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宏飞：核恐惧与美国科学家对核能国际控制的追求（1945—1946）

史宏飞：核恐惧与美国科学家对核能国际控制的追求（1945—1946）

作者：史宏飞

来源：《世界历史》2018年第6期

美国的核政策问题一般被归为“高级政治”的范畴，学界有大量研究关注与之相关的高层决策和对外政策。但是，作为与大众福祉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核政策的制定显然不可能仅体现高层决策者的意志，也吸收了一些参与核武器研发的科学家们(下文称“原子科学家”)的主张。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学者开始梳理科学家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20世纪末以来，美国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拓展到科学家活动与政府决策的互动关系，并强调政府行为对科学家群体的反制和塑造作用。现有研究大都认为，原子科学家在核武器被使用之后的罪恶感是他们发动和参与社会活动的动因。实际上，除了与一般大众感受到同样的核恐惧之外，战后初期的原子科学家对核武器与国际和平和人类命运关系的思考，还反映出他们基于自身职业特性对核时代国际关系的认知以及改造现实世界的追求。简言之，罪恶感源于对已发生事实的幡然悔悟，消除核恐惧、促进国际和平则产生于对未来世界的期望。本文试图从原子科学家在人类社会进入核时代后的情感、思考和观念入手，考察原子科学家影响美国国内原子能立法、推动建立核能国际控制机制的动因和过程，以期深化对这一复杂历史过程的理解。

一、核恐惧与原子科学家的双重焦虑

随着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人类社会正式进入核时代。一方面，使用原子弹加速了战争的终结进程，无形中挽救了许多美国人的生命，美国人从中寻得了向敌人复仇的快意。当时《芝加哥论坛报》刊有一幅漫画，认为4年前日本的珍珠港偷袭，已经点燃美国对日本使用的原子弹的导火线。战后一首美国民谣也唱道：“原子力量是上帝强力之手授予……广岛，长崎，为他们的原罪付出代价”。言下之意，日本被炸是罪有应得。原子弹也成为当时流行的大众消费元素，一些服装制造商甚至用核试验场附近的砂砾作为装饰品。但另一方面，原子弹巨大的摧毁力也引起人们的恐惧。广岛被炸当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播音员H.V.卡滕伯恩(H.V.Kaltenborn)就说：“我们创造了一个能毁灭我们自己的弗兰肯斯坦怪兽(Frankenstein Monster)。”随后，美国公众就通过杂志了解到原子弹的摧毁力具体有多大。1945年8月20日的《生活》杂志刊登了原子弹爆炸产生的巨大蘑菇云以及广岛被核爆之前和之后的对比照片，给读者造成巨大的视觉冲击。同期刊发的社论和专题报告指出，原子弹的爆炸说明人类已经“放出了一个可令人类自我毁灭的弗兰肯斯坦怪兽”。这些图片和文章自然会引起读者的联想：如果首先造出原子弹的不是美国，图像中那座满目疮痍、近乎被原子弹夷为平地的城市，也许就是美国的纽约或者华盛顿。11月19日《生活》杂志的一篇文章甚至想象出这样的惨状：纽约街头断壁残砖，唯有纽约公共图书馆门口的石狮孤独地矗立于一片废墟之上。这些文章既反映了人们对核武器的恐惧，又加剧和扩散了这种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核恐惧逐渐压倒胜利的喜悦。1945年底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每个接受访问的人在谈及原子弹时，都流露出“惊叹、恐惧以及困惑”等情绪。

事实上，原子科学家在原子弹还没被使用时就已经产生严重的担忧和焦虑。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和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的詹姆斯·柯南特(James Conant)目睹美国第一次核试验后，感觉“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白光之中，像是世界末日降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与科学研究和发展局局长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等人仍为核试验场景“心情沮丧”。柯南特十分担心人类文明被原子弹毁灭，他甚至要在哈佛大学图书馆设立一项保存人类文明成果的项目：选取人类文明中有代表性的文字作品，将其做成缩微胶片，分别深藏在地球的各个地方，一旦核武器毁灭世界，幸存者还能利用胶片，传承人类文明。目睹核试验成功后，哈佛教授乔治·基斯提亚科夫斯基(George Kistiakowsky)感叹道：“我相信在世界末日……(世界上)最后那个人将会看到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一景象”。原子弹被使用前后，情绪变化最为强烈的莫过于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1945年6月，作为临时委员会科学顾问小组的成员，奥本海默是支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科学家之一，原因是这样能早日结束战争。但在目睹核试验之后，奥本海默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一部纪录片中，奥本海默称美国核试验的成功使他想起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中的经文：“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死神，世界的毁灭者”。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之后，同为科学顾问小组成员的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Lawrence)发现奥本海默“非常疲惫、郁闷，正在为所发生的事情寝食难安”。

