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撮反动的富人，一个小小的阶级，说服了一百万穷人去攻打并且企图毁灭和他们一样穷的人……
按：本文转载自“食物天地人”公众号，原标题《白求恩 | 《创伤》：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导 语
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食物天地人”特别推送白求恩自认的最佳文章之一——《创伤》。《创伤》透过白求恩亲历战争的视角，揭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对亚洲和中国人民造成的惨烈创伤和巨大灾难。这篇文章深入战争本质，反思人类和平何以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反法西斯主义、反殖民侵略，必然是反帝国主义、反全球资本主义掠夺和压迫的一部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十年后——两星期前的8月15日，日本多名政坛高官和民间人士依然前往供奉战犯的神社“拜鬼”，而日本右翼政府多年来修改教科书、刻意掩盖侵略历史也使得多数日本年轻人被蒙蔽。可见，日本右翼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且有愈演愈烈趋势。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如火如荼的1930年代中叶，加拿大著名外科医生、加共党员、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曾愤慨指出“章鱼状的垄断资本主义已四处伸出触手，日本侵略中国即是一例”。1938年，刚自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战场回到北美的白求恩受美、加共产党委托，率医疗队奔赴中国抗日战场。在晋察冀边区，他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有时接连几天不休息做近百台手术，挽救了无数抗日将士的生命。他说：“你们不要拿我当古董，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他救治的不仅是八路军战士，也包括日本战俘。不仅因为我军有优待俘虏的革命人道主义传统，也因为他深刻洞察到这场战争的本质：金融资本和资本家，为了更廉价的原料、更多的市场、更大的利润，而不择手段发动战争。然而同样受剥削的日本劳动群众，却拿起刀枪为帝国主义卖命，到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屠杀跟他同样阶级的兄弟姐妹。
白求恩超越了自身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精英外科医生的身份，为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抗战事业牺牲在岗位上，毛泽东有感于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写道：“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头顶上的煤油灯不断地发出嗡嗡的声音，好像一窝发光的蜜蜂。泥墙，泥地，土炕，白纸窗户，血腥味和哥罗芳的气味。寒，凌晨三点钟，冬天，华北，灵丘附近，随着八路军。
白求恩在河北涞源孙家庄小庙给伤员做手术
图片来源：中国军网
负伤的人们。
有的伤口像干涸的小池，板结着黑褐色的土块;有的伤口边缘被黑色的坏疽感染成皱褶状;有的伤口表面干干净净，深处却隐藏着脓液，穿过大块坚实的肌肉，在其四周滋漫，就像被堤坝堵住的河水，如一股热流，在肌肉之间和肌肉周围窜流;有的伤口向外鼓出，像萎谢的紫兰，凋零的红石竹，令人望而生畏的血肉之花;有的伤口冒出一块块的黑血块，搀杂着不祥的血泡，浮在再度不断外溢的鲜血上。
肮脏的旧绷带和血块一起紧粘在皮肤上。细心些，最好先把它弄湿，顺着大腿，把小腿抬起来。怎么了，它像一只口袋，一只又长又松的红袜子。哪种袜子?圣诞节礼物的袜子。那根坚硬的好骨头在哪里?碎成了十几片。用手指镊出来;像狗牙那样，又白又尖，参差不齐。再摸一摸，还有剩下的吗?有，在这里。都取出来了吗?都取出来了，不，这里还有一块。这块肌肉死了吗?掐一下，对，死了，割掉它。怎么再愈合呢?那些曾是非常健壮的肌肉，现在却被撕烂破坏成这个样子，怎么再恢复以前那种引以为豪的张力呢?一张，一弛，一张，一弛。多有意思!现在全完了，一切都完了，被彻底毁坏了。该怎么办呢?
下一个。还是个娃娃!才17岁。腹部被穿透了。哥罗芳准备好了吗?一股臭气从切开的腹腔里冲了出来。粪臭味，一盘盘肿胀的粉肠，四个穿孔，缝合，缩拢缝紧。把骨盆里的脓液吸尽。管子，要3根，真难缝合。让他保持温暖。该怎么办?把砖块在沸水里浸一浸。
坏死症是一个狡猾的、蔓延性的家伙。这一个还活着吗?还活着呢。从技术上来说，他还活着。给他静脉注射生理盐水。也许他全身无数的细胞还会记得。它们或许会记得灼热的盐海，它们的老家，它们最初的饮食。追溯到百万年前，它们或许会记起别的潮流、别的海洋，以及海洋和阳光如何孕育着生命。这或许会使他们抬起疲乏的小脑袋，畅饮一番，挣扎着再次活过来。这也许能办到。
又一个。再到收获的季节，他还会乐哈哈地在骡子旁边沿路奔跑吗?不行了，他再也跑不了了。只有一条腿怎么跑呢?他以后干些什么呢?唉，他只能坐着看别的小伙子跑了。他会想些什么呢?他会像你我一样地思维。怜悯又有何益?别可怜他!怜悯只会削弱他牺牲的意义。他是为了保卫中国而做出牺牲的。帮助他，把他从桌上抬下来，用你的双臂抱着他。怎么，他竟轻得像个孩子!是的，是你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
