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在《丁玲研究》第2期发表题为《启蒙的代价——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丁玲精神史之一》的文章。严家炎教授在文中引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原教授郭罗基的话，说在1979年春天理论务虚会上，周扬讲，文学界的右派名单是毛主席交给他的，而且毛主席特意强调要通过“翻延安的旧账”，把丁玲划成右派。这条消息传得很广。
作为当年理论务虚会的参加者，我有责任说明真相。
理论务虚会是由叶剑英同志倡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哲学、历史、经济、法学、文艺等各界约100多位党的理论工作者出席会议。文艺界有8个人参加：周扬、林默涵、贺敬之、张庚、张光年、陈荒煤、冯牧、郑伯农。刘白羽同志也是与会者，但他是以军队代表的身份参会的。
这个会分两段，前一段于1979年春节前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春节期间回家休息，春节后在京西宾馆继续举行。只开过两次大会，开幕时由胡耀邦同志讲话，重新开会时由邓小平同志做重要讲话。“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小平同志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来的。除了两次大会，都是小组讨论。不按界别分组，每个小组都由不同专业的人员组成。每个人的发言自己整理，不是发言摘要，而是写一篇比较详尽的文稿，由大会印成简报发给每个与会人员。所以，我们虽然只听小组发言，其他组的同志讲些什么，从简报里也能知道。
周扬同志是我们这个小组的组长，郭罗基也是我们这个组的。对于毛主席亲定文学界右派名单，又亲手把这个名单交给周扬，我闻所未闻，很怀疑它的真实性。
一，我参加了所有的大会、小组会，从来没听周扬讲过，毛主席把亲手划定的右派名单交给他。当年作协被划的，还有唐因、唐达成、侯敏泽、杨犁等“小右派”，毛主席根本不认识他们，怎么可能把他们列入名单呢？
二，会议有简报，由发言者自己写，除非收回自己的意见，其他人的所有发言都能在简报上看到。会后简报统统上交。在我的记忆里，简报从来没有刊载过毛主席开右派名单的事。
三，1989年我到作协后，党组分工由我联系《人民文学》。当时刘白羽同志被请回来当《人民文学》主编，我几乎每月都要到白羽同志家里，向他请教、听取他的意见。我们除了谈工作，也谈历史往事。白羽同志告诉我，他在反右期间负责作协的反右工作。作协的右派名单，经作协党组讨论，报中宣部同意，由他到中央书记处汇报。那时是小平同志主持会议，同意作协报的名单。他还告诉我，1955年，周扬找罗瑞卿商量，重新调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他和公安部六局陈钟局长受命一起到南京查阅国民党留下来的上世纪30年代档案，在特务名册中看到冯达的名字，但没有发现丁玲本人有任何变节行为。延安整风时，陈云同志亲自主持调查丁玲的历史问题，做出结论，认为丁玲的历史是清白的。1955年的调查和延安审干时的结论是一致的。
四，丁玲被划成右派后，毛主席多次书写他于1936年送给丁玲的词作《临江仙》，中央文献研究室保留有原件，丁玲的秘书王增如同志也公开发表文章专谈此事。可见毛主席对丁玲并无恶感，甚至还有一定的怀念之情，他不大可能主动加罪于丁玲。毛主席晚年的书写稿改了一个字，“今日武将军”改成“今日女将军”。我以为改得好，因为将军本来就是弄武的。
理论务虚会已经过去40多年了，许多参会者已不在人世。文艺界的参会者，只剩下贺敬之同志和我。贺老已九十有七，我也年过八旬。所以，必须把我所知道的真相交代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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