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钱稻孙(1887—1966)，浙江吴兴人，日本古典文学翻译家、学者、图书馆家，曾任教育部视学、京师图书分馆主任、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1937年北平沦陷后，任伪新民学院讲师，伪北京大学秘书长、校长、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等职。1949年后，任齐鲁大学教师、卫生部出版社编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特约编译。他翻译的 《万叶集》以风格古奥典雅见称，最为中日学界瞩目，得到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 的称誉。他翻译的《源氏物语》以及日本学者的学术论著，也都受到高度评价。钱稻孙对日本古典文学的修养以及对日本文化的体认，受到中日两国学人的认可，并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但他在华北沦陷时期出任伪职，成了文化汉奸，“大节有亏，便无足观”，这使得他的翻译成绩较少受到后人关注，其人其事亦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钱稻孙
新时期以来，引起较大关注的关于钱稻孙的研究是文洁若1991年1月发表在《读书》上的《我所知道的钱稻孙》。作者回忆了跟钱稻孙学习日文及研究日本文学的过程, 并谈及钱稻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日本文学翻译。该文从个人交谊角度重提钱稻孙，使钱稻孙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目前，对钱稻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古典文学翻译与图书馆事业。《钱稻孙的归化翻译思想论——以〈汉译万叶集选〉为中心》 [1]是目前所见唯一一篇以钱稻孙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文以日语完成，探讨了钱稻孙以“文化对等”思想为基础，在翻译上体现为归化翻译的具体路径。《钱稻孙与〈万叶集〉的翻译》[2]、《钱稻孙〈万叶集〉汉译中的中庸思想》[3]等文章则具体论述了钱稻孙 翻译《万叶集》的特点及所体现出的“内外合一、文化融合”的中庸思想。关于钱稻孙在图书馆事业方面的成绩，《图书馆的另类馆长钱稻孙》一文叙述了钱稻孙对中国现代 图书馆事业的贡献，称其“与中国图书馆事业深有渊源”，“深知图书馆的图书对于研究的重要性，他从学者的角度，不遗余力为图书馆搜求资源”[4]。《学人钱稻孙的图书馆履痕述略》[5]则以时间为线索，呈现了钱稻孙在图书馆领域的任职经历与贡献，做出了客观的评价。此外，《〈鲁迅日记〉中的钱稻孙》、《鲁迅与钱玄同、钱稻孙叔侄》[6] 、《翻译家钱稻孙与日本出版人岩波茂雄》对钱稻孙的生平交游研究也有所涉及。前两文谈到钱稻孙与鲁迅的交游。据统计，钱稻孙在《鲁迅日记》中共出现163次，甚至比钱玄同还多[7]。后一文则利用新发现的钱稻孙致岩波茂雄的书信，概述了两人的交游[8]。关于钱稻孙的生平，值得注意的是，《文汇学人》和“澎湃”刊发的一组文章，考证了钱稻孙的照片和事迹，起因是其女婿刘节的一张照片被误认为钱稻孙[9]。另有两部研家的专著，都辟有专章讨论钱稻孙[10]。以上大致是目前学界对钱稻孙的研究情况。
关于沦陷时期的钱稻孙，以往的研究只是偶尔涉及，并无全面深入的论述。然而, 这一时段对其一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他出任伪职的经历及其日本古典文学翻译、其他文化活动，都有待细致梳理，以便完整呈现沦陷时期钱稻孙的心迹与行迹，也可见出沦陷时期附逆文人之一斑。这些可从新发现的钱稻孙夫人包丰保致胡适的一封未刊信谈起。
二、包丰保致胡适的未刊信
1946年，钱稻孙因在北平沦陷时期出任伪北京大学秘书长、校长等职，并参与日本人对沦陷区民众的奴化教育等汉奸行为，而面临南京国民政府的审判。10月11日，在审判来临之际，其夫人包丰保给胡适写了一封信，陈述钱稻孙在8年沦陷时期的经过，为何附逆，如何保存北大、清华两校校产等，恳请胡适出面以证明钱并非奸逆之人。此信是笔者在北京大学档案馆査阅档案时所见。现将该信披露如下：
胡适
