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 一部分共产党员曾经奉派到国民党中工作, 从而身跨两党, 身兼双重身份, 毛泽东便是其中之一。他曾有过一段在国民党内任职的经历。由于能力超群、成绩突出, 他还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后来, 蒋介石叛变革命, 国共合作破裂, 毛泽东才结束了他在国民党内的工作。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 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在这次大会上,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最先提出了一个重要议题, 就是“实行国共合作”。他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在保持独立的前提下, 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 陈独秀等人最初是反对的。后来经马林的说服, 除张国焘、蔡和森外, 多数人基本上接受了这个主张。毛泽东、瞿秋白等人是赞成国共合作的。在这次大会上, 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委员、中央局秘书。
中共三大后, 毛泽东与瞿秋白等人相继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1923年9月16日, 毛泽东回到长沙。他此次回湘的主要任务是筹建湖南国民党总支部和湖南共产党组织。到长沙后, 毛泽东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成立了国民党长沙支部。接着, 他又建立了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与此同时, 他还在湖南创建了共产党组织。
1924年1月, 在共产党的帮助下,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 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毛泽东与瞿秋白等人以双重身份出席了这次大会。这两位跨党实干家一同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45年4月,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曾回忆了这段经历:我们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出席国民党的代表大会, 也就是所谓“跨党分子”, 是国民党员, 同时又是共产党员。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 我们不动手也不行, 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 致力于国民革命39年, 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 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 (瞿秋白是起草人之一) , 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 其中有一个鲍罗廷, 当顾问, 是苏联共产党党员。有一个瞿秋白, 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国民党一大后, 孙中山为加强地方党务, 决定派遣中央委员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五地设立执行部, 代行中央职权。上海执行部管辖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及上海四省一市的党务。执行部系国共合作机构, 上海执行部里的国民党人有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等, 共产党人有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等, 每个部门都有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共同执事。当时上海社会将这里称之为“国共群英会”。然而, 在国共人才荟萃的地方, 其相互之间的斗争是存在的。
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前, 国民党组织是非常涣散的, 不少党员只是挂名。为了改变这种一盘散沙的状况, 国民党中央决定改组前首先进行旧党员的重新登记。毛泽东在执行部里是组织部秘书, 具体负责此项工作。国民党内的一些右派不想被组织纪律约束, 极力阻挠旧党员重新登记工作。一天, 国民党元老谢持怒气冲冲地跑来质问毛泽东:“我从同盟会开始, 革命了几十年, 还要填表?我不登记!”并拍着桌子, 带动一批人无理取闹。有人气焰嚣张地说:“我们不来填表, 年纪轻轻的共产党人倒来问我们的履历!”毛泽东毫不示弱地回答:不来登记, 就丧失国民党党籍。我们必须维护革命纪律, 没有纪律就无法革命。毛泽东坚持原则, 态度坚决, 许多自持资历的国民党“老党员”都乖乖地填了表。登记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1924年6月18日, 国民党监察委员谢持、邓泽如、张继等人联合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提出所谓对共产党的“弹劾书”, 其它地方也上书攻击“跨党”的共产党员, 他们声称共产党人及党团刊物批评了国民党, 要求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在8月19日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 张继、覃振等国民党人先后发言, 重述所谓“弹劾”意见, 公然主张分裂, 掀起轰动一时的“弹劾案”。参加此次会议的共产党人瞿秋白当即作长篇发言, 予以驳斥, 他的发言据理力争, 得到国民党左翼人士的赞同和支持, 最终挫败了右派的分裂阴谋, 使国共两党的合作得以维系。在这次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击中, 毛泽东与瞿秋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25年3月, 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内的新老右派开始四处活动, 其代表人物是戴季陶。戴季陶接连写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和《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小册子, 公开反对工农革命运动, 攻击中国共产党, 声言要把共产党人驱逐出国民党。共产党把戴季陶的这些反共言论称之为“戴季陶主义”。当时在党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也写了一本小册子———《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及一些文章, 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1925年10月, 毛泽东被推任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上任后, 毛泽东继续与戴季陶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年11月至次年1月初,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谢持、邹鲁等人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所谓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俗称“西山会议”) , 宣布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党籍, 解除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等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资格。消息传出,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的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人士立即通电各级党部, 严厉驳斥“西山会议”的所谓“决议”。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发表了多篇批驳国民党右派的言论。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合力反击下, 国民党右派的分裂阴谋未能得逞。到1926年1月, 国民党二大召开时, 大会决定继续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给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以党纪制裁, 国民党右派只好收敛分裂动作。
