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巴黎公社150周年之际，我们也应该从这一伟大实践中总结一些教训。
政府对中央银行、私人银行、工人阶级的债务以及公共债务所采取的措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广受欢迎的政府不能实施彻底的财政政策，那它将会以失败而告终，并可能给民众带来严重的后果。
巴黎公社，这一非凡而戏剧性的社会试验，就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我们也需要从这一视角，对巴黎公社加以分析。
内容提要
· 债务在巴黎公社诞生中所起的作用
· 谁来偿还债务？
· 巴黎公社在处理租金和其他债务问题方面的积极措施
· 巴黎公社出现的一个致命错误，即没有控制法兰西银行
· 对于法兰西银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尝试作出的解释
· 一个人民政府必须在中央银行、公共债务和私人银行方面采取彻底的解决方案
· 从巴黎公社可以汲取的一些教训
· 苏俄和古巴革命对中央银行、银行和债务方面采取的果断措施
· 巴黎公社的教训基本上已被遗忘
· 希腊于2015年采用温和措施的失败
· 结论
· 附录1.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财政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
· 附录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公社所采取的一些措施的总结
· 附录3. 普罗旺斯·奥利维尔·利萨加雷在《公社和法兰西银行》的报道
· 附录4. 法国内战和巴黎公社大事年表
债务在巴黎公社诞生中所起的作用
反动政府希望偿还对普鲁士的债务，并继续偿还现有的公共债务，这推动了巴黎公社的诞生。让我们回顾一下，1870年7月，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宣战，而那次军事冒险很快以彻底的惨败而告终。1870年9月初，普鲁士军队打败了法国军队，并在色当战役中俘获了拿破仑三世，这引发了第二帝国的覆灭，随后共和国宣告成立。俾斯麦签署了和平条约并撤出占领军，条件是法国支付50亿法郎的赔款。
1871年5月30日，在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领导的声援巴黎公社的文件中，卡尔·马克思强调，巨大的公共债务负担曾使法国资产阶级受益，并使取代拿破仑三世的梯也尔“共和”政府承受了沉重的压力：“第二帝国使国家债务增加了一倍多，并使所有的大城镇都陷入了沉重的市政债务。战争极大地增加了债务，无情地破坏了国家的资源”。除此之外马克思还列出了在法国土地上维持50万普鲁士士兵的费用，俾斯麦要求的50亿法郎赔偿金，以及在延期付款的情况下将在该金额上增加5%的利息。
谁来偿还债务？
马克思接下来问道：“谁来偿还这笔债务呢？”从资产阶级和梯也尔自己的观点来看，这只能通过残酷地压榨人民来实现，“财富的占有者希望将战争的代价转嫁到劳动者的肩上，而这场战争是他们自己发起的。”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梯也尔政府确信，要想榨干法国人民的血汗来偿还公共债务，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内战，镇压他们的反抗，迫使他们为债务买单。
俾斯麦也有同样的看法，他相信，要想让法国臣服，让他们满足胜利的普鲁士所提出的条件，就必须先摧毁巴黎的人民。然而，他不希望用疲惫不堪的普鲁士军队来做这件事，他想让梯也尔去干这件脏活。
梯也尔曾试图说服俾斯麦出兵巴黎，但未能成功。
为了继续偿还使资产阶级受益的国债，并开始偿还战争债务，梯也尔在公社成立前的几周时间借款20亿法郎。
在巴黎公社的眼里，梯也尔就像一个瘦小的新生儿：“难道他们不想让我承认这个小矮子吗？”刊登在画报上的一幅漫画（来自维基百科）。
为了镇压巴黎的武装力量， 1871年3月18日，梯也尔发动了一次试图盗取400门大炮和机关枪的军事行动。正是这一行动的失败，导致了广泛的民众动员，最终梯也尔政府出逃至凡尔赛。此时公社领导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没有追捕梯也尔及其政府。他们应该把梯也尔从凡尔赛逮捕回来拘留，这样就可以阻止政府重组他们的军队，继而派他们去镇压巴黎和其他城市参加起义的人民。
从凡尔赛宫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周内，公社刚在法国各地出现，例如马赛、里昂、纳博、圣艾蒂安、图卢兹、勒克鲁索、里摩日等等，梯也尔就组织了镇压。就在他动用自己的军队镇压法国南部的公社时，梯也尔佯装要与巴黎公社谈判，以便争取时间，为发起最后的进攻做准备。
1871年5月初，梯也尔政府派出代表团前往法兰克福，请求俾斯麦助其粉碎巴黎公社。俾斯麦回答说，他们应该先偿还到期的债务，并允许梯也尔动用被普鲁士俘虏的法军去进攻巴黎，以此创造制胜条件。俾斯麦也同意派部分普鲁士军队作为后援，但不让他们进入巴黎。
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俾斯麦同意等到巴黎公社被粉碎后，梯也尔政府再支付第一笔款项。正是法国政府和普鲁士的这一合谋，最终摧毁了巴黎公社。
接下来，这篇文章一方面将集中讲公社关于租金和工人阶级债务的政策，另一方面将集中讲法兰西银行。
巴黎公社在处理租金和其他债务问题方面的积极措施
1871年3月29日，公社决定暂停支付租金，包括自1870年10月以来所欠的租金。同日采取的另一项有利于人民的措施是禁止典当商出售典当物品。典当铺（即Monts-de-Piété）是私人机构，它们通过向抵押财产的个人放贷来赚取利润。
如果为贷款而抵押典当物的人没有偿还他们的债务，典当商有权出售典当物。当铺里有一百多万件这样的典当物。在寒冷的冬天，穷苦人家当出了8万条毯子来借钱买食物。73%的典当物品属于劳动人民。在每年的150万笔贷款中，有三分之二，也就是100万都是3到10法郎的贷款。