原子科学家除了担忧核武器的巨大毁灭性，还担忧美国战时对科学研究实行的军事化管理体制继续存在。为防止泄密，美国对曼哈顿工程实行了分隔化管理(Compartmentalization)。在这种体制下，科学家们不能公开评论核武器政策，连互相交流科研观点也受到严格限制。1945年7月，就职于芝加哥冶金实验室的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曾组织科学家向美国政府递交请愿书，反对不提前预警就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战后，西拉德请求政府向民众公开请愿书内容和签署请愿书的科学家名单，遭到美国军方的严词拒绝。军方甚至还警告西拉德，如不遵守军方纪律，随时可能被解职。军方此举一是防止科学家的观点产生公众影响，二是继续维持保密政策。因此，如果分隔化管理延续，不仅科学家要成为军方的“囚徒”，科学研究的成果也极易为军方垄断，助长其黩武主义倾向。《华盛顿邮报》上的一幅漫画表明：如果采取军事管理，核能就化身为手持利剑、准备脚踏人类的恶魔;如果采取科学自由原则，核能就化身为服务人类的仆人。

总之，核时代的来临引发了原子科学家群体的“双重焦虑”：一是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足以毁灭整个人类;二是由军方控制核能研发的管理体制不仅会妨碍科学自由，还可能导致核能被用于军事目的，以致摧毁人类文明而非促进人类福祉。而解决“双重焦虑”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合理控制核能。

二、原子科学家关于核控制的思考和讨论

早在核武器研发过程中，一些科学家就开始考虑核能控制问题，并试图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广岛原子弹事件之后，美国社会出现很多关于核能控制的讨论，原子科学家也卷入其中。

一些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主张，应立即建立世界政府，消除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力，甚至认为刚成立的联合国都无法满足这个要求。《星期六文学评论》主编诺曼·卡森斯(Norman Cousins)就认为，在核时代“最过时的就是主权国家的存在”，必须即刻建立世界政府才能消除核武器所带来的恐惧。卡森斯将建立世界政府与北美独立类比，“如果对英帝国的恐惧能使北美13个殖民地联合起来争取独立，那么，原子弹所造成的恐惧就足以引发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非常支持建立世界政府。二战结束之前，美国作家艾默里·雷弗斯(Emery Reves)在其新书中批评国家之间的秘密军备竞赛，特别是核武器的制造。他认为，只有立即建立一个基于法律秩序的世界政府才能确保和平，而刚刚成立的联合国“只是权力的工具”。爱因斯坦读了此书之后，十分认同其观点，并将其推荐给奥本海默，希望他能发动其他科学家一起推动建立世界政府。之后，爱因斯坦还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将包括核秘密在内的“所有军事资源”托付给世界政府。科学家哈罗德·尤里(Harold Urey)也认为，建立“掌握足够维护和平的权力的世界政府……是唯一的出路”。

可以看出，核恐惧是这些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支持立即建立世界政府的主要原因。在他们看来，要消除核恐惧和避免人类文明毁灭，就要消除战争本身，而只要有国家掌握武装，就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因此，根本之道在于建立世界政府。这一主张与公众面对核武器时突然产生的迷茫心理相契合，短时内赢得了公众的响应。当时的《读者文摘》谈道：“原子弹已经让民族主义失去意义，世界政府不再是少数理想主义者持有的见解，它现在变成一个严峻的、实用的和紧迫的必需品。”

然而，通过建立世界政府控制核武器的想法是不实际的。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已经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主要行为体，没有国家愿意将对外事务的主权全部让渡给一个超国家组织。奥本海默对此并不乐观。1945年10月，他向爱因斯坦表示，雷弗斯世界政府的主张虽然有价值，但事情远“比雷弗斯设想的更为困难”，他更关注如何发起“建立信心的谈判”，降低国际协议达成的难度。

