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抗战时期的浙西昌化县妇女训练工作为例，反思现代政治的理性人预设。按照当时智识女性的一般论述，推动农村妇女工作，首要是将妇女从半封建社会中解放。实务上却是效果不彰，阻碍重重。何以如此?其中因素自非只一端。然而城市智识女性对农村妇女缺乏瞭解，将其视为落后与不理性，未能掌握其真实的动能与需求，盖为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从分析昌化县妇女工作的案例可知，农村妇女有其自身独特的社会性别与地位认同，昌化县当局不仅承认更是大加倚重，从而取得了明显的工作成效。妇女解放论述在中国农村妇女工作上失灵，是否意谓著它的普适性仍有待證明?本文试图提出：在世界政治史上，解放论述背后的现代政治理性(男)人预设，与妇女的「非理性」之间，何者更具有普遍性与合理性，仍是今日值得探讨的课题。
前言
近年来，妇女性别史学者在探讨中华妇女的主体性之际，普遍意识到：妇女在传统文化体制中，仍保有实现自身意志的可观能力。例如，施霞研究慈善事业中的官夫人作用，指出：较之现代女性，传统上层妇女往往更能动员社会资源，展现出明确的主体性。然而，主体性概念的应用，也可能预设了西方中产阶级的女性意识，而将个体自由与解放视为普遍的人(女)性追求。换言之，自由与解放的具体策略容或随文化情境有所差异，然其行动背后以扩大个体选择自由为宗旨的解放理性(emancipating reason)则无二致。研究者往往对于妇女个人权利的增减辨析入微，对于无涉自我实现的道德价值需求与行动则不免措意较少，以致焦点更多集中于父权体制中少数特殊女性经验，再以之反推一般妇女在日常情境中的处境，其结果不免将中华妇女与其身处的社会文化传奇化，从而减损了经由妇女透入历史中国肌理的优势。以外来的人性论述考察史实，尤其抵消了以妇女性别观点冲决现代性霸权框架的力道，使得中华妇女的历史仍旧停留在充当西方「普遍」历史奇异对照的地位，未能真正发挥其重写世界史的潜力。有鉴于此，本文以抗战农村妇女工作为范围，试图指出那些见识经历似无足可称的农村妇女，如何以她们平凡处境中拥有的能力与资源，担当了历史的真正主角。
关于抗战时期的妇女工作，已有不少精彩的研究成果。例如，游鉴明在讨论近代中国妇女运动整体趋势与特点的论文中，指出以国府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为主体的战时妇女组织，确实在救济难民、募集物资与唤起妇女参加抗战方面有相当建树，却也体现晚清以来的妇女论述中，妇女动员工作与争取妇权运动之间的持续张力。董慧则高度肯定国民党战时妇女工作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发扬。李丹柯根据口述访谈，呈现了重庆周边的妇女，特别是女学生的烽火岁月。柯惠铃对于战时江西农村妇女工作的研究，与本文尤为相关。该文从知识女青年下乡工作者的视野出发，不仅详尽探讨了江西农村妇女工作的过程与具体问题，也对妇女工作者自身的观点经验颇多阐述。以上研究无疑有助于吾人理解战时妇女运动或工作，在以男性政治活动为主的历史叙述中，补充被忽略的妇女性别面向。但也因为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智识阶层女性，较少论及广大底层农村妇女。此外，为了强调历史中的性别因素，这些研究几乎完全聚焦于妇女工作本身，而为进一步探究性别视野的政治史脉络与重要性留下较多的空间。本文即在揭示普通农村妇女在历史中的能动性，从而说明：抗战农村妇女工作不仅牵涉性别，更可以藉此考察妇女性别论述与政治实践的交互关系，审视现代政治概念框架及其人性基础的合理性。
本文采取将农村妇女工作置放于中国现代政治史脉络的视角来对话上述研究，选择了考察抗战时期国民党区域内的妇女工作，并聚焦于浙江省的案例。理由是国民党区域大体依循类似的妇工政策思路，其中浙江左倾或「进步」人士的言论与活动比较活跃，突显出此种意识型态具有的共生性与共时性，从而开启在党派因素之外的另一种解释。本文首先概述当时关于农村妇女工作较为普遍的观点，并梳理由智识妇女转向农村妇女过程中的性别与政治论述。最后分析浙西昌化妇女工作的个案，指出农村妇女在地方行政中的关键作用。
一、妇女解放论述的困境
抗战爆发后不久，动员妇女的议题，即进入公众的视野。在鼓吹妇女工作的众多群体中，拥有现代教育背景的智识妇女，显得格外活跃。这些智识妇女仅佔全中国女性人口的极小部分，但凭藉行动能力与女性身分，她们很快主导了战时妇女工作的论述走向，俨然成为其他农村姊妹理所当然的代言人与指导者。
战争伊始，大多数妇女工作者都将注意力放在增强民族持久抗战的力量。中国人口数量固然庞大，但受制于落后的经济与政府能力，能够用于战争的人力资源实际上极不充裕。妇女居人口半数，如能承担许多战时勤务，人力紧缺的压力既可大为纾缓，还可释放出更多青壮男子的战斗力与劳动力。基于此一思路，最初妇女工作与训练内容基本不离战争支援。以教育部印发的《战时的妇女》手册为例，即以「加紧生产工作」、「捐输金钱饰物」、「努力募集捐款」、「慰劳杀敌将士」、「学习战时常识」、「参加军队服务」、「从事救济事业」、「其他后方工作」等项目划定了妇女工作的大致范围。以妇女直接投身战争支持，乃至战斗勤务的构想，充分展示了抗战初期智识妇女救国不让须眉的热情与理想。绝大部分实际从事上列工作的女性，也确实来自智识阶层，并成为领导干部。
然而上述这些战时工作，其实已非大多数智识妇女所能应付。根本的问题在于：妇女支持战争工作的成效，取决于能否以国家行政力量动员广大的农村妇女。倘若仅仅依靠个别城市具奉献精神的智识妇女奔走呼吁，却未获多数农村妇女的响应，终归难以为继，无补大局。也因此，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如何组训农村妇女就成为新的焦点，工作重心亦随之由临时性的群众运动，转为配合政府推行经常业务。在开展农村妇女工作的过程中，针对实际业务的讨论虽然明显增加，但言论调性整体上却似乎转为激昂，解放女性的呼声，几乎成了讨论农村妇女工作的主旋律。一时之间，带有浓厚启蒙意味的妇女解放论述，竟似压倒了人不分男女老幼的民族救亡号召。不少妇女工作者认定，只有先推动妇女解放运动，使农村妇女普遍觉醒，不再对「半封建」社会的种种压迫逆来顺受，进而主动挣脱父权与家庭的宰制，才有可能动员农村妇女投身抗日救亡的事业。据此，妇女解放即使不是民族解放的前提，也与之互为表里密不可分。〈抗战以来的妇运检讨〉一文开宗明义的指出：
当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之下的时候，妇女解放运动就必然的与民族解放运动连结成为一片。这已不再是书本上的理论而已……。
此文还以大部分农妇对智识妇女工作者穿著男性军装大惊小怪为例，说明前者的闭塞保守，并由此认为，战时妇女工作「最大的缺点」，就是未能使农村妇女理解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之间的关系。
出现此一激进化转向，当与智识妇工人员的亲身经历有关。许多妇工发现，动员农村妇女的困难，不仅在于后者缺乏国家民族意识，认为抗战事不关己;她们所处家庭与社会环境的观念风气，根本就反对女性参与任何传统性别角色以外的活动。以妇女解放运动开展妇女工作的想法由是萌生。
进一步分析此类言论思路，还会发现智识妇女将解放妇女提上议程，其中固然有应对现实问题的成分，但也不能忽略既有观念的影响。从当时对妇女工作的一些反省与批评可知，此时妇工人员多半以城镇中的妇女与学生为主要动员对象;即使下乡，也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巡回宣讲，很少在一个地区长期深耕。由于很少与农村妇女深入往来，相当一部分妇工干部是透过文艺作品与零星见闻，萌生对农村妇女「苦难」的想像与同情。在智识妇女的脑海中，贫弱愚私的农村妇女，宛如一群听天由命的奴隶，只知默默忍受公婆丈夫虐待压榨，全无改善自身处境的想法与能力。也因此，只有接受外界的启蒙解放，她们才能脱离苦海。由是，智识妇女确认了自身作为所有妇女代言人与解放者的正当性，并将打倒半封建压迫的解放论述与实践，确立为妇女工作的主轴。就此而言，农村妇女作为想像中受压迫的他者，成为智识妇女用以对照自我新女性身分认同的镜像，而妇女工作恰好作为投射此一自身形象的布幕。
因此，解放论述所反映的，大体上是某些智识妇女自身的政治诉求，其中已然预设了对农村妇女现有生活与价值的不认同。对妇女家务价值的极度轻蔑，是其中一个鲜明表现。一位已婚智识妇女如此写道：久住在穷乡僻野整天消磨在烧饭洗衣领孩子的琐碎的而又使人愚笨的工作中的我，读了王坪先生的「妇女俱乐部计划草案」以后，好像在静寂的黑夜里梦见了妇女的天国，……妇女是天生的家庭奴隶吗?妇女是天生不会管理国家大事吗?不，绝不，我坚决的相信，许多妇女之所以还没有参加集体的社会活动和抗战的工作，尚迷恋在家庭的牢笼而过著行尸走肉的生活，完全是因为社会对她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重重封锁……。
