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师与闽浙赣边区游击战略的选择

摘 要：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进入浙江后经历了由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型，并与闽东和闽北游击区实现配合。然而，挺进师所主张的“大游击”战略，与南方八省大多数游击区的“小游击”战略存在较大不同，三大游击区为此产生争持。1936年9月“两广事变”结束后，革命形势的变化促使挺进师向“小游击”战略聚合。在“小游击”战略推进下，挺进师深入浙南、浙西南，依据地方实际打通与民众的联系，建立起较为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并实现自身力量的不断发展。浙南、浙西南游击区在保持相对独立的同时，协同联动，并与闽东、闽北游击区形成呼应。挺进师及闽浙赣边区对革命的探索实践与根据地的稳步发展，使闽浙赣地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重要支点。

关键词：挺进师 闽浙赣边区 游击战 小游击 革命根据地

1934年6月，为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采纳共产国际建议，先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和挺进师深入闽浙赣边区。挺进师于1935年春由赣东北苏区经闽北入浙，又从浙西南到闽浙边，与闽东独立师在共商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基础上，建立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为革命积蓄了力量。与其他大多数游击区长期分散、独立支持和各自为战不同的是，挺进师与闽东、闽北两大游击区的联动颇值得关注。

相较而言，学界对南方八省敌后游击区的关注较晚。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学界逐渐跳出以政党为中心的研究理路，开始结合社会经济因素对中共革命进行溯源式研究。围绕挺进师与浙南游击区的开辟，以及与地方社会的结合，学界亦进行了持续探索，但对挺进师跨游击区联动，及其在长期失去与中共中央联系情况下的生存发展问题缺乏深入探析。本文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以挺进师建立浙南游击区及其与闽北、闽东游击区的联动为中心，讨论挺进师在闽浙赣边区游击战争的战略选择和发展历程。

一、重拾游击战：挺进师入浙前后的战略转型

1933年9月，国民党采取堡垒战术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致使此次反“围剿”节节失利。至1934年中，中共中央不得不将撤离中央苏区、实施战略转移提上议事日程。6月，为配合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抽调红七军团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在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的同时，深入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

红七军团系由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十军改编而来，其人员亦主要来自该地区及附近的闽浙边区。中共中央派遣抗日先遣队深入这些地区，应考虑了红七军团人员的乡土渊源和地利优势。军团于1934年7月由瑞金出发北上，经数月转战，于10月下旬进入闽浙赣苏区。11月初，在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已经长征的情况下，红七军团又奉命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重组抗日先遣队，继续征战。1935年1月，在主力于怀玉山地区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抗日先遣队又返回闽浙赣苏区。应该说，在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适时提出“北上抗日”的口号是正确的，但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在先机已失的情况下派遣抗日先遣队深入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力图促动国民党作战部署的调整，缺乏达成战略目标的现实条件。不仅如此，抗日先遣队领导人乐少华和曾洪易等，未对闽浙赣边区实际情况予以充分考量并作出战术调整，也成为制约战略任务完成的不利因素。如攻打福州时仍采取“猛打硬拼”的战法，致使部队损失惨重。

实际上，游击战可谓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困境下，中共扭转局势的有效手段。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对战争战略问题进行了长期探索，从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等人对游击战的初步运用，到中央苏区时期对运动战与游击战结合运用的驾轻就熟，红军实现了战略战术的升级革新。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红军已失去大规模运动战的基础，重拾游击战是突破困境的可行选择。但是，中革军委仍期望以运动战牵制国民党军，并命部队北上浙西。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保安团实力强大、保甲制度严密，国民党当局在便捷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多能掌握抗日先遣队的行踪。在经历浙西失利后，方志敏曾电请中央分局和中央苏区将闽浙赣省委迁至闽北，寻求将赣东北苏区变为游击区。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仍命抗日先遣队以运动战应敌，使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遭受严重损失。

抗日先遣队失败后，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于1935年2月再命抗日先遣队余部，与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共计538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由粟裕和刘英分别担任师长和政委。中央分局赋予挺进师的主要任务是进入浙江长期活动，发动游击战争和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同时打通闽东与闽北的联系，在革命工作和军事行动上与闽东、闽北形成有力配合，以策应主力红军的长征。

挺进师成立后，粟裕和刘英分析了浙江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决定以仙霞岭为中心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明清以来，大量闽赣移民迁入浙西南，其中又以客家人居多，他们往往聚族而居，在“山源深邃，林菁险密”之处蜂拥云集。挺进师中包括刘英在内，有着大量客家人，这为挺进师在浙西南山区开展群众工作、发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基于此，挺进师制订了2月下旬由闽浙赣苏区经闽北进入浙江的计划。但是，3月1日，挺进师在闽浙赣边界的江西铅山县突遭江西保安团伏击，电台在战斗中被毁，由此失去了同中共中央的联系。为加强对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挺进师成立以刘英为书记的政治委员会，开启了自主探索的游击之路。