1871年4月底，在温和派和激进派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之后，公社决定，曾获得20法郎以下贷款的人可以免费收回他们当出的物品。最激进的民选代表, 著名歌曲“Le Temps des Cerises and La Semaine Sanglante”的作者让·巴蒂斯特·克莱门特（Jean-Baptiste Clément），认为公社应该在处理典当行和许多其他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条件方面更多、更快地出台政策。
查尔斯·贝斯利
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债务问题上（这影响了大量的小店主和工匠），查尔斯·贝斯利主张采取非常温和的方式。查尔斯·贝斯利是1871年公社最年长的成员，也是蒲鲁东的门徒和密友，他站出来系统地为金融机构和债权人进行辩护。我在下文专门讨论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政策的章节中，还会进一步提到他。
值得一提的是，公社应当在4月25日作出征用空置房屋的决策，以供当时在凡尔赛军队轰炸中的受害者使用；4月28日，公社应当禁止雇主征收罚款和扣减工资。
巴黎公社出现的一个致命错误，即没有控制法兰西银行
法兰西银行的总部、主要储备和管理机构都设在巴黎公社所控制的领土内，而公社领导人却并没有接管这些机构，这是极其必要的环节，是公社所出现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决策。
1876年，普罗斯珀·奥利维尔·利沙加勒出版了《1871年公社的故事》，其中提到一位参与公社斗争的激进派知识分子，抨击公社领导人“在大资产阶级的钱柜面前开始堕落了”，这个钱柜指的就是法兰西银行。
公社向法兰西银行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获得维持财政平衡所需的财政预付款，并同时向国民警卫队支付工资。巴黎国民警卫队是负责法律、秩序和军事防御的民兵组织，它由30万武装人员组成，当时巴黎的人口只有200万。
法兰西银行在满足公社的财政需求时，几乎没有放松它的钱袋，然而它却对试图镇压巴黎人民并火速结束社会革命的人给予了慷慨的资助。在公社存在的两个月里，梯也尔的反动政府与普鲁士占领者相互勾结，得到的现金比公社多20倍。
卡尔•马克思认为，公社没有控制法兰西银行是错误的：“仅是占领法兰西银行就足以将凡尔赛老爷们的一切虚伪化为恐惧。”他写道，如果银行被征用，“只要有一点常识，他们就能与凡尔赛达成一个对全体人民都有效的折中方案——这在当时是唯一能达成的。”
用利沙加勒的话来说，“公社看不到它可以劫持的真正砝码：法兰西银行、不动产登记处、处理官方存款的国家银行或信托投资局等等。”
1891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同样写道：“最让人难以理解的，的确是公社在法兰西银行门口虔诚地停止斗争所表现出的那种肃然起敬。”这也是一个可怕的政治错误。银行在公社手中，这比一万个人质都要重要的多。这意味着为了与公社和平共处，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将向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
巴黎公社的领导人在实质上让法兰西银行资助了他们自己的敌人——即位于凡尔赛宫的梯也尔反动政府及其军队，正是他们粉碎了巴黎公社运动。我们将在下文看到，法兰西银行也资助了驻扎在巴黎门户的普鲁士占领军。
对于法兰西银行的一系列事件，尝试作出的解释
在评价公社对法兰西银行的态度时，我主要依赖两个叙述——一个是普罗斯珀·奥利维尔·利萨加雷（Prosper Olivier Lissagaray）在本文中已经引用的叙述，他是公社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另一个是马克西姆·杜坎普（Maxime du Camp），一个反公社的作家，他的反动著作是他在1880年为竞选法国学院成员而写就的。这两位作者对不同的主人公的行为提供了许多细节，尽管他们的观点截然相反，但他们（关于情节）的叙述基本上是一致的。
让我们来看看事件的先后次序。
古斯塔夫·鲁兰（维基百科）
3月18日，梯也尔和他的政府逃到了凡尔赛。几天后，法兰西银行行长古斯塔夫·鲁兰（Gustave Rouland）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留下了副行长亚历山大·德普卢克侯爵（Marquis Alexandre De Plœuc）和他在巴黎的管理机构。鲁兰在凡尔赛的随行人员中有法兰西银行的董事，其中包括法兰西银行最大股东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所有者阿尔方斯·德·罗斯柴尔德（Alphonse de Rothschild）男爵。
古斯塔夫·鲁兰想说服梯也尔立即进攻巴黎公社，但梯也尔觉得有必要拖延时间。
与此同时，1871年3月30日，公社任命蒲鲁东主义者查尔斯·贝斯利为法兰西银行的代表。贝斯利在写给右翼日报《费加罗报》（Le Figaro）的一封信中总结了他的行为，这封信于1873年3月13日出版：“我去银行的目的是保护它不受公社激进分子的任何暴力侵害，我坚信，我为我的国家保存了作为我们最后一笔财政来源的机构。”
查尔斯·贝斯利于1871年3月26日当选为公社理事会成员，是其最老的成员。自1866年以来，他也是第一国际组织（IWA）的成员。他在公社有很大的影响力。然而，贝斯利有着资本主义的过去：他创办了一家工厂，雇用了200名男女，在19世纪中叶是一家大公司。利萨加雷经历了公社的事件，并研究了公社理事会的会议记录，他写道，贝斯利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普卢克侯爵所捍卫的立场，即公社不能任命法兰西银行行长。只限于有一个代表，即贝斯利本人。利萨加雷告诉我们，“贝斯利深受感动，匆匆忙忙地去了执行委员会，把他的教训讲了一遍，他更加相信这一点，并为自己的金融知识感到自豪。他说：‘银行是国家的财富：没有它，就没有工业，就没有商业。如果侵犯了它，所有的票据都将变为废纸’”
这种消极和麻痹的信念在公社领导层中占多数，其后果是悲惨的。
正如乔治·贝松所写：“在公社存在的72天里，它收到了1670万法郎：巴黎市账户上的940万法郎和银行实际借出的730万法郎。与此同时，凡尔赛反动政府从法国银行获得了3.15亿法郎……相当于20倍。”
