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2月
巴人写了一篇《关于“两条腿走路”》（见二月五日文汇报“笔会”）的文章，是照他自己的理解，来阐发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辩证法的。但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感到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些问题，都是很值得提出来商讨的问题。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我想谈谈自己这些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他在宣传辩证法的时候，没有把辩证法和折衷主义之间的界限划分清楚，没有把辩证法中不可缺少的发展观点讲清楚，没有把全面性和原则性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讲清楚。
为什么要在这一点上来做文章呢？很简单，因为辩证法和折衷主义、和静止孤立地看问题毫无共同之处。折衷主义如果从阶级根源（还有认识根源）来说，却常常是反映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不能坚定地掌握方向。左右摇摆或把两者折衷，不是科学地加以分析，而是各取百分之五十或各打五十板，只看现状而不看其未来的发展，本质上都是违反事物发展的本来面貌的，都不能科学地认识事物发展规律。
现在我想接触到巴人的几个论点。
巴人说：“辩证唯物主义者总是把‘好’和‘坏’看作对立的统一，并且经过斗争，发展‘好’的，克服‘坏’的，并且善于从‘好’中看出缺点，克服缺点，从‘坏’中看出有利，使坏事变成好事，来推动斗争，这一切也无非是一句话：实事求是。”
这里讲的是好和坏的辩证关系。一看就知道是根据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来的。好和坏是对立的统一，这是对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对立统一的意义。我览得巴人的解释不确切，并不完全符合毛主席原来的精神。毛主席在“坏事能否变成好事”这一节中是这样说的：
如象我在上面讲过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
两者进的都是辩证法，都是讲坏事变好事，但在提法上却有不同之处。
毛主席讲坏事变好事，要从事物的转化来看问题的。他首先明确地区别了两类事：好事和坏事。好事中有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要看到这一个指头，以便克服它，使我们事业发展更顺利更健康，但不能因为有了缺点就把好事也讲成是坏事，看不到它的基本方面是好的。坏事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引出好的结果，这是对立面的转化，并非说我们认为坏事本身就是好的。这是我们看问题的原则性。没有这个原则性，就无法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好事和坏事。就没有立场。但事物又是可以转化的，这种转化是事物内部固有的规律性，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都在一定的条件下向自己的反面转化，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因此我们反对否认转化的形而上学，反对片面静止地看问题，而主张要同时看见正面和反面，看见两种可能性，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事物的转化。这是我们看问题的全面性。例如帝国主义反动派镇压民族独立运动是坏事，不能说它本身就是好的，但在这件坏事中使广大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激起了更大愤恨，在这个条件下，反动派的镇压这件坏事就必然会转化成它的反面：促使自己更快的灭亡，这自然又转变成好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求这种看问题的原期性和全面性的统一。但巴人却不从事物的转化来谈辩证法，而只是平均地说；辩证法就是“善于从‘好’中看出缺点克服缺点，从‘坏’中看出有利，使坏事变成好事，来推动斗争”，并且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实事求是”，这里，第一，没有区别“从‘好’中看出缺点”和“从‘坏’中看出有利”，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不区别不同的性质，就容易产生成绩缺点各打五十板的折衷主义。第二，没有讲清楚坏事是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引出好的结果，好象任何坏事本身不经过对立面的转化就会“变成好事”；第三，解释“实事求是”不够完整。实事求是是从客观实际中找出事物固有的内部规律性，因此，就不但要“善于”在胜利前进时看出“好”中的“缺点”，以便克服它，不犯骄傲自满的毛病；而且还必须“善于”对这种“好”中的“缺点”作正确的分析和恰当的估计，分析这缺点是主要还是次要的，是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范围内，原因是什么，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地位。不然，“看”过了头，否定一切，那就仍旧不是真理而是谬误，并且是更大的错误。任何具体真理，在超过了它所反映的内容和适用的范围，就会向它的反面——谬误转化，“善于从‘好’中看出缺点”也是如此。讲实事求是而忽略或不讲恰当的分析这一方面，那就是片面的、不确切的。
现在有些人理解的辩证法，并不是从对立面的统一来理解对立面的关系，不讲联系不讲主次也不讲转化，而只是折衷，例如“不可太冷，也不可太热”；“要有干劲，但不能太多；要有科学分析，但不能太过”；“成绩和缺点都要同样讲，强调那一方面是主要都是不对的”；……多么“全面”，多么“不偏不倚”，多么“稳重”呵！如果这就是辩证法，那一切观潮派、庸人，一切甘居中游论者，一切本位主义者，大概也很欢喜这种“辩证法”了，可是这种折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如果把事物的辩证关系片面化，只看到一个侧面、一种可能，而看不到另一个侧面、另一种可能，自然是不对的；但如果复杂的辩证关系就是加起来除二，用不着有主要次要之分而平均对待，那辩证法也算太简单了。
巴人说：“从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我们清晰地了解到我们还正在建设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不过在某些方面，包含有共产主义的因素。那么根据上层建筑是基础的反映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我们所建设的文艺也自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艺，而不能说是共产主义的文艺。但这并不妨害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中包含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因素。毋宁说，在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中，应该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但如果认为这就是共产主义文艺了，或以建设共产主义文艺作为行动纲领来号召了，那无疑是不对头的。”
这段话中间有正确的一面，这就是指出了现在我们是处在社会主义社会，贯彻了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则。的确，就社会制度来说，共产主义只是萌芽，现阶段的任务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把两个革命阶段混淆起来而跳越社会主义阶段。但是，巴人似乎忘记了我们同时又是不断革命论者，忘记了共产主义因素不是静止，而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发展着的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因素，随着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因素的逐步增长，“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也将逐步成熟起来。忽视甚至阻碍这个发展过程，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将来，自然是不适当的”。——为什么巴人只看到事物的一面，即当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不看见，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那“不过在某些方面”存在的共产主义萌芽一定会发展起来呢？“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为什么巴人不完整地按照党中央的决议来观察文艺问题，而只引用其中的一面呢？显然，巴人对共产主义萌非、因素，认为是不值得加以深刻注意的东西，他没有看到事物的发展方面。