因存在此前中央指导的强大惯性，挺进师虽决定重拾游击战，却不可能立即放弃运动战。实践证明，运动战思维极不利于红军在闽浙边区立足。抗日先遣队即因坚持大兵团作战方式，“没有分散打游击的认识和决心”，故而未能在浙江打开局面。1935年3月底，挺进师进入浙西南，辗转游击于闽浙边区的庆元、景宁、松溪、政和、寿宁、泰顺一带。浙西南连接闽浙赣三省、地处仙霞岭山脉中段，境内高山重叠、森林茂密、移民杂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是，挺进师并未立即摆脱大兵团作战的思维定式，也“没有发动全体指战员自动的参加群众工作”，导致“以连排分散行动时缺乏群众工作经验”，面对“大刀会”等地方组织和反对革命的保甲长时，难以做到如臂使指般开展根据地创建工作。

大刀会是一种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封建会道门组织，最早形成于豫皖苏三省交界处。民初以降，大刀会传入闽浙赣边区。国民革命兴起后，许多土匪武装蜂拥而起，攻城略地。为求自卫，名目各异的大刀会纷纷出现，浙西南的大刀会亦始于此。大刀会以村落为单位，宣称依靠扶乩降神、讲经念咒就能刀枪不入，其深具迷惑性的仪式、法术恰好契合闽浙赣山地民众“佞神尚巫”的传统，“以符箓为人治病”的宣传等又能满足民众的心理需求，因而得以在闽浙赣边区迅速蔓延。有些地区的大刀会法师头目甚至担任保甲长，控制了基层政权。

面对挺进师，国民党除调动闽浙两省保安团各千余人加以“围剿”外，还唆使大刀会千余人对其攻击。各地豪绅利用保甲制度对民众进行欺骗、鼓动，称“红军都是红头发、红眼睛，见人就杀”，促使许多不明真相的大刀会选择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导致挺进师时常受到大刀会的袭击，难以立足。对此，师政委会决定从政治上瓦解大刀会和乡保甲长，但因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对他们持仇视和“把个别当成整个的一律看待”的错误观点，最终“收效很差”。

实际上，当时南方八省十数个游击区都面临着由运动战向游击战转型的问题。由于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留下坚持斗争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力薄难支，不得不转变斗争形式，以适应新的环境。对于这一战略转变，有的地区认识早一些，转变相对较快，如闽东和闽北较早将苏区转变为游击区，保存了革命力量，并摸索出一套应对大刀会行之有效的斗争策略。早在1933年初，两地的革命领导者即主张从内部分化大刀会，并组织“红带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33年12月，闽东特委成立“闽东红带总队”，并注重加强对“红带总队”的政治领导与军事教育，废除迷信战法，统一教授红军的游击战术，并通过细致的群众工作孤立和瓦解敌对大刀会。在作战上，闽东和闽北也迅速摸索出利用有利地形和采用冷热兵器相结合的破敌之法，即选隘路或水田、池塘等地段与大刀会作战，以阻滞其移动速度；以“龙筅”（长约一丈的竹叉）配备枪支歼灭其头阵法兵，戳穿其“刀枪不入”的谣言，进而击退大刀会的进攻。到1934年9月，红带会基本遍布闽东各地，最多时会众达10万余人。

相较之下，挺进师的战略转型则更加艰辛与迟缓，这主要因其孤军入浙，人生地疏、方言不通，入浙初期无根据地可资依凭。1935年4月下旬，挺进师进入庆元斋郎，该地地处庆元、龙泉和景宁三县边界的高山上，为“棚民”和“菇民”的聚居之地，庆元许多地区的大刀会即由当地菇民宗族组建。在入浙一个多月的游击战和根据地创建工作中，挺进师逐渐意识到战略转型的重要性，重拾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开展游击战争和做群众工作的经验，让干部战士到实际斗争中锻炼，扭转了一部分指战员“不愿意分开活动”的错误倾向，着手开展分散游击。在细致的群众工作下，挺进师掌握了当地群众情况、风土人情，熟悉了当地方言，并积累了分散游击的经验。对待大刀会，挺进师经过调查研究，借鉴地方兄弟部队经验，用毛竹叉的战法将其击溃。同时，挺进师还广泛接触大刀会法兵及其家属，反复开展说服教育，以此孤立、打击法师和幕后操纵者，使一些大刀会放弃与挺进师对抗。4月28日，挺进师挫败国民党军的进攻，取得斋郎战役的胜利，杀伤敌军300余人，俘虏约200人。

