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突袭沈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侵占中国的野心逐步膨胀，身居东北要职的少帅张学良却执意“不予抵抗”。张学良不仅没有正确的判断形势，又侥存开战必败心理，面对日寇入侵竟然下达了“不予抵抗”的荒唐命令。
九月二十一日，鲁迅写了《答文艺新闻社问》，回答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的野心。
“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鲁迅早已看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他们的胃口，绝不只中国的东三省，不只整个中国，而是整个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世界。
就这样，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我国东北全境。
其实，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还是不愿触怒日寇，更不愿在剿共的节骨眼上与日方仓促开战。
一意孤行，面临国土沦陷，国民政府还是积极推行对内剿共政策。一致对外，面对国难奇耻，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表示对外政策不满。
然而，在一片国难声中，社会各界却又呼唤一个统一、廉洁、高效、有为的国民政府。
就这样，蒋介石再一次抓住了历史时机，调整政府机构，恢复军事委员会，进一步扩大个人势力。
毋庸置疑，专政只是战时的应急状态，并非实施专制独裁的合理正名。这么一来，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发展到了专制集权的顶峰。
《友邦惊诧论》
从十一月初开始，为了要求国民政府抵抗日本的侵略，不断有各地的学生前往南京请愿。
十二月八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了《告全国学生书》，指责学生的请愿是“越轨”行为。
十七日，在南京珍珠桥中央日报社附近，发生了镇压学生请愿的“珍珠桥惨案”，死伤四五十人。
十八日，国民政府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污蔑学生“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横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御用文人为了给主子的无耻行为洗白，他们还说“友邦人士，惊诧莫名，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二十日，鲁迅便撰写了《友邦惊诧论》，揭露了国民政府的无耻行径。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
在鲁迅看来，国联与国民政府，都是一丘之貉，都是有意帮着日寇说话。他们放着日寇侵略坐视不管，却血腥镇压起了爱国学生。说什么“国将不国”，这一切都只是他们不作为的借口。
好一个“友邦人士”，日寇强占，肆意暴行，他们不惊诧;连年内战，生灵涂炭，他们不惊诧。学生请愿，一心爱国，他们就惊诧了。
好一个“友邦人士”，真不知是些什么东西?
退一步而言，就算学生的暴行是真的，那么肆意枪杀学生就算对的吗?就能够抵御得了日寇的侵略吗?
既然“友邦人士”已经惊诧了，还说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失去了东三省，国民政府没觉得“国将不国”。只有几个学生发声，国民政府就觉得“国将不国”。
如此国民政府，如此镇压学生，不就是为了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吗?
有怎样的“友邦”，便有怎样的国民政府。“友邦”不允许人民反抗，略有“越轨”，便有了国民政府的残酷屠戮。
最后，鲁迅附上了《申报》上登载的电文。
“一•二八”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军队突袭驻防上海的第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了。
国民政府碍于军阀割据政令不一，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希望在不失国权的情况下，以最小代价达成停战。
二十九日，战争的硝烟笼罩在上海各个角落，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老百姓。
“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于二月六日，始得由内山君设法，携妇孺走入英租界，书物虽一无取携，而大小幸无恙，可以告慰也。”(《鲁迅书简·致许寿裳》)
三十日，为了躲避战火，鲁迅只得携全家及三弟全家在内山书店暂时安置。日本友人劝他去日本暂住，他还是不愿离开上海，更不愿离开中国。
时危人贱，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不都是一死白了吗?
这段时间忙于避难，他连日记也顾不上写，确实没有写多少关于谴责日本侵略的文字。
二月六日下午，鲁迅只得再次携全家及三弟全家，到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避难，十个人只能挤到一间小房子，也只能席地而卧。
“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一二八战后作》)
不过，这首赠日本友人的小诗，还是道出了鲁迅经受战乱时的心境。
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上海文化界代表，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号召进步作家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打倒日本帝国、国际帝国主义”，其中署名者就有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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