反动的马克西姆·杜坎普（Maxime du Camp）也同意这一观点，他写道：“当公社为了几千法郎的钞票骚扰巴黎的法兰西银行时，法兰西银行却给了合法政府数百万计法郎。被德国释放的俘虏到了，组织起来成为部队，他们的工资从不短缺。杜坎普所指的部队是梯也尔在俾斯麦的帮助下，为摧毁巴黎人民而组建的部队。”杜坎普补充说：“当他们需要钱时，通知了鲁兰，鲁兰发了一份电报，钱就到了。”
公社急需资金援助民众、加强防御，但公社的代表贝斯利和乔尔德只得到一点钱。然而，在巴黎的法兰西银行总部金库里，有价值约30亿法郎的钞票、硬币、金条和金融证券。
直到最后，公社允许法兰西银行的高管拥有自己全副武装的民兵。普卢克侯爵手下有几百人，他们在银行里有一个由数百支步枪和弹药组成的军火库，可以抵御围攻。如果公社真的想这样做，它可以不开一枪就解除民兵的武装。但贝斯利完全反对这个想法。
马克西姆·杜坎普还写道，该行行长鲁兰向该行员工传达了以下信息：“务必严格指示向德国人以及它们的军队提供钞票和现金。”
杜坎普解释说，普鲁克（Plœuc）侯爵对到银行去的第二个公社代表茹德（Jourde）撒了一个无耻的谎。杜坎普根据第一手的报道重新编排了他们之间的对话：“普鲁克先生说：‘你认为我们富有，但我们并不富有；您知道得很清楚，当德国军队向巴黎进军时，我们把所有的财产都送走了；他们还没有回来。我没有骗你；转账很容易追踪[……]，你会相信，我们的大部分财富都在各省。-“哦，我的上帝！侯爵先生，”茹德回答说，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但是如果您把钱借给我，银行就会自己保护自己，帮我存起来，没有它，这是不可能的。”
奥古斯特·布朗基
在公社内部，一些奥古斯特·布朗基（他当时正被梯也尔政府囚禁着）的拥护者，包括拉乌尔·里戈在内，对贝斯利采取的政策越来越不满，而这一政策得到了茹德和大多数人的支持，1871年5月12日，他们决定采取行动，并试图以两个国民警卫队连的兵力对法兰西银行采取行动。但贝斯利在危急关头采取措施，成功地保护了银行，防止了被没收。马克西姆·杜坎普总结说：“在这件事上，老贝斯利真是无可挑剔”。[27] 布朗基阵营的这一失败尝试被认为是一种政变，而不是一套连贯设想——使公社能够利用法兰西银行组织防御，资助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当然，必须“在军事上”接管银行，但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而布朗基斯派并不知道这个目的究竟是什么。他们没有在公社委员会（他们在那里占有席位）中提议接管法兰西银行，并利用它为抵抗和发展计划服务。他们的努力只限于企图出其不意地夺取银行，但这并未奏效，因为布朗基派没有能够驳倒贝斯利的反对意见。于是，这一行动变成了一场惨败。请注意，“军事上”接管法兰西银行并不意味着使用大炮、机枪和步枪。它的意思是在公社领导层的层面上做出决定，接管银行的控制权，并罢免银行行长和副行长，调来足够数量的国民警卫队营包围银行，要求银行的武装占领者放下武器。兵力相差悬殊，以及银行占领者确信如果他们抵抗就会输掉这场战斗，这足以确保他们服从接管。至少在5月21日“血腥周”开始之前，他们是没有希望得到增援的。公社本应在成立之初就控制法兰西银行。
可能是巴黎公社镇压的受害者
公社很想发行自己的货币，也确实在巴黎铸币厂发行过货币——在康提码头的
货币厅——但它缺乏储存在法兰西银行的金银锭。在这方面，银行的官员又能依靠贝斯利的帮助，确保只拿出极少量的贵金属铸成硬币。
马克西姆·杜坎普解释说，法兰西银行的官员们非常害怕公社的激进分子会战胜贝斯利，于是他们把所有能搬的东西都搬到了位于巴黎的银行的地窖里，并用沙子把通往地窖的唯一楼梯塞满。行动于5月20日进行，耗时约15小时。当所有的金锭、硬币、纸币、证券和分类账都被搬进地下两间有十二道锁保护的房间后，通往房间的螺旋形楼梯被沙子填满，并在上面铺上一块石板。
第二天，流血周开始了，并以1871年5月28日巴黎人民的战败而告终。
在公社被摧毁后，贝斯利是公社仅有的（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处决、缺席判决、监禁或流放的领导人。公社的屠杀者允许他去瑞士，以解决他的一个妹妹的遗产，他已于1870年8月去世，1872年12月9日对他的指控被第17次战争委员会驳回。在瑞士的晚年，他还担任了蒲鲁东的遗嘱执行人。
公社对法兰西银行的态度，可以用其多数派别——即蒲鲁东[29]和布朗基的拥护者——的固有的局限性来解释。蒲鲁东已于1865年去世，不能直接参与选举，但他的支持者很有影响力。贝斯利绝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蒲鲁东和后来他的追随者都反对由人民政府控制法兰西银行。此外，他们反对没收资本主义银行；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信用合作社。坦率地说，他们通过贝斯利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阻挠性的。
固执的奥古斯特·布朗基的支持者也很多，对于需要对法兰西银行做些什么，以及它在革命政府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们没有明确的立场。
很少有激进分子受到卡尔·马克思思想的启发，即使其中的一些人，例如莱奥·弗兰克尔（LéoFrankel）确实负有责任，并与当时居住在伦敦的马克思保持定期接触。弗兰克尔（Frankel）是劳务和交流委员会（traffial et de l'échange）的成员。我们也许还会提到查尔斯·隆格（Charles Longuet）[30]，他像弗兰克尔（Frankel）一样，也是国际旅行与创新委员会的成员。奥古斯特·塞拉利埃（Auguste Serraillier），也是该委员会成员；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夫（Elisabeth Dmitrieff），在公社时期是巴黎国防法制联盟和保护妇女联盟（保卫巴黎和照顾受伤者联盟）的联合创始人。
一个人民政府必须在中央银行、公共债务和私人银行方面采取彻底的解决方案
“公社对法兰西银行的胆怯态度可以解释为其多数派系的固有局限性。”