通过战略转型，挺进师建立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斋郎战役后，挺进师要求每个干部和战士都必须学习打游击和做群众工作。1935年5月，挺进师在龙泉、遂昌和松阳三县交界山区，得到拥有5000余会众的青帮首领卢子敬和陈凤生的大力支持。青帮会众帮助挺进师筹办粮食、送信和带路，成分好的被吸收为贫农团成员、雇农工会和手工业工会会员，卢子敬还担任了中共玉岩区委副书记兼松遂龙三县游击副总指挥，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贡献了力量。到1935年8月，挺进师已拥有人员近1000人，下辖5个纵队，连同地方工作人员共计2000余人，师部设在遂昌王村口。通过有力的武装斗争，截至是年9月，挺进师在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方圆100余公里地域内建立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在此基础上，挺进师还建立了县区党政机关，包括19个乡苏维埃政府、157个村苏维埃政府和分田委员会，“几乎一片火红”。至此，挺进师初步完成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在浙江打开局面。

挺进师的战略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建立后才得以彻底实现。由于肩负着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策应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重要任务，挺进师主力于1935年5月初迫近杭（州）江（山）铁路，辗转游击于金华、处州地区，破坏国民党的交通运输线。这一行动既威胁金、处等中心城市，又掩护了挺进师第一、三纵队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同年8月，挺进师发起“八一大示威”，袭击了金处地区19个大小城镇，破坏了一些公路和电话线。这些行动扩大了红军影响，但过早暴露了挺进师的实力，进而招致国民党投入正规军对根据地实施残酷“清剿”。

1935年9月，国民党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对根据地展开“清剿”。虽然在“坚壁清野”和“避实就虚，避强打弱”作战方针的指导下，挺进师主力得以顺利突围，辗转于闽浙边，但正如“八一大示威”所暴露的，由于挺进师仍未完全摆脱运动战战术，致使反“清剿”斗争失利。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松遂龙游击总队正副总指挥陈凤生和卢子敬在“搜剿”中被捕牺牲，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基本丧失。挺进师自此彻底放弃运动战，更坚定地转向游击战，实现了挺进师生存发展的转折。

完成战略转型的挺进师辗转游击于闽浙边，这不仅为与闽东、闽北两大游击区的联动创造了条件，也为挺进师总结经验教训、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然而，作为中央派出部队，挺进师负有特殊的战略任务，其所坚持的游击与闽东、闽北的游击存在差异。在此背景下，协作、联动与分歧几乎同时产生。

二、协作游击：挺进师与闽东、闽北游击区的联动及分歧

1935年9月下旬，挺进师主力突围至闽浙边的景宁、庆元、泰顺、松溪、政和、寿宁和福安等地，这些地区与闽东、闽北两大游击区联系密切。与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丧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闽东苏区已较早完成战略转型，根据地不断扩大。至1935年8月，闽东独立师和游击队发展至六七百人；9月底，游击战争区域已扩展至闽浙边界的泰顺、景宁和庆元等县，共建立了福（安）寿（宁）、宁（德）屏（南）古（田）、霞（浦）鼎（福鼎）和鼎（福鼎）平（阳）4块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各区还建立了完备的红军独立团，这为挺进师与闽东独立师的协作游击创造了条件。

10月5日，挺进师主力在寿宁郑家坑与闽东独立师会师。鉴于两大游击区自从与中共中央中断联系后即相互隔绝、各自为战，挺进师和闽东特委于11月7日召开联席会议，决议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以实现闽浙赣边区革命活动的联动和统一，这标志着挺进师入浙游击进入新阶段。然而，在闽浙赣边区复杂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如何游击和联动，成为闽浙边临时省委面临的重大问题。

其实，在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前，挺进师和闽东特委曾邀请闽北游击区领导人黄道参与建立闽浙赣边临时省委，以实现协作游击。然而1935年8月，国民党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卫立煌将总指挥部迁至浦城，闽北游击区面临较浙南、闽东更为严峻的生存危机。为巩固闽北游击区，中共闽北分区委于同月召开黄龙岩会议，决定向闽东北、闽中和闽赣边界等外线开展游击。在此形势下，闽北方面虽对打通3块游击区的联系表示赞同，但认为各游击区与中央联系全无，马上成立中共闽浙赣省委“条件尚不成熟”，故决定暂不加入。因此，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时只包括挺进师和闽东游击区。

值得注意的是，从决策角度而言，挺进师是中央军区和中央分局派出的部队，师政委会作出的决议，甚至一言一行，皆代表中央。正因如此，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决策主要从挺进师出发。在人员构成上，挺进师的人员占据主导地位，刘英任省委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闽东游击区领导人叶飞则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对闽东游击区而言，自1934年2月中共福州省委组织遭敌人破坏之后，他们不仅失去和省委的联系，也中断了同中央的联系，长期独立战斗的局面使闽东党组织迫切需要得到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因此闽东党组织“非常欢迎挺进师的到来”，并主动提出接受领导，从省委机构的任职安排上亦可看出其服从组织安排的自觉性。

