这样才能争取比别人更多的救济粮，只不过现在的动机不同了，是想要讨好本地本村的灾民们。因为这些干部心里有亏欠啊，担心救济粮太少不够分，如果不拚老命去争取多拿，害怕群众们会用扁担打他们呀!
当然啰，还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这需要引起警惕。社会上本来就隐藏着这样一种人，他们是仇视共产党和破坏大跃进的，现在出现了饿死人，于是他们开始幸灾乐祸了。为了证明自己仇视共产党是有根据的，就不断地夸大饿死人的数字，一百万二百万三百万还嫌不够多，唯恐数字不吓人煽动不了人心，唯恐共产党的天下乱不起来。我认为这些人聪明过头了，他们制造出吓唬人的数字，也许可以欺骗其他地方的人，但无论如何是欺骗不了我们泉州这里的人!
这是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一想，现在谁是最仇恨新中国，同时又有条件最嚣张的人?毫无疑问，就是效忠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人。大家再想想，我们泉州是海防最前线，距离国民党反动派仅一水之隔，十多年来听他们天天老一套骂我们，骂大陆共产党是暴政，人民吃不饱饭快要饿死啦，号召大陆人民反抗暴政投奔自由。可是自从大跃进以来，我们泉州老百姓有谁听到敌台，或者看到散发的传单上，有过宣传大陆饿死成千上万人的内容吗?根据我长时间作了解，周围是没人听过或者看过。难道台湾的敌人是傻子瞎子聋子?绝对不是的。他们不断派遣特务潜伏到大陆各地，这些人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如果大陆真的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这可是绝好的反共内容啊。这些特务潜伏到重灾区，随手拍几张绝户灭村的照片，这就是价值千金的大情报哟，送回台湾去就能立大功，马上会成为全球反华反共的特大新闻，那么我们生活在最前线的老百姓，也一定能够听到见到这方面内容的宣传，可是一直到现在，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啊!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一方面能说明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的小道消息是个谣言，这个谣言来自居住在我们大陆某些地方隐藏着的敌人，但绝不会是来自台湾的特务。另一方面也能说明，连台湾特务都不愿意为大陆的反共谣言做义务宣传，可见这种谣言缺少象样的根据，就连国民党这样的反共老手都觉得拿不出手呢。通过这样的分析比较，就可以看出隐藏在大陆的这些敌人，他们制造谣言的手法太低级了，比起台湾的特务还要下三滥……
——殊不知在朱赞成被枪杀之后，国家经历四十多年的变迁，在这一过程中，有人策划了一场又一场针对大跃进饿死人这个问题，不间断地兴师问罪。一个又一个冠以专家学者头衔的精英们，为了与人民争夺“五百年来谁著史”的话语权，搞起了比大跃进大浮夸更有过之的大攀比。他们把饿死人的数字从一千万、二千万、三千万，一直推演到四千万、五千万……七千万，广泛旁引博证，纷纷著书立说，语不惊人死不休。可是呢，这些号称治学严谨的专家学者们，为何在若大的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经过四十多年竭尽全力“掘地三尺”之后，竟然连一张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灾情照片都拿不出来?
此事至2011年7月23日，有一位称作胡苓丹的女士，她为了给精英们的忽悠之说圆谎，就在新浪网上发表了一帧照片，并在空白处写道：“这不是坟场，也不是电影特技，更不是纳粹集中营，这是困难时期的农村。请勿忘那个悲催的年代……”。可是照片上网才一天，马上被人戳穿是造假，是从法国人1925年拍摄四川綦江县饥民惨状的旧照片翻拍而来的。
由此可以推知，“历史”这位小姑娘在任人打扮时，总算有个“明白人”大梦初醒，当她看出自己同类人的破绽，试图想用假照片“补妆”，不料反而落下大笑柄!知否知否?朱赞成当年的眼力，早已胜出他们五十年，饶有趣味的是，双方立场截然不同!
