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讨＂知青历史文化＂这样一个话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知青、历史、文化。＂知青＂，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世纪 所谓＂知青＂，顾名思义就是＂有知识的青年＂，又专指＂上山下乡＂的青年。那么当年上山下乡的青年都是初、高中毕业生，他们有知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楚什么叫＂知识＂。
什么是＂知识＂？＂知＂，就是＂知道＂；＂识＂，就是＂见识＂，二者合在一起才叫＂知识＂。知，是从书本上得来，正如古人所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识，是从实践中得来，所以古人说＂不但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有知识不等于就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知识的承载者、传播者、探索者、捍卫者、运用者；应该是有知识、有理想、有使命、有见解、有承担者；应该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者。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就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那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成果、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形成了此后中国知识分子难以企及的高峰。从汉文帝时董仲舒提出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过2000多年的儒家文化熏陶后，中国知识分子从＂士＂到＂谋士＂到＂进士＂的蜕变，逐步丧失了真正知识分子应有的功能，成了只知读书、做官的谋食者、钻营者，更有今天成了当官、谋钱的工具。当年的毛泽东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开展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上山下乡＂运动。
当年的＂知青＂有＂知识＂吗？回答是肯定的：有！因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工人农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文盲＂，一个初中毕业生已经是＂知识分子＂了。毛泽东正是出于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为基点才开展了＂上山下乡＂运动。让只在书本上＂知道＂的青年再去＂行万里路＂在实践中长＂见识＂，真正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合格的＂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判断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不是看他当多大官、有多少钱、有多少学位和头衔，而是看他承载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看他对人类的贡献和对社会进步的贡献，看他独立、高尚的人品、人格对大众的影响。
什么叫历史？一切发生过的叫＂历＂；记录下来的叫＂史＂。什么叫文化？＂文＂，是文字、文饰；＂化＂，是变化、转化，即＂文而化之＂。＂文化＂一词来源于西方，在拉丁文中原指＂对土地的耕种和对植物的栽培＂，后又引申为＂对人精神的培养和技能的培训＂。在中国古籍中，文化即＂文治和教化＂。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全部产品（多指精神产品）；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式。
什么是＂知青历史文化＂？顾名思义就是＂知青的历史、知青的文化＂，这里的中心词是＂知青＂。知青历史文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只有从中国大历史、大文化的视野来审视，才能把＂知青的历史文化＂的脉络理清。当然，对＂知青历史文化＂又有个＂见仁见智＂问题，很难有一个统一的为广大知青公认的回答。这并不奇怪，和很多事物一样，对＂知青历史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只有经过不断地争论、研讨，才能逐渐地明晰、统一、明确下来，这也是我们需要研讨的要义。
文化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社会现象，每一种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文化活动的积累及其积极成果作为能够促进人类进步的标志，便是文明。文化不是孤立的，文化有其民族性、地域性、阶级性、时代性的本质特点。由于时代的不同，对文化的认知、立场和观点、利益的追求也不同，这就是我们今天对当年＂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不同认识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对＂知青历史文化＂研究应该从两个方面把握：一是本体研究。主要从知青历史、文化的本质、界定、内涵、特征、功能等方面进行切入;二是关系研究。即＂上山下乡＂运动与当时社会历史大背景的关系。其中，＂关系研究＂是重要着力点。只有通过＂关系研究＂才能更好地把握＂知青历史＂和＂知青文化＂产生的原因，从而进一步提高和统一对＂知青历史文化＂的科学认识。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对＂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不断兴起，经过近30年的发展，＂知青历史文化＂研究经历了艰难探索、从无到有、主题明确、日趋深入的过程，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有些关于＂知青历史文化＂研究都是站在个人得失的立场上去评价这场＂上山下乡＂运动，而没有把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去加以剖析，偏离了＂知青历史文化＂研究的方向和本意。
马克思说：＂世界上只有一门学问，那就是历史。＂因为人类文明史的一切优秀成果都是历史内容。历史的发展是有一定规律的，就当时新中国的历史来看，＂上山下乡＂也是历史规律发展的必然。评价历史，最怕的是＂股评式＂的评论，在一切全部揭晓之后，开始讲这个对、那个不对，这是毫无意义的。
孔子说：＂士志于道＂。＂士＂是什么？在周至战国时期，＂士＂是一种等级，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道＂是什么？这里的＂道＂是指社会的道义、正义和社会的基本价值。全句是说一个知识分子要承担起解释世界、改造世界、追求道义、维护正义的责任。孔子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把君子与小人用＂义与利＂来界定。孔子认为：＂义＂即是＂公＂和＂大局＂；＂利＂即是＂私＂及＂个人＂。真正君子当以＂公、大局＂为心、为义；而小人总是以＂私、个人＂为念为利。
引申一下，实际今天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和看法也有个＂义与利＂的问题，站在＂义＂的角度和站在＂利＂的角度去评价＂上山下乡＂运动，所得出的结论肯定是不一样的。今天的西方哲学家把知识分子称为＂社会的良心＂，什么是＂社会的良心＂？就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什么又是＂人类基本价值＂呢？就是＂为社会多数人的利益，为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考量。＂这与北宋范仲淹所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是一致的，与孔子的＂士志于道＂也是不谋而合。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新中囯历史上知青及＂上山下乡＂运动的作用及演变是十分复杂的，绝不是任何一个结论、一种观点所能说明白和盖棺定论的。但有一个事实却无可争辨，那就是无论是知青时代、后知青时代、还是退休后的知青，都对国家建设、社会稳定、教育下一代、传承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很难用几句话或几段文字把知青及＂上山下乡＂运动概括得恰如其分。在对知青及＂上山下乡＂运动认识上不管有多少分歧，但在对知青的＂为国分忧、吃苦耐劳、无私奉献、拼搏进取＂的精神认知上还是一致的。如果我们抛开一切个人私利去考量当年的知青，知青实际上就是一批以天下人幸福为己任，有着家国情怀的寻＂道＂者。
我们作为＂知青历史文化＂研究者，如果对知青及＂上山下乡＂运动否定，既是对新中国前28年的否定，也是对广大知青的＂知青情结＂的漠视和亵渎。如果我们在一个错误的假设条件下去对＂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你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越多，离＂知青历史文化＂的本质也就越远，不但没有任何意义，反而会误入岐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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