适之先生大鉴，前次拜谒有扰至歉，兹为陈述稻孙八年来在沦陷期内之经过, 乞賜竟览以明真相，以免隔膜。彼之参加伪北大，实因汤尔和责以大义有不容推辞之势，兼之家有八旬老母，势难奉之就道，因此未克离平。廿六年冬，伪政府成立, 教育督办汤尔和以教育局长文化局长等职相邀，稻孙皆避不应命，请其成全不官之志，乃蛰居稍久，常有日宪兵来寓窥探，颇感威胁，平素本无多积蓄，至是家用亦告窘细。廿七年，汤尔和倡导恢复大学，事非敌军所心喜，汤以为不复高等学校将沦为殖民地矣。故曰青年是谁家之青年而忍心任其失学耶。于是遂为所动。于廿八年春，决然允任伪北大秘书长。其时各学院有院长负责，秘书处事但承转而已。故得专心于收回文化资财。为从敌军手中追回北大校舍及各方文物，煞费苦心，有数次几与日敌成冲突。
北大国学门研究所所藏古档汉砖壁画以及语音学仪器等当时有日人从其军部取得保管之名，占据其中，稻孙设法从其军部收回并令该日人所保管者亦交还，特由总监督出资五百元以酬其保管之劳，此可查北大办公处会计课支付五百元款与文学院点收册子作证，当时刘梦秋先生挈同点收文学院以此成立研究院。
李木斋先生之藏书名闻海内外，廿五、六年国家即有收购公开之意，商议未成而遇事变。廿八年，稻孙在秘书长时，曾为总监督汤尔和言此书恐有流出海外之虞。汤即以商之王克敏、汪时璟，遂由伪临时政府出资收购，再请拨归北大图书馆，书在天津由稻孙亲率少壮往天津点收运平，现有吴庚年先生出字证明，正式证件已呈法院。
清华大学图书馆当日军占为伤病医院时，欲利用书库将所有书籍分散与彼国各会社。稻孙得讯即以之商得教育督办周作人之同意，由稻孙自往清华原址与敌军队谈论收归北大图书馆保存，特另立专目收集一处，以便清华收回，共计十六万册, 证件已呈法院。获着清华大学校长出字证明。
北平研究院书籍八百六十种，五千一百六十七册及图一……于卅一年九月收归 北大图书馆。卅五年一月由该院收回，北大图书馆有卷可查……大学学生阅览室特 制黄色阅览券，……校长签名盖章，以示慎重。闻辅仁大(学)张星烺先生介绍最多图书馆有底券可查，兹有黄色阅览券呈验。
燕京大学之标本一部分存于北大理学院，此外有河南博物馆所藏墓志铭等，闻流入岛田某与关某之手，亦曾设法交涉收回，但结果未成而其随时用心于保存文物 之意必可概见。事虽非一人之力所能成，然其奔走交涉亦不无微劳。北大之未毁坏有冯友兰先生所谓北大四壁琳琅一语足可证明。北大学生之未曾奴化，有美国人Wensfild氏去冬来平视察北大时曾曰日敌在华北之奴化教育成绩几等于零云云。教育部长朱家骅来平时亦曾发表谈话赞许北大，此人人皆知，何用饶舌。当时周作人为教育督办，若不允呈转请求当局事亦难成。若无稻孙出力冒险与日军队交涉，恐亦不能收回，总之，各有各功，在敌人铁蹄之下能保存至是非容易，彼等若均是谄媚奸逆之徒，何能有今日之北大，不早将珍贵文物献之日敌耶，恐还从中取利以饱私囊，何致赤贫如洗几至断炊，一切务求谅察见原。若得先生一言以证稻孙并非奸逆则感激不尽矣，死亦暝目矣。
至参加谈话会及所谓强化运动者，有教部命令或不得不敷衍者，乃在沦陷区敌人压迫之下必所难免，皆敷衍面子，必非自愿，不但稻孙如此，凡我国人除奸逆之外均有此感。稻孙系常谓办事果难敷衍，面子更难。盖有时不得不敷衍也，此乃沦陷区内最苦痛之事。稻孙虽极力避免，但遇不得已时亦只得敷衍，所以后方虽苦, 究竟精神上痛快，若事事矫真恐与实际之事亦都难办矣。稻孙之所以不官亦即因此, 古人尚有权宜之处事衡轻重，岂能坚持小节以伤大事，因此委曲求全以待河山光复, 彼此之见解是否得当不论，但其一片愚忠或有可原之处尚祈。
见谅，所求证明一节，如能办到更所盼愿，不能亦岂敢勉强。
先生之所以迟迟者或恐与傅斯年先生宗旨不符，有碍面子，但傅先生所恨者, 奸逆耳，稻孙实非奸逆，爱国之心虽一，而处境不同而已。傅先生与稻孙本无宿怨, 不知因何如此攻击。丰保早拟一见一剖稻孙之冤，但又恐反招傅先生误会，此中必有小人谗害，屡说稻孙亲日，其实即使亲日，亦何能作为通敌叛国，亲日与叛国两事稻孙之所以与日本文人往来者，乃拟取回一些我国古代文化资料而已，岂能即以媚日通敌论罪，此曾务乞先生调解苏通，是所至盼至恳者也。稻孙平素办事太认真, 不肯稍循私情矫枉过正之处，或许有之，至本人个性实光明磊落。昨见《世界日报》载谓：若非故意献媚敌人，虽献铜献铁亦不能称为汉奸，此言最通情理之言， 推此即知，当局亦渐了解沦陷区内人民之苦哀矣。
先生公忙见面忽忽不尽欲言，故修此代面敬祈。鉴察专此敬请
双安
包丰保叩上
卅五年十月十一日
昨见《纪事报》载稻孙十九日公审，不知确否，若能赐证明，务祈早为掷下是叩。
这封信明显有给钱稻孙开脱之嫌。从该信的措辞和内容来看，包丰保并非普通的家庭主妇。那么，钱稻孙真如包丰保在信中所言，在8年沦陷期内不仅无过，反而有功? 即便有过，也是情非得已，实属敷衍，其精神上之痛苦更甚于国统区之人民？这恐怕不能凭包丰保的一面之词，还得从钱稻孙的附逆经过及其动因来分析。
三、钱稻孙附逆之经过
