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江户时代末期，日本面临的西方列强的威胁使得国内民族主义开始觉醒。“尊王攘夷”的核心在于“尊王”，即尊崇天皇，其将天皇从一个虚位的存在，提升为国家的精神核心与统一象征。同时“攘夷”则体现与西方殖民主义的针锋相对。
尽管明治维新带来汹涌的西化浪潮，但天皇制作为日本精神核心的地位并未动摇，反而通过《明治宪法》（即《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意识形态，虽然这部宪法推动了日本立宪主义的发展，但同时对军权独立于行政权的规定，使得后续为少壮派所利用，使军部变成了一个高于首相、高于内阁大臣的独特机关。此外，1900年制定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使得军部实际上拥有左右内阁去留的权力。最终在1930年代，《明治宪法》丢失掉了其内涵的进步元素，沦为军国主义治下的“空头文件”。
在持续的高压政治环境之中，日本左翼运动很难取得十分有力的成果。不仅是1911年“大逆事件”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处决，还是1928年与1929年的两次针对日本共产党的毁灭性打击，都体现了战前日本右翼政权与军部对反抗天皇制思想的坚决态度。这使得社会主义最终成为只在知识分子之中流传的、作为众多思想之一的某个选择。
本文是公民伯里克利对日本战前思想史进行探索的一个新系列，旨在通过日本从国际威胁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的国家困境来寻求民族主义的解决办法以及社会主义的抗争路径。于编者看来，这有部分处于竹内好的延长线上，即对“既拒绝做奴隶又拒绝做奴隶主时的那种绝望”的觉醒与反抗。
▲“大逆事件”相关者
分流：东洋的抵抗与日本社会主义的诞生
（导论）
一切位于「世界体系」之边缘的国家，皆会面临一种根本的困境：面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扩张，一国该如何自处？当然，更加仔细地来描述的话，面临困境的实质上是这一国家之中的不同群体，但这些群体在反抗帝国主义之压力的背景之下相同的利益，一同构成了全体的社会语境。而这一困境也会成为这些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思想的基本坐标，如同一片弥漫在这些国家之上的白雾，社会中的一切观念与思想都染上了其中的特征。这一坐标的名字叫做「抵抗」。
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在一系列关于亚洲与超克论的文章中指出了「抵抗的维度」。而在这一抵抗的维度之中，我们会发现一些判若云泥的思想竟有着的相近之处。甚至可以下一个大胆的断言：正是因为这一抵抗的背景，日本的右翼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之间会套用一些共同的话语。而这些相近与其说明了两者都濡染了所谓的日本性，不如说他们都是这一抵抗之背景的产物。
竹内好不是一个马克思传统中的思想史学者，更多止步于就思想谈思想，不曾使用意识形态论与世界体系理论来分析之，且更多将重点集中在昭和日本时期，不曾将其分析推向历史的更深处。而竹内好逝世近四十年之后，梅森直之在他的《早期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又一次指出了这一抵抗的维度，且将其更加明确的表述为反思资本主义的诸多尝试。而在这一意义上，早期亚洲主义与日后的社会主义皆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反叛，只不过二者最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不过，梅森氏也只是止步于探讨近代日本社会主义思想诞生之前后，而社会主义思想与军国主义的前史又是如何呢？若深入考察，会发现这一谱系可上溯至日本近代史的开端。毕竟，黑船叩开日本国门之际，正是日本第一次直面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之时。这一时节，日本的思想界尚未分化，即不曾分裂成针尖对麦芒的阵营。政府与反抗势力（这里不论是幕末还是明治初期），皆沿用着相近的话语：反抗政府的自由民权运动谈着忠于天皇；而明治政府的元老与藩阀则也说着行宪与开化。这与昭和初期的情形完全不同：届时，日本的共产党已经明确的打出了打倒天皇制的口号；而右翼国家主义者以军在谋划者推翻议会政治、天皇亲政。这两个同出一源的脉络已经分道扬镳了太久，而一开始，二者皆出自于维新志士的救亡图存。
不过在这里笔者有必要强调一点：笔者指出两者的亲缘性，正是想要说明二者分离之决绝。更进一步说，「抵抗」从不只一个，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总归会在反殖民的斗争之中分化，更不用说日本这一般最终逐渐成为帝国主义的国家了。我们会看到，左翼之抵抗与右翼之抵抗恰是在19世纪90年代初毅然决然的分开了，其中的两个标志事件无疑是《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与中日甲午战争的打响。这一时节有着如下双重转折：首先是《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及《教育敕令》正式确立了日本的主导意识形态，笔者不妨借用一个中国哲学概念，称之为「和体西用」，即以保护国体为目的、以西洋近代体制为工具的政治思想；而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以及此前后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日本正式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