闽东党组织服从上级党组织的自觉性不仅表现在认识上，而且体现在行动上。早在1934年8月底抗日先遣队到达闽东时，叶飞和詹如柏即曾动员1000余农民参加先遣队，并筹集3万现洋为先遣队补充军需，先遣队则留下几百条枪交给闽东党组织。再次会师和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后，鉴于挺进师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基本丧失，闽东将鼎平地区和鼎平独立团划给挺进师，挺进师拨给闽东独立师1挺重机枪、2挺轻机枪及1万余元现款。这一良好互动为闽浙边的革命联动，尤其是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挺进师计划开辟的浙南游击根据地，位于瓯江下游以南，东濒东海，南接闽东，西邻业已丧失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这些地区山岭连绵，尤其平阳、泰顺和瑞安西区一带，“群山环绕道路险阻”，远离浙赣铁路线和沿海港口，国民党统治势力较为薄弱，有利于挺进师的活动。1935年11月上旬，挺进师发兵浙南，攻下瑞安西区的珊溪镇，将临时省委机关设于瑞、平、泰三县交界处，并以此为中心向东南和东北方向发展，接连攻克瑞平泰外围的诸多市镇和据点，浙南游击根据地由此建立。

在中共革命史上，组织原则和组织自觉是发挥革命力量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在敌后武装斗争环境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着中共党内组织原则的落实。闽浙赣边区的协作游击即是如此。如就组织原则而言，闽东和闽北游击区应服从挺进师领导，然而在各方远离中央领导近两年之久和对遵义会议决议精神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闽东和闽北游击区又需从自身实际出发，采取有限度的协作方式，对于加入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游击区建设态度亦是如此。因此，从抗日先遣队进入闽浙赣边区开始，各方在如何协作游击这一问题上的路线分歧即已显现。

抗日先遣队和挺进师皆产生于中央意志，故刘英认为，其与任何地方苏区或游击区，包括赣东北、闽北和闽东的关系应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纵向关系。因此，刘英在1940年的回忆和报告中重点述及抗日先遣队对闽东游击区的领导关系：“由于先遣队本身存在着某些的弱点与当时所处环境的关系，围攻福州的战斗经三昼夜之久，终于自动的退出战斗而回师闽东游击区域，整顿本身与加强闽东党及闽东独立师党政军的领导，特别是检讨了闽东过去的工作与给予了今后工作的指示。”

“加强”、“领导”、“检讨”和“指示”等字眼，一定程度反映出抗日先遣队与闽东党组织的关系。挺进师延续了与闽东党组织的这一关系。在与闽东独立师会师前，挺进师政委会决定，“在闽东党一再的要求我们派人前往领导的情形下，刘、粟两同志应尽可能的协助闽东党检讨以往斗争，与切实的布置今后工作”，尤其对闽东独立师，“应以最大的力量派遣得力的军政干部，在短期内把它健全与巩固起来，使之成为一支强有力的部队”。会师后，联席会议又责成闽东特委迅速整理各地组织和独立师，加强各地党组织和独立师的政治、教育、文化、娱乐、卫生和医务等工作。此外，挺进师进入闽北时，亦与闽北分区委召开了联席会议，并对“闽北工作提出意见”，建议闽北游击区向东发展，迅速打通闽东和闽北游击区，以配合挺进师入浙行动。

在根据地发展方向上，挺进师对闽东工作作出更为具体的部署。1936年初，浙南游击根据地的泰顺、庆元、景宁、云和和瑞安西区已建立部分党组织，并开展游击战，根据地群众基础逐渐扩大。在此基础上，闽浙边临时省委要求闽东独立师应即刻“向西北发展”，“以资与浙西南和松（溪）政（和）建（阳）屏（南）之游击区域打成一片”，配合挺进师在浙南的军事行动。虽然闽北游击区未加入临时省委，但闽北工作也应积极与浙西南及闽东打通，“求得各方面更有力的配合”。同时，由于挺进师入浙牵制了进攻闽北、闽东之敌，对闽浙赣皖四省边区斗争有极重要的意义。因此，刘英希望闽东独立师跳出闽东，帮助恢复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不难看出，刘英和临时省委的这一规划，是要求闽东和闽北两大游击区以浙南为中心在闽浙赣边区开展大范围的游击，即实行“大游击”战略。然而，这对闽东和闽北而言确有现实困难，这些现实困难又与闽浙边移民社会的特殊性存在重要关联。

闽浙边地区的地主大多集中于平地，棚民皆居山地。90％以上山地棚民同情游击队的活动，同情革命，尤其贫农“可说百分之百是完全同情（革命）”，然而，同情革命与闹革命甚至脱离家乡参加革命有本质区别。闽赣移民自明清时期进入浙南后即逐渐扎根，尽管仍存在血脉与文化的联系，但浙西南对闽东农民而言无疑是有别于“本土”的“异乡”，中共要动员他们去这些地区革命并不容易。