我们却与巴人有不同的看法。根据党中央的决议，我们应当在描写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充分地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在热烈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当中，也热烈地、正确地描写共产主义的萌芽，并且帮助这萌芽的发展成长。而如果就思想性来说，更应当发扬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精神，歌颂新人新事，树立鲜明的先进的旗帜，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绝不能因为它“不过”是“萌芽”而加以贬低、轻视或忽视。文学作品中如果把当前的生活就写成是共产主义，或者作品中违反了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各项政策，那是庸俗化，自然是错误的；但如果是从思想上歌颂社会主义社会中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新人新事，反映共产主义的萌芽，那就是正确的。不但要反映，还要充分地反映。我仍然认为周扬同志的说法是正确的：“文教事业的物质建设不应当超越经济条件所许可的范围。文化的思想内容却必须宣传共产主义精神，充分反映人民生活中出现的共产主义因素，表现先进人物的共产主义的风格，这样，文化才能为政治服务，给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以直大的影响和起促进的作用。”（1958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巴人谈到了上层建筑是基础的反映，这是对的，但他却没有想到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而谁都知道，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本只是消极地反映基础，反映生活，鲜明地反映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的作品，有力地帮助人民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推动当前社会主义建设，通过人的思想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所有制的改变，而人们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也正是将来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根本条件之一。
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文学中以什么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巴人认为是“并不妨将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中包含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因素”，这只是从消极方面提出“并不妨害”有某种“思想因素”存在；我们却认为，社会主义文学中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为指导，根据毛主席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积极地提出问题：（1）文学作品要努力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现实，反映具体生活时要根据党在一定历史阶段采取的政策：不能超越政策的范围，把理想当作现实；但是，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停止不前。所以，在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就应当从发展的观点去写，应当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去写，才能够真正写得深刻。没有共产主义思想，就不可能写出这个向共产主义发展的伟大时代的伟大现实。（2）文学作品中要有共产主义理想，充分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创造有鲜明的共产主义精神的先进人物的形象，用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为人民利益而忘我劳动的精神来教育鼓舞人民，努力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3）充分反映发展着的共产主义萌芽、共产主义因素，要真实又要理想。要真实，不能脱离社会的实际情况，把出现在五十年之后的情况写在今天出现；要理想，又要令人信服地表现用它广阔的前途，明确地指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敏锐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去支持那将要发生或开始发生的新事物，显示出这些新事物的深远的意义和伟大的生命力，引导人民看到无限美好的明天。巴人所提的“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的“紧密结合”，是不准确的、不合逻辑的。“理想境界”是一种“境界”，那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境界”，这种“境界”是很难在文艺作品中同现实生活“结合”的，创作中不能出现两种不同社会阶段“境界”的结合，应当是共产主义理想同当前发展着的（不是静止不变的）社会主义生活的统一，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同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
去年一年大跃进的伟大胜利，证明了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力量。今年是继续全面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必须继续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掀起波澜更壮观的生产高潮，在掌握、利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而蘸都知道，高度的干劲来自高度的觉悟，先进的思想指导下，才有先进的成绩。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迫切要求摆脱“一穷二白”的状况，迫切要求建成高度物质文化水平的社会主义社会，一步接一步地实现两个过渡。去年一年中劳动人民中间灼热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冲天的干劲，就是劳动人民要求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状况这个本质要求在党领导下的表现。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十分珍贵这种精神，正确地加以反映和发揭，决不应加以忽视、贬低或庸俗化。文学艺术中应当继续反映出群众的冲天干劲，用共产主义精神鼓舞群众生产热情，而不是从此把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风格的宣传收起来了。巴人文章中，这一点是没有说明白的，他把社会生活中的共产主义因素（目前仅仅是因素）以及文学艺术中的共产主义精神混淆起来了，他以为社会生活中只有共产主义因素，就是文学艺术中共产主义精神也只能是因素，不能过分强调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这是一种违背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是不利于我们鼓足更大干劲前进的。
由于篇幅关系，我只能先提出这两点。我觉得，现在的确特别需要正确地宣传辩证法，提倡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问题。因为在新问题面前，尤其是在发展变化很快的新问题面前，没有辩证法，不是片面性，就是折衷主义，或者就是静止孤立地观察某一种现象。我讲了，并不等于自己就学会了，我头脑中当然还有不合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东西，我要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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