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抗战中的郭沫若：把文人学者“当成人”看
李斌 中国历史研究院
作者：李斌
来源：“光明日报”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15年8月7日 第13版）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四川乐山人，汉族，原名郭开贞，字鼎堂，乳名文豹，号尚武。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今天是郭沫若先生逝世43周年的纪念日，我们通过一篇《抗战中的郭沫若：把文人学者“当成人”看》，来了解郭老在抗战时期，对文人的关爱与鼓励。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战争。带上武装，在枪林弹雨中坚守阵地固然是最重要的反侵略方式；用文字和艺术的力量，凝聚民心，鼓舞斗志，也是不可或缺的反战力量。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乔装回到祖国，积极投身抗战大业。郭沫若对战争中人民的艰苦生活有深切的了解和悲叹，他本人也有过痛苦和落寞，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尽管如此，他却从未动摇抗战必胜的信念。郭沫若的乐观和坚忍，除了继承中国传统士大夫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外，更在于他对“把人当成人”信念的不倦追求。
组织文化界抵御日军“兽性”，从事抗战大业
郭沫若从日本回来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创办《救亡日报》并出任社长。大家约定不取稿酬。不仅郭沫若、潘汉年、夏衍等报纸工作人员发表了大量新闻报道，上海文化界的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等人也都义务为报纸写稿。该报成为当时上海文化界呼吁抗战的重要阵地。
将前线将士英勇抗敌的近况通过《救亡日报》传递给广大中国人民，同时展示中国将士文韬武略的精神风貌，是郭沫若和他的朋友们办报的重要目的。郭沫若以老朋友和报人的双重身份，多次带领夏衍、田汉等文化界朋友，奔赴前线，采访陈诚、冯玉祥、薛岳、张发奎等将领，写成通讯报道，并配以前线照片和诗词唱和，鼓舞中国人民“不悲观、不踌躇、不畏怯、不中馁，拼到最后胜利的到来”。
郭沫若创办的《救亡日报》第一期
呼吁“把人当成人”
“现代的战争绝不是纯粹军事力量的比赛，更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对抗。”
作为对抗日本文化侵略的实绩，郭沫若创作了6部历史剧，开展了先秦诸子思想研究。跟日军奴化中国人民，开人类文明倒车相反，郭沫若在这些作品中提振民族信心，捍卫人类文明，尊重人的精神生命，呼吁“把人当成人”。
《虎符》取材于战国时期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郭沫若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将“把人当成人”的启蒙精神注入其中。信陵君救赵，主要原因在于秦国的虎狼之师活埋赵国的40多万降卒，让国内15岁以上的男丁全部当兵，这都是把人当禽兽、当工具的表现。信陵君有信心击退秦军，“你把我当成人，我把你当成人，相互的把人当成人，这就是克服秦兵的秘诀”。魏王的宠妃如姬赞同信陵君的观点，冒着生命危险为信陵君盗出虎符，使信陵君能够统帅晋鄙的十万大军，在战争中获胜。如姬不顾魏王嫉恨信陵君且不愿出兵击秦的事实，冒犯魏王的龙颜，也是愤然于魏王不把自己当人看。她谴责魏王说：“你，你暴戾者呀！你不肯把人当成人，你把一切的人都当成了你的马儿，你的工具。”为了“人的尊严”“我的尊严”，如姬自杀在父亲的墓前。这一曲争取“把人当成人”的悲歌，荡气回肠，是郭沫若抗战时期话剧创作的主题。他说：“把人当成人，这是句很平常的话，然而也就是所谓仁道。我们的先人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思想，是费了很长远的苦斗的。”《棠棣之花》中的聂嫈、聂政姊弟，《屈原》中的屈原、女媭，《高渐离》中的高渐离，《孔雀胆》中的阿盖公主，《南冠草》中的夏完淳为了争取“把人当成人”，都用他们脆弱的身躯，做了最大力量的抗争。
郭沫若坚持以“把人当成人”为标准来衡量先秦诸子。他认为，儒家的“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每一个人要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事实是先要把别人当成人，然后自己才能成为人。不管你是在上者也好，在下者也好，都是一样”。郭沫若跟很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先秦诸子的评价有分歧，其中的关键在于他对墨子的批判。他批评墨子看重财产私有权，“人民，在他的观念中，依然是旧时代的奴隶，所有物，也就是一种财产。故他劝人爱人，实等于劝人之爱牛马”，是“王公本位”。可见，郭沫若扬儒非墨，跟他的历史剧创作一样，是为了呼吁“把人当成人”。
把文人学者“当成人”看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大后方的物质极度匮乏，文化界人士跟普通老百姓一样，生活陷入困窘之中。1940年2月，戏剧家洪深一家服毒自杀，留下遗书说：“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阳翰笙两个孩子病逝，本人又因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于1943年8月开始吐血。1943年9月，桂林《大公报》报道田汉的生活情况：“说来真有点黯然，田汉的笔尖挑不起一家八口的生活负担，近来连谈天的豪兴也失掉了。一桌人吃饭，每天的菜钱是三十几元，一片辣子，一碗酸汤。”茅盾1944年9月给朋友写信，报告自己腹泻，贫血病，浑身起疙瘩，困顿劳累。茅盾、田汉、洪深、阳翰笙都是文艺界最为知名的人士，他们的生活状态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情况可想而知。抗战期间，究竟有多少大后方的知识分子被贫病折磨而死，迄今没有一个完整的统计。
作为文化界领袖，郭沫若本人的生活也不好过，接近他的作家刘盛亚说：“有红萝卜的时候，他家里经常是吃红萝卜的。”即便如此清贫，郭沫若仍然愿意将“红萝卜”与那些贫穷的文艺界朋友分享。曹禺说，在重庆的时候，“郭老知道我们大多很贫困，便时常留我们在他家里吃饭”。洪深自杀的消息传来后，郭沫若立即带领医生前往急救，直到洪深一家被抢救脱险后方才离开。郭沫若闻讯田汉生活艰难，特意给田汉写信，“吾弟生活极窘，近已知其详尽”，愿意将历史剧《高渐离》的稿费赠送，“留弟处以为老伯母甘旨之费”。
郭沫若为爱国戏剧《保卫卢沟桥》题字
除了这些经济和医疗上的救援之外，郭沫若更多的是用赠诗、题词等文艺界特有的方式，去帮助那些文学艺术家度过艰难的抗战岁月，扶持和鼓励他们健康成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人当成人”，共同为抗战贡献力量。
作为在“风雨飘摇不定”中“文华怒茁”的“奇才异质”，有多少艺术家、文学家、学者受到了郭沫若的尊重和鼓励啊。他们在文化界领袖郭沫若那里被“当成人”，感受到了作为人的尊严，也因此对郭沫若充满了感激，正如在抗战时期跟郭沫若有过密切接触的冰心所说：“郭老！您的精神，永远在人类之头昭在。您就欢乐豪放地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迎风飞驰吧！”
作者李斌，系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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