首先，在革命的秘密环境下，地方党组织在动员农民参加游击队时，多“只能以村子或屋子为单位去进行起首”。在当地浓厚的宗族因素影响下，游击队很难像“党的组织一样严密”，因此游击队在县乡范围内的“小游击”相对容易，但要动员队员跨县区革命则非常困难。实际上，这种家庭难抛的现象在中共各个时期的革命中并不鲜见，仅就闽浙赣边区革命而论，中共中央就曾严厉批评抗日先遣队中存在严重“不愿在白区行动”的不良现象和倾向。挺进师组建过程中，被编入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的100余名战士大多系赣东北人，他们在离开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后即“大都掉队跑回去了”。

其次，即便是在本游击区内，要使已经本土化的棚民放弃根据地依托，亦存在潜在危险。以闽东游击区为例，1935年1月，国民党在闽浙赣三省边境构筑封锁线，对赣东北、闽北和闽东地区分割“围剿”，其中，仅对闽东苏区的“围剿”就有4路。面对“围剿”，闽东特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这次会议被认为是“闽东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的主流意见是詹如柏等地方干部主张的“无论如何要保卫苏区”、“和苏区共存亡，与敌人决一死战”，这种“硬拼”的意见反映出当时游击区内大多数人不愿跳出包围圈开展武装斗争。当然，“硬拼”的意见未得到擅长游击战略的叶飞等人的支持。与之相对应的意见是，闽东独立师应迅速变苏区为游击区，脱离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苏区外围继续游击战争，才能不被敌人消灭。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闽东游击区愿意支持和接受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大游击”战略，即要求闽东独立师跳出闽东，奔赴浙西南游击。闽东党组织认为，如果独立师离开闽东，则闽东根据地就无法坚持，有垮台的危险。而闽东独立师是土生土长的游击队，“没有本事不要根据地或者远离根据地到白区横冲直闯”，失去了根据地作为依托，就失去开展游击战争的立脚点。实际上，闽东苏区与主力红军开辟苏区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主要依靠本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从中不难看出闽东党组织在这一特殊时期只愿坚持在根据地范围内“小游击”。

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土地革命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大游击”和“小游击”有过总结性论述。他认为，红军的游击性和流动性是依据根据地规模变化而变化的，一般而言，在根据地初创时，如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 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前，红军处于“幼年”时代，其作战的游击性和流动性特征均较为明显；而随着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红军的“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伴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红军的战略战术发生转变，到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其流动性进一步降低，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过分强调大规模运动战，导致中央红军不得不接受长征这一“大游击和大流动”。毛泽东提出的“大游击”和“小游击”概念，是对以中央苏区为代表的各革命根据地游击战略的经验总结，同样适用于分析挺进师与浙南游击战的具体实践。

诚然，毛泽东的游击战术离不开根据地的依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常言，“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叫花子打狗靠面墙”。粟裕和刘英此前一直参与主力红军作战，且粟裕经历过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过程中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故二人当深谙中央苏区时期“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因此，挺进师对游击战战略的贯彻可能较其他游击区更为深入。因此，在经历战略转型后，挺进师在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针上开始转变，“尽可能地利用原有的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为依托，同当地党和游击武装密切配合”，相继作跳跃式前进；面对敌人“追剿”，挺进师还在游击战争中创造了许多新战术，如“打回马枪”、“8字形”、“6字形”、“电光形”、“长蛇形”和“分进合宿”等。

不过，熟稔游击战的挺进师领导人此时考虑的不仅仅是游击战术，而是从挺进师担负的战略任务出发，如何执行中央所赋予的在浙江建立根据地、调动和牵制大批国民党军，进而策应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命令。正因于此，在游击战略的选择上，挺进师领导人思考的角度自与闽东、闽北根据地领导人存在差异。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置身游击战争中的各方，围绕建立游击区和开展游击战制订出不同指导方针，并由此产生的“大游击”和“小游击”路线分歧的深层原因。因此我们就能理解，1940年刘英在剖析抗日先遣队的失败原因时，为何主要强调军团首长没有深入白区工作的决心，以及曾洪易等人“逃跑主义”的错误，而并未对游击战略问题作深入省思。在他看来，与游击战等问题相比，更大的问题是在挺进师入浙和失去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一些干部士兵“犹豫动摇”、“对白区行动全无胜利信心”和“满脑子都是困难”的思想动向，这“违背党的正确指示”，是“徘徊歧路之不应有的行动”。