从她下文所提出的建议来看，作者向往不已的「妇女俱乐部」，其实是一个推行妇女工作的准行政机关，其架构与运作逻辑皆与由男性组成的行政机构并无二致。可在这位虽然僻处穷乡，但可能有公务员相关背景的智识妇女价值观中，置身「妇女俱乐部」中，如同男子一般「管理国家大事」，哪怕只是设想一下，也令人心摇神驰。相较于在「琐碎的而又使人愚笨的」的家庭生活中做「行尸走肉」，就是等因奉此的官僚组织也宛如天堂。诸如此类十分轻鄙相夫教子等家庭劳务，欣羡男性事业的心理，似乎不难在智识妇女的自我认知中发现。可以说，藉由以男性行为准则定义公共领域及其公共性，女性的一切作为遂失去公共意义，自然沦为私领域内缺乏政治作用的小事。惟有从女性化的私领域中解脱，以启蒙男性(enlightened man)的姿态进入公共的政治领域，才是妇女的出路。当此种男性化的政治诉求，成为评断其他阶层妇女能力贡献的标准，就不免建构出一套以智识妇女为顶点，以农村妇女为底层的妇女工作分工等级。由黎芳雨〈战时妇女工作之我见〉一文，可见其基本轮廓与原则：
……智识妇女─这一部分妇女是包含女学生、女教师、女职员、女公务员及大公司里的女店员等。她们因为文化水准比较高些，对于政治的敏感性，也在一般妇女之上，部分因为平日生活，比较优裕，所以艰苦的工作，难能胜任。这一类妇女应该加强其政治的认识，然后可以动员她们去教育群众，唤醒落后的妇女来。这一类工作是非常需要的。今日的智识妇女应该担任这项工作。……家庭妇女—这是指中上层家庭中的典型的贤妻良母而言，……对于这一类妇女务须动员她们募集寒衣、缝制寒衣，抚养难民，或进行献金运动、节约运动等，……女工—女工因为她们的生活，比较艰苦，所以她们的决心和毅力都比较大。她们能够担任比较艰巨的工作，但是必先予以训练和加以组织。……农村妇女—农村妇女在数目上，虽然是比较的多，但是多半因为没有受过教育，因此对于政治瞭解的不多，而且工作能力，当然薄弱，所以最初只能担任比较轻松而简易的工作，如洗衣、煮饭、运输等，以后当然也可以担任各种比较重要的工作。
黎芳雨为智识妇女所下的定义，颇能反映这一群体的时代特色：女学生作为智识妇女之首，位列女教师、女职员之前，「大公司里的女店员」居末。这一排序不仅是根据作者所谓的「文化水准」，且颇有奥妙。首先，纯就学历论，众所周知，当时大学生比例极低(不到万分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抗战爆发前全国人口约 5 亿馀。以民国 25 学年度为例，根据中华民国教育部的统计，在校大学生数为 37,255 名，其中男女比约 6 比 1。该学年度大学毕业生计 7,951 人。见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编 14，「教育统计」，表 16-17，页 1374-1376。 】即使特指凤毛麟角的女大学生，女学生也未必胜过教师、职员、公务员，因为公教人员中也有大学学历，更何况当时绝大多数女学生属于小学、初中程度。另一方面，作者特别将「大公司里的女店员」列入智识妇女。虽说在以文盲为主的女性人口中，这一群体已属粗通文墨，但若比较小店铺的女店员与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村地主女儿，前者的教育优势可能未必明显，甚至有所不如。这些迹象透露的消息是：文化水准，即智识，不全然取决于教育程度，也与生活与政治等场域(field)中，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惯习(habitus)密不可分。那些读过三百千千、《幼学琼林》的乡村女子，所以不在智识妇女之列，乃是因为她们缺乏某种生活作风与政治行为。而女学生与公司女店员所以分列智识妇女序列的首尾，则是两者掌握惯习程度的反映。一言以蔽之，智识就是一个在都市资产阶级生活与政治场域中流行的惯习，它指涉一整套区隔人物高下的合宜生活与政治作风，即所谓「政治的敏感性」。城市中的女学生最有能力与时间学习表达城市政治惯习，于是佔据了政治话语上的制高点。城市生活的习染优渥，无形中已然等同为文化政治资本。
在黎芳雨等妇女工作者心目中，此种政治惯习思维的进步与正确「不證自明」。妇女工作也相应的将主要资源挹注到城市，用于动员以女学生为主的智识妇女。真正需要大量投入的农村妇女工作，反而得不到充分的人力物力支持，反过来又增强智识妇女重城市轻乡村的既有印象，致使工作重心进一步向城市倾斜。
黎芳雨对家庭妇女的定义，可说亦反映了某种单身智识女性的「性别」优越。她把家庭妇女特指「中上层家庭中的典型的贤妻良母」，其中不少人无疑属于智识妇女。清末民初以来，「贤妻良母」，甚至「典型的贤妻良母」等词，早已不全然是正面意义，30、40 年代尤甚，有时差不多等同有待解放的家庭奴隶。黎芳雨还将之特别指涉「中上层家庭」，这类缺乏觉悟的「智识」妇女，只能被动员做家事相关与捐钱等任务，很难不令人疑心带有嘲讽或者鄙薄官夫人、富太太的意思。此类叙述其实频繁出现在智识妇女的言论中，并不是黎芳雨一人的特殊观点，类似言论又如：佔著不小数目的家庭妇女、太太、小姐、少奶奶们，迷信、封建、苟安、虚荣和颓废的爱情，这些毒虫咬著她们，使她们较难感动……。从政治敏感性的角度，智识妇女再次凸显了其他女性「较难感动」的迟钝。在批判权势阶层腐败之际，也贬抑了上层妇女调动资源的能耐。以妇女解放为主的工作路线，客观上起到限制已婚智识妇女权力的作用。潜在的有力竞争者安置在贤妻良母专属的慈善事业中，单身智识女性顺理成章的担起了领导妇女工作的重责大任。
依照同样的逻辑，黎芳雨将缺乏「智识」此一惯习的女工与农村妇女，也定性为适合打杂的劳力者，洗衣煮饭运输等体力劳动被理所当然的视为轻松简易的工作，分配给农村妇女。农村妇女确实受教育的不多，按照各人才性之区别而分配劳心劳力的工作亦有一定道理。然而，这种设定毕竟使觉醒的农村妇女在义无反顾的走出家庭、投身社会之后，仍然陷入了煮饭、洗衣等「琐碎的而又使人愚笨的工作」的回圈，在文化水准优越的城市姊妹心目中也难以获得真正的尊重。原本封建社会的底层地位与家务的束缚似乎没有明显的改变，这种不符合平等自由等解放理想的境遇很难鼓舞人心，容易引发作者以地区、贫富、教育、职业等因素(其实是女性向往的男性形象)歧视女性的观感。幸而黎芳雨在文末表态，农村妇女「以后当然也可以担任各种比较重要的工作」，不排除她们担当重任的可能性。这多多少少减轻了一些疑虑。
在黎芳雨等智识女性看来，不论有无读书识字，农村妇女「工作能力，当然薄弱」的关键在于「文化」水准不高，「政治」教育落后。这种以政治工作能力取决于某种特定场域文化条件的思维，首先体现了整个妇女解放论述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所有妇女，无论其成长的社会文化背景，皆被视作本质上具有与进步女性一样的主体意识，只要经过适当的启迪与释放，就能转化为追求启蒙式政治自我实现的能动性。但另一方面，既然进步的主体意识实际上来自特殊阶层的惯习，因此也由少数出身特殊的智识女性所垄断，并在这个号称普遍的人性假设上，架起了整个按照性别歧视分工的层级。智识妇女，尤其是高学历单身职业妇女，隔著一层人人平等的精巧话语罗织，安坐于文化霸权的顶层高位上，为下方广大的农村妇女所仰望忻慕。
这套妇女解放论述的意识型态基底，源自现代理性人与男性性别价值，本质上与其所标榜的平等与多元价值并不契合，这导致它的服膺者对于传统、乡村，主要是负面与贫乏的想像，鲜少能有真切与同情的认识。此一论述框架不但贬低了农村妇女的作用，更轻率的排除家庭作为政治工作一个重要场域的可能，因此也无法理性的评估广大农村妇女抛夫别子的期待与现实的距离。所以在城市宣传进行得如火如荼，但落实到乡村的妇女工作时，即遭到现实无情的打击。当智识妇女干部以解放者姿态驾临农村，准备「对一般守旧分子……普遍的展开理论和行动的驳斥，予以无情的打击」时，却并未看到那些仰祈她们救赎的可怜「同胞」。即使好不容易靠著地方行政官员的面子与威势，使所谓守旧分子在「打击」前让步，终有机会向农村姊妹宣扬苦难的社会根源与平等自主的福音，大部分村姑农妇也未感到义愤填膺或欢欣鼓舞。有些比较敏感的智识妇工干部惊觉，往往是农村妇女刻意躲在「半封建」社会的壁垒后，向所谓解放者投来相当不以为然的眼神。也因为如此，农村妇女工作，并没有因为解放论述的提出而顺利推行，反而陷于更加被动的局面。一位办理农村妇女识字班的工作人员如此描述了所面对的困难：最困难的就是跑进了人家家里要和人家讲话，……不知从那里说起，……只好说了……妇识班的重要和好处，后来又谈了一些现在抗战情形和妇女怎样被压迫，现在怎样来求解放，以及妇女在抗战过程中的责任，尽我们知道的略为解说给她们听。可是多数人恐怕骗她们去操……(抽壮丁)……都不敢来，即使有愿来的，又不能得旧礼教和封建思想的许可。……不断的奔了四五日，……只有使人灰心。农村妇女缺乏国家民族观念，害怕当娘子军，固然是工作不顺利的客观因素，然而当着对象的家人面前大谈妇女被压迫与求解放，实在难称通情达理。作者自言屡遭挫败，也就不令人意外。
一些妇工人员受到认识框架与惯习的限制，不但难以实事求是，反而更加暴露了自身各种弱点。她们自己也有所反省：
一般中上层的妇女本身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于一种较为繁重的工作即委身不前。有的以工作作为献身机关团体的敲门砖，藉以结识大人先生，过起享乐的生活。有的大唱高调，要人如此如彼，而自己则涂脂抹粉，言语和行动背道而驰……。