1937年7月29日，日军攻陷北平后，亟须拉拢一批亲日文人为其侵略行径服务，相 继“落水”的就有钱稻孙与周作人。从附逆的时间来看，钱稻孙要早于周作人，并且周作人的“落水”，钱稻孙在其间起了重要推动作用[11]。两人相继附逆后，在日伪政权与日本方面的文教活动中多次"同台演出”。在很多场合经常能同时看到两人的身影。
关于钱稻孙出任伪职的时间，此前的研究认为开始于1939年1月，即钱稻孙接受汤尔和的邀请，任伪北京大学秘书长。包丰保在致胡适的信中也说：“于廿八年春，决然允任伪北大秘书长。”事实上，钱稻孙的出任伪职比这要早。从目前的文献来看，钱稻孙出任的第一个伪职是1938年1月任伪新民学院日本语讲师。1938年1月10日，伪新民学院在国会街正式成立，直接隶属于伪华北行政委员会，而不隶属于伪教育部，由王克敏任院长，可见其受重视程度。讲师由中、日两国人员组成，钱稻孙任日本语讲师[12]。伪新民学院宣称其创设意旨道：“为将来国家之干城以贡献中日满一体之实现，而巩固世界 和平之基础……以宣扬新民主义，培养有为人才，振兴东亚文化，进而以黄色民族，放异彩于世界之上者也。”[13]实际上，新民学院是以“养成能奉行日寇命令的奴隶官吏为目的”[14]。至少到同年8月30日东亚文化协议会成立时，钱稻孙还是新民学会讲师[15]。大概钱稻孙在伪新民学院只担任讲师，并无其他职务，所以包丰保并不以此为附逆行为,在信中并未提及。
紧接着，1938年2月9日，钱稻孙参加了由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京饭店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汤尔和、周作人等人也参加了该会并发了言。这是一日本人网络文化汉奸、实施奴化教育的座谈会。不管钱稻孙出于何种目的出席该会,在客观事实上已经是一种事敌附逆的行为。5月5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文化界，严厉声讨周作人、钱稻孙等的附逆行为[16]。至此，钱稻孙的附逆行为曝光于全国文化界，也第一次被称为汉奸。
8月16日，在伪教育督办汤尔和的召集下，钱稻孙参与了东亚文化协议会的筹备工作。30日上午，成立大会在北京怀仁堂举行，钱稻孙担任中方评议员[17]。东亚文化协议会是华北伪政府教育部与日本政府合力组织的机构，在官方声明的协议会大纲中，虽表明要“振兴中日两国文化”[18]，并主张“以传统之明伦亲仁为本，撷西学之萃以资利用厚生，努力迈进，庶几蔚为更进一层之新东亚文化”[19]，但实际上该会只是日本侵略华北地区文化教育领域的工具，欲通过该组织实施干预控制文化人的目的，以达到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渗透。中日双方并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交流，而是在日本军事占领的威胁之下召开此会的。这从会后的合影中，日本军官代表着军服、配军刀的形象即可知[20]。钱稻孙翻译《万叶集》即是东亚文化协议会的提议。1941年，钱稻孙还与周作人一起赴日本东京出席了“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两人参加了汤尔和在日本的追悼会，并一同前往汤岛第一军医院、横须贺海军病院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负伤的日本伤病员，参拜了供奉孔子的汤岛圣堂。
1939年春，钱稻孙受伪北大总监督汤尔和之邀，出任伪北大秘书长之职。1940年3月汪伪南京政府成立后，北平伪“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1940年10月，汤尔和逝世，北大总督由伪政委会秘书厅长瞿益错暂行兼代。1941年4月2日，钱稻孙正式就职伪北京大学校长[21]。直到1944年，“北大文学院发生了学生王善举打日本教授今西春秋的事件，日方提出要整顿学风，于是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自兼北大校长，钱稻孙的伪北大校长生涯结束，调任文学院长”[22]。1942年，钱稻孙又参加了“华北教育家座谈会”，并就“大东亚战争中华北文化人之使命如何”等问题发表了意见。这次笔谈是“华北宣传联盟，以在此大东亚战争节节胜利，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正当实施之际，欲确立人民中心思想，端赖社会最高文化人之倡导引领因特依目前需要，发起笔上座谈会”[23]。由此可知，这次笔谈的目的并不在真正的教育，而是配合“大东亚战争“的胜利。
