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是毛泽东当年为批驳美国政府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为新华社撰写的五篇评论文章中的第二篇。白皮书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书”呢?这还要从白皮书出台的经过说起。
1949年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一行抵达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就中美关系问题发表了一部重点介绍从1944年至1949年期间美国对华关系的报告书，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
这部报告书(即白皮书)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征得了杜鲁门总统的同意后，组织国务院工作人员编纂的。全书包括正文八章，附件八章，外加收录在内的《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及《中美关系大事纪年表》，共1054页，100多万字。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用五分之一的内容，介绍了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50年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美国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及政府的对华政策。其余五分之四的篇幅等于是文件汇编，收集了近200篇美国政府官方发表过或未发表过的、与对华关系有关的文件。其中既有美国总统有关的演说词、与国民党政府往来的函件及电报、声明，以及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条约、协议、法案，也有相关的会谈纪要、任命、国民党和其发表的社论、声明和文告等，还有相当一部分美国派驻中国的特使及大使给国务院写的例行报告。
与白皮书同时见之于公众的还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在信中，艾奇逊把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其自身的无能，以及听不进美国的意见。从这封信中，人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了解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的用心所在。
由此可见，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对内平息国会中反对党派和美国公众就总统对华政策失败而发出的指责，为自己辩护;其二，揭露蒋介石政府过去几年与美国的实际关系，以表明国民党政府的倒台主要责任不在美国政府方面，而是由于国民党本身的无能;其三，推卸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责任，对外重塑和平者的形象。
白皮书一经问世，便在中美关系史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甚至包括那些美国政府内部与国务院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意见相左的人，都对白皮书的发表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应。
白皮书里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指责完全是歪曲事实的，特别是司徒雷登有关中共方面的片面的报告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8月12日，即在白皮书发表的一周后，新华社以《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为题，发表了第一篇评论文章。紧接着，在从8月14日到9月16日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又亲笔撰写了五篇评论文章，以新华社社论的形式陆续公开发表，对白皮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与批判。
毛泽东认为，通过对白皮书的讨论，人们可以对中美关系、中苏关系、100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等，有一个全面的、清醒的认识。因此，白皮书的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一件好事。
可见，毛泽东在对白皮书进行批判时，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引导那些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的人透过现象看本质，去认识美国当权者向国民党提供多达21亿美元的援助，支持其打内战，导致中国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真实面目，从而一方面争取更多的中间派人士对革命和对共产党的支持，一方面进一步激发解放区广大军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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