具有阶级视角与实务经验的政治工作者，对智识妇女的批评就更不留情了：上层方面[按：指智识妇女]……对工作意气很浓厚，……对工作立场不够坚定，单凭感情没有理智……只有一时的工作热情，而没有持久的工作毅力，最后一点是由她们本身阶层的决定，他们还不够瞭解妇女怎样来解除自身的痛苦与压迫，怎么在抗战中来担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所[以]问题的焦点，还在于他们过惯了舒适的生活，直接没有尝到什么压迫与苦头，所以对工作自暴自弃，苟安心理在他们之间，还是活跃著。
工作与生活作风还可以说只是个人素质的问题，尚可在工作过程中逐步改进;但由于认识框架而造成的路线错误，就没有那么容易纠正了。智识妇女基本上认定农村妇女的无知无能，是因为缺乏现代女性应具备的品质与条件;妇女解放的主要路径和内容，就是摧破封建社会的牢笼，打通启蒙思潮传播的管道，然后替这些村妇补足她们欠缺的现代国家女权意识与能力;也就是说，智识妇女假定，只要提供充分的「智识」，农村妇女的落后状态就会自然终结。此一思路反映的是智识妇女对自身优势的一套个人主义式的诠释，也就是淡化「智识」的社会阶级性，而强调个人累积智识的能力。智识妇女因此热衷于提供与促进智识的流通，也就是宣传。一旦遭遇困难，其意识型态与生活经验，也使她们倾向归因于宣传不足。这种宣传至上的工作路线逐渐与现实脱节：许多时候我们太注重宣传了，……我们常常只做到鼓动群众，没有切实教育、组织群众，没有把群众热情变成力量。大都市、交通要塞的地方，壁报、标语宣传队，常密集拥挤，而离火线几百里和偏远乡镇，便一直没有人过问。
从此可见，智识妇女虽然自命为妇女工作的主将，然而她们实际拥有的认识与执行能力，虽然比起非智识阶层的平均水准好些，却远未达到她们自我期许的程度。甚至可以说，从政治实务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好生意气，不能持之以恒奋斗的上层妇女，家庭妇女与农村妇女，反而具有更强的政治能力。举例而言：
中层方面在梁弄[按：浙江省馀姚县梁弄镇]特多的是受过三四年教育的妇女。不用说，他的头脑是很纯洁的，可惜，他们都关在家庭里，整个的时间家庭杂务的佔据下。……另一方面……他们还存著一个优异的特点，他们潜伏著还未开拓过的伟大力量，在工作上她们比一般舒适惯了的智识妇女来得忠实，来得刻苦。……在她们觉醒的过程中，能进一步的瞭解本身受二重的压迫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而不是命运注定的……。
所谓受过三四年教育的中层妇女，应该来自农村中少数殷实的家庭，她们能在私塾或初小读上几年书，摆脱目不识丁的处境。就受教时间论，这些农村中层妇女当然不如受过完整新式教育的女性高级知识分子，与高中或师范学历的女性教员相比，亦有不小的差距。但较之其他只有初中或小学程度，只因掌握城市惯习而被视为智识妇女的女学生或女店员，农村中层妇女的文化资本并不会逊色多少。如果考虑到教育内容与个人悟性，一个资赋聪颖的士绅家庭的女儿，完全可能在四年内娴熟古典文字的运用，而成为农村社会中受人尊敬，说话有一定份量的闺秀，其在地方上能发挥的影响力，恐怕大大胜过新式小学毕业的城市边缘智识女性。至此可以清楚看到，前述智识妇女根据自身惯习而划分出的性别「品级」，其实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不适合作为推动农村妇女工作的认知框架。
智识妇女往往熟练运用社会主义的分析方法与语言，诸如阶级、剥削、压迫，也使其妇女工作看来带有左倾政治运动的色彩。无可否认，妇女解放论述的支持者中，主观上认同社会主义政治议程的确实不在少数。中共的妇女动员尽管经常与地方现实与军政目标妥协，但解放妇女论述为其成功提供了干部与实践资源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这并不意味大多数智识妇女就是知行合一的社会主义者，具体分析她们的言行就会发现，社会主义的观念辞汇，已然成为资产阶级智识妇女认同与文化资本不可或缺的风格要素。换言之，具有社会主义的风格要素，是一种惯习的展示，并不必然导致正视底层妇女力量的政治实践。
有了以上认识，再来看战时农村妇女工作的发展走向，就不会对下文将要揭示的历史现象感到诧异。本文讨论的个案将显示：恰恰是从那些对解放论述有所保留的群体中，率先产生一批发掘农村妇女潜能的真正实践者。如同〈县妇女工作与地方政治〉的作者所指出：
……妇女工作不仅是协助政令推行的点滴技术工作，而在实际上又往往作为行政上的开路先锋。最明显的如推行兵役运动，如果妇女不瞭解兵役的重要，必然会发生家庭牵制的现象，而影响壮丁作战精神，使壮丁因此逃避兵役。
该作者由此认为应「使妇女民众成为农村妇女动员的主体」。其所以强调妇女民众，乃是针对此前妇女工作偏重发动妇女界领袖人物出席会议的形式主义作风。不过，此文虽然对农村妇女在行政上的作用有所认识，但这一认识停留在对实际现象的直观陈述，尚未跳脱主流解放论述的框架，因此作者在批评智识妇女不能深入农村之馀，也提出建立公共食堂、洗衣房、托儿所的政策主张，显然还是以为将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是动员农村妇女的第一步。在此可以看到，尽管直观经验与实践已在改变，但在出现替代范式以前，主流论述并不会立即式微，依然能影响人们对现实的认知与反应。但无论如何，一些行政工作者确实开始意识到，农村妇女并不仅是一群无能无知的家事奴隶，而可能在地方社会与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积极的角色。
二、改变工作路线
事实上，即使在智识妇女工作者之中，在经过反覆的尝试、挫败、总结之后，也有不少人逐渐摸索出发动农村妇女的门径。她们虽未必有脱离解放论述的意图，然而就整个趋势来看，确实以有效的工作，一步步向他人与自己揭示了旧有观念行动框架以外的新视野，势不可免地改变了过往对农村妇女的偏见。以今日语言加以总结，这些妇工人员不再负面的看待农村妇女的生活与能力，愿意承认妇女在农村具体社会脉络中所具有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并以之为开展工作的凭藉而非斥为阻碍。
沙仁的〈怎样推行农村妇女工作〉这篇短文，相当全面且精辟地阐释了战时农村妇女工作的新思路与方法。文章开头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工作环境的判断：「假如是一个有充分民主权利的地方，……」这句话显示了作者与先前智识妇女解放论述的差异。如同前述，解放妇女论述乃是以中国农村是一个半封建社会开始其所有立论。然而沙仁显然无意全盘接受此一不證自明的论断，实事求是地提出在有充分民主权利的农村应当如何开展工作，从某种意义上否定了既有妇女工作框架的立论基础。从沙仁的论證可知，他对中国乡村现实的复杂性有较为准确的把握。所谓封建保守的父权宰制并非均质的覆盖整个地理与社会空间。或者说，在典型意义上，封建父权大多时候既不严密也不严厉，其内部存在大量空隙，可以开展妇女工作。所以沙仁以一种战略家的高度，指引妇女工作者「选择几个顽固势力比较弱，妇女文化水准较高，生活也稍微优裕的地方，集中火力去干，必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收到很大的效果，由这工作成绩，去影响与运动其他地方……」这意味农村妇女工作并不能一开始就按理论推演，从所谓受到压迫最厉害，所以反抗最厉害的地方与群体著手，而必须有一个承载初步工作的政治社会「基础设施」，也就是能够接受外来干部与观念的社会环境。沙仁所谓「文化水准较高」的妇女，并非黎芳雨心目中的城市智识妇女，而是乡村中读过书的中层妇女。这些乡村的智识妇女，确实比起城里胸怀天下的新女性，或完全困于生计，不知民国无论抗战的底层劳苦大众，更适合作为现代观念与地方社会的媒介。她们有相当的识见，对自身社区以外的世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又天生嵌入地方社会网路之中，能够以最为当地人接受认可的方式推展工作。
有了初始工作的具体位置与对象人群，下一步就是争取农村妇女的具体办法。沙仁提出了以下原则：抓住农妇迫切的要求(虽然这一点要求，不一定与抗战有直接的关系的)，并予以适当的解决，这不但解决她们本身的问题，而且也是解决工作基础的建立的困难问题。……
事实證明，所谓迫切的要求，并不是从半封建社会的压迫中解放，而往往只是生活中最平凡的家务。一位有两年工作经验的智识妇女工作者就靠著主动帮忙做家事，成功地拉近了自己与农村妇女及其家人的距离。此种现象其实不难理解，即使真如智识妇女所深信，农村妇女麻木的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她们也不可能如小说或电影中的人物，被外人一番奇妙言语打动，就能无情的抛夫弃子，大著胆子与整个社会抗争，冒险追求一个充满未知的人生。更为现实可行的作法，是协助农村妇女从养家活口的日常劳务中，能够稍为偷个闲、喘口气。更何况，如同上述妇工干部所体会：乡村妇女们会为了这些亲切的表现【按：指帮忙家务、治病与解决生活问题】，而大胆的亲近你，因为她们最怕的惹人笑，惹人看不起，她们有著很深的自卑感，……。