在其附逆前半期，钱稻孙的身影主要出没在教育界，后半期则较多出现在文艺界。1942年9月13日，华北作家协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成立典礼，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钱稻孙入选评议员会，周作人任主席，其他还有俞平伯、沈启无、尤炳圻、杨丙辰、陈绵、毕树棠等。华北作家协会的目标的第一条就是“求文艺学术的发展，与大东亚建设的进展一致”[24]。这个组织虽无日本人参与，但正如沦陷区文学研究者张泉所言，“尽管它号称是一个民间团体，尽管它的许多成员的作品与日伪的宣传纲领无关，有的甚至还表达了不满和反抗的意向，但就一级组织而言，它是一个忠实追随殖民当局的文化控制机构”[25]。此外，华北作家协会还设立了“华北文艺奖金”，金额每年定为国币二千元，其中正奖一名奖金一千元，副奖五名奖金二百元，钱稻孙被聘请为小说方面的主审委员，诗词、戏剧、散文方面的主审委员分别为俞平伯、朱肇洛、周作人，每一文体类型还设有委员各三人[26]。
钱稻孙还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2年11月4日，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首次议题为“大东亚精神之树立”。钱稻孙作为中国代表发表意见，撮要如下：“东亚文明精神，中日印可谓鼎足而三，即中国之四海兄弟，日本之八紘一宇，印度之一莲托生，欧美精神重利，东亚精神重义，故东亚当以义为根基，并推广至全世界，吾人基于四海兄弟为一家之本义，东亚各国均应相亲相敬相尊，并互相发现其美点，欧美精神流入东亚后，因利与义之不同，无形中受其挑拨之影响，目今东亚人士应觉悟本诸文以载道之本义，谋东亚文化之团结，以普及于全世界,使世界成为整个真美善之人类。”[27]接下来，大会的议题是“大东亚精神的强化普及”、“以文学为途径的思想文化融合方法”。
1944年11月12日，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南京召开，钱稻孙被推举为议长，陶晶孙为副议长。会议分三组审査提案，钱稻孙为第一组召集人，讨论的提案有“建立新东亚文化与研究东方古代文化案”、“力谋与艺术界合作案”、“大东亚文化交流案”等。大会宣言的实际起草者为钱稻孙，内容如下：“我们在空袭下的中国首都南京，开这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深深通感我们的责任，为增强我们完成大东亚战争及确立大东亚文化的决心，勇敢宣言如左：一、我们须要尽力贡献，来提高大东亚共荣圈内各民族的文化水准，并且务使齐一步调；二、我们须要荟萃大东亚共荣圈内各民族的优秀精神，借为大东亚的共同目标，以期互相补益,结成一体；三、应相互尊重大东亚共荣圈内各民族历史与传统，借以发挥大东亚民族精神。”最后，由钱稻孙致大会闭幕词，略谓：“此次大会业已圆满结束，各位代表均热烈讨论，殊深感谢。惟因日程短促，未能尽量交换意见；但会后蒙苏沪两地当局招待，则在此旅行期间，仍有交换意见之机会。最后，本人深感抱歉者，即本人不善司会，致诸位或感有不便者，尚请原谅。”[28]这些所谓的文学者大会，实际上是为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服务的，从大会的议题即可见出。钱稻孙作为伪政权的重量级代表，投入敌人的文化阵营，对日本侵略者拍马逢迎、歌功颂德，是一种可耻的附逆行为。
1946年11月2日，钱稻孙被冀高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6年。其判决书
“主文为钱稻孙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权六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事实栏中，首述被告幼年即至日本入庆应义塾之幼稚班,成城学校清国留学生班，及东京高师之附属中学，嗣随其父至欧洲毕业于罗马大学，返国后历任各大学日文教授，自幼即受日本教育之培养，且系研究日本文学与彼土人士相接，因之羡慕日本文化而养成其亲日思想。次述北平沦陷后，钱逆出任各项伪职，及被捕经过。判决理由则对其声辩各点加以驳斥，认为被告在职期内所为之奴化教育行为,确凿有据。惟知亲日媚敌，甘心为敌伪利用，诱惑青年，反抗本国。其主张敌伪提携,揭蕖和平亲善，反共建国，组织青少年团，以筑成学生决战体制而完成大东亚战争，更有通谋敌国，宣传大东亚战争，反抗本国确据。其犯罪行为，系以奴化教育亲日媚敌以反抗本国，应视为概括之犯意，构成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29]。