三、“小游击”：“两广事变”后挺进师在闽浙边区的战略

1936年2月，鉴于挺进师与闽东游击区之间围绕根据地发展问题协调未果，闽东独立师一部到福建政和县洞宫山地区，与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取得联系，并商定召开闽北和闽东游击区领导人联席会议。4月，闽东和闽北两大游击区召开为期3天的联席会议。会上，闽东游击区详述了其与挺进师在游击战略上的不同意见，并再度建议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统一领导闽北、闽东和浙南的斗争，由黄道任临时省委书记。闽北游击区认为在远离中央领导的情形下，3个地区的统一领导有利于革命斗争，但鉴于浙南和闽东的纷争，要建立统一领导，前提是闽浙边临时省委对前一阶段的工作作出总结，并要求挺进师摒弃“大游击”战略，这显然难以实现。相较之下，闽北游击区更倾向由闽北与闽东建立闽赣临时省委，共同推进其“小游击”战略。会议最终决定成立中共闽赣省委和省军区，由黄道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叶飞任省军区司令员。

细察之下，闽北游击区之所以再度婉拒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原因大致有二。一是闽北游击区一直奉行“以苏区为依托，挺进敌后，开辟新区，内线和外线相结合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是“小游击”路线的坚定支持者；二是作为当时“党内有威望的老同志”，黄道对闽北游击区和闽浙赣边区的革命有着全局性的思考，与1935年9月婉拒成立闽浙赣边临时省委一样，此时，他仍认为战略分歧之下匆匆成立闽浙赣省委反而不利于三方协作游击。

此后不久，闽东游击区又就洞宫山会议决议与浙南游击区召开了闽浙边临时省委会议。闽东方面向挺进师报告了闽东、闽北联席会议的情况，并汇报了闽北对于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的意见。挺进师不同意联席会议关于“小游击”基础上协作游击的决议，并反对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会后，闽东宣布退出闽浙边临时省委，挺进师仍以临时省委名义开展斗争。进入1936年，由于“大游击”和“小游击”的战略争持未得到彻底解决，加之肃反扩大化的不利影响，延宕了闽浙赣边区游击战略的统合进程。

在内部意见迟迟难以统一的情形下，大小游击的战略争持在外力的作用下实现一定聚合。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因不满蒋介石对日妥协、对内发动内战消灭异己的政策而发动“两广事变”。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将罗卓英的第十八军从浙江调往湖南，浙江境内“围剿”情势趋缓。然而，同年底，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对南方游击根据地重行“清剿”。为防止浙南和闽东、闽北游击区连成一片，蒋介石从湖南调第四路军进驻闽浙赣边区，设立了以刘建绪为主任的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刘建绪等在闽浙边布置了一道从庆元经寿宁至泰顺的封锁线，借助河流和山势修造了100多座碉堡，近者相隔一二里，远者二三里，以此围堵游击队。在浙南，国民党在“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清剿”方针下，大力推行保甲制度，组织壮丁队，以此“切实组训民众”。尤其在挺进师活动频繁的深山中，国民党还推行移民并村政策，即把山头、山尾棚民的房舍、草棚统统烧掉，并将山上单门独户的山民赶进村，将三家五户的小村并入大村，然后在大村中设置据点，对居民的油盐柴米按人头实行逐日配给，窝“匪”、藏“匪”、资“匪”和助“匪”者皆“杀无赦”，一家通“匪”，十家同罪。

时局变幻给闽浙赣边三大游击区带来巨大冲击，也促使各游击区停止争执，先后实行起“小游击”战略。闽北游击区在1937年春夏之交兵力损失大半，闽东和闽北游击区重新回到长期分散、独立支持和各自为战的“小游击”局面。在此局面下，闽东和闽北的红军游击队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或分散游击，或跳出外线，择选时机打击国民党军。闽东、闽北虽已成立闽赣省委，但叶飞并未就任省军区司令员一职，两大游击区仍然各自从事本地区的游击战。不过，两大游击区之间的协同并未受到不利影响，两区联系紧密，配合协调，能够唇齿相依地互相支援。

就挺进师内部而言，1936年3月，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回到浙西南，恢复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由此形成与刘英部既独立发展又分工协同的格局，即刘英带少数短枪和省委机关组成“突击队”，在瑞平泰地区做群众工作，开展浙南游击根据地建设；粟裕则扮演“牵制队”的角色，率部在浙闽边进出，吸引和打击敌人，以保障省委和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安全。“牵制队”的任务虽然是在广泛区域内游击，但他们一方面策应了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在浙南游击根据地周围建立了一些小块游击根据地和若干游击基点。这些小块根据地和游击基点大多深处群峰守望、竹木葱茏的山区。1936年6月至12月，刘英和粟裕就常率部分开活动，在事实上执行起“小游击”战略。1937年以后，国民党的严酷“围剿”更使得他们二人都在各自游击区域独立行动，即刘英在浙南地区坚持斗争，而粟裕则活动于浙赣铁路线南侧和浙西南地区，两支队伍虽独立活动，但遥相呼应，“小游击”特征进一步强化。在此背景下，浙南和浙西南两块游击根据地持续发展壮大。