以此来看，即使农村妇女的自卑感最后可以归咎于半封建社会的压迫，然其解除却有赖智识妇女先放下启蒙与批判的高傲身段，承认农村生活中柴米油盐、喜怒哀乐对女性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要能认同半封建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将此同理心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如沙仁所说：个别谈话，确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假如不瞭解接近农村妇女的艺术，难免碰壁。……除了一般的起居寝食，还须留心家庭统一战线的工作，帮助她们家庭的和睦，做工作要取得丈夫的谅解，以及特别同情她们内心的苦衷，在同情中去教育她们。一般的说来，在组织农村妇女中，这个方法是佔主要的地位。
不同于敲锣打鼓慷慨激昂的宣传演讲，农村妇女工作需要女人之间贴心交谈的艺术。沙仁非常传神地使用了艺术一词，它表明在推进农村妇女工作时，要能善用个别谈话此一主要方法，必须靠个人的细腻体会，而没有现成可供遵循的明确步骤或话术。谈话的重点并不在单方面宣教或空泛的嘘寒问暖，而是同情地理解农妇的处境与真实想法，并争取其家人的信任与谅解，而这显然要求妇女工作者放下解放者打击守旧分子的教条，而重拾农村现实中认可的女性性别角色。另一位妇女工作者则更为直白地道破了性别的决定性作用：
家庭访问：这一种工作，是必需要妇女来担任，妳们负起了这一种使命的时候，其过程，是由访问的起点，而达到认识，谈话，亲热的终点，这样，在认识亲热以后，妳们就可以尽量地施展妳们所要做的事，例如：生活指导……精神谈话……抗战建国的真义……男子当兵，是荣誉的事……以及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用温和的态度，明晰的语调，有趣的口吻，渲染地，刺激地，讲给她门〔们〕听，妇女的心，最容易受感动，受刺激，一定能够收到伟大的效果。
不同于智识妇女的想像，传统的女性性别角色并不仅是加诸女性的束缚，也可能是打开农村妇女工作僵局唯一的钥匙。女性身分除了给妇女工作人员走门串户的特权，让她们得以进出男性不得其门而入的物理空间，更开启了一个被启蒙男性遗忘的心理空间。用一种现代女性平等意识的立场，固然可以将上面引文中「亲热」、「渲染地」、「刺激地」、「感动」等字眼都视为誇大女性非理性特质的刻板印象;但若从当时妇女工作实务的角度出发，强调女性化的沟通与情感互动方式，其实是一种得来不易的巨大进步。它表明农村妇女工作已不再受单一普遍人性的启蒙想像限制，而能开始直面不同性别、不同社会阶层，乃至不同场面中，人们认知、思考、行动方式可能出现的巨大差异。毕业并任教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熊亚拿，从长期农村工作经验中，总结了她所认识的农村妇女行事逻辑：
农村妇女重感情，「对人不对事」的特质是很明显的。她们要先相信这个人，然后才相信这个人所做的事。
她举例指出，农村妇女往往是出于对「先生」(指女性妇工人员)的好感与友谊才来上识字班，而不是因为实际上有识字的迫切需求。所以一旦熟识的妇工人员离去，她们也就失去参加的动机。而所谓「对人不对事」不光是交情深浅的问题，还关系性别角色是否正确。错误的性别角色与行为从开头就会扼杀任何进一步交往的可能性，熊亚拿因此特别告诫「工作者在农村妇女面前，切忌谈恋爱或交异性朋友」，因为恋爱自由，一如搞革命，都被农村妇女视为不可接受的「非歪」之举。反之，只要能维持亦友亦师的立场、亲切而不失端严的态度，就能渐渐赢得农村妇女的信任，而在工作上势如破竹。此种人际互动的分寸诚然不易拿捏，却远比任何慷慨激昂的意识形态话语更能打开农妇的心扉。
如同个别谈话需争取农妇家人的配合，农村妇女工作要能普遍开展，也必然需要联通地方人际网路。一个有「智识」的妇女，或许能伶牙俐齿的传述妇女支持抗战的理念，但她未必是地方人际网路中说话有份量的人。一味以智识妇女为动员对象，而不考虑她们在农村熟人社会中的具体影响力，正是先前工作受阻的重要原因。也因此，越来越多有经验的妇女工作者，开始注意那些看来没什么智识，却在人际网路中有「话份」的女性。沙仁即指出，除了以智识反应能力挑选年轻有政治认识的积极分子，「还要多多留意那些政治认识很欠缺，却具威信的妇女，如老太婆、忠烈寡妇……」许多妇女工作者都提到老太婆的力量。这些人虽然没有什么知识，却是受人尊敬信赖的长者，也是人际网路的重要节点，只要她们能接纳妇女工作，其他妇女的态度也会为之改变。由此，有经验的妇女工作者普遍建议：
实在说来，妇女们因为文化水准落后，因为生活和教育思想、职业的不相同，根本不能用一个固定形式来组织她们。动员目的既为了抗战，则只要于抗战有利的，我们就不妨采用，进步的妇女抗敌会固然好，落后的姊妹团也能吸收大部分群众，甚至母亲会、互助会，尽管名义上和抗战无关，可是只要能适合一部分人，就能利用这个形式。
沙仁说得更透彻：
只要她们有一个共同的联系或行动，例如什么姑姨姊妹、干妈。——这一类的联系上，可以利用，把姊妹组成「姊妹团」，把所有的干妈组成「干妈队」(当然名称可以按各地具体情形，各有不同)。再如：乡村的老太婆，喜欢诵经拜佛，她们希望彼此传授「佛经」，或一同进香，那末工作者就切实的帮助她们，进行有组织的行动，使得她们彼此都很方便。……如能先就组织老太婆，然后去进行普遍的组织，这个是「上策」，因为老太婆在乡里除了自己的威信很高以外，她还自然的团结了一部份人——家里的媳妇、未出嫁的姑娘、邻近的嫂子。
至此，战时妇女工作的整个概念行动框架，算是大体实现了转型。工作重心逐渐由「解放」出来的智识妇女，转向社会关系中的农村妇女。工作方式也从外部宣传，走上内部动员。随之而来，妇工人员也因为自身视野的转换，而对农村妇女有了新的评价。那些曾经看来落后无能的特质，如今在一些妇工人员的眼中，却似乎是农村妇女力量的泉源：
这种勤俭起家及刻苦耐劳的精神只有农村妇女才充分的把它表现出来。农村妇女不但能在家庭中表现她们的力量，如果得到适当的领导，她们更将在社会集团中发挥之。
实务经验證明，农村妇女正因为承担了种种智识妇女不屑为之，却为家族邻里所仰赖需要的生活劳务，自然而然的拥有了左右家庭社会的强大力量。
需要著重指出的是，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尽管部分智识妇女曾是问题的来源，但她们之中少数兼具热情理想、现实意识与苦干精神的杰出分子，却也是打破农村妇女工作僵局的关键力量。可以说，智识妇女也许未能在自己编写的现代启蒙史诗中扮演可歌可泣的主角，却意外的在乡土抗战历史剧中，担任发挥关键作用的「女配角」，与剧中的主角——广大的农村妇女——精彩互动而相得益彰。以下，本文将以抗战时期浙西昌化县为例，呈现战时妇女工作从受挫、转变，到取得进展的具体个案，以及过程中智识妇女与农村妇女实际的作用与关系。
三、一个成功案例
昌化(今属浙江省临安县)位处浙西前线天目山西南麓，在日军佔领的杭州西方约 50 公里。先前因为太平天国战事，江南人口锐减，成年男子尤甚，昌化也仅馀 8 万多人。相对于天目山以外富饶的湖州与杭州平原地区，昌化的经济虽称不上发达，但已相当的商业化。由于自然资源堪称丰裕，人均可用资源较高，居民主要靠出卖山产，如核桃、竹、木材木炭，以换取现金购买粮食与生活用品，维生并不困难，当地谚语有「富不过万，穷不讨饭」，道出了此地居民财富平均生活小康的社会型态。战前国府修筑的杭徽国道，加强了昌化联络杭州安徽贸易孔道的地位。因此，昌化虽属农村，但风气尚不闭塞，县里有不少出外经商读书工作的家庭，这些家庭中的妇女，也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有些甚至在外地取得初中以上的文凭。不过大体上，昌化的上层智识妇女仍是凤毛麟角。读过几年书的中层妇女虽不算少，但大字不识几个的下层农村妇女仍居于绝对多数。
抗战爆发后，大部分浙西地区不是沦为敌佔区，就是敌我交错的战区，因为地形险峻而不易佔领的天目山区，一时跃升为国府屏障浙东、进图恢复的主要前敌根据地。位处天目山最后方、毗连皖南的昌化，也因此成为重要的军运输纽与后勤基地。各种兵差与政务的重担，也随之落在昌化县政府为数不多的官员肩上。在此背景下，从 1938 年初受命掌理昌化县起，如何以极有限的县府干部，动员民众配合繁重战时政令与勤务，就是年方二十六岁的董中生必须面对的难题。
