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2021年2月26日召开会议，讨论国务院拟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稿和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审议《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会议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推动高校党建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深度融合，确保党的教育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高校有效贯彻落实。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配齐建强高校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全面增强高校基层党组织生机活力，发挥好师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关于党对高领导的事，使笔者想起了中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的经历。
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浙江大学前校长。
1936年初，经陈布雷力荐，蒋介石邀请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与蔡元培商讨过之后，向蒋介石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财政须源源接济；二是校长有全权，不受党政之干涉；三是时间以半年为限。
过去一段时间，不少人对竺可桢的“不受党政之干涉”的要求津津乐道，肆意发挥，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民国的赞美，赞美民国文人的硬骨头，赞美民国领导人的开明……。
然而，他们不敢把竺可桢的故事继续讲下去。
蒋介石确实器重竺可桢。但竺可桢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无能认识深刻，在全国解放前夕，毅然拒绝蒋介石要他去台湾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担任了中科院副院长，直到他1974年去世。
新中国成立后，短短几年，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同其他行业一样，科学界，教育界硕果累累。但是，社会上、特别是高校中，有极少数人发出了杂音。竺可桢以亲身经历，进行了驳斥。他在1957年9月23日发表了《谁说党不能领导科学?》(见《竺可桢全集》第三卷 第389-392页)，文章指出：
“右派分子所提出的‘今不如昔’‘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科学’等等谬论，经过近三个月来各方面的辩论和批驳，已经彻底破产了。真理愈辩愈明，正如拨云雾而见青天，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的一个大收获。我想以我个人切身的体会和经验来说说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才能把中国的科学事业领导好，并使之迅速地发扬光大。”
“八年来人民政府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的伟大成就，已在今年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得很清楚。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将会有一个不可避免的文化高潮和科学高潮出现。单以中国科学院而论，以1950年和1956年相比，研究机构从十七个增到六十六个，经费增加了二十二倍，研究人员增加了二十三倍。科学研究机构的增长如此迅速，在各国历史上罕有其匹的。若同解放以前相比，那真有天壤之别了。”
“今年日本东京大学农化学教授佐佐木林治郎到北京参观，谈到十七八年前曾和他做过研究、成绩还不错的二个学生王兆澄和唐督卫，回国以后即湮没无闻。这是因为解放前在中国要做科学研究工作甚至连起码的条件尚不具备，怎么能希望近代科学在中国生根呢？解放以后由于经济建设事业的突飞猛进，大学生人数虽增加二三倍，但毕业以后仍是供不应求。在国外做过科学研究的留学生，未入国门各部门即争相罗致，可在数项职业中任其选择。这种求才若渴的精神正表示人民政府重视科学和科学人才。”
文章最后写道：“我们能得如此成就，不能不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
竺可桢一直强烈地感受到党对人才的重视和培养和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取得的辉煌成就。竺可桢在1968年2月9日的日记(《竺可桢全集》十九卷，第51-52页)中写道：“……十八年中，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科学技术进步之速，前所未有，大不同于解放以前，现在我们能够自己制造所需要的仪器，能够培养高级科技人才，能够有信心解决一切疑难问题，科学真正在我国落地生根，这是解放以前所梦想不到的，而在十八年内统统做到了”。
党的十八大以后，加强党对各行各业的领导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但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高校中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容忽视。在这次党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中，就出现了某些高校教师的不当言论，而且影响不小。
因此，党中央再次强调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是很及时的。
笔者相信，在我们的科学界、教育界中，将会继续出现像竺可桢、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吴有训、苏步青、谈家桢等那样又红又专的优秀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将会在新时代科技创新中起到中坚力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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