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一生的“持久战”

媒体有料，1942年12月，一位分区司令员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提到自己被边区的一个老乡提了意见，受批评了。毛泽东听了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很高兴。

他说：“这是天大的好事!这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不敢言，现在他敢向你一个分区司令提意见，敢批评‘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这个事例显示，毛泽东对“官大一级压死人”为代表的、官权至上为源头的官僚主义多么反感，对突破它多么重视。

确实，相对于教条主义、自由主义、山头主要、个人主义等等不良风气，官僚主义、尤其是中国式的官僚主义，是多种不良风气的鼻祖，对事业对社会的伤害要大得多。而且，这个不分党派不分时空区域的官僚主义，根植于几千年封建文化土壤中，堪称官场顽疾，是“社会型蟑螂”，生命力极强，历朝历代都是“猛火烧不尽，有缝就茂盛。”

因此，尽管毛泽东自三湾改编之时就将“官兵平等”作为一个原则，并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理念，不断教导和督促党员干部善待平民百姓、勤勤恳恳工作。但是，这个官场顽疾没有消失，在中共治理的社会环境中同样不断滋生，并随着红色事业的发展、干部权力效应的增大而日渐泛滥。

对此，毛泽东深知其厉害，并深恶痛绝。如他在相关文件或报告中所言要义，“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对上闹分裂主义，下边闹地方主义，根子都是官僚主义。”

因此，自江西中央苏区时期开始，一直到晚年，毛泽东持续不断地向官僚主义宣战。

例如，1932年11月，毛泽东在为政府起草的一份决议中批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脱离群众，破坏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对于苏维埃胜利和发展，有莫大危害，照例敷衍，强迫命令，是官僚主义的重要表现，这是苏维埃政府中绝对不允许存在的。”

193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

1943年11月，在《组织起来》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密切联系群众是一个根本的方法。“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同时，他指出，工作作风问题绝不是小事，密切联系群众必须要有良好的作风保障。随即明确指出，官僚主义作风在党内普遍存在，必须坚决克服。

随后，毛泽东认真讲述军阀主义(军队式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问题现象、危害、解决办法。他指出，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的性质都是脱离群众，需要通过开展批评、揭发错误等方式进行发现和改正。他告诫，官僚主义作风具有反复性，容易再生，要经常性地做好自我“清洁”。

不久的1944年，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谈到官僚主义问题时，为让大家更明白、更痛恨官僚主义，毛泽东念了一首咏泥神的旧诗，用泥塑神像来比喻官僚主义者。诗词内容是，“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不靠，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毛泽东还评说，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这么一座神像。意思是说，官僚主义者高高在上，养尊处优，闭目塞听，脱离群众，摆臭架子，没有作为。

除了从一数到十的讽刺，毛泽东还为官僚主义做了更具体的描述。

那是1963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归纳了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且都有详细的说明和明确的特征定义。

这里无须展开毛泽东的具体说明，看看其中二十种官僚主义的特征定义，即可看出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严肃和痛恨。

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归纳如下：

1、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2、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3、无头无脑，迷失方向的官僚主义;4、官老爷式的官僚主义;5、不老实的官僚主义;6、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7、作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8、满预无能的官僚主义;9、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10、懒汉误事的官僚主义;11、机关式的官僚主义;12、“五多”的官僚主义;13、特殊化的官僚主义;14、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15、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16、争权夺利的官僚主义;17、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18、闹宗派的官僚主义;19、蜕化的官僚主义;20、助长歪风邪气的官僚主义。

瞧瞧，多么详细具体!

而且，在列举这二十种表现之前，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指出“官僚主义是一个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东西”，以表示官僚主义决非红色事业应该包容的东西。

然后，他还指出，“官僚主义，思想上表现和个人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因此官僚主义也必然联系到这些主义。”这就将官僚主义与一大堆形形色色的低俗风气都挂上钩，显示官僚主义的巨大危害。

在列举了二十种表现之后，毛泽东再次详细列举官僚主义对干部个人和红色事业的巨大危害，“总之，使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利益，使党的路线政策受损失。不作为普通劳动者，不同群众同甘共苦，政治上空谈，不老实，不负责任，不能、无用，埋头于事务主义，搞特殊化，自私自利，闹不团结，搞宗派，最后发展蜕化变质。”

显然，毛泽东于1963年发表《论反对官僚主义》报告，既说明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高度警惕和深恶痛绝，也说明那个时候中国社会环境中的官僚主义现象普遍且明显。

也正是因为官僚主义直接导致官民隔离甚至对立，且完全背离“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理念，对红色事业祸害深重。因此，尽管这个官场顽疾有几千年的传承惯性、是难以消灭的“社会型蟑螂”，毛泽东一直不离不弃，不断地向官僚主义宣战，带动和督促党员干部反对官僚主义。

且看，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回国，短暂停留松江省(1954年与黑龙江省合并)哈尔滨市。在听取省、市领导汇报后，应松江省委负责人请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为地方省委题词。所题词是“学习”、“奋斗”和“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很快，建国后第一次面向党政军民内部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其中贪污和浪费在毛泽东眼里都是“极大的犯罪”，将官僚主义与贪污和浪费并列，可见毛泽东对官僚主义之痛恨。

就在“三反”运动不久，毛泽东又于1953发起“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将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推向更广泛、更深入。

而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之“党和非党的关系”中，毛泽东再提，“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

1965年5月，在井冈山上，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官僚主义作风反过多次，仍然存在，甚至还严重。你们比我知道得多，但报喜不报忧。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导致干部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担心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所以我强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不能从我们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掉。”

此外，多个时期、多种场合，毛泽东不断发出反对官僚主义的声讨。

他指出，“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他警醒，“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

他强调，“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

他告诫，“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他训斥，“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

诚然，这个存活了数千年的“社会型蟑螂”一直没有被消灭。但是，在毛泽东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党员干部的心头时刻会响起“官僚主义”的“紧箍咒”，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得到有效的遏制，中国的官场文化清爽了很多。

无疑，毛泽东这场一生的“持久战”，减缓了党员干部蜕化变质的速度和程度，对他们个人和红色事业都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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