董中生毕业于国立劳动大学与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是一个学习土木工程与土地测量的理工科毕业生。像大多数具有「科学头脑」的新时代青年，董中生期望依靠如他一般廉能的智识青年干部、以铁面无私不讲人情的工具理性，建立健全高效的行政组织，并赖以完成动员民众支持抗战的任务。董中生在其施政的头半年，确实也遵照此一他称为「刚性政治」的行政路径，在一群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毕业生的协助下，大致恢复了县政府在行政体制与书面上的日常运作，也即时完成了诸如破坏公路一类的紧急任务。然而，从档案与时人證词来看，1939 年以前，各种紧急指令已使董中生的县政府应接不暇，谈不上实际治理。随著 1939 年昌化县恢复征兵以及国军挺进浙西，战争动员压力日益迫切，原本仅能勉力支撑的局面，更加难以维持。1939 年先后两份视察报告，都对董中生的县政评价极为负面。浙西行署的视察组指出，昌化县长「主观极强」，有用人唯亲之嫌，民间有谚讥嘲「于潜未沦陷，昌化已东阳」。且该县区长素质不但为天(目山)南各县最差，县府员工甚至上班时间赌博。【董中生是浙江东阳人，与代指日本的东洋同音。于潜在昌化东侧，夹在该县与日军之间，若日军进攻，理当先沦陷于东洋人之手。「昌化已东阳」即讽刺董中生治县无方。见〈浙西行署天南视察组关于巡视战斗中的「天南」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简称浙档)，档号L029-001-0985，页 25、44。 】另一组中央派来的视察团则更直言董中生虽工作努力但缺乏经验，以致「县府多无能之辈。」男性干部主导的「刚性政治」成效之差，由这些批评可以想见。换言之，「刚性政治」由于其重理性轻人情的行事作风，受到地方人士的强烈反弹而陷入困顿。就在该年三月，浙江省主席黄绍纮将到昌化实地视察，县长势必得拿出亮眼的工作成绩。于是视察前一周，县府启动了妇工干部的训练工作，同时雷厉风行的查禁赌博。这些举措不无应付视察而推出面子工程的嫌疑。
从现存材料来看，昌化民风确实好赌。男女老少大规模聚赌常见于各类婚丧喜庆场合中，妇女尤其赌性坚强不让须眉，使原本男女无别的风俗更加氾滥。其情景如董中生所描述：
……赌博到了深更半夜，济济的人，便男女杂陈横躺直卧，加之神志迷糊，顾不到羞耻，两性关系最易搅乱。昌化对性的问题，不甚严肃，因此淫荡之风，弥漫全境。
因此，男女聚赌往往引发大量难以处理的家庭与财务纠纷，尤使官员不胜其扰。一些智识阶层的目击者甚至认为，昌化的贫困，使得妇女热衷赌博以改变经济状况，而为赌债所迫的妇女，又催生了淫乱的风气。某位造访昌化的女记者还如此分析：
其所以会造成赌博旺炽的风气，是她们想以赌博的胜利来挽救她们悲惨的生活，同时因为这里没有一种正当的娱乐，公园当然谈不上，就是戏院也没有一只[原文如此]。
这样的理性观点虽非全无道理，但很明显投射了智识妇女自身关于性与正当娱乐的道德观或品味，其背后的深层预设依然是：活在「悲惨世界」中的农村妇女不可能拥有主动追求欢娱的主体性。就此而言，董中生在昌化同时推动妇女训练与禁赌，不仅是他个人应付长官的一时权宜，同时体现了一套关于进步与禁欲的主流价值对其理解现实的强大制约作用。
这次临时起意的训练倒也不是全无凭藉。早在 5 个多月前，也就是 1938 年 10 月，先后约 20 馀人次的女学生妇工干部，就曾在昌化举办了一次为期近一个月的妇女训练。这次蜻蜓点水式的下乡工作，无非聚集一群稍有智识的「农妇」，教授一些国家观念与爱国歌曲，接受简单的军训，学习战时常识与救护包扎的技巧，其内容基本不脱前述抗战初期智识妇女的设想，以普及抗战意识为主，并无持久组训运用农村妇女的准备。参加这次训练的成员，虽然号称有 400 馀人，但智识妇女干部对大部分学员的智识评价甚低。整个训练的重点实在于 65 名 15 到 30 岁受过小学教育的地方「智识妇女」。以昌化的文教水准，这 65 人大概就是当地所有「上层」妇女的总和。董中生宣称 1938 年 10 月的这次「试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从此后妇女工作偃旗息鼓近 5 个月来看，直到上级视察的消息传到昌化以前，董中生并不认为这次训练有何用处，至少他并不相信已经训练过的 400 馀名妇女足以赢得长官的赞誉，而宁可只动员那 65 名年均 20 岁的智识女性，还为她们置办新制服。在董中生的盘算中，让这些已读过小学的智识妇女，接受一周的训练(或者说排演列队唱爱国歌曲)，实在比真正发动农村妇女来得更为重要，也更可靠。此次训练具体情形如下：因为少数教官的不懂妇女心理、只知打官话，消极批评。由于妇女的心地偏狭，却常闹彆扭，花了县长许多劝勉和安慰的功夫。这使我们得出一个经验教训，就是任何民众工作，如果仅竟[按：原文如此]由上而下的信念，不去研究实际的材料来办，十九是很鲜成效的。
学员时常闹著彆扭，休说学习效果不容易好，若非县长好生安抚，可能连训练都无法完成。男性官员姿态高，多批评而少鼓励，缺乏教育经验，没有照顾女性怕羞又好胜的颜面与心理，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面对这群背负著挽救县府官员考绩重任，县长都对之「十分客气」的年轻女学员，教官们却不能保持良好的态度，其实还有另一层因素，亦即董中生提到的「由上而下的信念」。这话似乎语焉不详，不过若与训练课程两大特点内容结合著看，也就不难理解：
加增军事术科，各个教练和基本动作，务使力求确实，特别认真，并训练她们指挥管理的能力。
注重会议训练，……举行著座谈演讲批判，检讨同乐等各种会议，培养她们讲话的口才，使之有领导一般妇女的能力。
的确，指挥与沟通理论上是干部需要具备的能力，实际上却是将主要施之于男性的现代军训与新式学堂流行的演讲座谈等形式，骤然不加变通的落实在这群闺秀身上。她们被要求在一众陌生人面前勇于表现自己，反覆练习著挥臂抬腿，对不熟悉的议题张口便来，既无趣又令人尴尬。甚至期待她们 7 天之后尽量做到操演队形整齐划一，批判检讨口若悬河，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随著检阅时限逼近，进度滞后压力增大的教官失去耐心难以自制，困窘不堪、手足无措的学员更是益发委屈、心怀不满。若问课程何以如此设计?时间何以如此紧迫?无非就是希望摆出亮眼的表现获得上级好评，其中深刻蕴含的信念，是包括董中生等一众官员盲目追求与推行的现代理性价值与城市文化风尚。
3 月 25 日，黄绍竑在昌化一天一夜的视察结束了。董中生以为可以松一口气，却万万没有料到，仅仅 4 天以后，昌化就爆发了几乎酿成民变的激烈官民冲突。而此次冲突所以激烈，正因为牵涉了赌博与妇女。
省主席前脚才走，3 月 27 日，全县最富裕的龙峰乡居民就迎来戏班，大开赌局。29 日董中生闻讯，立刻派 20 馀名员警前往取缔。当地居民赌兴正旺，非但置若罔闻，还围殴员警并夺取枪械，将他们扣押整夜，直到 30 日才放人。同日，县府派员交涉调查，该乡乡长却连同戏班转往附近的乾盘乡继续赌博。董中生不得不亲自出马，于 31 日率领一组武装的自卫队员追踪而至。为了立刻解散赌博盛宴，董中生下令自卫队员将表演助兴的戏班收押带走，热闹的宴席被迫中止。董中生以为已控制局势，便让自卫队员押送戏班到区署，自己前往龙峰乡继续调查追究。没想到他才刚走，愤怒的乾盘乡民就在半道上拦截了自卫队。当自卫队拒绝释放戏班，情势遂完全失控，演为官民互射交火的武装冲突。自卫队一路且战且走，撤退至龙峰乡。听到枪声的董中生赶到现场制止枪战，但已有一名新娘被流弹击中而丧命，此外还有一对母子中枪受伤。
仓促举办的禁赌与妇女训练，显然未能改善董中生施政的困境，反而衍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此事变以县政府出钱赔偿死伤者告终，或许因为缺乏替代人选，上级并未深究，董中生勉强保住了职位。然而就在几乎山穷水尽的时候，董中生体现了青年从政的最大长处：年轻人或许见识浅薄经验贫乏，却较能放下成见，随机应变。绝境中的董中生或者是迫于形势，或者是灵机一动，竟大胆挣脱了过往的认识实践框架，意外发现了另一种处理妇女工作与政务的思路，终而能化危机为转机。尽管董中生在事后回忆中，有意淡化了此次不幸事变对其后施政的启发，但从其叙述与昌化县政后续的发展中依然可以发现，此次事变彻底扭转了董中生基于智识阶层启蒙意识型态的「刚性政治」思维，取而代之的是对农村妇女「非理性」力量的重新认识与把握。以下本文将力求根据董中生的回忆与档案资料，试图还原此番转变的可能历程。
如前所述，在各种节庆场合聚赌本是昌化风俗，从新娘中弹身亡可知，这次大规模聚赌唱戏还是起因于婚礼宴客，这也是乡民何以对取缔行动如此群情激愤的缘故。在他们追围堵截自卫队员的过程中，伤亡者以妇女为主。如果不是巧合，就不能排除是妇女不让须眉，冲在人群前面，试图要回她们花钱请来的戏班。或许此时董中生才惊觉，他原本认为深受赌博之害的昌化妇女，非但不是贫困与劣俗的受害者，也不是只会哭哭啼啼，蛮不讲理，令行政官员瞠目结舌的愚妇，她们其实也是一切「劣俗」背后的促成者与拥护者。至此，他恍然大悟，开始对昌化妇女进行严肃的分析：昌化自洪杨乱后，普遍感觉到了人力不够，无知农民，以儿童媳妇与早婚来解决劳力荒。……祇有娶个媳妇年龄比儿子大些，既可早养孙子，又可帮助家庭劳作，兼养她的丈夫。昌化人称呼自己的妻子为「老娘」，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昌化妇女的权力相当大。例如家庭经济权，大都操在她们手里，男子借不到债，妇女却有办法通过债权方面的女当家，而借得到。你如果要向昌化男人谈起「钱」和捐钱的问题，他们很少敢肯定的答允，常会回答你「我要去问问家里头看的」。
