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10日凌晨4时，张国焘曾以“朱张”名义向林彪、聂荣臻并党中央领导人发出过这样一份电报：
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
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讨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
朱、张
九月十日四时[1]
跟“九九密电”中含有“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意图不同，这份电报的口气“很不强硬”。
张国焘在签发此电时，是否已得到党中央已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的消息?从时间上来看，似不太可能：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当日凌晨2时才开始集合向阿西茸出发，就连徐向前、陈昌浩当时也在熟睡中而且“早晨起床”才得知这个信息。考虑到从电报签发到对方顺利接收、译出并送达签收人的时延，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张国焘最早也要在9月10日上午才能得悉只能由徐向前、陈昌浩报告的党中央已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的消息。
如此，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张国焘根据8日22时前敌总指挥部发来的“七人联署电”中“拟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北上”，以及9日9日党中央致张国焘和徐、陈首长那份关于“陈谈右路军南下”的电报的抬头等信息，判读出了中央有单独北上的意图或者已经开始北上——“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二是这份电报的签发时间有误，比如，有可能将“10日14时”误作“10日4时”——这类签发或签收日期时间的错讹在历史档案文献中的确也是存在过的。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张国焘从徐、陈之外的途径得知党中央已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但这种可能性似乎又不大——如果右路军中有人发现了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的意图和行动，无论从指挥关系组织程序上，还是信息传送手段上，要绕过徐、陈首长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无论哪种情况，从电报的内容来看，在“九九密电”发出前后，张国焘对党中央宁愿率红一、三军单独冒险北上也要执行北上方针的魄力严重估计不足，抑或还自以为挟持党中央一起南下已成定局!9月8日9时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右路军行动方针的来电中所表达的“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的态度，很有可能加深了他的这种自信!
然而，在发出“九九密电”后，张国焘又得悉了9月8日22时“七人联署电”中“弟等拟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北上”的信息(考虑发电收电译电及读到的时延，张国焘有可能是在9日凌晨或上午发出了“九九密电”后才能得悉这份电报的内容)。如此，他对徐向前、陈昌浩的态度一时也难以确认了——毕竟徐、陈在9月8日9时发出那份“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且“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的电报之前，也在力主北上。于是，才有了9日24时和10日4时“立候示遵”和“候复示”这两份语气并不强硬甚至有所软化的电报。那个时候，远在数百里之外的他，不可能立即就能知道徐向前、陈昌浩已经改变了8日22时“七人联署”电中的态度，转而准备南下了!
张国焘如此这般起伏不定的情绪和作为，熟知其为人的徐向前曾有过一个很到位的评价——“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2]
从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自9月9日至10月上旬右路军南返后的诸多电报中，尚未发现前敌总指挥部首长对包括“九九密电”在内的“朱张来电”的回复电或请示电或报告情况电，而这显然是不正常也是不可能的——这些电报的存在几乎是肯定是无疑的!最低限度，9月10日白天以后，得悉了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的消息后，前敌总指挥部首长肯定会向红军总部首长报告，这几乎是确凿无疑的——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后的9月12日10时，张国焘致电林彪、聂荣臻并转党中央领导人，称：“据徐、陈报告：三军撤去脚丈寺、班佑警戒，乘夜秘密开走……[3]”。
综上所述，我们或可判断：张国焘至少要在9月10日中午以后，才能真正确悉党中央已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的信息。其确悉的来源为：㈠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后的9月10日、9月11日22时致张国焘电[4];㈡徐向前、陈昌浩于9月10日早晨以后向红军总部首长发出的报告电(可能不止一份)。
由此也可以看出，徐、陈首长在最后关头改变了态度，也是造成党中央被迫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的重要缘由之一。“九九密电”只是一个触发点而已，即或没有这个触发点，只要徐、陈首长表示了要服从张国焘意旨转道南下的态度，那么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单独出走以贯彻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也就成了别无选择的选择!至于“九九密电”存在与否的问题，只要找不到密电电文原稿这个最直接的物证，总有人会否认其存在。但这当间有关的旁证、佐证形成的逻辑指向链条，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而且相衔紧密，这也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数十年后，还有人孜孜于草地分裂的“责任是否全在四方面军”的心结，这实在令人扼腕叹息!草地分裂的“责任是否全在四方面军”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党中央从来就没有说过草地分裂的“责任全在四方面军”，这笔责任账从来都是算在张国焘头上的，既或对当时以宗派立场表态的一些历史当事人，中央也从来没有清算过他们的责任账。党中央从来都是把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将士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无论是对张国焘个人，还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党中央都做到了“仁至义尽”，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的事实!如果硬要把红四方面军与张国焘个人混为一谈，那既是在开历史的玩笑，也是在开自己的玩笑!