既然世界政府无法立即建立，那就应先建立合理的核控制机制。基于自身的研究经历，柯南特、奥本海默等人主张，应该首先通过科学研究的国际交流塑造国际亲善氛围，而后再通过签署国际合作协定控制核研发，从而实现核能的国际合作控制。美国成功进行核试验之后，柯南特与布什向临时委员会提交备忘录，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可在全球范围内交换科学信息的机构，为共享有关核武器知识打下基础。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后，奥本海默在代表科学顾问小组向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提交的报告里明确提出国际合作控制核能的主张，并系统阐明其背后的逻辑：“1.我们确信，不管是质量还是数量上远超目前我们拥有的核武器将会出现……超级炸弹出现的前景也是可预期的;2.我们无法设计出针对核武器的有效反制措施。即便我们意识到未来的研究也许会有所突破，但我们坚持认为，没有任何有效的军事反制措施能够完全有效阻止核武器的传送;3.我们也无法设计出能够确保未来数十年美国在核武器领域保持霸权地位的项目。假定美国能够获得这种霸权，我们同样无法确保这种霸权能够使美国免受最惨烈的毁灭性打击;4.未来数年，研发出更有效的核武器也许是维持美国军力的最重要因素，但是，我们深深地怀疑研发这种武器是否能从根本上阻止战争的爆发。我们相信，这个国家的安全，不能完全或者主要建立在科学和技术的超前进展之上，只能建立在确保未来不能发生战争的基础之上。即便目前核武器研发领域还未被完全探索，我们小组成员一致认为，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美国的安全)，我们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缔结相关的国际协议。”

与此同时，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芝加哥、橡树林等地的同行们也在思考和讨论核能控制的问题。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科学家最早讨论这一问题。菲利浦·莫里森(Philip Morrison)考察了被炸后的广岛。其惨状令他“十分怀疑自己所见，原来是城市的地方，如今已被夷为平地”，而导致这一切的只是“一架轰炸机和一颗炸弹”，就像“一颗步枪子弹穿过城市”，便将“一座30万人的城市化为火海”。莫里森向同事们描述了这些场景之后，其同事都意识到“不能让军方继续控制核能”。

丹麦科学家尼尔斯·玻尔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呼吁科学国际合作。这篇文章启发了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玻尔在文章中认为，人类“已经超越了那个任何人拾起最近的石块就可以保护自己的时代”，“在新的毁灭性能量面前”，人们只能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合作”实现和平。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要促成和谐的国际氛围，确立国际互信。在玻尔看来，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可以利用已经形成的“坚固联系”在最大范围内引起公众的警觉，因此，每个原子科学家都应该加入“决定人类文明存亡的行动”。如果继续对核能进行分隔化管理，不仅可能导致核战争，还会阻碍科学家之间的自由交流，这对科学家开展科学国际交流合作和建立核能国际控制机制都是极为不利的。

有鉴于此，1945年8月底，洛斯阿拉莫斯300多名科学家准备起草并公开发表一份宣言，提请美国政府考虑建立国际控制机制。为了不违反美国政府对核政策讨论的限制政策，科学家要争取政府同意他们公开发表该宣言。1945年9月9日，奥本海默将宣言草本发给临时委员会，希望临时委员会慎重考虑科学家的主张，并附信表示他支持宣言的观点。在等候政府回应的两周里，这些科学家成立了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协会，下设执行委员会、国会关系委员会等多个机构。1945年9月25日，国会关系委员公开发表声明表达对政府迟迟不回应协会要求的不满，认为“科学家的主张应尽快让全国公众知晓”，声明还建议“所有协会成员立即向国会议员写信，言明科学家的核能控制主张”。这份声明表明，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决定突破政府限制公开讨论核问题。