就战略选择而言，“小游击”主要体现在挺进师采取了以隐蔽为主的斗争方略。1937年上半年，刘建绪多次要求国民党军将挺进师主力逼至福鼎海滨“聚歼”。为应对国民党军的“大拉网”战术，挺进师确立了“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有机结合的游击策略，将作战单位分散到几十人、十几人甚至几个人，与国民党军“分散对进，易地而战”。这一“小游击”战法的精髓在于“隐蔽的斗争”，即积蓄保持力量，熬时间坚持，着眼长久斗争，尽全力发展自身，争取更好的生存环境，为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做准备。三年间，挺进师差不多走遍了闽浙边大小山头，而且“很少走大路，多走羊肠小路”，有时根本不走陆路，“走山埂或水沟”，使敌人看不到部队的脚印，无法追踪。

挺进师在寻求隐蔽发展的同时，也追求军事上的显性发展，力图扎根当地，实现全方位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力求将中共的组织力量深植于民众之中，进而实现对地方社会的改造和动员。因此，在“小游击”战略下，挺进师对苏区时期激进的社会经济政策予以适时调整。

首先，改变了过去农会打土豪的做法和在某些地区认定保甲长都是反革命的一刀切政策。在浙南，挺进师开展持久细致的群众工作，师政委会和政治部每人每天写10条标语、找10个民众谈话，以班排为单位随时随地举行群众大会；以宗族为媒介，有计划地布置和召开户长及乡里绅耆会议，争取其中的先进分子；派出干部从事救济灾民、难民、饥民与贫民的工作。在浙西南，挺进师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在争取保甲长的基础上，惩办了一批经常作恶的保甲长，并将中共秘密党员派入地方做保甲长，为游击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以宣（平）汤（溪）遂（昌）边区为例，1936年底，挺进师先后派驻两支部队进入该地，通过实行新社会经济政策和开展细致的群众工作，促使不少保甲长替挺进师办事，有些区长、乡长明明知道挺进师动向也“往往保持中立”，不向国民党当局报告。

其次，改变过去在“某些地区对新干部不信任”的问题。诚如叶飞所言，闽东游击区“不同于主力红军开辟的苏区”，“主要是依靠本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所开辟，这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大多数游击区的共同特点，也是这些游击区秉持“小游击”战略之根本所系。在入浙开辟新游击区过程中，挺进师原有骨干损失大半，故客观上要求挺进师在战略转型和“小游击”战略确立过程中要“大胆与适时的创造大批当地干部”，特别是提拔“有威望的干部”，并“大胆信任”他们。在这一背景下，挺进师先后培养了如郑海啸、郑丹甫、吴毓、黄明星和苏君忠等一批地方干部，这批地方干部既有浙西南、浙南和闽浙边的工农子弟，也包括温州和上海等城市的知识青年。可以说，这些地方干部既是挺进师战略转型的“革命新生代”，也是“小游击”战略在浙南游击区的重要实践者，为挺进师进一步嵌入和扎根闽浙赣边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再次，改革经济政策。一方面，挺进师支持根据地山区的竹木和山货出口，吸引平原城镇的殷实客商进山开展商贸活动，促进了山区的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此举既得到棚民们的支持，也争取到一批资本家和工商业者，保证了部分军需用品的及时供应。另一方面，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情势下，针对浙江商品经济发达、地主及工商业者较多的特点，挺进师汲取此前浙西南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改变“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并根据部队的需要和地主家庭负担能力大小征收“抗日捐”。由此，挺进师对土豪经历了由对立到争取、由排斥到团结的转变，下力气吸引地主、工商业者、知识分子一道抗日。这些政策转变，首先在山区展开，而后推广至平原和重要市镇，克服了“严重的赤白对立的现象”，在宣传、组织、教育与武装民众工作上均收到良好效果。1936年底前后是挺进师成熟运用“小游击”战略作战的时期，也是挺进师到闽浙边行动以来“工作与斗争最顺利的时期”。

此外，高度革命自觉和坚持组织原则是挺进师、各游击区和闽浙赣边区革命能够生存、发展和壮大的重要保证。在失去中共中央指导三年之久的情况下，挺进师及各游击区坚持进行游击战的探索实践，即使内部发生路线争执，依然保持一定程度的配合和联动，并通过严格的组织建设强化部队凝聚力，为克服险恶形势增添革命信念。同时，在艰难的游击岁月中，各游击区想方设法寻求与中央联系，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通过青年知识分子，“搞来上海等地的进步刊物”，如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和《永生》，“从中体会党的方针、政策”，使游击区领导者能在思想和政策的运用上得到启发。身处逆境，仍能保持高度政治信仰和组织原则，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较为普遍的现象，项英曾经总结，“依靠有高度政治觉悟以及有经常政治工作的武装部队”，是在极端困难与非常恶劣环境下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而这恰恰也是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够取得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