至此，钱稻孙在沦陷时期的附逆行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经世日报》载《伪北京大学校长钱稻孙判决书》
四、钱稻孙附逆之原因
钱稻孙走上附逆之路，也有过一些犹豫与挣扎。包丰保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1937年冬汤尔和以教育局长、文化局长等职相邀，都被钱稻孙拒绝了。此_时期，钱稻孙内心纷乱，心神不定。在1938年2月11日致日本友人岩波茂雄的信中，钱稻孙表露了自己的心迹：“年贺状一直未寄出，失敬！恕罪！本欲去夏复信，无奈心境纷乱，竟无法提笔。”9月30日的信中又写道：“端礼回国后患扁桃体炎，已卧床四五日。小女亦患耳疾，终日心神不定。心虽挂念复信一事，却迟迟难以提笔。”[30]“无奈心境纷乱”、“终日心神不定”，大概是钱稻孙自卢沟桥事变以来的主要心绪吧。到底要不要出任伪职，钱稻孙想必也颇费了一番纠结，不仅得说服别人，重要的是还得从内心说服自己。
首先，钱稻孙认为中日交战，中国必败，如果抗日，不仅是亡国，恐怕还得灭种。在主战还是主和的问题上，钱稻孙是主和的，而且对中国之前途颇为悲观。在1949年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清华大学同事金岳霖谈到钱稻孙时说：“在日本占领北京之前，我有一次碰见钱稻孙，他那时是清华的图书馆长。我表示非抗日不可。他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31]1937年9月2日，吴宓访钱稻孙，在日记中记道：“稻公深知日本内部之盛强，中国之疏懈，故夙主和而非战，对前途极悲观。”[32]钱稻孙在清华的学生杨联陞后来回忆说：“在七七事变之前，钱稻孙对时局确是偏于悲观，他觉得就中日国力而言，如果单打独斗，我们实在打不过。”[33]与周作人一样，钱稻孙对中华民族亦抱悲观的看法。尤其是在日本民族的强大观照之下，这一看法更为突出。这应是钱稻孙附逆的基本原因。
其次，钱稻孙是“亲日派”，对日本文化有很强的认同感。与周作人成年后才赴日留学不同，钱稻孙在青少年时期就随父赴日留学，当时只有14岁，在日本完成了初等、中等教育，留日时间长达7年之久。这段时期是一个人确立自我、吸收知识的重要时期。
钱稻孙的成长受日本文化影响较深，他对日本文化的熟悉和认同非寻常可比。当时就有人称，“除了知堂老人和张子和两位老先生外，大而能够懂得日本古典文学，戏剧，诗歌，古代的日本典章制度；小而日本之风俗，礼仪，民情，宗教的人，恐怕只有钱稻孙先生了。听说张我军先生，还是他的门下弟子呢，又现在在清华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的散文作家朱自清先生，也正在跟他研究日文。钱先生去年曾领了一批清华同学赴日参观，很受一般日本文人的推崇。据说，今年暑假，钱先生又打算在休假中去国赴日，又据说此行的目的是研究日本之古代藩郡制度哩”[34]。可见钱稻孙对日本非常熟悉，并得到中日两国的推崇。
他有许多日本友人，著名的岩波书店创办人岩波茂雄就是其中一位。他的10个子女，正式在日本留学的就有5位。“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长子钱端仁一家尚在日本，三儿钱端礼也在日本学习。”[35]其中两个儿子娶了日本太太，有一位就是岩波茂雄的外甥女。钱稻孙的家庭与日本有着密切联系。如果从家庭而言，钱稻孙与日本真正做到了一家亲。当战事来临，到底是从民族大义出发，还是保全小家，就会有些踌躇了。这些当然不能成为钱稻孙附逆的直接条件，但是这种亲密感，很可能在其犹豫不决时,让日本这个形象在其个人生活中并不显得那么罪恶，从而消减对日本侵略暴行的谴责,进而失去价值立场。