还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反证，也许更像是个黑色幽默。曾经有人在台湾当局的档案解禁之后，查寻过国民党当年的历史存档，的确未能发现有攻击大陆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的史料。更有意思的是，还有人查寻过被解禁的前苏联档案，也未发现前苏联有过攻击中国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的史料。世人都知道，当年攻击过中共大办人民公社的反派人物中，就能抖落出蒋介石和赫鲁晓夫的大名。
光阴似箭，转眼就到了1962年的开春。这一年刚过了正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是中共历史上最具规模的一次党内民主的大盛会。与会者响应毛主席“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号召，在大会上充分肯定了党在总路线大跃进以来的正确路线和成果，同时也把大办食堂、人民公社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等严重失误说深说透了，引以为诫，形成全党纠正错误的集体共识。
在会议中，作为全党最高领袖的毛主席，在1月30日的讲话时，出乎意料地以宽广无比的胸怀做了自我检讨，把三年以来党中央一线领导忽左忽右所犯的错误一个人主动当担了下来。毛主席的高风亮节，深深感动了所有的与会者，让那些赞成大跃进与批评大跃进的人，让那些在大跃进中做错事与坚持原则的人，让那些在大跃进中受表扬与受委屈的人，总而言之，让所有的与会者都感觉到眼前一亮，人人心情舒畅，愿意竭诚地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努力纠正大跃进以来的种种失误。正是由于这次民主盛会的结果，也让全国人民充满信心地看到了，当年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党中央，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失误与损失，有着出手不凡的纠错能力——人世间无人可以比拟。
历史是可以反证的。如果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精英派结论，并以他们笔下惨绝的描写作为负面参照，再与灾后三年恢复的事实作个比较，进行冷静地解析和思辩，相信其中的新启迪，能够让不少后来人会从反方向中大梦觉醒，不得不佩服毛主席在当年超一流的纠错能力。
根据杨继绳的考证和计算，在全国三年困难期间，被饿死的总人口是3600万人(全国平均17人死一个)。他的结论——堪与一场世界大战的大劫难相比，很显然，这是无法得到当年绝大多数国人实际感知的认同。
历史的记载告诉人们，1962年初毛主席召开七千人大会，14天后刘少奇又召开了西楼会议，就是在这个会议之后，毛主席坚决否定刘少奇、邓小平提出“分田单干”的错误主张，以及他们提出全面恢复经济至少需要10至15年(陈云同志提出5至8年)的悲观判断。毛主席还决定人民公社“以队为基础”的农业政策不能改变。这让全国的灾情一年就得到初步恢复，到1963年又得到更进一步的恢复，1964年全国许多经济指标就恢复或超过灾前1957年的水准，即三年时间就恢复了全国经济。历史的记载还告诉人们，当年没有发生过大瘟疫、大逃荒，没有出现过社会暴乱和动荡，也没有出现过当今社会每年必需花费8000亿的“维稳开支”。
但凡对中国发生过的大饥荒史料有所了解的人，用常识也能够得出自己的基本判断：(1)中国当年不曾有过饿死3600万人的实际灾情。因为受到国力、财力、物力的限制，毛主席和共产党人哪来的这么大能耐，把一场可与世界大战相比的大劫难，仅用三年时间就共克时艰走出困局?如果做到了，不等于真的创造出一个地球大奇迹了!?(2)当年的国内新闻界、民间爱好摄影人士、以及学术界众多学者(包括学有所长下放农村各地的右派)广泛存在着，而且这是一群人数众多的社会群体，以他们亲身感受和关注时事的优胜才智和能力，绝不至于在后来的50年内，经过大量专家学者不间断的勘查和搜集，竟然连反映当年大规模饿死人的一帧照片，一处集中掩埋的墓地或者尸坑，一册绝户灭村的户籍资料，皆不能如愿以偿采集到手，并且公布于世，这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当年中国并没有发生超大规模饿死人的灾情。(3)亲历过当年大灾荒的，还有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和社会学家费孝通(被国际同行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这些顶尖级的权威专家尚健在，为什么他们没有为历史留下“人口大浩劫”的记载?(4)确有史料证实，当年全国遭受到连续三年的大灾荒，人口也蒙受到一定损失(毕竟是饿死了不少人)，但是毛主席和共产党人，并没有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作遮丑护短，而是放下身段，有错必纠，很快就取得了救灾成效，尤其是在三年大灾之后，转眼之间就赢回更多更高的威望与民意。这些难道不是当年举世公认的事实吗?