芝加哥冶金实验室的科学家在讨论中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一是反对由美国军方管理科学研究，要求恢复自由、公开的科学研究环境。他们认为，这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原则，也是核能实现国际控制的前提。1945年9月1日，就任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院首任院长的塞缪尔·艾利森(Samuel Allison)在发表演说时表示：“我们来这里是希望回到战前那种自由研究的状态”。他抨击分隔化管理体制，“如果科学信息的自由交流都被军方严密监管，美国的科研人员大都要离开核领域，去研究蝴蝶翅膀的颜色了”。二是呼吁建立核能国际控制。早在1945年7月，西拉德就在请愿书中支持核能国际控制。战后，在为国会听证会准备的证言中，西拉德又一次阐述了他的观点：“核武器已成为新的战争诱因。要消除这种危险，就需要所有国家都接受对彼此核研究活动的监督”。1945年9月9日，64位芝加哥大学的教职工和科学家联名致信杜鲁门总统，表示“将原子弹的知识秘不示人，只能暂时保证美国的安全”，如果美国长期维持这种秘密，则会“激起秘密军备竞赛”;反之，美国如将核秘密分享出来，表示美国支持建立国际控制机制的善意和信心，就能为“真正的安全和互信建立基础”。

为扩大芝加哥大学教职工主张的影响，1945年9月20—21日，芝加哥大学组织了一次科学家集会。集会集中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批评分隔化管理体制的弊端;二是讨论如何推进国际互信，建立核能国际控制机制。与会者认为，目前的管理体制和保密政策已经严重阻碍了科学研究的进步，限制科学家就核研究公开讨论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对于科学研究的限制政策越少越好”。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和西拉德分别做了主题发言，系统阐述了他们对于核能控制的见解。弗兰克认为，“保密政策根本不能确保优势”，“其他国家也许在两三年之内就能造出原子弹”，而“掩体用于防御一般炸弹”也许有效，但对于原子弹行不通。西拉德认为，通过建立某种国际机制来保证20年或者30年的和平是有可能的。会后，西拉德向助理国务卿威廉·本顿(William Benton)详细阐明了他的主张：“促成核能国际控制的核心在于与苏联达成限核协议”。同时，西拉德还指出，科学家可以充当“国际协议的卫兵”，利用科学家的跨国访问和对外交流，很容易获知国际协议是否被遵守，只要“10%的苏联工程师和科学家被允许定期出国访问”，苏联违反协议的情况就易为世人所知。尽管此时还有个别科学家坚持主张建立“世界政府”，但芝加哥地区的大部分科学家已经形成共识：“在导致危险的军事冲突的核军备竞赛出现之前，世界政府在短时间内似乎无法形成，当务之急是必须建立国际控制”。9月25日，芝加哥科学家协会正式成立，表示支持“立即建立核能国际控制，并要在联合起来的世界共同体基础上，为核能问题的永久解决而工作”。

9月26日，橡树岭实验室也成立了科学家协会，草拟了成立宣言，并通过媒体向外透露宣言内容。宣言称，美国的保密政策是无效的，同时也“并不存在有效防御核武器的技术”，因此应将核能“马上置于国际控制机制之下，防止任何单边使用这种恐怖武器的行为”。

受制于分隔化管理体制和政府对科学家公开讨论的限制，各个地区的科学家活动都是分别进行的。直到1945年9月上旬，几个实验室的科学家代表在一起交流时，才发现各自都在组织“相似的活动”，思考“相似的问题”，都准备成立科学家协会，于是他们便交换了各自协会成立的宣言草本。因此，截至1945年10月初，美国各地的原子科学家虽还无法完全联合起来，但就核能国际控制问题已基本形成共识。

三、杜鲁门政府的核决策与科学家活动规模的扩大

杜鲁门政府之所以迟迟不对科学家的请愿做出回应，也不赞同科学家公开讨论核政策，原因在于政府官员对战后美国的核政策意见不一。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James Byrnes)认为，奥本海默关于国际协议的提议并不具有实际意义，科学家应该将精力继续放在曼哈顿工程上。言下之意，科学家不应该试图影响政府的决策。而科学家质疑军事管理体制的言论也激怒了美国军方，军方管理层获知艾利森在演讲中抨击军方管理体制之后，严词警告芝加哥的科学家不要再进行有关“蝴蝶翅膀”的讨论。

美国政府官员中支持原子科学家主张的代表人物为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二战后期，史汀生就已经认真考虑并接受了科学家关于核能国际控制的主张。1945年9月12日，史汀生向杜鲁门提出，“旧有的”以签订“秘密条约”的方式已不适合用来处理核能控制问题。美国如果将原子弹“炫耀地挂在屁股上”，只会激起苏联的猜忌和怀疑。不如美国先施以善意，争取苏联的信任。据史汀生的记录，杜鲁门当时就向他表示“我们必须让苏联对我们有信心”。在9月21日的内阁会议上，史汀生提出了获取苏联信任的具体方式：美国应该立即接触苏联，以某种互惠的方式与苏联分享核能研发的信息。