贝斯利采取的政策在今天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如果一个人民政府只限于提议或实施信用社(合作银行)，同时维持中央银行在当代国家中的现有职能，而不通过剥夺资本家使银行部门社会化，那么在社会结构层面就不会有任何改变。
如果不从根本上减少公共债务，新政府将没有任何实质性手段来资助重大变革。
从巴黎公社可以学到的几个教训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公社汲取了一些教训。摧毁资本主义国家的必要性是首要的。其次是实现政府的民主运作和全民代表的人民代表制。第三个教训是决不对金融采取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度：人民政府必须控制中央银行，改变整个金融部门财产关系的性质，这意味着要剥夺资本家。第四个教训与第三个教训密切相关：取消公共债务的必要性。 事实上，在公社成立后的几年，参加法国“工人党”（Parti Ouvrier，工人党）写作计划的马克思谈到了“制止公共债务”的必要性（见“ 工人党的纲领”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80/05/parti-ouvrier.htm）
巴士底广场罗盖特街门口的街垒——1871年3月
苏联和古巴革命在中央银行、银行和债务方面采取的果断行动
一张古巴5比索纸币，上面有切·格瓦拉的签名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古巴革命者吸取了这些教训，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布尔什维克在1917-1918年的革命中颁布了相关的法令，古巴革命者在1959-1960年的革命中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布尔什维克的政府，在工人、农民和士兵委员会(苏维埃)的支持下，与左翼社会主义革命者联合，控制了中央银行，发行了他们自己的货币，剥夺了银行家，取消了农民的债务，否决了所有与沙皇政权签订的合同。革命的古巴人控制了中央银行，任命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为行长，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并取消了公共债务。在住房权利方面，他们比公社走得更远，而且还颁布法令，允许房客继续住在他们的住所而不支付租金。布尔什维克还实施了住房和相关债务问题的解决方案。
巴黎公社的教训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遗忘
“如果一个人民政府只限于提议或实施信用社(合作银行)，同时维持中央银行目前在当代国家中的职能，而不是通过没收资本家使银行部门社会化，那么在社会结构层面就不会有任何改变。”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巴黎公社的教训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首先，社会民主党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背叛国际主义后，成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然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复辟，独裁官僚和斯大林主义政权延续了残酷的胁迫和剥削形式。最近，拉丁美洲的进步政权，在21世纪初，仍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保持和扩大了以出口、开采自然资源为重点的发展模式，以及以维持竞争力为名的低工资政策——尽管他们诚然实行了援助政策，在早期确实减少了贫困。一个积极的方面是，委内瑞拉(1999年)、厄瓜多尔(2008年)和玻利维亚(2009年)的宪法包括了可撤销所有当选代表职权的原则。
关于中央银行、私人银行和一般金融部门的问题，人们只能注意到那些声称是激进社会主义的组织的方案极其严重的贫乏。2019年，在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领导下的工党宣言，尽管在重新国有化和取消学生债务等一些问题上立场激进，但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和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均无动于衷；伯尼·桑德斯的2019-2020的竞选中，在税收和学生债务领域激进，也对中央银行(美联储)和大型私人银行保持沉默。其他政治组织如“我们可以党”（Podemos，西班牙左翼政党）、“欧洲民主运动2025”（ DiEM25：Democracy in Europe Movement 2025）[33]和德国左翼党(Die Linke)的方案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对央行、大型私人银行、货币和公共债务问题采取温和而不恰当的态度。
希腊于2015年采用温和措施的失败
齐普拉斯（Tsipras）政府一上台，就应该采取行动对付银行。在欧洲央行主动令希腊银行业危机恶化的情况下，本应按照《塞萨洛尼基方案》的规定采取行动，2015年1月25日，激进左翼联盟政府（Syriza）当选，该方案规定：“左翼联盟执政后，公共部门将接管希腊金融稳定基金（HFSF）的控制权，并对资本重组后的银行行使所有权利。这意味着，它将对它们的运营方式做出决定。” 要知道，2015年，希腊国家通过HFSF成为该国四大银行的主要股东，占希腊整个银行业的85%以上份额。问题是，尽管自2008年10月以来，希腊银行连续进行了多次资本重组，但由于之前的政府都没有做出必要的政治决定，因此国家在银行的决策中并没有实际的影响力，因为其持有的股份并不享有投票权。在这种情况下，议会应根据左翼联盟的承诺，将公共当局持有的所谓优先股(没有相关的投票权)转为有投票权的普通股。这样，国家就能以完全正常和合法的方式履行其职责，为银行危机提供解决办法。
最后，还需要采取其他五项重要措施。