根据史料所记，毛主席当年只出手了两招。一招是自己带头，政治局带头，全党高级干部带头，减定量、不吃肉、降工资，面对大灾大难，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他把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永不脱离劳动人民的本色，此时无论在何时何地，全都浑然一体地注入到党魂、国魂、民魂之中，形成了“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抗灾精神。另一招是，毛主席、周总理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及时而有效地，对国民经济实行有放有收有保有弃的大调整。
无需讳言，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民政部与统计局合编的《中国灾情报告》(第276页)，记载有关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是103.9753万人。也许，这是一个较为客观的历史结论，因为这个非正常死亡的数字中，包括饿死的，也包括不是饿死的，而且是在毛主席去世以后，首次由国家两个权威部门针对大跃进灾情，联合调查作出的专业性结论。(注：特别值得提示，该报告是在1981年官方四千人非毛化大讨论和通过《关于建国以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才向全社会公布的)
据悉最新消息，2013年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492期，刊登我国著名非线性应用数学教授孙经先(享受国务院津贴)的研究成果——《“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孙教授用了三年时间，对于国内外广泛流传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说法，进行人口统计学的系统研究，得出了四个基本结论：(1)在1959年底以前，全国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到市镇，产生出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即这些人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2)在1959年以前，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我国(主要是农村)存在着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根椐1953年和1957年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可以估计出我国这一时期产生的死亡漏报人口约为750万，即有750万人口在1959年以前已经死亡，但没有进行死亡登记和注销户籍。(3)我国在1960年前后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1964年进行了人口第二次普查，上述虚假户藉人口1912万在这两次户籍整顿活动中被注销。(4)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1年到1963年间开展大规模精减市镇人口，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减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注销户籍以后，没有在农村及时办理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然而到1965年—1979年间又重新登记。依据上述结论，孙教授又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营养性死亡”的人数，推算为250万人以下，其中“完全性饥饿死亡”的只是一小部分。在研究中，孙教授还专门查证我国这一时期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地方志和其他大量资料，查证的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以上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国内外一些人把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大量异常减少解释为是三千万以上非正常死亡造成的，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孙经先教授严谨的研究成果，也与《中国灾情报告》的结论基本接近，但更具有学术上的说服力，一经发表，就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可。