再次，钱稻孙的附逆，家累与日本人的威胁也是重要因素。“据钱稻孙现唯一在世的子女钱亚满回忆，沦陷后也曾有举家南迁的打算，因奶奶年事已高，无论如何不走。父亲是大孝子，只好留下，一大家子人要吃饭，必须出去做事。”[36]包丰保在致胡适的信中也说道：“彼之参加伪北大,实因汤尔和责以大义有不容推辞之势，兼之家有八旬老母,势难奉之就道，因此未克离平。……乃蛰居稍久，常有日宪兵来寓窺探，颇感威胁，平素本无多积蓄，至是家用亦告窘细。”包丰保的解释是，一开始钱稻孙并不想出来做官,只是蛰居久了，受到日本人威胁，积蓄告罄，所以才出来接受伪职。这些理由不能用来推脱责任，但确实也是一些现实原因。以上原因可说都是一些外在的原因，或者只是一些诱因，而真正让钱稻孙走上附逆之路的，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最后，钱稻孙附逆更深层的原因，也是大多数沦陷区知识分子走上附逆之路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如果自己不岀来担任此职，则有忠心替日本人办事的走狗来担任。如果这样，沦陷区的人民就会遭殃，那还不如自己担任此职，还可以替人民办点事。这样一想，似乎可以减轻自己的罪恶感，可能还会产生一种救济世人、匡扶天下的错觉。包丰保致胡适的信中即有“汤尔和责以大义有不容推辞之势”，“故曰青年是谁家之青年而忍心任其失学耶。于是遂为所动”。沦陷区这样的例子较多。剧作家姚克的学生曾跟他提到，自己如何被伪“华影“总经理张善琨劝说“落水“的——
“张善琨劝我，而且还说明如果他不当'华影'总经理的话，就会派一个死心塌地的走狗来掌管整个电影业。他还说，如果你不想和‘华影’签订合同，还有几十几百个演员，他们倒是心甘情愿地想做使日本人和汉奸们高兴的事。然后，他问我：你说该怎么办？是拯救电影业，使它不致被日伪完全垄断呢？还是让一伙没有良心的蹩脚演员在整个沦陷区的银幕上歌颂大东亚共荣呢？于是，我签了字”[37]。
这个理由很有说服力，关键能说服内心的自己，使附逆的行为变得冠冕堂皇，甚至还有几枷壮色彩。
五、沦陷时期钱稻孙的翻译及其他
作为翻译家的钱稻孙，在沦陷时期有不少译作。这些译作无一例外都是日本文学作品或日本学者的学术论文。
译作主要有《日本古歌诠译》、《万叶集选译》、《万叶一叶》、《伊势物语》、《安贵王歌一首并短歌》、《日本谣曲〈隅田川〉试译草》等日本古典文学作品，还有《转生》（志贺宜哉）、《华土日人新句译》、《水江浦岛子歌》（高桥虫麼）、《家畜》、《韵译藤村老人千曲川》（岛崎藤村）、《寄居蟹》、《城濠居》（志贺直哉）、《不如归剧本》（用日本德富芦花小说意）等近世日本文学作品，还有《日本精神与近代科学》（永井潜）、《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石田干之助）等学术论文。以上译文主要发表在《中和月刊》、《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同声月刊》、《华北作家月刊》、《艺文杂志》、《日本研究》等刊物上。此外，钱稻孙还出版了3本译著《日本诗歌选》（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1941年）、《盒树记》（北京近代图书馆，1942年）、《樱花国歌话》（北京中国留日同学会，1943年）[38]。大部分译作是在由日伪或日本人所办的文学期刊上发表，或由日伪的出版机构出版。“这可以说是在文化交流的形式下实施不平等的文化霸权。”[39]然而日本对这种远离现实环境的古典文学翻译，有时还表现出不满。日本人对由周作人挂名负责的《艺文杂志》给予厚望。钱稻孙在该刊上发表了日本古典名著《伊势物语》的译作，但日本人认为“翻译《伊势物语》和俳句没有反映出当前严峻的现实”[40]。
从翻译角度而言，钱稻孙不仅是一个文学翻译家，还是一个学术翻译家，对中日文学、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考虑到当时的沦陷语境及钱稻孙的附逆行为，他的日本文学与学术翻译就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行为，而是带有事伪色彩的附逆行为。因此，钱稻孙在沦陷时期的翻译，其行为本身更值得关注。有研究者认为，“翻译有助于塑造本土对待异域国度的态度，对特定族裔、种族和国家或尊重或蔑视，能够孕育出对文化差异的尊重或者基于我族中心主义、种族歧视或者爱国主义之上的尊重或者仇恨。从长远来看，通过建立起外交的文化基础，翻译将在地缘政治关系中强化国家间的同盟、对抗和霸权”[41]。那么可以说，沦陷时期钱稻孙的翻译行为，则强化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霸权。
沦陷区文学研究者陈言在探讨沦陷区的文学翻译时认为，
“反观战时下的译介活动，翻译在民族意识与文化主体性构建中的作用被充分调动，故而译介过程显示出了选择性的操控和压抑性质。……在日本占领区，民族国家意识受到压抑，自我表达的空间相对狭隘，民族国家话语与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基本上处于分离状态。但这并不妨碍外国文学,尤其是日本文学的译介、研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翻译家和学者通过改变工作方式，继续从事外国文学的译介研究，如转入地下，以隐蔽的方式译介、研究抗战文学，或在战火中继续经典文学的译介，如朱生豪；另一方面是日本为了凸显和宣扬本民族的优越性，鼓吹其文化纯粹论，在政策上扶植日本文学的译介研究工作，从而造成沦陷区日本文学翻译的畸形繁荣”[42]。