首先，自2014年12月以来，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态度，诸如大声警告银行倒闭，以及欧洲央行于2015年2月4日的决定，加剧了银行和金融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政府应该对资本流动实施监督，以结束资本外逃。其次，应立即停止支付外部公共债务。第三，应该更换希腊中央银行行长，并应该以人民的名义接管该行。第四，政府应该建立一种补充货币，并准备退出欧元区。第五，它应该取消工人阶级对私人银行和国家的所有债务。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和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决定不干预私人银行，让希腊央行前行长留任，不控制资本流动，不暂停偿还债务，这些决定给希腊人民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套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评论，齐普拉斯和瓦鲁法基斯对金融表现出了一种神圣的尊重，他们在央行和私人银行的门户门前停了下来。一个历史性的机会被错过了。这种情况不应该在世界上再次发生。
结论
面对金融世界，一个人民政府不能袖手旁观。它必须在央行、私人银行和债务方面采取激进措施。如果它不这样做，它注定要失败。
感谢Virginie de Romanet、Brigitte Ponet、Claude Quemar和Patrick Saurin阅读本文本。感谢汉斯·彼得·伦克(Hans Peter Renk)和克劳德·奎玛(Claude Quemar)对纪录片研究的帮助。
附录1：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财政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
1933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F. D. Roosevelt)对美国银行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二战后，其他国家的政府(尤其是欧洲国家)纷纷效仿。
1933年3月，在1929年10月华尔街崩盘之后，美国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银行危机。1933年3月，新当选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将银行关闭了一周，并在同年投票通过了《银行法》(又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它强制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开。
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就这样侵犯了金融界和银行界至今享有的完全自由。在这一决定之后，在二战结束时和解放后的欧洲民众动员的压力下，旧大陆的政府强行限制了资本所享有的操纵自由。
因此，在随后的30年里，银行危机的数量非常有限。两位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卡门•M•莱因哈特(Carmen M. Reinhart)和肯尼斯•S•罗格夫(Kenneth S. Rogoff)在《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This Time is Different：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 2009)一书中阐述了这一点。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大学教授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也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有影响力的职务，并曾在贝尔斯登(Bear Stearns)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根据这两位经济学家(他们绝对不希望质疑资本主义)的说法，银行危机的数量很少可以解释为“国内金融市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压制，以及二战后多年来对资本的严厉管制”。
事实上，在战后繁荣时期，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政府都制定了管制本国或本国资本流动的政策。他们还要求银行谨慎行事，并将一部分金融业转移到公共部门。根据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说法，为了避免银行倒闭的风险，政府“对银行准备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中包括直接信贷和在养老金和商业银行投资组合中持有政府债务的最低要求。”
解放后，政府将法兰西银行和其他银行收归国有
在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银行国有化必须“从抵抗运动与‘从下而上的运动’的背景中来看待......解放导致了某些公司的工人管理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的建立，他们发起了‘自发的社会化’”。正如帕特里克·索林所指出的，1945年12月2日，法兰西银行和四家托管银行被国有化。次年，即1946年4月25日，某些保险公司也被国有化。
本杰明·勒穆因（Benjamin Lemoine）在他的著作《债务的顺序》中正确地写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多年中，国家机构通过所谓的财政部巡回法庭，聚拢了足够数量的金融资源，多数情况下，可以规避债权人的压力。它控制着银行和金融业的活动，并将自己的财政工具约束到这些规定上。同样，其融资活动与固定货币数量和调整经济信贷额度的国家政策相协调。”
