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网友给笔者推荐了朱维毅的《生命中的兵团》一书。
书籍作者朱维毅是北京“老三届”，曾在山西榆次插队6年，1975年成为工农兵大学生，1988年赴联邦德国留学，取得工学博士学位。这本书是他历时两年采访了多位北大荒生产兵团历史的亲历者，查阅和收集了大量历史文献和档案，在口述和文史两个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在《生命中的兵团》第十五章“名誉与情欲”中曾经记述了这样一件往事：
在北大荒垦区内确实存在一些基层干部利用权力染指女知青的“生活作风问题”。
据3师21团天津知青孙志强讲述：“必须说，大部分老职工是好的，但女知青受迫害也绝不是极个别现象。我返城后找对象时，对方如果是在兵团入党的就免谈，因为我知道女知青‘被窝入党’的情况不少，我们连就有这样的。一个上海小女孩莫名其妙就当上卫生员了，结果跑回上海去堕胎，至今不能生育，后来我知道了是副连长办的她……”
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颜文斌的秘书陈吉才也讲述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当时兵团对干部的这类错误抓得很严，颜副司令听说自己的老部下54团的章团长和一个女知青的风言风语之后，立刻就下到54团调查，却被章团长哄骗过去。颜副司令走后，5师继续调查章的问题，最后查明了他的罪行。1970年8月26日，5师党委向兵团党委呈交正式报告，指出54团章团长“一年多来利用职权，以帮助女青年政治进步、培养入党入团、关心女青年生活、了解家庭情况（为由）找女青年谈话”，先后调戏女青年11人（其中5人待查实），奸污1人（先后4次）。“呈请兵团首长批准停止其一切职务，进行反省。待其错误彻底弄清后，再详报处理意见。”
这个现象说明，性腐败现象在当时确实是存在的，但仅仅是少数现象，而且当时的兵团也一直是重拳反腐、雷厉风行，对这样的行为绝不姑息。
这让笔者想起了严歌苓的小说《天浴》，严歌苓显然是把道听途说的个别现象描述成一个系统性的现象，进而诋毁和污蔑毛泽东时代，这是伤痕文学的惯用手段。
个别腐败现象在毛泽东时代的存在恰恰反证了毛主席晚年的担忧是多么的正确，他进而要通过放手发动群众，让工农大众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方式来彻底铲除腐败的土壤。
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的出现，毛主席曾严正告诫全党：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对腐败分子轻者要批评教育，重者要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到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之前，有人来向毛主席说情，说他们是有功之臣。毛主席却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正如有学者概括的，毛泽东时代反腐败的特点是：“条规简约，却令行禁止；杀人不多，却警钟长鸣”。
毛主席反腐的制度经验很多人都做过总结：
如毛主席重视党员干部的看书学习问题，注重党的思想建设，适时组织各种教育学习和整风整顿，帮助党员干部坚定革命信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又如毛主席重视党内生活，在党内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又如毛主席重视民主政治建设，最相信群众、最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又如毛主席始终躬身垂范，不仅自己始终保持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作风，还首先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朝鲜战场，不准公车接送女儿，收到礼品一律交公，亲友请托一概拒绝，两个女儿都被他送到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毛主席彻底铲除了滋生腐败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权力寻租的空间。
毛泽东时代，我国廉洁状况之优，有口皆碑、有目共睹。今天我们谈对腐败“零容忍”，显然不仅应该借鉴毛泽东时代政治制度建设的经验，也应该重视经济制度建设的经验。
前两天关注徐州丰县的事，很多人都在扯什么国情和发展阶段问题，涉及到反腐问题上，很多人也是类似强调。如此，还怎么做到“零容忍”？
“不反腐败亡国，真反腐败亡党”这样的混账话，只有独夫民贼蒋介石才说得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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