1945年10月3日，杜鲁门在国会发表特别咨文，咨文内容显示他非常支持对核能进行国际控制。除了吁请国会尽快展开国内立法工作之外，杜鲁门还强调：“原子能的出现是革命性的，不能在旧观念的框架内思考解决办法。文明[的存续]要求我们应该尽快达成一个令人满意的核能控制协议，确保核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而不是毁灭世界的工具”。如果不能达成国际协定、促使各个签约国放弃使用和发展核武器，并推动核能以及未来所有的科技信息用于和平与人道的目的，人类大概会终结于“孤注一掷的军备竞赛”。因此，美国首先应该与英国和加拿大缔结一项合作协议，然后再将缔约国扩展至其他国家，“避免核能领域的冲突”。可见，杜鲁门国会咨文中关于国际控制的内容基本采纳了原子科学家的主张。唯一不同的是杜鲁门没有提出与苏联进行接触，而是先要与英国和加拿大缔结协议，但也没有排除与苏联接触的可能性。

对于原子科学家而言，杜鲁门国会咨文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这表明美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与玻尔、西拉德和奥本海默等科学家的主张一致，希望达成核能国际控制协议，避免出现军备竞赛。当时有媒体就发现杜鲁门咨文中有关核能国际控制的主张实际上与原子科学家的主张“非常接近”。杜鲁门国会咨文发表后，爱因斯坦也开始支持首先建立核能国际控制机制。他与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欧文·罗伯茨(Owen J.Roberts)、参议员威廉·富布莱特(William Fulbright)等人一起，公开表示支持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建立独立机构，负责管理核能研发。第二，核问题正式成为公众议题，也意味着科学家可以公开发布科学家协会成立宣言，扩大活动的范围和规模。

于是，芝加哥科学家协会、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协会先后对外公布了他们的协会成立宣言，表示对杜鲁门国会咨文的支持和对美国未来核政策的期许。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协会在公布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三点主张：第一，核武器无法保密，不可防御;第二，所有国家都发展核武器将使世界笼罩在恐惧和相互猜忌之中，并最终毁灭;第三，核能国际控制是唯一出路，并且在技术上可行，科学共同体国际合作的传统可发挥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唯有达成核能国际控制，才能消除核武器的出现给人类带来的恐惧，并将核能用于促进人类福祉。

科学家协会成立宣言的先后公布，标志着科学家们正式从学术研究的象牙塔走进公共舆论视野，试图通过公开发表言论和直接行动影响公众的核观念和国家核政策。《纽约先驱导报》的一篇评论认为，原子弹的出现对科学象牙塔的震撼并不亚于对日本的震撼，由此以后，科学家开始“介入公共事务”。

1945年10月16日，奥本海默卸任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时提醒在场的科学家：“如果原子弹成为互相敌对的世界或者国家武器库里的新武器，那距离人类诅咒洛斯阿拉莫斯或广岛的时间就不远了”。11月2日，奥本海默又回洛斯阿拉莫斯发表演说，系统地阐述其观点。他谈道，原子弹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人类面临着“如何才能将原子能整合进人类生活”的新任务，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有“完全的共同体责任意识”。鉴于科学家在核研究领域的重要角色，“科学的国际传统和科学家之间的同行之谊”应发挥“建设性”作用。基于科学国际主义理念，奥本海默觉得科学家能在实现核能国际控制上发挥独特作用。他认为，核研究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可为建立新型的国际协作提供样本，核能问题必须被当成一个“基于国际责任和国际共同关切”的国际问题。奥本海默提出了实现核能国际控制的四点主张：“第一，国家间签订协议的内容须随着核研究的进展而更新;第二，所有协议签署国成立一个联合原子能委员会，在管理原子能应用事务上有排他性权力;第三，设立促进科学交流的具体机制，以增强科学家之间的同行之谊和科学国际交流;第四，任何签署国不再使用原子弹”。奥本海默最后强调，美国与其他国家科学家之间的“同行之谊”是非常重要的，现在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这次演讲激起了在场听众的共鸣。

芝加哥等地科学家协会成立宣言的发表以及科学家有关核能国际控制的言论，得到了美国其他地区科学家的响应。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五百多名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美国政府“立即发起建立阻止战争再次发生的国际合作机制”，并改变“无法有效阻止战争的传统国际政策”。