原来与智识阶层的想像大相径庭，在半封建的童养媳制度下，昌化妇女虽然劳苦，却因为自小替她们的男人把屎把尿，包办家务，而在家庭中享有意想不到的巨大权力。同时代另一份材料也證实，昌化的童养媳经常比丈夫大 5 岁左右，因此她们对于自己的配偶而言，与其说是「妻子」，毋宁更像是「老娘」。在此情形下，她们控制家中经济大权实在是理所当然。在昌化普遍小康的社会中，掌握「金融」的女人们拿著自己控制的钱去赌博或放债，显然更多出于主动，而不必然是被生计所迫。进一步来看，昌化的「淫荡」之风，并不是半封建父权控制失灵的特殊病理现象，而是其运作的常态。一位城市智识妇女，在居高临下的哀叹了昌化农妇「牛马似的」的悲惨劳动生活之馀，又以似褒实贬的异样笔调，分辨了昌化妇女完全不受封建观念拘束，看似女权高张的男女关系：昌化有著一种与别地特殊的风气，就是对女子的贞操观念，并不像其馀各地来得重视。这里一个女子的再嫁，是并不当一会事，很普通，就是一个女子有著一二个丈夫以外的野丈夫(丈夫以外性的行为)，也司空见惯，……在这里难得有个女子是安分守己规规矩矩的;如果一个男子，不论熟悉或陌生，跑到他们的卧室去，甚至躺在床上，不但不会遭到侮辱，而且非常欢迎，殷切的招待;即使其本人丈夫碰见了，也不至于怎样的愤怒的，他会当作没看见似的故意避开去。但这种现象不能说便是提高女权，尊重女性，这里同样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其实这里的封建势力是与其他处地偏避的城镇一样的牢固，这祗要看他们过旧历新年的风俗，就可得到證明。她笔下的「特殊的风气」，其实不过是童养媳婚姻的常见状态，反映出智识妇女对农村父权社会实况复杂性的少见多怪。童养媳与其夫因为从小形成的照顾关系，而难以对彼此产生情欲。也就是说，这种农村妇女的男女关系，只有在智识女权主义者眼中才显得异常的「进步」或「解放」。整个天目山区都可以发现此类性行为所衍生的社会纠纷。驻防此地的军政长官也都和董中生一样，经常必须处理诸如媳妇与人私奔等家务事。
与以上这段纪录相对照，再来看另一位智识妇女对昌化附近另一个天目山县的观察，就可以再次看出，智识妇女受到解放论述的误导，对于农村的性别问题瞭解甚少，以致根本搞不清楚真正需要「解放」的关键所在：
……主要的应该解放童养媳和婢女，因为这一群可怜的羔羊，是天天受到直接压迫和威胁的，必须急切的激发其潜在反抗力量，到抗战的阵营来。
类似的自以为是，也可见诸一名记者在离昌化不远的地方，偶然目睹了一份悬赏捉拿逃妻的告示，就径自将其与一旁张贴的公猪配种传单联结，而大发议论：
虽然根据自己一些社会科学的常识，从这幕可想见浙西农村社会一般情态，但似乎还更有耐人去寻嚼的一种辛辣的滋味。……一张是为公猪征婚，另一张是悬赏捉拿逃妻。这是不可名状的对女同胞的侮辱。可是又是多么平淡的社会告白!
这段叙述值得注意之处在于，这名记者宣称自己的分析根据社会科学的常识，但实质上是模仿鲁迅的杂文风格，以滥情的文学隐喻与联想手法，将其并不真正理解的具体社会现象，放入符合主流进步论述的陈腔滥调中。这一套带著「科学」头衔的解释架构与技巧，既无事实基础，亦无洞见，却拥有直观上的强大渲染力。深谙此道的智识阶层却由此长期以空疏的宏大叙事，替代对现实的深刻观察，以致在包括妇女工作等领域在内，形成大量不切实际又难以纠正的政治议程。然而，这些关于昌化、天目山，乃至整个中国农村妇女浮滥肤浅的言论，却适足以反衬董中生重新认识昌化妇女之难能可贵。毕竟，在施政的头一年中，董中生在实务上已然接触到旧有框架难以解释的性别与社会现象，但这并不意味他必然会在禁赌事件后改弦更张。在智识阶层主流意识型态与论述的包围下，多的是终生对现实视而不见、执迷不悟的所谓进步知识分子。也因为处在智识阶层主导的话语体系中，董中生的言论、回忆，无可避免具有附会主流论述的倾向，这固然增加后人正确解读的难度，却也在字里行间留下大量蛛丝马迹，使有心人能不时瞥见言辞粉饰之后历史动人的素颜。
无论如何，一旦董中生开始重新审视其过往的失误，他得出了一个完全悖离智识阶层共识的结论：她们[昌化妇女]相当自尊，很少重男轻女心理，好像自己真正达到了「男女平等」的境地。根据我们捐款、派夫、征兵的经验，甚至保甲长的话，远不及她们的母亲或妻子讲的话有力量。董中生开始意识到在「刚性政治」之外，还存在借重「老娘」开展施政的可能性。
在董中生 1939 年呈给省府的报告中，昌化妇女工作被描绘成由智识妇女干部为主力，按照计划按部就班，渐次扩及农村妇女组训的过程。这样的说法无疑符合智识妇女的解放论述。但仔细阅读董中生的叙述，并参考档案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高度理性化的妇女工作图景，其实是模糊大量重要细节与具体顺序后的粗描概括。还原后的真相更接近下述：为了应付长官而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本身因为缺乏适合的女性干部，而以男性官员讲演的形式仓促实施。这些男性大打官腔，引发受训妇女情绪反弹，从董中生用「安慰」、「功夫」等字眼可知，他必是花了相当力气，才止住受训妇女委屈的眼泪。随后虽然在两个乡举办了一般妇女的普遍训练，但还是因为缺乏真有能力的女性干部而无明显效果。董中生已然明白：这样从上而下说教式的训练，就是吸引智识妇女都有困难，根本无法真正动员农村妇女。
该年底浙西行署成立，统一指挥浙西前线各县。行署主任贺扬灵带来了一批以浙东初中生为主的智识妇女干部，董中生以妇女训练开展行政的念头，终于有了落实的机会。昌化县政府立刻呈送了全面训练妇女的计划，并得到行署批准。1940 年 2 月，浙西行署妇女营进驻昌化，大规模妇女训练正式启动。首先，昌化县政府又召集那 65 名本地智识妇女(实到 60 人)。由于这些妇女「干部」早已「忘记」先前训练的内容，妇女营只好又重新来过。此一过程颇费周章，很难避免遭遇以下这样的困难：几位念过书的女儿们看见穿草鞋的妇训教官已早一溜烟走了，弄得介绍人也左右为难，很是尴尬。…… 昌化妇女既有优越的家庭地位，问题倒不在家长反对，而是很多妇女受了智识妇女煽惑。原因是女学生军穿著破旧的灰布制服，加以连日奔走，一副散兵模样的神态，难以得到她们的信仰，而故意阻扰。【董中生，〈我们如何组训妇女〉《服务》(重庆)，卷 6 期 8(1942 年 9 月)，页 125-126。浙江省第三流动施教团，〈昌化县河桥区妇女训练班实施经过〉，《进修》(浙江)，期 5(1939 年)，页 31。董中生此段叙述描写的是 1938 年 10 月昌化首次妇女训练的情形。现存昌化县政府档案几乎全是 1939 年后产生的。最早只提到 1939 年 3 月动员 65 名智识妇女。从其他史料来看，所谓为期 1 个月的首次训练，是由几个不同妇训单位接替举办的短期训练集合而成，人员与课程并不全然连贯，只是在董中生笔下呈现出通盘开展层层递进的态势。其中一些内容，如妇女自发集会，发动儿童等，更像是个别训练结尾时举办的成果展演活动，不太可能是长期普遍的状况。据此，董中生很可能是总结浓缩昌化所有妇女训练的经验，塞进首次妇女训练的时段内。这种以事后之明重构实行步骤进程的作法，颇适合分享行政经验，但历史研究者必须注意分辨。限于资料无法指明所引叙述发生的确切时间，然而综合本文前述各地妇女工作实际开展的情形，在外来女学生干部大量涌入昌化，基本上接管本地妇女工作的时候，本地智识妇女不满外来干部衣著言行，影响底层妇女响应动员的情形，确实极有可能(再度)发生。 】
这段叙述透露许多重要讯息。首先，董中生所谓的「智识妇女」乃是昌化本地受过小学教育的女性。但依照城市中智识妇女的标准，这些人由于不具备城市的惯习，所以称不上有智识，而只能属于农村中的上中层妇女。换言之，存在两种产生于不同社会脉络中的智识妇女认同。且因为不同的惯习，乡村智识妇女反而颇为轻鄙外来智识妇女的衣著言谈。这种衣著上的歧视，可说与排斥智识妇工谈恋爱一样，都是农村妇女对可接受性别角色的表态。若说军装草鞋，在城市智识妇女的认同中意味男女平等吃苦耐劳，在乡村智识妇女眼中就不免成了暴露身形肌肤的「非歪」之举。且不论谁才是真正有智识的进步力量，乡村智识妇女的「淑女风范」，起初显然比其竞争对手的「花木兰」风格与启蒙解放论述，更能左右一般农妇对妇女工作的观感。根据董中生的描述，这场城乡「智识妇女」之间的较量，最后随外来女学生干部「迂回战术」的奏效而见分晓。外来干部既无法动员本地的智识妇女，索性直接寻访中下层农妇。此时，昌化相对平等的社会，与「老娘」们极大的自主性，使得破解本地智识妇女的抵制成为可能。不久，外来女干部已招来一批农村妇女，每天与她们一道在田野中唱歌谈笑。这些充满趣味的活动，以及参与者展现出的自信自在，似乎是「撩拨」了原本矜持的本地智识妇女，使她们意识到「小学毕业并不怎么了不起」，颇有被受训下层农妇后来追上的危机感，从而在好奇心与好胜心的驱使下，终于半推半就加入了妇女训练。