这样的政策使得法国能够在近40年的时间里不依赖由私人银行和其他金融公司控制的金融市场来为自己融资。它还防止了银行危机。
1969年印度银行国有化
从1947年印度独立到1969年，印度银行业一直由私有银行主导。那几年有许多银行破产。1969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采取了更多的国家干预和更强大的公共部门的举措(这一举措导致了与她所在政党印度国民大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的右翼势力的分裂)。她实际上是在试图推动印度的资本主义，满足一些民众的期望。1969年她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将14家银行国有化。在其他措施中，她终止了授予公国的一些特权，并从殖民时代继承了一些特权，当时英国的权力保持了王公象征性的权力。
英迪拉·甘地以她自己的方式，扮演了二战后戴高乐政府在法国的角色，被称为“财政巡回法庭”(Circuit du Trésor)。印度的公共银行必须将相当于其资产20%的存款存入央行，以防范违约风险。他们必须拿出40%的资产来购买公共债务证券、黄金或现金。剩下的40%必须按照特定的标准作为信贷分配，这给了农民、工匠和中小企业重要的地位。
1982年法国：银行第二次国有化
国有化计划是法国社会党、共产党和激进党于1972年6月27日签署的政府联合方案的一部分。它是1980-81年总统候选人弗朗索瓦·密特朗的“110项提案”之一（提案21）。1982年2月13日的《国有化法》是在密特朗总统的第一个七年任期内通过的，由皮埃尔·莫罗伊总理的政府颁布。39家银行以及某些工业和金融公司被国有化。[20]这一国有化浪潮后，密特朗及其政府迅速向右转。1984年1月24日的《银行法》开启了以全民银行为模式的新银行体系，结束了零售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分离，全面打开了放松管制的大门。1986年，银行重新私有化。
在欧洲和美国，许多银行在2007-2008年的危机后，都得到了紧急援助
在2007-2008年爆发的私人银行危机之后，一些主要国家的政府为了避免倒闭和帮助银行的大股东，将大型私人银行国有化。
在2007-2008年爆发的私人银行危机之后，一些主要国家的政府为了避免倒闭和帮助银行的大股东，将大型私人银行国有化。苏格兰皇家银行(英国)、Hypo RealEstate(德国)、荷兰的ABN-Amro、比利时的Fortis、Dexia.和 Belfius、西班牙的B.ankia、葡萄牙的Banco Espirito Santo.等大型银行都被国有化。在这些案例中，没有一个公共当局是为了各自国民的利益而调整国有化后银行的活动方向的。很多时候下，公共当局在这些机构内甚至没有实权，银行仍然完全按照股东代理人的指挥行事。这些银行没有一家变成国家投资融资的工具。进行国有化和国有化后运行的成本由公共财政承担，直接导致公共债务增加。正如为资本服务的政府所预见的那样，下一阶段将是在这些银行的债务得到清洗并且银行对私人资本再次产生吸引力后,就将其重新私有化。CADTM和其他组织提出了另一种应对银行危机的方法:要彻底放弃那些对造成危机需要负责的银行家,没收其银行而不向其主要股东支付赔偿，并将其移交给由公民控制的公共部门。
附录 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采取各种政策的总结
洛凯街区的居民在伏尔泰广场焚烧断头台时的情景
.....梯也尔，这个新任政府首脑不得不认识到，只要巴黎工人手中握有武器，特权阶级——大地主和资本家——的至高无上地位就一直处于危险之中。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企图解除他们的武装。3月18日，他派出一线部队，命令抢夺属于国民防卫军的火炮，这些火炮是在围攻巴黎期间建造的，是由全体巴黎公民募资的。他险恶的计谋失败了;巴黎人民为保卫火炮而全体动员，上下齐心。巴黎和稳坐凡尔赛宫的法国政府之间终于宣布开战。3月26日，巴黎进行选举，3月28日公社宣布成立。在此之前一直承担着政府工作的国民防卫军中央委员会，在先颁布了废除巴黎恶心的"道德警察"，向国民防卫军递交了辞呈。3月30日，公社废除了征兵制和常备军，并宣布国民防卫队是唯一的武装力量，凡是有能力携带武器的公民都要参加。公社将自1870年10月至4月的公寓租金全部退回，已经支付的金额计入未来的租期，并停止在市内当铺出售一切质押物品。同一天，被选入公社的外国人被确认就职，因为"公社的旗帜就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
4月1日，公社决定，公社任何合同工的最高工资，以及公社成员本人的最高工资不得超过6,000法郎。次日，公社下令将教会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取消国家为宗教目的支付的一切款项，以及将教会的一切会产转变为公共财产;结果，4月8日，下令将一切宗教象征，圣像、教义、祈祷文——一言以蔽之所谓"一切属于个人良心领域的东西"——从学校中排除出去，这一法令逐步得到实施。5日，为了针对凡尔赛军队日复一日地枪杀被俘的公社战士，公社颁布了劳改人质的法令，但这一法令始终没有得到执行。6日，国民警卫队第137营取出断头台，在民众的巨大欢呼声中公开烧毁。12日，公社决定拆除旺多姆广场上自1809年战争后，由拿破仑所缴获的枪炮铸造而成的胜利柱，而它是一直被看作是沙文主义和煽动民族仇恨的象征。这一法令于5月16日得到执行。4月16日，公社下令对被制造商关闭的工厂进行统计，并让原来受雇于这些工厂的工人按计划继续经营这些工厂,这些工人将被组织成合作社，还计划将这些合作社组织成一个大工会。20日，公社废除了面包师的夜间工作，也废除了工人登记工牌，自第二帝国以来，工人登记卡一直由警察提名人——位于第一阶层的剥削者——垄断经营;这些工牌的发放工作转交给了巴黎20个区的市长。4月30日，公社下令关闭当铺，理由是当铺是对劳动的私人剥削，与工人的劳动工具享有权和信贷权相抵触。5月5日，公社下令拆除赎罪大教堂，该礼拜堂是为纪念路易十六被处决而建造的。
附录3：普罗旺斯·奥利维尔·利萨加雷在《公社和法兰西银行》的报道