1925年秋至1926年, 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工作的负责人, 瞿秋白是共产党中央宣传工作的主持人, 他们二人互相支持, 密切合作, 把国共两党的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军民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在中共三大会议上, 毛泽东作了有关农民运动的发言。他说, 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共如果重视农民运动, 把农民发动起来, 中国革命不难成功。1925年2月, 毛泽东因病回到老家韶山冲。在家乡, 他常到农民中间, 与农民们一起话家常、讲时事, 进行调查研究。他善于启发和教育农民, 他经常说, 大家可以算一算, 天下是穷苦人多, 还是土豪劣绅多?穷人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当然穷人多, 依我看, 推不推得倒土豪劣绅, 就看穷人齐心不齐心。他动员大家组织起来, 合在一起才有力量。就这样, 韶山第一个秘密的农民协会诞生了。
毛泽东在韶山还创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 给农民讲革命道理, 教农民识字、珠算。他讲课通俗易懂, 农民听得懂, 容易接受。他还在韶山吸收了一批中共党员, 并创建了农村第一个党的基层支部。
1926年初, 毛泽东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同时, 又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利用这一合法身份, 先后主办了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影响很大。从1926年夏至1927年春, 农民运动迅猛发展, 很快席卷全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 各级农协有5000多个, 会员逾千万人, 仅湖南全省75个县中, 就有55个县建立了农协组织。
在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开展时, 毛泽东收到一封来自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发来的邀请电。毛泽东接电后立即回到湖南。在长沙, 他受到工农代表们的热烈欢迎。会上, 毛泽东侃侃而谈, 分析并肯定了湖南及全国的农运形势, 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大会结束后, 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 在湖南国民党官员的陪同下, 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的农民运动。
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 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共32天, 行程700余公里。他根据所见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文章指出:在各县乡下的见闻是“农运好得很”, 应纠正一些人所说的“农运糟得很”、是“痞子运动”的议论。文章还指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 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 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 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 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最早看清蒋介石的野心
1926年3月17日, 从广州黄埔军校中传出一种谣言:“共产党策动海军局的中山舰密谋发动武装政变。”3月18日下午, 中山舰果然准备开往黄埔。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感到事情十分蹊跷, 他问海军局长李之龙, 李之龙回答:这是蒋校长的命令。3月19日深夜,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工友慌慌张张地跑到东山庙前西38号毛泽东的住所, 告诉他:海军局长李之龙被第一军第二师王柏龄的部下抓走了, 街上还戒严了。毛泽东感到事态的严重, 决定立即到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住地商量对策。毛泽东赶到季山嘉处时, 适逢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在场。从他那里得知, 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 还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软禁, 并扬言第一军不要共产党员存在, 赶走苏联军事顾问团, 这就是所谓的“中山舰事件”。
为了反击蒋介石, 毛泽东向季山嘉和陈延年建议: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 秘密到肇庆集中, 那里有叶挺的独立团。蒋介石的武力虽然在广州占有优势, 但就两广而言, 他的第一军兵力还是不足的。第二军的谭延闿和第三军的朱培德以及第四军的李济深等部, 都与蒋介石有所间隙, 李济深和蒋介石还有宿怨。因此可以利用矛盾争取他们, 至少可以使他们中立。季、陈二人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将消息迅速通知下去。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到达肇庆后, 即通电讨蒋, 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 必须严办, 削其兵权, 开除党籍。桂系首领李宗仁素与蒋有矛盾, 加上李济深, 两股强大的力量对蒋介石有一定的威慑力。
毛泽东的建议是切实可行的, 但当时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却没有将建议贯彻到底。他们从单纯军事观点看问题, 认为真要打仗, 蒋介石有一个师的兵力加上吴铁城的武装警力, 叶挺的独立团是不能取胜的。毛泽东因此担心, 如果中央决定对蒋介石让步, 最好的结果是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撤走。果不出毛泽东所料, 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对蒋介石完全持妥协、退让的态度, 他确定的方针是“中共中央应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 来稳定广州的局势”。他在给广东区委的指示电中, 要求中共继续忍让, 团结蒋介石准备北伐, 并决定接受蒋介石的要求, 撤出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
1926年5月15日, 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 蒋介石借口为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 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 即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委的人数不得超过执委总数的三分之一, 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 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由于中共方面的妥协, 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顺利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一批共产党员, 如林伯渠、谭平山、毛泽东只得辞职。
中共方面的妥协没有换来合作的“稳定”, 反而使得蒋介石野心膨胀, 一步步将共产党人逼迫到退无可退的境地。1927年4月12日, 羽翼丰满的蒋介石撕掉了伪装, 在上海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的大屠杀。一时间, 大批共产党员人遭到捕杀, 鲜血染红了黄浦江。随后, 武汉的形势也严峻起来。5月21日, 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35军独立33团团长许克祥制造了“马日事变”, 突然袭击省工会、农会, 释放在押土豪劣绅, 捕杀共产党员。武汉三镇危机四伏。7月15日, 曾以国民党左派自居的汪精卫在武汉打出了“分共”的旗帜, 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实行大屠杀、大逮捕。自此,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了。大革命失败后, 毛泽东是国民党重金悬赏缉拿的“要犯”, 中共中央实行紧急疏散时, 他因工作需要暂留在武汉。
1927年8月7日, 毛泽东在汉口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 即“八七”会议。会上, 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他指出:大革命失败后, 党必须发动农民和开展武装斗争。还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权”的理论。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后不久, 毛泽东即作为中央特派员赴湖南发动秋收起义。自此我党开始创建自己的武装, 领导人民武装夺取政权。
来源：《党史纵横》2017年01期，作者王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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