综合档案材料来看，昌化妇女训练从智识转向农村妇女的现象就更明显了。从 1940 年 3 月以降，在妇女营与本地培养的妇训干部支持下，妇女训练不再集中于县城，而分散到各乡镇，乃至村落中，学员因此可以在家附近受训，不必离家住宿;训练时间也由整天集训，改为配合农妇家事作息，于每天早上下午做饭的空档举行。妇训干部以 2 或 3 人一组，「以补能力不足之短」，深入农户之中，利用昌化本地常见的佛教与基督教传教方式，开展普通妇女的训练。此种训练方式不再强调在固定的课堂中单方面听「先生」讲演，而著重在轻松自在的场景中，例如远足，透过成员之间的讨论分享建立团体认同。此一转变符合前述融入农村社会脉络的妇工发展大趋势，印證了昌化妇工的务实与落实。从昌化妇女工作的组织与编制架构来看，妇女营外来干部还要负责训练培养本地干部，因此董中生所言必须 2、3 人一组，「以补能力不足之短」的下乡妇训干部，当以本地妇女为主，外来干部为辅。从个人演说主持的台风与胆量而言，本地人或许确实能力不足，但就社会影响力来说，这些曾煽动农妇反对女学生军的本地干部，无疑更有办法。从此角度理解，若按不同村落，将当地人与外来干部灵活搭配，就能互补长短，增加与工作训练对象产生社会关系的可能。况且，在这种人际关系导向的训练中，两三熟人带起的谈话小组，远比一个外人单方面的宣讲更容易引起受训农妇的兴趣。无论如何，就以此种看来既不严肃又无效率的方式，到了 1940 年 6 月 8 日，董中生终于能在贺扬灵等长官面前，展现货真价实的训练成果，使上级对其施政能力大为改观，在视察报告中留下佳评。
就在妇女工作如火如荼进行之际，昌化县政府推动了许多重大政策，两者之间显然有一定的因果关系。1940 年冬，董中生大胆将妇女与民兵组织土枪队合并编组，担任各项政令的急先锋。例如每保以 12 名土枪队壮丁与 10 名受训妇女组成互助队，动员昌化百姓从事大规模的冬耕义务劳动，以增加粮食生产。这些下田劳作的女性队员显然来自道道地地的农家。有趣的是，在工作报告中，董中生在夸奖互助队工作成绩之馀，顺带提及了男队员「衅辱」女队员的情事。从董中生淡定的处理意见可知，相较于禁赌时对男女杂处「淫荡之风」的一惊一乍，这位年轻县长在领教了老娘们的能耐以后，已不会为昌化男女间有违礼俗的行径大惊小怪。他明白，只要不过火，男人们也就是佔点小便宜，还不是得乖乖跟著老娘干活。董中生的大胆编组取得显著成功，开垦的土地超过 15,000 亩，此一政策由此也为浙西行署大力推广。1941 年开始，由老娘与土枪队混编的工作队又投入扫除文盲的工作，使妇女训练与识字教育结合，成为乡村基层组织的长期工作内容。到了 1942 年时，训练的妇女已超过 1,000 名。
在昌化县政府的组织下，老娘们更实现了妇女支持抗战的理想，她们不仅为部队发起缝衲新鞋的「一人一鞋运动」，还积极承担运送照顾后送伤兵的任务，使不少饱尝民众轻视之苦的部队长官感动不已。农村妇女与土枪队的结合编组，实际上成为昌化县政府推行政务最重要有效的基层执行组织，使得昌化能够更为充分且合理的动员与分配民力，从事各项兵差与驿运勤务。尽管董中生没有明讲，但不难想像，诸如分配挑夫之类吃力不讨好的业务，若无通晓村里各户实情的老娘们支持协助，而由政府保甲长直接与那些凡事问「家里面看的」壮丁接洽，其效率与公平性恐怕会大打折扣。
可以说，在老娘们的帮助下，昌化县政府取得了前所未有组训民众的能力。此种能力很快显现其在战争中的非凡价值。1940 年 10 月，日军再次对整个天目山区发动大规模的扫荡。面对敌人气势汹汹的进犯，军方要求各县做好破坏一切坚壁清野的准备。昌化也奉令要预先炸毁境内 5 座乾隆年间造成的石桥。董中生没有接受军方严厉的命令，而是力争保留这些百姓生活所需的公共资产，并以项上人头担保于日军将渡之时完成爆破。昌化严密的基层组织是董中生甘冒风险的底气所在。事后證明，由于有效组织民众监视敌方最新位置，昌化县政府能在大敌面前，从容不迫的进行人员物资的疏散与破坏。在包括老娘在内所有民众互相信任、齐心合力的应变下，加以日军在进入昌化前即行撤退，地方上的损失微乎其微，宝贵的古桥也因此被保存下来。在给省政府的报告中，董中生对此不禁流露出由衷的欣慰之情。此后，董中生及其领导的昌化县便始终是天目山区，乃至浙江其他县府效法的对象。
结论
以上这段故事，自可按外来智识妇女的观点，描述为启蒙战胜半封建势力杯葛的解放进行曲，但董中生透露的丰富细节，使另一个版本的叙述似乎更为可信：只有当智识妇工不再执著于动员自己的镜像(乡村智识妇女)，而以亲亲姊妹的身分直捣老娘的心房，她们才第一次拥有与乡村智识妇女抗衡的行动资源。事实證明，是感性的认同，而非理性的说服，先引发了没什么政治觉悟但心胸开朗老娘的回应，然后才能吸引那些懂得道理却多所拘忌的乡村智识妇女。而整个训练工作的深化与功能的扩大，也是以非智识妇女的老娘为主力，仰仗她们在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力量，才能得到成果。在整个过程中，与其说政府以理念论述解放了妇女，还不如说是政府成功地使自己与老娘的社会网路缠结在一起，因此从一个理性中存在的抽象概念，成为能够与人民互动的社会实体。是董中生与智识妇女，被老娘们从徒讲理性的启蒙式「刚性政治」困境中解放出来。
昌化妇女训练的成功经验，不仅可作为反省智识妇女解放论述的一个案例，或许还具有修正近代世界政治史叙述的普遍意义。如同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现代政治，乃是以关注个人利益与野心的理性男人，作为其理论与实践的预设。可以看到，从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自然状态」，到罗尔斯(John Rawls)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几乎所有的现代，特别是自由主义传统的政治论述，都将一心算计个人利益(通常以权力与财富为实质)、具有好战与独佔欲等雄性特质的个别男人，概念化为普遍的人，然后想像政治秩序如何发源于这种人的自利需求，又如何使其得到满足。在此情形下，人们往往以为(或者说期待)男子自利的理性，作为政治行为唯一重要的原因与制约，能够从与社会文化脉络切割的自我(decontextualized, separated self)算计中产生公平正义的政治决定。除此之外，人性中的感情因素则被视为女性非理性的特质，似乎必然导致不公不义，因此不宜在任何合理的政治状态中发挥作用。
然而，随著女性主义的高度发展，越来越多学者挑战了这种启蒙男性的政治论述。针对女性政治行为的实證研究已经證实：不同于男性，许多女性在政治中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某个明确主张或个人权利的增加，而更在乎取得别人的信任与团体整体关系的和谐。这种缺乏明确自利意识的政治动机或人性需求，在政治过程中，事实上扮演了与自利的理性不相上下，甚至更重要的角色。例如，官僚组织的运作其实依赖大量非理性非正式的资源讯息分享与协调。相对于「刚性政治」所标榜果断明确、就事论事、依法行政等符合技术理性的行动模式，这种建立在人际情感认同基础上的互动合作，尽管看来「婆婆妈妈」，却往往是一切有效行动不可或缺的元素。正因为如此，国外许多行政机关经常以凡事严格遵照理性与制度办事的「正当」手段，以彻头彻尾自私理性男人作风，阻绝一切靠亲密交流快速解决问题的途径，进而达成「依法」瘫痪业务、罢工抗议的实际效果。也是体认到自私理性男人假设的重大局限，晚近学者纷纷反省了启蒙以来政治思想中的男性霸权，不再将「女性特质」仅仅视为男性特质的反面，或一概斥为父权宰制的产物，而是重新探索女性在政治社会历史中的实际作用。学者对法国沙龙女主人政治角色的研究，就说明沙龙女主人曾是法国宫廷政治中的重要参与者。现代法国男性将她们逐出公共领域，贬斥她们女性化的政治作风，其实反映了男性自身被王权「阉割」的焦虑与反抗。
就此来看，昌化的妇女训练，以及整个抗战时期的妇女工作，就不仅是一个中国史中的课题，也具有世界史的研究价值。如同上文一再指出，无论昌化还是整个中国的妇女工作，都经历了一个跳脱启蒙智识女性思维框架，重新发现农村妇女主体能动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最令智识妇工与董中生等人惊叹的，恐怕莫过于农村妇女拥有的「非理性」力量。所以称这种力量是非理性的，自然不是因为农村妇女毫无思考算计的能力，而是因其难以用启蒙男性自私的理性加以揣度。农村妇女无疑有中国农民自私自利的一面，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同时怀有非自利的人性需求，将获得信任与改善人际关系视为值得追求的目标。现代政治的自私理性预设及其运作逻辑，其实与农村妇女自私自利的一面颇为相应。在以自我利益的解放与实现为主流话语的情境中，她们心中经常有一本比充满理想主义热诚的智识妇女更清楚的理性帐。因此无论智识妇女宣扬的现代政治与女权理想如何天花乱坠，自私理性都会让农村妇女清醒得出结论：在强敌压迫下，穷困的中国政府给不了她们太多实质的好处。一旦被解放，做了「娜拉」，只怕现代政治的应许之地还在虚无缥缈间，眼前一点安顿身家的盼望已先灰飞烟灭。这就产生了一个吊诡的回圈：为自私理性驱动的进步解放政治动能，又不断为其自身强调的自私理性所消解。近年来，研究中共农村动员的学者也发现，过往那种农民得到土地实益，因此对中共感恩戴德的历史叙述，其实过度简化了农民的行动逻辑与康米党动员工作的复杂细腻。以国共内战中的兵源补充为例：老区农民分得土地后，往往更不愿意参军支前，只想守住自己的既得利益;相形之下，解放军更加欢迎被俘的国军士兵。这些仅受过几天、甚至几小时政治鼓动的前国民党士兵，反而表现出更为可靠的战斗力与纪律。