“草地分裂”的责任，再怎么算，难道还能算到中央头来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叶剑英将密电送回陈昌浩后，没有证据表明陈昌浩或徐向前对党中央作出了相应的临控部置，这或许是陈昌浩对“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没有产生出张国焘所希冀党中央所担忧的敏感来，也或许是他们对党中央宁肯单独出走也要贯彻北上方针的决心的魄力估计不足，这也是党中央率一、三军顺利北上的重要缘由之一。而“密电事件”发作时，红四方面军徐、陈首长在是否派兵追回党中央的问题上守住了最后的底线：红军不打红军!这也应该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性功绩和历史性贡献：从当时党中央出走路线与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的分布位置来看，徐、陈首长要想追回或拦截中央，也是完全有可能办到的!如此，红军内部亲者痛仇者快的武装冲突，当然也就在所难免了!
关于这一点，党中央乃至毛泽东本人，从来都是记得牢牢的!也是载入了诸多权威史籍典册的，即或是在文革时期，也多次提及!而对于徐、陈在“密电事件”前前后后那些基于宗派立场的错误表态和对一方面军指挥员的策反信函，反而是从不提起，从不计较，更遑论见诸于史籍典册!
天日昭昭，耿耿此心，还有什么可以置疑的哩?
在“草地分裂”前后，党中央为谋求和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释放了最大诚意，表现出最大耐心。这样的历史事实，恐怕就是如今那些热衷于做颠覆学问者也难以否认的!在两军会师之际，张国焘、陈昌浩等可以煽乎蒙蔽一些四方面军干部点着官衔为“张主席”要官位，可以拥兵自重，对自己已经同意的了作战计划刻意延宕，可以擅自改变行动方向要求中央服从自己，而中央却只能婉言相劝，耐心说服。在“北上”与“南下”之争白热化明朗化的时候，中央还一一征询右路军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意见，在得到了基于宗派立场而不是党性立场的回答，从而使所有这些努力无效的情况下，中央还派人送出信函发回电报，力劝右路军领导人跟随北上。请问中央还要怎么做才算把工作做到家了哩?