人体多么优美，它的各部分长得多完备呀;动作多么准确、柔顺、自豪而健壮;一旦伤残了，又是多么可怕。生命的细小的火焰愈来愈微弱，最后隐约一闪而熄灭了。就像一支蜡烛，静悄悄地熄灭了。熄灭前发出了抗议，然而又屈服了。说完了该说的话，就缄默了。
白求恩与一名面部受伤的男孩
(可能是一名八路军)| 图片来源：网易
还有伤员吗?4个日本战俘，把他们抬进来。在受伤痛折磨的人中，没有什么敌人。把血污的军服剪开，把血止住，让他们躺在其他伤员旁边。哦，他们就像兄弟一样!他们是职业的刽子手吗？不，他们是业余的士兵，劳动者的手，他们是穿了军服的劳动者。
没有伤员了。早晨6点钟。天哪，屋里很冷。把门打开。远方蔚蓝色的山顶上，晨曦初露。一小时后，太阳即将升起。上床睡吧。
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医院为准备出院的八路军
伤病员检查身体。沙飞 摄 | 图片来源：新华社
可是毫无睡意。这种残忍、这种愚蠢的原因又是什么？一百万劳动人民从日本来屠杀和残害一百万中国劳动人民。日本劳动者为什么要攻击他们的兄弟劳动者，迫使他们不得不起来自卫呢？日本劳动者会从中国人的死亡中得到好处吗？不会的，他们怎么能得到好处呢？那么上帝啊，究竟谁能从中渔利呢？ 派这些日本劳动人民来干这杀人勾当，该由谁负责？谁能从中渔利呢？这些日本劳动人民怎么会被驱使来进攻中国劳动人民——他们的穷兄弟，他们的患难之交呢？
可能吗？一小撮反动的富人，一个小小的阶级，说服了一百万穷人去攻打并且企图毁灭另外一百万和他们一样穷的人？富人可以因此变得更富有？可怕的想法！他们是怎样说服那些穷人到中国来的？告诉他们真相吗？没有，如果他们了解了真相，决不会来的。他们敢告诉这些劳动人民，只是他们想获取更廉价的原料、更多的市场、更大的利润吗？不敢，他们说这场野蛮的战争关系到“民族的命运”，是为了“天皇的荣誉”，为了“国家的光荣”，为了他们的“君王和祖国”。
漫画“它说：这儿是生路”，廖冰兄，1938年。日本军国主义欺骗日本民众去参军，但却把人们引入了炮弹口 | 图片来源：食物主权志愿者摄于中国美术馆
胡说，纯粹是胡说八道！
如同犯有其他罪行（如谋杀）的罪犯一样，发动罪恶的侵略战争的罪犯必须在那些可以从这些罪行中渔利的人当中去寻找。日本的八千万劳动人民，贫苦的农民和失业的产业工人会从战争中得到好处吗?在整个侵略战争史上，从西班牙征服墨西哥起，到英国占领印度，意大利掠夺埃塞俄比亚，有过“战胜国”的劳动人民从战争中得到好处的先例吗?没有，他们从未在这些战争中得到过好处。
“晋东无人区”：1941年秋季大“扫荡”中，日寇用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将我五区许多村庄造成“无人区”。但我坚韧的边区人民，仍毫不松懈地在焦土上耕作，顽强地支援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蔡尚雄 摄 | 图片来源：搜狐网新闻载《影像中国：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藏晋察冀边区影像原件》
日本的劳动人民甚至从本国的自然资源——金、银、铁、煤、石油中也没有得到过好处。多年来，这些自然财富已经不属于他们了，而是属于富人和统治阶级。千百万开发了这些矿藏的人却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怎么可能从武装掠夺中国的金、银、铁、煤和石油中得到好处呢？为了自己的利润，一国的富有，统治者难道不是把另一国的财富占为己有？他们不是一贯如此吗？
毋庸置疑，只有日本军国主义者和资本家有可能从这种大规模的屠杀，这种授权进行的疯狂行为中渔利。应该受到控告的是披着神圣外衣的刽子手，是统治阶级，是那个真正的国家。
那么，难道说侵略战争，征服殖民地的战争，只能归咎于大资本家吗?是的，尽管这种民族罪行的制造者打着危言耸听和空洞理想的旗号来掩盖他们的真实目的，看来确是这样的。他们制造战争，用屠杀去攫取市场，用洗劫去掠夺原料。他们发现盗窃比交换更合算，屠杀比购买更方便。这就是一切战争的奥秘。利润，交易，利润，血腥的金钱。
这一切的背后是那个冷酷可怕的财神爷和战争瘟神，它的名字就是“利润”。 金钱，就像贪得无厌的莫洛克神，追逐利润，报酬，不择一切手段，为满足它的贪欲，哪怕屠杀千百万人民也在所不惜。军队后面是军阀，而军阀后面是金融资本和资本家。他们是亲兄弟，是同谋犯。
这些人类的公敌是什么模样？他们前额上有没有记号，使人们能够识别他们，回避他们，谴责他们为罪犯呢？不是的。正相反，他们是有身份的人士。他们受人尊敬。他们自称同时也被人称为绅士。绅士？简直是对这个称谓的莫大讽刺！他们都是国家、教会、社会的支柱。他们从自己的大量财富中拿出一点钱来支持私人和公共的慈善事业。他们向某些机构捐献。在私生活中他们和蔼可亲。他们遵守法律，他们的法律，有产者的法律。
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可以用来识别这些文质彬彬的歹徒的标志。只要他们的利润有减少的危险，他们就会兽性勃发，变得像野蛮人那样的凶暴，疯子似的残忍，刽子手般的冷酷无情。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消灭这号人。只要他们还活着，世界上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容许他们存在的这样一种人类社会制度必须废除。
创伤是这些人制造的。
图片来源：加拿大历史博物馆收藏
文章来源：诺尔曼·白求恩文选[M]金盾出版社，北京，2015.9，296-299。这篇短文是白求恩同志于1938年12月前后在晋察冀边区写的，曾刊载在1939年间出版的加拿大、美国左翼刊物上。1939年1月10日，白求恩同志在给加拿大友人的信中称这篇短文“是我的最佳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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