钱稻孙在沦陷时期的翻译行为正是受到日本人的扶植，客观上凸显和宣扬了日本民族的优越性。
以《樱花国歌话》的翻译为例。该书原名《日本爱国百人一首》，收入“北京中国留日同学会丛书”，1943年3月15日由新民印书馆印行，前有周作人“小序”。周作人在小序中介绍道：“此选原名爱国百人一首，盖仿照通行的小仓百人一首之形式，而专取爱国的诗歌，作者百人，人各一首，故名”；“钱先生此译，根据彼邦学者公选定本，古用古语，今从今体，达旨造词，备极美善，以此一卷包举日本爱国精神，绍介于中国，诚为有益之事”[43]。钱稻孙对该书的翻译也有所介绍：“或者于日本之风习、故事、诗歌,及日本此时之教育精神所在，有可参考。”[44]事实是，敌伪机构“文学报国会“为配合当时的“大东亚共荣圈”建设，认为此前的百人一首“言情居半，亦或写景，失之太柔,且多传讹窜改，考证家不无指摘。于是由文学报国会倡议，别选此爱国百人一首之歌”[45]，于1942年11月20日公布，钱即于12月1日起翻译，稿竟于1943年1月29日，用时仅两个月。如此之快，应是敌伪授意，以便让“支那顺民”诵读。钱在跋中所言“今兹所译，实出一时兴致”[46]，不足信也。钱稻孙大力翻译敌国之反映爱国精神的诗歌,宣扬敌国文化之先进，这一行为已有事伪附逆的色彩。沦陷语境中知识人的学术行为或学术研究，并不能视为简单的学术问题，在其言与不言背后，往往有所“隐喻”和“象征”[47]。
钱稻孙著《樱花国歌话》，新民印书馆，1943年版
从翻译的文本角度而言，钱稻孙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翻译，如《万叶集》等得到后世好评。“以中土之韵文传彼邦之伟作。字斟句酌，程寄所难，读者必能知其用心之苦焉。”[48]这是当时编者对《万叶集》译文特点的概述。钱稻孙能从形貌与神韵上领悟日本古典文学之精髓，然后选择合适的中国诗歌形式将其翻译过来，如这一时期的《万叶集选译》就采用《诗经》的四言形式进行翻译。因此，如果抛开翻译行为本身的附逆色彩，仅从翻译的文本来评价，钱稻孙为将《万叶集》译成古雅的中国诗歌而苦心孤诣地摸索，使译诗成为拟古诗的上品。有学者称“《汉译万叶集选》作为我国最早的《万叶集》译本，在介绍与研究日本古典诗歌方面的业绩是不可抹杀的。”[49]
与沦陷时期钱稻孙的翻译表现出两面性相似，钱稻孙的其他一些活动客观上起到了保存文教的作用。包丰保在致胡适的信中，也主要从这些方面为钱稻孙开脱罪责。其中值得一提的有整理原北大旧存书籍、接收李氏木犀轩藏书、接收整理清华图书馆藏书。伪北京大学成立后，图书馆亦同时恢复。1939年1月，周作人收下伪北大图书馆馆长聘书，但伪北大图书馆的主要工作由钱稻孙处理。周作人任教育总署督办后，钱亲兼馆长一职。北大图书馆吴晞先生对伪北大图书馆时期评价道：
“沦陷区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成立后，在整顿图书馆工作、维持馆藏图书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尽管它是日伪政权下的一个机构，后人也常常冠之以‘伪’字，但如果没有它的存在，北大图书馆的藏书和设备在沦陷后必将会被劫夺殆尽，蒙受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从保管维护北大图书馆的角度看，日伪时期，北大图书馆，的存在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50]
“沦陷区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成立后，在整顿图书馆工作、维持馆藏图书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尽管它是日伪政权下的一个机构，后人也常常冠之以'伪’字，但如果没有它的存在，北大图书馆的藏书和设备在沦陷后必将会被劫夺殆尽，蒙受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从保管维护北大图书馆的角度看，日伪时期，北大图书馆，的存在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50]