无论如何，历史还是能够充分地证明，当年是毛主席第一个，也是在第一时间就开始纠正全党在大跃进中“冒进”的错误。他有着旁人想学也学不来的纠错绝活。更为难能可贵和伟大之处的是，老人家直到生命终结时，他再也没有容许自己和共产党人重犯大跃进中的错误，反而将共产党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取得的公认成就，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让其成果大放光芒——其中之一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我国农业一口气连续七年获得了大丰收。
有众多的后来人曾经评论说，三年自然灾害若发生在发动文革之后，中国绝不会发生严重饿死人的事情。还有人指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为了推脱个人责任，而这个“七分人祸”，确是指向党内的“共产风”、“浮夸风”。究竟是谁刮起的“共产风”、“浮夸风”呢?历史和人民已经有了结论——在大跃进中，煽起“共产风”和“浮夸风”的，最先鼓动者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刚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急于出政绩，想下一盘经济快棋。于是乎刘邓急于求成的心态，被下面的官僚体制充分利用了，搞出大量虚假政绩，一级骗一级，把一盘快棋下成了一盘“臭棋”。
北京七千人大会之后，由于党中央采取的各项有力措施，被迅速地贯彻而又及时到位，让三年大灾之后全国农村广袤的田野开始了全面复苏，很快就呈现出人民公社人勤春早的沸腾景象。尽管局部区域还是出现了春旱，但此时大跃进的水利工程开始发挥着效用，集体抗旱的优势也在发挥着作用。当夏季到来之时，农村大地绿色的田野上到处郁郁葱葱，茁壮成长的庄稼长势格外喜人。
此时的朱赞成，也带着兴奋不已的好心情，密切关注着政治上的动向。天随人愿，党中央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也开始对反右倾和反地方主义的错误进行纠正。
在此之前，由于朱赞成在下放改造期间，始终不渝地积极评价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就，而且客观有据又与众不同，他的表现引起了畜牧场领导的重视，为此，领导也经常抽时间参加养猪队的讨论，在聆听朱赞成的发言以后，还同他有过多次探讨和交流。
其后，在畜牧场党支部开会讨论时，多数人认为朱赞成对于大跃进的认识和观点是正确的、积极的，尤其是在受到组织上处理后，不放松个人思想上的改造和提高，仍然在政治立场上与党保持一致，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党性。于是乎，他们不断地向市委组织部和农村工作部，反映朱赞成在改造中的良好表现，市里也曾派人来了解真实状况。在此情形下，市委里有一些领导，渐渐扭转了看法，开始为朱赞成说公道话了。
那年的11月份，省里开始为反地方主义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泉州市委闻风行动，马上就把朱赞成定为首批名单之列。市委组织部长代表市委，抱有歉意地向朱赞成坦承组织上的处理是错误的，现根据省委文件的精神给以彻底平反，还告诉了市委想调朱赞成回市委机关工作的考虑。在征求个人意见时，出乎组织部长的意外，却被朱赞成婉言回绝了。
朱赞成也很诚恳地向组织部长表白自己的心迹。他说：“我自参加工作以后，在党组织的培养下，个人进步一帆风顺，进步得很快，结果冷不丁在反地方主义的问题上摔了一跤。虽然这一跤摔得我很痛，可是一想到组织上对自己多年的培养，把我从一个啥都不懂的农村年轻人，培养成党的干部，有机会为党和人民做一点事情，所以内心里一直充满对党的感激。尽管组织上错误处理了我，但是跟党的培养教育之恩相比，这只是一桩不值一提的小事。市委现在给我平反了，说明组织上是公道的，从今往后，这件事情就和一阵风一样，吹过去就没事了，我也不会有任何思想包袱。可是呢，我还有一桩心事很沉重，惦记着放不下来，这就是在当年，您和市委郑种植书记调我到东湖乡说的那一番话，至今还在我心里拧成心结，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开……”
组织部长问是什么样的“心结”?朱赞成答道：“那时您让我改行以后，要扎根，要从外行变成内行，还有郑书记布置的那一篇大文章，他让我一定要做好，可是至今还是一张白卷啊……”
谈话至此，组织部长已经听明白了。他有些感动，但想了想，还是劝说道：“这些年你在下面毕竟受了不少苦啊!”朱赞成淡定一笑，说：“不苦!真的不苦!”接着又幽默地说道，“我是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子，天生喜欢农村，喜欢同土地打交道，就好像蚯蚓一样，离开了土壤就无用武之地。我要象蚯蚓一样能够实打实的干，不怕被人用锄头误伤成两段，只要一钻进土里，伤口就能自愈，一条蚯蚓就能活成两条蚯蚓，更好地为党在农村工作。在旁人看来，蚯蚓又苦又累，是自找苦吃，可是在蚯蚓看来，只要能和泥巴打交道，它干工作和玩游戏一样，有一种天生的快乐”。
组织部长被彻底打动了。他知道，不是农民的儿子说不出这样的话，不是对人民公社充满真情的人也是说不出这样的话，如果此时他是市委书记，也许马上就答应对方的要求，可是组织部长的工作原则制约住他的情感，此时此刻的他，只能镇定住情绪，说了一些赞赏和加勉的话，便让朱赞成等候组织上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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