但是，科学家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言论也受到了质疑。1945年10月，《纽约时报》先后刊登两篇反对科学家讨论核政策的文章。第一篇文章质疑科学家是否能比政治家和商人更为“中立”，认为科学家有不同于公众的偏见;第二篇文章则认为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上是权威，但他们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认识水平还不如一般大众。科学家们对此评论非常震惊，没想到公众对科学家的印象依旧充斥着“穿着陈旧过时、心不在焉、不务实际”的想象。橡树岭科学家协会在《纽约时报》刊文反驳这两篇文章的观点：第一，科学家的衣食住行与普通大众没有任何区别，公众可去他们工作的“隐居场所”参观;第二，相比于大众，科学家更了解原子弹及其发展趋势，原子科学家“有责任”去教育那些不了解核能革命性意义的公众和官员，核能国际控制主张的提出，并非科学家们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细致讨论的结果;第三，科学家并不反对由国际事务专家具体负责国际关系问题，不过美国政府官员刚接触有关核能的知识，而科学家实际接触和“思考其政治影响已经有数年之久”，更何况二十年的战争循环表明职业外交官并未带来和平，因此，“是时候向国际外交的艺术中注入新元素了”。这一新的元素就是将科学共同体中的科学国际主义传统应用于战后国际事务之中，促进新型国际关系模式的形成。具体到核控制领域，就是实现科学家所主张的以科学研究自由、公开原则为基础的核能国际控制。

为了扩大科学家组织的社会影响，各地科学家组织开始筹建能统一协调各地活动的全国性组织。1945年10月，洛斯阿拉莫斯、芝加哥和橡树岭三地科学家代表共同决定，在华盛顿成立一个联合代表处，协调各个组织之间的活动。之后，纽约的曼哈顿工程科学家协会也同意派出代表加入这个联合代表处。1945年11月1日，上述四个组织代表齐聚华盛顿，建立原子科学家联合会。由每个地区科学家协会轮流派出代表，在华盛顿的临时办公室协调各个地区之间的活动，并设法与国会、媒体甚至外国科学家建立联系，为策划长期项目建立基础。这一时期，很多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也开始关注并加入核能控制问题的讨论。为了协调和表达科学家对重大公共政策的立场和主张，11月中旬，上述四个地区科学家协会与来自美国其他地区的九个科学家协会联合成立了美国科学家联合会。联合会在其声明中表示，其近期目标是促进美国国会通过符合合理原则的核能控制法案。所谓“合理的原则”，是指由文官而不是军方负责对核能事务的管理，并保障科学信息自由流通，促进而不是阻碍核能国际控制机制的形成。科学家认为，建立文官控制的原子能委员会，可向世界展示美国避免军备竞赛的愿望，同时，也成为核能国际控制机制最终建立的第一步。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成立，不仅说明科学家已就核能国内管理和国际控制问题形成共识，并将其公之于众，还意味着科学家群体的活动有了全国性的协调网络，这为科学家在更大范围、更多层次上开展影响美国战后核政策的活动提供了组织基础。

四、科学家活动与美国战后核政策的走向

虽然杜鲁门国会咨文已体现出对科学家主张的吸纳，但涉及核能国内立法及战后美国对外核政策等具体问题，科学家还面临着将自己的主张转换为政府具体政策的困难。科学家主要通过公开发表意见、出席国会听证会以及对公众进行核教育(通过公众影响国会议员)等方式影响美国国内的原子能立法，通过为美国政府提供建议和起草方案的方式影响美国的对外核政策。

杜鲁门发表国会咨文当天，国会就收到由陆军部牵头起草的“梅—约翰逊法案”(May-Johnson Bill)。科学家担心该法案会导致军方继续主导核研究，尤其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针对该法案的听证会只进行了一天就结束了，科学家的诉求没有机会完全表达出来。众议员海伦·道格拉斯(Helen Douglas)同样认为，听证会的时间过短导致“科学家都被禁言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联名反对陆军部的法案，“每一个人在读到这个法案之后立刻警觉起来，看来这个法案将使独裁的权力凌驾于整个核物理研究之上，安全限制严厉到足以关闭所有的核研究”。迫于舆论压力，1945年10月18日，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梅—约翰逊法案”再次召开听证会。科学家还在多个场合发表公开评论，呼吁政府领导人取消对“梅—约翰逊法案”的支持。1945年10月23日，包括爱因斯坦、亨利·史密斯在内的60多名科学家和教育家，致电杜鲁门、新任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等人，表示“强烈反对梅—约翰逊法案”，认为该法案授予军方的权限过大，这非常危险。哈罗德·尤里则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时直斥该法案为“国会历史上第一个极权法案”。