据郭化若回忆，当时他曾奉毛泽东命向红四方面军部队送出了一封信函：
……我走在队伍最后面，毛泽东招呼我过去，从袋子里拿出一封信来说：“化若同志，你在这里等一下(因为前面有岔道)，红四方面军工兵营的营长来了，就交给他。”我知道这是张国焘在搞分裂，革命又遇到了风险，在一、四方面军分道扬镳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将这封信交给我转交，这是对我的信任。我说坚决完成任务。原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顺原路南下，人家脸上表情很简单，默默不语走着。约莫个把钟头过去，见一些扛着大斧、铁锹的队伍走过来，我一打听果然是工兵营，很快找到营长，我把信拿出来，他听说是毛主席叫他转交给他的，立正用双手捧了过去。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5]
这份《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
自从我们翻越了雪山，通过了草地之后，我们一到包座，即打了胜仗，消灭了白军四十九D[师]。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到群众完全逃跑的少数民族地区。两个月来，我们在川西北地区所身受的痛苦，是大家所知道的。而且，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断路。
同志们，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中央[6]
在这个《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中，党中央只是强调北上方针，并没有刻意渲染党中央高层的分歧，更没有指名点姓的批评与批判，其用心之良苦可窥一斑——请各位读者对照参阅前边所引的“徐陈”策反信函。而且在抵达俄界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形成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的决议中，中央虽然也很严肃地道出了“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但也并未对张作出组织处理决定，而且这个决议也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一级。反观张国焘，从阿坝格尔登寺会议到卓木碉会议，又是“开除”又是“通缉”，还打击留在四方面军中工作而又坚持北上的同志，甚至还另立中央，坏话说尽，恶事做绝，最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己把自己推到了“自绝于党”的历史对立面。
此后，即或是在张国焘另立中央之后，党中央仍然以相忍为国的态度对张国焘好言规劝，希望他尽快率红四方面军北上。直到次年5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因估计张国焘有改变错误之可能，为了团结、争取张国焘，使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北进甘南，政治局成员们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确定对张国焘“组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马上受我们指挥[7]”。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后，张国焘又制造了一出“枪杆子指挥党”，擅自率红四方面军主力掉头西进准备西渡黄河的“甘南风波”后，党中央仍然对张国焘改正错误并在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中发挥作用寄予希望。在1936年10月1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是：
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有诚意的，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更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工作怎样去做?第一，任命他为前线指挥;第二，张浩(林育英)同志去的任务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将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关于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与程度问题，原则上是不说的。但如说到时应指出：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另方面应指出是个别的、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对中央路线的估计不足)，但不是整个路线的错误，因为就其整个历史来说，还只是某个时期个别的错误。还有一点，如果他以后不再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如果仍继续发生这样的错误，就是应与之作斗争的。[8]
这种对待党内分歧和斗争的态度，想不成为典范都难啊!
如果这都还不算仁至义尽，你说中央还能怎么的?
不知数十年后那些指责毛泽东等“过份施心计于红军指挥权的控夺[9]”的颠覆学问者， 能不能敢不敢正视这些起码的事实，以一个学者最起码的公平心态来面对这些“起码”的事实。甭跟那儿一惊一乍地扯浪头叫撞天屈!——当了叛徒的张国焘要是都冤屈了，那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三过草地留下的那些英灵哩?那惨死在“自已人”刀下的许继慎曾中生旷继勋们哩?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到了这种地步，请问这还有天理公道么?这些颠覆学问者真的是在为红四方面军将士鼓与呼么?张国焘与毛泽东，谁是真正爱护红四方面军将士的，谁是真正关怀红四方面军将士的，是谁在他们遭受失败遭受磨难之后敞开心扉拥抱他们的，是谁带领他们绕过急流险滩走向革命胜利的，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人，难道真的不知道么?难道真的是忘得一干二净了么?就算他们中有不少人在文革中吃了冤枉遭了磨难，可那波及的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运动呀，有委曲的并不只是某个山头某个方面军呀!作为共产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后人，总还是要讲一点党性吧?不讲党性总还是要讲一点良心吧? 如果连良心都不讲了，这人，还能是个啥?老百姓还能瞧得上你们个啥?数一数这些革命胜利者幸存者肩上的星光胸前的勋章，再想一想那些不知多少倍于这些星光勋章总和的那些牺牲者们失散者们，不妨扪心自问：这个党这个军队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没有给够?
注释
[1]《张国焘关于红一、三军单独北上问题致林彪等转中央领导人电(1935年9月10日4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7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3]《张国焘违抗命令分裂红军致中央电(1935年9月12日1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中央政治局为北上给徐向前、陈昌浩的指令电(1935年9月1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7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中央为贯彻既定方针再令张国焘立刻率左路军北上(1935年9月8日7时)》，《三军大会师(下)》(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第57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5]《郭化若回忆录》第10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6]《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1935年9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毛泽东在1936年5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转摘自《张闻天传》第36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上)》第649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9]夏宇立《夺取宁夏计划受挫原因探究》，《香港传真》2009年30期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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