上述发现表明，除了解放论述及其理性人预设，中共显然还掌握其他「非理性」的政治能力，方能转化小农的自私倾向为沛然莫之能御的真正解放力量。而这种「非理性」政治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就在于对农村妇女人性的掌握与调动。如同丛小平对边区婚姻与妇女解放实践的新著所显示：农村中一种「社会母亲」的角色，实际上发挥了协调激进解放论述与农村妇女人情需求的重要功能。参酌本文的发现，笔者以为，「社会母亲」的作用其实更为广泛。她是传统父母官理念中母亲的一面，只是如丛小平所分析，等到五四一代智识妇女成为人妻人母时，有了对政治与人生更切实的体会，中国政治中的母性才被重新发现。或者说，母性的政治行动者也不局限于智识妇女之中，甚至不是女性的专利。董中生的经历虽然特殊，却也绝非孤證。能够在心智与实践中克服启蒙男性偏狭思维的大丈夫，其实始终存在，只不过隐身在追求进步的视角之外。
如此再看由母性思维维持的政治秩序中，政治又岂止于理性节制科层管理，更在达致「以和为贵」的境界。就如昌化老娘所展示，中华妇女以其「不可理喻」的力量，超越了西方现代性的理论预设，从而为反思更具普遍意义的政治与人性本质，指明前行的方向。
本文摘自台湾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36期(2020年12月)作者汪正晟，时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
征引书目
一、档案
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
〈浙西行署天南视察组关于巡视战斗中的「天南」报告〉，档号 L029-001-0985。
〈昌化、建德、开化、富阳县政府二十八年度工作报告〉，档号 L029-001-0933。
〈于潜、昌化、安吉县政府工作报告〉，档号 L029-001-0956。
〈浙江省第一区行署春季视察报告〉，档号 L029-001-0986。
〈昌化经济、天北政治得失评判、学术的诞生、天北民众抗战史略〉，档号 L033-001-0627。
〈浙江政情报告〉，档号 L033-001-0637。
〈提案扩充冬作物栽种面积办法大纲并经费预算〉，档号 L033-002-0060。
〈昌化县冬作物〉，档号 L033-002-0046。
〈浙西行署行政谈话会会议卷(各种经济问题报告)〉，档号 L041-000-0014。
〈伪浙西行署地方干部训练计划报告〉，档号 L041-000-0055。
二、报刊
《女声》(上海)，1943。
《天目》(浙江)，1939。
《立报》(上海)，1937。
《服务》(重庆)，1939、1942、1943。
《东方杂志》复刊(台北)，1977。
《社会日报》(上海)， 1945。
《社会行政季刊》(四川)，1944。
《政工生活》(浙江)，1939。
《政治知识》(江西)，1943。
《时事类编》特刊(重庆)，1939。
《浙江妇女》(浙江)，1939、1940、1942。
《特教通讯》(浙江)，1943。
《妇女生活》(重庆)，1940。
《湖南妇女》(湖南)，1940。
《进修》(浙江)，1939。
《新政周刊》(广东)，1938。
《福尔摩斯》(上海)，1935。
《广东妇女》(广东)，1942。
三、专书
教育部民众读物编审委员，《战时的妇女》。出版地不详：正中书局，1938。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辑 14。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董中生，《董中生先生全集‧上册‧浮生四记》。台北：作者自印，1999。
董中生，《董中生先生全集‧中册‧战时县政》。台北：作者自印，1999。
Amin, Samir. Eurocentrism: Modernity, Religion, and Democracy: A Critique of Eurocentrism and Culturalism. Trans. by Russell Moore and James Membrez.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9.
Bourdieu, Pier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Cong, Xiaoping. Marriage, Law and Gender in Revolutionary China, 194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Gray, John. Two Faces of Liber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Jaggared, Alison M.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Sussex: The Harvester Press, 1983.
Landes, J. B.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Li, Danke. Echoes of Chongqing: Women in Wartime Chin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0.
Rawls, John.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2001
Shi, Xia. At Home in the World: Women and Charity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Stivers, Camilla. Gender Image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Legitimacy and Administrative State.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2.
Wolfand, Arthur. Chieh-shan Huang. 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四、论文
毛森，〈往事追忆─毛森回忆录(四)〉，《传记文学》，卷75期5，1999 年 11 月，页 117-126。
徐崖松，〈董中生在昌化二三事〉，《东阳文史资料选辑》，辑 4，1987 年。
王奇生，〈蒋永敬，《蒋介石、毛泽东的谈打与决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90，2015 年 12 月，页185-194。
宋青红，〈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之设立〉，《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期 29，2017 年 6 月，页 105-156。
柯惠铃，〈抗战初期的知识女青年下乡─以江西为例的研究〉，《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期 19，2011 年 12 月，页 33-73。
桂华，〈「他者」眼光下的中国─评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文化纵横》期 6，2014 年 12 月，页 104-109。
游鉴明，〈交错在动员与运动间的中国妇运〉，《妇研纵横》，期 95，2011 年 10 月，页 6-18。
董慧，〈抗战动员视野下女性主体意识的研究〉，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16 年。
Grcic, Joseph. "Hobbes and Rawls on Political Power," Etica & Politica/Ethics & Politics 9:2, February 2007, pp. 371-392.
Lizado, Omar. "The Cognitive Origins of Bourdieu's Habitus,"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34:4, December 2004, pp. 375-401.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