"中央委员眼睁睁看着凡尔赛军拔营行军，这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议会的错误则具有无可比拟的破坏性。所有能成事的造反派都是从把握敌人的血脉——国库开始的。公社议会则是革命政府中唯一不这么做的。他们在取消宗教活动经费的同时，却对资产阶级的活动经费不管不顾，而资产阶级的预算其实完全可以受他们摆布。接着是一幕高级的喜剧，要不是这些行为造成了血流成河的无辜牺牲，我们真可要哄堂大笑了。从3月19日开始，银行的行长们就像被判了死刑的人一样，每天都在眼巴巴等着人来处理他们的金库。要把钱运到凡尔赛去，打死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将需要七八十辆马车和一个纵队。23日，行长鲁兰承受不住，于是逃走了。副行长德-普鲁克接替了他的位置。从他第一次与宫廷代表面谈时，他就看穿了他们的胆怯，先强硬，然后变怂，一点一点地屈服，然后他再把他的钱一法郎一法郎地救济给他们。凡尔赛认为几乎空空如也的银行，里面有:硬币，7700万;银行支票，1.66亿;贴现的票据，8.99亿;预支的证券，1.2亿;金条，1100万;珠宝存款，700万;公共财物和其他所有权存款，9亿;也就是说，21.8亿法郎。8亿的银行票据只需要出纳员的签名，一个容易的签名。当时公社手中有30亿法郎，其中10亿多法郎已经变现，足以收买凡尔赛的所有将军和官吏;作为人质的9万名所有权储户，以及流通中的20亿法郎，其担保金就在维利耶尔街的库房里。
3月29日，老贝斯利在会堂前现身。德·普鲁克召集了他的手持没有子弹的火枪的430名职员。贝斯利走过这些战士行列，谦卑地祈求这位行长能慷慨解囊，提供国民防卫军的军饷。德普鲁克超然地拒绝，鼻孔朝天，为自己争辩。'但是，'贝斯利说，'如果为了防止流血，公社任命一位银行总督..."总督!绝不可能!'德-普洛乌克说，他了解自己的人，'但要是选一个专员的话.....。如果你是那个专员，我们也许会达成一致'。然后，装出可怜的样子说: '来，贝斯利先生，帮我挽救局面吧。这是你们公社的命运，这是法国的命运’
贝斯利深受感动，急忙去了执行委员会，重复了他刚才的话，他比普鲁克还相信这一点，自负于自己丰富的金融学知识。'银行，'他说，'是国家的财富:没有它，就没有工业，没有商业。如果你违反了它，它的所有纸币就会变成那么多的废纸。这种垃圾在市政厅酒店里流传，议会的蒲鲁东主义者忘记了他们的祖师爷把镇压银行放在革命纲领的首位，他们选择支持老贝斯利。在凡尔赛，资本家的大本营可没有巴黎市政厅的坚固。如果至少有人提出: "至少让我们占领银行吧"——但执行委员会没有胆量这样做，而是满足于委托贝斯利。德·普鲁克张开双臂接待了这个好人，把他安置在最近的办公室里，甚至劝他睡在银行里，让他做了自己的人质，而他自己又一次能够长舒一口气了。
由此，从第一个星期起，市政厅议会就表现出对出兵突围软弱无力，对中央委员会软弱无力，对银行软弱无力，在法令上，在选择驻军部代表上，都是三心二意，没有军事计划，没有纲领，没有总的看法，沉溺于无谓的讨论。留在委员会里的激进派看出了委员会的方向，他们不愿意扮演烈士的角色，于是送来了辞呈。"
附录4：法国内战和巴黎公社的时间表
1870年
1月10日：在共和党记者维克多·诺瓦（Victor Noir）被皇帝堂兄皮埃尔·波拿巴（Pierre Bonaparte）杀害后，约有10万人举行示威，反对波拿巴第二帝国。
5月8日：全国公民投票以大约84％的赞成票投票通过对帝国的信任。公民投票前夕﹐国际劳动者协会巴黎联合会的成员因被控阴谋反对拿破仑三世而被捕。政府又以此为借口，在全法国发动了一场迫害国际劳动者协会成员的运动。
7月19日：经过普鲁士企图夺取西班牙王位的外交斗争，路易·波拿巴向普鲁士宣战。
7月23日：马克思完成了他的"首次演说"。
7月26日。"第一篇讲话"由国际劳动者协会总理事会批准并在国际上发行。
8月4-6日：腓特烈王储指挥入侵法国的三支普鲁士军队中的一支，在沃· 斯和魏森堡击败法国元帅麦克马洪，将其赶出阿尔萨斯（法国东北部），包围斯特拉斯堡，并向南希进发。另外两支普鲁士军队在梅兹孤立了巴扎因元帅的部队。
8月16日至18日：法国指挥官巴扎因（Bazaine）试图通过德军突击其士兵的行动在马尔斯拉图尔（Mars-la-Tour）和格拉夫洛特（Gravelotte）惨败。 普鲁士人朝沙隆前进。
9月1日：色当之战。麦克马洪和波拿巴企图在梅兹解救巴扎因，发现道路被封锁，于是参战，在色当被击败。
9月2日：皇帝拿破仑三世和麦克马洪元帅带着8.3万多名士兵在色当投降。
9月4日：色当的消息传来，巴黎工人侵入波旁宫，迫使立法议会宣布帝·国灭亡。傍晚时分，第三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酒店（Hotel de Ville）宣告成立。临时国防政府成立，继续进行将德国赶出法国的战争。
9月5日：伦敦和其他大城市开始举行一系列的会议和示威游行，在这些会议上通过了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决议和请愿书。第一国际总理事会直接参与了这场运动的组织工作。
9月6日：GND发表声明：把战争归咎于帝国政府，它现在希望和平，但"我们的一寸土地，我们的一石堡垒，都不会让出。"随着普鲁士占领阿尔萨斯-洛林，战争不会停止。
9月19日：两支德军开始长期围攻巴黎。俾斯麦认为"软弱颓废"的法国工人会很快投降。国民党派代表团前往图尔，不久，甘贝塔（他乘气球逃离巴黎）也加入了代表团，在各省组织抵抗。
10月27日，法军在梅斯由巴扎因率领14万至18万人投降。巴扎因率领的法军在梅斯有14万至18万人投降。
10 月30日，法国国民警卫队在布尔歇被击败。法国国民警卫队在勒布尔歇被击败。
10月31日，在收到国防政府决定与普鲁士人开始谈判的消息后，巴黎工人和国民警卫队的革命部门在布兰基的领导下起义。他们占领了巴黎市政厅厅(Hotel de Mille)，成立了他们的革命政府——以布朗基为首的公共安全委员会。10月31日，弗卢伦斯阻止了一位起义者的要求，对国防政府的任何成员开枪。
11 月1日：在工人的压力下，国防政府承诺辞职，并安排公社的全国选举——它无意兑现这些承诺。在工人们被他们的"合法"戏法所安抚的情况下，政府以暴力夺取了市政酒店，重新确立了对被围困城市的统治。巴黎官员布朗基因叛国罪被捕。
1871年
1月22日：巴黎无产阶级和国民警卫队在布兰基派的发动下举行革命示威。他们要求推翻政府，建立公社。根据国防政府的命令，守卫市政厅酒店的布列塔尼机动卫队向示威者开火。在屠杀了手无寸铁的工人后，政府开始准备将巴黎投降给德国人。