“小游击”战略推行后，挺进师在浙南和浙西南的发展局面逐步向好，游击队与当地民众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关系。尤其在反“围剿”时，“有些村庄，好象是红军的家一样”，游击队“到达了他们村里的时候，村民会好象接待自己人那样去接待”。一些迷路掉队的队员可以走到“任何的小村庄或单独的农家去”，伤病兵可以“爬到甚至请过路的人夹持着到就近的农家，直到有游击队走他们那里过或从附近过的时候，他们就会引你归队去”。如果村民在保甲制度下实在不能收容伤病兵，他们也会把游击队员藏匿于亲友家中，或者安排队员们躲进山民所种的苞萝棚里或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废弃矿洞之中，给他们送食送药。这一情形为国民党当局所警惕，认为闽浙赣边区民众为中共所组织和训练，“宁愿匪杀，不愿兵扎”，反映了民众对革命的同情和支持，表明挺进师的革命策略发挥了实效。

也是在“小游击”战略下，浙南变成了挺进师的大后方。刘建绪将挺进师“聚歼”于浙南海滨的计划非但没有实现，其恐“清剿”反会变成“追随于匪”的忧虑却成为现实。从1935年10月至1937年8月温州国共谈判达成之前，挺进师主力在闽浙边界往来游击，活动范围扩展至闽浙东部交界两侧，覆盖浙南、金衢盆地以及台州一部分地区在内的30余县。挺进师游击区的基本区域也由福鼎南区、鼎平两县交界，以及泰顺东部和瑞平，发展到飞云江中游的南北两岸，呈不断扩大之势。在游击战争的配合下，地方党组织亦普遍建立，挺进师先后成立了浙西南特委、浙南特委、浙东南特委和台属工作委员会，党员数量发展至4000余人，最多时达5000余人。挺进师或者在浙南“打击进犯的敌人，或者做稍长时间的休整”，如鱼得水，比初入浙时“自如多了”。其所扮演的战略支点的角色，可谓“坚如磐石”。可以说，挺进师入浙改变了红十三军革命失败后浙南乃至闽浙赣边区革命顿挫的局面，积累了闽浙赣地区的抗日力量。

结  语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十数个游击区大多在失去与中共中央联系的背景下，仍不断进行革命探索，摸索出适应本地区革命实际的战略和策略，为坚持革命斗争、积蓄抗日力量奠定了基础。

在自主革命探索的过程中，各大游击区都不同程度经历了由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型。大多数游击区，如闽东和闽北，是由老游击区或由苏区及其边缘游击区演变而来，故他们在根据地的依托下，因地制宜地依靠“小游击”战略率先完成了战略转型。相较之下，浙南游击区是中共中央派遣挺进师深入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开辟的新游击区，其战略转型的过程更为曲折。因此，挺进师与闽浙赣边区的游击战争既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共性，又具有独特的发展轨迹。

一方面，挺进师孤军进入闽浙赣边区，社会环境因素对其战略转型的制约远超闽东和闽北游击区；另一方面，由于肩负策应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重任，挺进师不得不以“大游击”为战略首选，因其与南方八省大多数游击区的“小游击”战略存在较大不同，致使三大游击区在协作游击的同时也产生争持。1936年9月，随着“两广事变”结束，国民党随之加强了对闽浙赣边区的“围剿”，这一革命形势的变化促使挺进师对浙南和浙西南游击区的社会经济政策及时作出调整，打通与民众的联系，并向“小游击”战略聚合。通过运用“小游击”战略，浙南、浙西南游击区在保持相对独立的同时展开协同联动，并与闽东、闽北游击区形成呼应 , 成功应对了国民党军队的残酷“围剿”。挺进师及闽浙赣边区对革命的探索实践与根据地的稳步发展，使闽浙赣地区成为中国南方重要的革命支点。

本文对闽浙赣边区革命实践的考察，揭示出游击战领导者们在失去中央指导的情势下，自主开展武装革命斗争的重要成效，但失去中共中央的指导并不代表脱离中共整体的革命方略，异常艰苦的斗争环境对南方八省各游击区的组织原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些组织原则又与中共对组织纪律的强调和党员个体的革命自觉息息相关。无论是闽东、闽北等地革命者因地制宜地领导着本地区的“小游击”，还是挺进师对中央革命方略的强调，以及适时向“小游击”战略聚合，都是他们对中共整体革命方略在地方社会的积极贯彻，也是中共组织原则经由党员自觉在地方革命中得到认真落实的体现。对挺进师战略转型的分析，不仅有利于理解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闽浙赣地区“小游击”战略的实践，也是揭示中国革命成功经验的有效路径。

（作者王才友，系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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