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利奥·西拉德、阿瑟·康普顿、哈罗德·尤里等多位科学家一致认为，“梅—约翰逊法案”设计的原子能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人员组成、管理权限等，实质上都是在以保密的名义“隐藏政府的军事活动”，这“在外国政府眼中，无异于军事进攻”，极其不利于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因此，必须避免其他国家对“美国研发原子能的行为产生怀疑和误解”。众议员杰里·沃里斯(Jerry Voorhis)支持了科学家的主张，他认为：“如果国会采取了最短视的政策……将会在核武器领域促发无止境的军备竞赛，最终导致核战争”。由于反对意见太多，“梅—约翰逊法案”最终被搁置。

从1945年11月27日开始，美国参议院原子能特别委员会共组织了14次听证会，就核能相关问题进行系统讨论。在这些听证会上，科学家再次强调国家层面上的核能立法不能与实现核能国际控制的要求相冲突。哈罗德·尤里主张，原子能委员会的权限“一定要避免专断的、不正常的惩戒措施”，“所有的措施都应用来确保建立对原子弹和其他武器的国际控制机制”。万尼瓦尔·布什认为，美国支持国际控制的最好开端就是“为国内控制和研发核能通过一个合理的法案”，说到底，国内控制的立法和运行过程都要为建立核能国际控制机制服务。在听取数位科学家的发言后，原子能特别委员会主席布莱恩·麦克马洪(Brien McMahon)向国会提交了法案(参议院第1717号法案，也称“麦克马洪法案”)。“麦克马洪法案”要求由全职文官组成核能研发的管理机构。12月底，来自洛斯阿拉莫斯、纽约、芝加哥等地科学家协会的代表在芝加哥看到了该法案的草本，在讨论之后认为该法案“可以接受”。

除了公开发表声明、出席国会听证会之外，原子科学家还与全国50多个社会团体联合成立了核信息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Atomic Information)，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针对公众的核教育活动。科学家系统参与了核教育活动的策划、活动资金的筹备、活动材料的制作等关键环节，将科学家的观点和主张，传递给美国全国各地公众。这些活动帮助美国公众了解了核知识，引发大量公众支持核能文官控制和国际控制。一位名叫F.D.H.沃尔夫(F.D.H.Wolf)的公民致信国会，表示“梅—约翰逊法案含有不可思议的危险”，美国政府“一厢情愿地以为秘密可以保持在美国手中”，并期待该法案可以避免国家之间的核竞赛是“十足的痴心妄想”。沃尔夫认为，科学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如果要设立一个建立核能国际安全控制机构的委员会，它应该由相关行业科学家组成……这是唯一可行的措施……原子能已经使孤立主义、主权至上的思维方式过时了!”国会通过“麦克马洪法案”以后，有人认为，科学家与科学家组织发起的活动至少改变了10位参议员和50位众议员的观点。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主席威廉·希金博特姆(William A.Higinbotham)也认为，美国公民寄向国会的七万封信是影响国内立法进程走向的关键因素。

1945年11月15日，美、英、加三国首脑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要逐步实现国际科学交流、核能控制和消除核武器。出席国会听证会的科学家高度评价了这份声明，认为它是促成核能国际控制的最有建设性意义的行动，并“希望美、英、加三国尽快与苏联缔结相同的协议”。但杜鲁门政府计划绕过苏联，由美、英、加三国直接向联合国提交核能国际控制计划。这遭到一些支持科学家主张的美国国会议员的反对。海伦·道格拉斯要求杜鲁门联合英国和苏联领导人向联合国提交有关核能国际控制的提议。参议员韦恩·莫斯(Wayne Morse)、查尔斯·托比(Charles W.Tobey)、格伦·泰勒(Glen H.Taylor)等人组建了跨党派的代表团，要求白宫解释为何没有邀请苏联首脑参加美、英、加三国首脑会谈。在此压力下，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开始协调在莫斯科召开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