1月28日：经过四个月漫长的工人斗争，巴黎向普鲁士人投降。虽然所有的正规军都被解除了武装，但国民警卫队被允许保留他们的武器——巴黎的民众仍有武装，只允许占领军在城市的一小部分地区活动。
2月8日：法国举行大选，全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2月12日：新的国民议会在波尔多开幕;三分之二的议员是保守派，希望结束战争。
2月16日：议会选举梯也尔为首席执行官。
2月26日，法国和德国在凡尔赛签订了初步和平条约，以蒂尔和儒勒法夫尔为一方，以俾斯麦为另一方。法国向德国交出阿尔萨斯和东洛林，并承诺向德国支付50亿法郎的赔偿金。(补充：随着赔偿金的支付，德国占领军将慢慢撤出)。1871年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订了最后的和平条约。
3月1日至3日：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和痛苦，巴黎工人对德军进城和政府的无休止投降作出了愤怒的反应。国民警卫队叛变并组织了一个中央委员会。
3月10日：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延期支付逾期票据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1870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期间签订的债务可以延期支付。因此，该法律导致许多小资产阶级破产。
3月11日：国民议会休会。由于巴黎遇到麻烦，国民议会于3月20日在凡尔赛成立政府。
3月18日： 梯也尔试图解除巴黎的武装，并派出法国军队（正规军），但由于与巴黎工人的友好关系，他们拒绝执行梯也尔的命令。克劳德·马丁-勒孔特将军和雅克-伦纳德-克莱门特-托马斯将军被自己的士兵杀死。许多军队和平撤退，一些人留在巴黎。革命者愤怒了，内战开始了。3月26日：巴黎市民选出了一个市议会——巴黎公社。公社由工人组成，其中有第一国际的成员以及蒲鲁东和布朗基的追随者。
3月28日：在此之前一直在进行政府工作的国民警卫队中央委员会，在第一次下令永久废除"道德警察"后辞职。
3月30日：公社废除征兵制和常备军;国民警卫队是唯一的武装力量，所有有能力携带武器的公民都要参加。1870年10月至1871年4月，公社将住宅租金全部汇出。同日，被选入公社的外国人被确认任职，因为"公社的旗帜就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
4月1日：公社宣布，任何公社成员领取的最高工资不超过6000法郎。
4月2日：为了镇压巴黎公社，梯也尔向俾斯麦提出请求，要求允许他用法国战俘补充凡尔赛军,这些战俘大部分曾在色当和梅斯投降的军队中服役。作为50亿法郎赔偿金的回报，俾斯麦同意了。法军开始围攻巴黎。巴黎不断遭到轰炸，而且，轰炸者正是当时那些把普鲁士人对巴黎的轰炸称作为亵渎的人。
公社颁布了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法令，废除了国家为宗教目的支付的所有款项，并将所有教会财产转为国家财产。宗教被宣布为纯粹的私人事务。
4月5日：公社通过了关于人质的法令，以防止公社人员被法国政府枪杀。根据这项法令，凡是被发现与法国政府有联系的人都要被捕。这项法令从未得到执行。
4月6日：国民警卫队137营拿出断头台，公开焚烧，民众大喜。
4月7日：法军在巴黎西线的诺伊利占领了塞纳河渡口。
针对法国政府枪毙被俘公社成员的政策，公社发表"以眼还眼"的政策声明，威胁进行报复。这种意气之语很快被叫停，巴黎工人没有处决任何人。
4月8日：下令将所有宗教符号、图画、教条、祈祷文——一言以蔽之，"所有属于个人良知领域的东西"——从学校中排除出去。该法令逐步实施。
4月11日：在对巴黎南部的攻击中，法军被尤德将军击退，并遭到重大损失。
4月12日：公社决定拆除旺多姆广场上的胜利柱，它是1809年战争后拿破仑缴获的枪炮铸造的，是沙文主义和煽动民族仇恨的象征。这项法令于5月16日得到执行。
4月16日：公社宣布将所有债务推迟三年，取消债务利息。
公社下令将制造商关闭的工厂统计出来，并制定计划，让原来受雇于这些工厂的工人在合作社中组织起来继续经营这些工厂,还制定了将这些合作社组织成一个大工会的计划。
4月20日：公社废除了面包师的夜间工作，也废除了工人登记牌，自第二帝国以来，工人登记卡一直由警察提名人——第一级剥削者——垄断经营;这些工牌的发放权转给了巴黎20个区的长官。
4月23日：梯也尔中断了公社提出的交换巴黎大主教[乔治·达博伊]和其他一大批在巴黎被扣为人质的牧师的谈判，只为换回一个人，即曾两次被选入公社但被囚禁在克莱尔沃的布兰基。
4月27日：眼看着4月30日的市镇选举即将到来，梯也尔上演了他伟大的和解戏码之一。他在议会的讲台上大声说："除了巴黎的阴谋，不存在任何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它迫使我们抛洒法国人鲜血，我再三重复...…."。在70万名市议员中,联合起来的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秩序党)没有到达8000名议员。
5月21日至28日：凡尔赛部队于5月21日进入巴黎。把守北部和东部要塞的普鲁士人允许凡尔赛军队越过城北的土地前进，而根据停战协定，这块土地是他们的禁地——巴黎工人只用微弱的力量守住了侧翼。而在巴黎的西半部，即豪华的城区，只进行了微弱的抵抗;凡尔赛军队越接近东半部，即工人阶级的城市，抵抗就越强大，越顽强。
法国军队花了8天时间屠杀工人，当场枪杀平民。这次行动由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麦克马洪元帅领导。数以万计的公社成员和和工人被处决(多达3万人）﹔另有3.8万人被监禁，7000人被强行驱逐出境。
注释略
来源：
https://www.cadtm.org/The-Paris-Commune-of-1871-banks-and-debt
埃里克·图森写于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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