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读一些小说，或者一些纪实文学作品，里面经常出现一个词语：“牛棚”。文字通常凄楚悲凉，令人同情怜悯。同时也让我对造成这种现象的时代产生了厌恶和否定。
听说“牛棚”一词，出自大师季羡林之口，因为他住过“牛棚”，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我没有进行考证，一则没有兴趣，二则也没有什么必要，三则我也不想著书立说，向世人兜售“自自由经济学”之类的东西，也就半推半就相信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很时兴“伤痕文学”，又叫“反思文学”，或者叫做“改革文学”，最有名气的作品有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贤亮的《土牢闲话》等等作品。这些作品对“文革”进行批判、否定、控诉，继而对改革带来的美好愿景进行深情的憧憬。
前几年，高中语文课本上还有一篇巴金先生的散文《小狗包弟》，性质也属于“伤痕文学”。文章讲述了自己一家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劳动，也就是“蹲牛棚”，而自家养的一只外国血统的小狗“包弟”也受到没收的遭遇，最终不知下落。
学生都是一些养尊处优小孩子，他们读了这篇文章后，唯一的感觉就是为作者失去小狗而感到遗憾，根本不知道作者内心深处蕴藏着的对一个时代的批判和否定。
三年前，这篇课文在课本中消失了，一些年轻同事感到莫名其妙。我抚掌微笑，幽幽地说：“老作家聪明一世，却又糊涂一时。那时候被他们描绘成饿肚子的时代，他家里却养着一只纯种名贵的外国狗，不是有点不合逻辑吗?”同事恍然大悟。
后来，我才知道，季羡林大师嘴里的“牛棚”，实际上当时叫做“五七干校”，地点一般设在农村，以农场的形式运行。到“五七干校”工作的人一般是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通常都是带着工资的，应该和城里的工资相当。住的房子并非牛棚，而是比农村好得多的砖瓦平房，吃的是集体食堂，工作基本上就是体力劳动。
但是，我们去评价当时的“五七干校”，或者文人笔下的“牛棚”，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国内刚刚从三年大饥荒中走出来，各种物资极度匮乏，人民生活水平很低，从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抽调一部分人，到农村和农民一道劳动，既能磨炼我们队伍的革命意志，又能体现我党和人民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其目的大概如此罢了。
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名言：“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意思就是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地位悬殊，只要是为人民服务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都是没有必要计较的。
在一个“利他”主义风行的社会，只要是为人民服务，条件再艰苦再恶劣，他们不仅不会计较，还会把这些经历当做一种幸福。而在一种极端“利己”主义思潮的吹拂下，人们开始关照自己的处境，自己的得失，一丁点“吃亏”的事情都不愿意干，如果要我干了，那就是社会不公!
李讷是伟人的女儿，她上小学的时候，校长和老师都不知道她是领袖的女儿。李讷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工作，父亲听说后很生气，立刻让女儿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后来，也没有看见李讷对“五七干校”有什么怨恨，或者写一点关于“牛棚”的文章。
那些利己主义者，当官只能升官，而不能贬官，贬官了就会发牢骚。知识分子只能坐在明窗净几的地方办公，写一点卿卿我我的文章，过着“人上人”的生活。这时候再回过头批判那个时代的“牛棚”，也是顺其理成其章的。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牛棚”之说曾经在社会上造成那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住“牛棚”的很多人，是知识分子，他们有笔杆子，他们有发言权，故而会有那样大的影响力。普通工人、农民及一切劳动者，他们生活条件极端艰苦，但他们最爱共产党，最爱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他们没有表达自己情感的“口舌”而已!
河南豫剧三团的经典戏曲《朝阳沟》，其剧本作者杨兰春同志，也是知识分子，他下乡劳动期间，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生活中产生创作灵感，创作了经典戏曲剧本《朝阳沟》。我不知道杨兰春是怎样理解那一段农村生活的，大概他是不会用自己的笔把农民的房子涂抹成“牛棚”的。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有一句名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知道当代的知识分子，还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境界和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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