美国政府制定与苏联谈判的计划和内容时，参考了亨利·史密斯、罗伯特·奥本海默等科学家的建议，将与苏联谈判的目标确定为以足够的善意吸引苏联与西方国家合作，以推动核能国际控制机制的建立。1945年12月27日，莫斯科外长会议发布公告，美、英、苏三国同意在翌年1月举行的联合国代表大会上提议成立核能管理机构。1946年1月2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建立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决议。贝尔纳斯当天表示，“在这个原子能时代和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保证和平的共同利益”更为重要。

根据联合国的工作安排，各国之后应提交核能国际控制计划方案。为了起草美国方案，国务院成立了顾问委员会专责此事。作为顾问委员会成员中唯一的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实际上主导了美国方案起草的思路和框架。奥本海默在讨论中向顾问委员会勾画了一个核能国际控制机构，这个机构要将核能研发的活动分为“安全研发行为”和“危险研发行为”，国际控制机构不限制实验室小型试验等无害活动，但必须垄断对分离铀235的大型反应堆试验的控制权。同时，国际机构要对铀、钍矿石等原料拥有垄断权。奥本海默的观点对顾问委员会的工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格罗夫斯在回忆录中表示，奥本海默“以他清晰的思路和远见主导了讨论”，并给顾问委员会成员“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每个人”都为奥本海默所感染。在计划草案的撰写过程中，奥本海默关于建立核能国际控制机构的观点，成为这份草案的主要内容。有研究者认为，奥本海默是在通过“现代的科学国际主义”寻求解决方案，所有国家应该在核能领域“放弃部分主权”。1946年3月17日，顾问委员会起草的方案最终定稿，这就是“艾奇逊报告”。3月28日，国务院授权出版了该方案。

“艾奇逊报告”引发科学家和媒体的热议。远在丹麦的玻尔很满意方案的内容，“我发现其中每一个字都像我想的那样，(方案)为这个我们已投入全部信念的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希望”。《华盛顿邮报》有评论认为，“‘艾奇逊报告’为消除自去年8月6日以来笼罩全世界的大恐惧提供了希望”。威廉·富布莱特等议员甚至呼吁美国政府立即开始谈判，使“艾奇逊报告”的内容生效。此后，在美国军方的支持下，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对“艾奇逊报告”进行了一些修改。在科学家看来，巴鲁克破坏了科学家希望向苏联释放善意的目的。巴鲁克“根本不理解‘艾奇逊报告’的立场”，他增加的制裁条款违背了“国际合作”的精神。尽管如此，“艾奇逊报告”仍然是最后提交给联合国的美国核能国际控制计划的蓝本。

结 语

自二战爆发以来，随着科学对人类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科学家开始介入美国的政治生活和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之中。“双重焦虑”成为战后初期美国原子科学家发动和参与这些活动的推动力，他们开始走出象牙塔，发起和参与各种活动，这对美国的国内原子能立法和对外核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显著影响。从此以后，科学家在美国政府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科学家开始多层次、多渠道参与美国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之中。

除了与普通民众同样感受到核武器的恐惧之外，科学家还基于职业特性提出与其研究经历、专业知识密切相关的主张，希望介入并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这反映出他们的科学国际主义思想，即相信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会在很多方面促进更广泛意义上的国际和平与繁荣，相信科学研究的目标应是促进整个人类的福祉，而不是服务于狭隘的国家利益，更不能成为军人实施对外扩张的工具。随着战后美苏之间的猜忌愈来愈深、冷战气氛的不断浓厚，有关核能控制的国际协议在短期内已没有希望达成。但从长远来看，美国原子科学家们提出的核能国际控制的主张和宣传活动具有重大意义，成为冷战时期科学家参与核能国际控制建立进程的肇端。原子科学家的主张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氢弹辩论和50年代后期的核禁试辩论等场景中经常出现。而这些主张所引发的更大范围的活动，在促成美国、英国和苏联于1963年达成《部分核禁试条约》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子科学家组织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苏冷战进程。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所言，与其说是冷战威胁到“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完整性，不如说通常是国际组织影响了，或者至少可以说是试图影响冷战的发展……这体现了人们试图在一个看似混乱的世界中建立起一些秩序的努力”。

作者史宏飞，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研究员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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