在钱稻孙领导下，李木斋木犀轩藏书被收购，由北大图书馆保存。这批藏书是战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清华图书馆能追回原有图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钱稻孙将清华图书单独存放于伪北大。他组织人员认真整理，并制备中西文目录，“其整理手续，系先按门类粗加整理，即行入库，然后再本书架片，细加査对排列，其书库则匀出第三、第四两层，专为存放清华图书而用，决不使其与本馆图书相混乱”[51]。因此，“不管怎样，钱稻孙的做法，客观上保护了危难之中的清华图书……钱稻孙的存在，对于保护日伪时期清华图书同样具有一定意义”[52]。
结语
1943年，钱稻孙给“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民国卅二年毕业纪念“题词道：“共为国士毋相忘。”[53]显然，钱稻孙认为自己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在国家陷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国士”。这个“题词”颇能见出钱稻孙当时的真实心态。因为给毕业生“题词”无须作态，也不需敷衍，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真实想法写几句寄语。周作人的“题词”是《论语》中的一章：“譬如为山，未成一簧，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簧，进,吾往也。”这种题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什么问题。钱稻孙的题词则表明他内心是以“国士”自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一种附逆行为。相反，他可能觉得自己出任伪职是为了民族大义，有不可推辞之责任。这在包丰保给胡适的信中已经有所表明。这种“国士”心态，也是沦陷区大部分知识分子接受伪职的重要心理。这其实相当具有麻痹作用，其危害相当大。傅斯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谈到周作人与钱稻孙的附逆问题。对于周作人，傅斯年说：“他一生也没作过一句痛快文章，甚至没有做过一件痛快事，参加伪组织也是此种作风。”他认为，周作人是大汉奸中罪过比较轻的，而对于钱稻孙的评语则不然。他说：“比起来钱稻孙便要可恶多了，听说日本天皇发下降伏诏书以后，他还不信日本降伏是真的呢!”[54]钱稻孙被“洗脑“得比周作人还要厉害。
自认“国士”，那只是钱稻孙的一厢情愿。实际上，钱稻孙是日伪政权的高级伪吏。这一点不容置疑，从上面关于钱稻孙出任伪职及其原因的探讨即可得到证明。对于沦陷区知识分子的行止，该如何评判，不能过于简单，需要具体问题具体看待。历史学家辛德勇谈到沦陷区的知识分子时认为，“在沦陷区生存，有很多大后方体验不到的困难，不能过于简单地看待当时的这些活动，即使是为养家糊口，到日伪政权官办的'伪学校'里教教书，也不宜像傅斯年等人那样苛求，将其认作通敌的伪职”[55]。容庚即是一例，因其在伪北大教书，被傅斯年认为是附逆[56]。容庚与钱稻孙不同。容庚为了养家糊口，在伪北大从事研究和教学，而且只是一位普通教师，无其他附逆行为；而钱稻孙则参与到日伪政权中，在文教、宣传等方面都替日本人服务。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
综上所述，沦陷时期的钱稻孙为了一己之利，违背民族大义，投靠日本人，出任伪职，这些行为都是可耻的附逆行为，应该受到批判。如果从具体情况出发，如杨义在评判沦陷区文学时主张“侧重从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着眼，不以现在在政界文坛的职位衡人。对于过往的人事，力求采取开明宽容的态度，因为大将少帅已经轻易地把国土奉人,过分苛责靠卖文为生的弱者，岂非有失公道”[57]，那么，今日看来，钱稻孙当时的日本古典文学翻译，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其他如包丰保致胡适信中所言，他在客观上也保存了一些文物，这些虽是事实，但不能改变其附逆的基本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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