自此之后，自由民权运动油尽灯枯，其右翼与明治政府合流一同构成了「和体西用」的大正民主制之雏形，其中又分化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右翼思想；而自由民权运动之左翼，则边缘化后走向激进主义、最终结出了早期社会主义之果实，甚至坚持在极限的困厄之中批判国体。自此之后，两者以清晰的自我意识将对方视为敌人。十五年战争开始之后，夺权的右翼一度以行政之威压强迫左翼转向——而这种转向之中又可以看到「反抗」两派思想之中所留下的亲近性—— 直至战争的最终结束。
而战争之后，左翼与右翼自然换上了不同的面孔斗争至今，但反抗之主题已消失殆尽。美国之占领与经济腾飞由一正一反两面，摧毁了反抗的主题：前者让反抗不再可能，后者让反抗没有必要。日本成为了当今的矛盾体：它在经济与剩余价值转移上无可置疑的居于世界之「中心地带」；但在政治与军事上又毋庸质疑是美国的附庸。战后的日本或许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反抗，但这显然已不再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之中的「抵抗」了。
而本文的目标，即是以意识形态理论与社会学为根基，追溯「抵抗」由同一到分立的思想史。这一历史开始于黑船事件与日本开国、结束于日本早期社会主义的诞生。期间，意识形态的斗争场域上由一开始的混沌与多元、逐渐出现了清晰的结构：官方的意识形态日益明确，相关的言论审查以及教育制度也逐渐锻造了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不断被排除的「左翼的反抗」最终在边缘化的同时形成了自己自觉的声音。
接下来的内容，本文将分为以下三个部分。首先，本文会探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思想界与社会格局。这之前的日本思想资源构成了一组不定的「主导意识形态」，本文将以其中最为典型的学派「水户学」称呼之。这一学派最为鲜明的口号就是「尊王攘夷」。而这一组「思想之星丛」（constellation of thoughts)也为日后的「抵抗」备好了资源。而与此同时，日本社会的基本格局则是面对资本主义入侵的图存。「尊王攘夷」这口号将对于殖民主义的抵抗与边缘武士阶层之夺权的明治维新相结合，这一口号日后也一直存在于意识形态场域之中，直到最终浮出水面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国体论」。
其次，第二部分着重探讨自由民权运动以及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在张力。前者兴起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征朝论」争议，终于《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而这一场运动从一开始的士族反抗、又逐渐将富裕农民与贫农牵扯其中，实质上构成了这一段时间日本国内政治的基轴。而后一个部分，则主要围绕着福泽谕吉与中江兆民二人展开。两名思想家年龄相差不小，一些日本学者指出由于属于不同的同期群，即「天保的老人」与「明治的青年」，因此在许多观点与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分歧。与此同时，二人又卒于同年，可以说曾在同一个意识形态场域之中活动。本文的分析将说明：福泽谕吉代表着「自由主义—抵抗」与「国体论—抵抗」之间混蒙不开的明治初期；而中江兆民则代表了这二者分道扬镳的开始。事实上，宪法颁布到甲午终结的「变革时刻」恰好对应着中江兆民思想的重大转折。这一名自由主义者逐渐走向激进的道路，正是日本由半殖民地向帝国主义转变在个人身上的回声。
最后，本文会将目光聚焦在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诞生的脉络上，即由中江之自由主义向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二者在政治界的边缘化之同时，二者的思想也与宪法所确定的主导意识形态渐行渐远，最终，中江将矛头对准「唯心主义」、幸德则在反对帝国主义后逐渐转向社会主义与工团主义，最终在临终的前后与其同仁一起走上反对「天皇制」的道路。本文一方面会尝试将这样思想的转变与日本产业—阶级格局的变迁相互照应，另一方面也会尝试总结这一条脉络的普遍性意义：「反抗」对于边缘地带的国家有何意味、「反抗的分化」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经济社会基础与个人之抉择？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真正重要的是改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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