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王蒙于1956年创作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极具争议性的文本。毛泽东主席对此作品的辩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以马列主义立场科学分析文艺作品的典范。本文认为，该小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其以文学形式揭露了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内部的官僚主义问题，客观上呼应了当时反对官僚主义的政治要求。然而，小说存在着根本性的、致命的缺陷：它站在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来“反官僚主义”，将官僚主义主要归结为个人的道德、作风问题，而非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从而掩盖了官僚主义的阶级实质和制度根源;它塑造的“反官僚主义英雄”林震，是一个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脱离群众、孤军奋战的个人主义者，其道路是错误的、危险的。这导致小说的批判最终是软弱无力甚至有害的。更为关键的是，对小说的评价之争，本质上是两种世界观、两种文艺路线的斗争。今天，在以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为武器指导新形势下的革命实践时，我们必须从该小说的得失中吸取教训：反对官僚主义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进行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革命群众运动，而不是依靠几个“青年英雄”的个人抗争。
一部小说与一场路线斗争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复杂的形式继续存在和展开。正是在这一年，青年作家王蒙发表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旋即引发激烈争论。这部作品及其引发的风波，绝非单纯的文艺批评事件，而是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尖锐反映。毛泽东主席亲自介入这场争论，其高屋建瓴又鞭辟入里的评论，不仅是对一部具体作品的评判，更是对党的文艺路线、批评方法乃至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一次深刻教导。
一、毛主席的辩证批判：革命领袖的政治智慧与文艺批评的最高准则
毛泽东主席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评价，是我们分析一切问题的总纲和锐利武器。其深刻性在于高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水平：
1. 政治上的保护与肯定：捍卫批评的民主权利。毛主席首先肯定了小说“揭发官僚主义，很好”，并尖锐批判了李希凡、马寒冰等人“北京中央所在的地方不会出官僚主义”的谬论，指出“我们是当权的党，最容易犯官僚主义，而且又最容易拒绝批评。我们应该欢迎批评。”这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直面矛盾、鼓励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宽阔胸襟和唯物主义态度。这与他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一脉相承，目的是通过健康的批评来克服缺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2. 艺术与思想上的精准剖析：直指阶级根源。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小说“正面的人物林震写得无力，而反面人物很主动”、“有片面性，正面的积极的力量写得不够”、“林震写得无力，还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这不仅是艺术分析，更是深刻的阶级分析。它揭示了王蒙世界观的局限性：作为一个带有小资产阶级烙印的知识分子，他能够敏锐地观察到、并生动地描绘出官僚主义的某些现象(反面人物主动)，但由于阶级立场和生活经验的局限，他无法认识和表现战胜官僚主义的真正力量——觉醒的、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只能塑造一个孤军奋战、充满感伤情绪的“英雄”林震。这“写不好”的根源，在于“生活的原因”，即脱离工农兵群众，不了解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
3. 对错误批评的批判：反对教条主义与官僚态度。毛主席批评李希凡“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实质是批判一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以势压人的官僚化批评作风。这种批评本身就成了新的官僚主义，与小说所批判的对象在思想方法上同构。这警示我们，反对官僚主义的批评，自身必须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
毛主席的评价，是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在文艺批评上的完美体现：既保护了批评的积极性，捍卫了民主原则，又指明了批评的正确方向，揭示了作品的阶级本质和思想局限。这是我们今天分析此小说必须遵循的指南针。
二、 小说的进步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官僚主义的一声呐喊
在1956年这个历史节点，国际共运出现修正主义思潮，党内官僚主义也有所滋生的背景下，小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有限的进步性：
1. 揭露问题的勇气：打破“官僚主义只在下面”的神话。它敢于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党委组织部这样的核心权力机关，描绘其内部存在的拖沓、推诿、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作风，打破了那种认为官僚主义只存在于基层的迷信，具有一定的惊醒作用。小说中刘世吾的“条件成熟论”、革命意志衰退的形象，触及了革命胜利后部分干部蜕化变质的危险。
2. 反映了部分现实：揭示了官僚主义的某些表现形态。小说对韩常新式的夸夸其谈、林清泉式的麻木不仁、刘世吾式的“成熟”冷漠的描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僚主义的不同面相，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进步性是有限的、表面的、并未触及本质的。它的“真实性”更多停留在现象层面。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剖析其深层的致命缺陷。
三、小说的根本缺陷：小资产阶级反官僚主义的歧路与破产
小说的致命伤，不在于它“反官僚主义”，而在于它用什么立场、观点、方法来反官僚主义。其根本错误在于以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来反对官僚主义，这注定是一条走不通的歧路。
1. 唯心主义的病因诊断：将阶级斗争问题道德化、个人化。小说将官僚主义主要归结为刘世吾等人的个人“冷漠”、“世故”、“革命热情消退”。这完全掩盖了官僚主义的阶级根源。官僚主义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尖锐表现，其根源在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和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它不是个别人的道德瑕疵或性格缺陷，而是一个社会性的、制度性的痼疾，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在党内的反映。王蒙的批判，是隔靴搔痒，未能触及问题的实质，反而容易引导读者将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误解为个人道德修养问题。
2. 个人主义的英雄史观：塑造了一个错误的“救世主”林震。主人公林震，是作者理想的化身，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英雄”。他的特点是：单枪匹马、自视甚高、脱离群众、迷信个人的“真诚”与“勇气”。他反官僚主义的全部资本，除了年轻人的热情，就是个别领导(如赵慧文)的有限同情。这完全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幻想。
* 脱离群众的“英雄”：毛主席指出林震“无力”，根本原因在于他脱离群众。真正的反官僚主义力量，在于觉醒的、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林震始终是一个在组织部机关内部进行“个别斗争”的孤独者，他从未想到要依靠工人、农民，从未将问题与更广大的阶级力量联系起来。他的道路，是鲁迅早已批判过的“个人抗争”的道路，在强大的官僚机器面前，必然碰得头破血流。小说结局林震的“失败”，恰恰证明了这种斗争方式的破产。
* 斗争方式的无能：林震的斗争武器，主要是“提意见”、找领导反映、内心苦闷和与女友倾诉。这完全是小知识分子式的软弱无力的反抗，与无产阶级的公开的、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斗争格格不入。
3. “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腐蚀性：消解斗争的严肃性毛主席特别点出的“林震和女朋友吃荸荠”这一细节，绝非小题大做。这暴露了林震(亦即作者)的精神世界：在“斗争”的间隙，依然沉醉于个人生活的小情小趣、感伤与浪漫。这种情调，与无产阶级战士“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崇高境界格格不入。它软化斗争意志，模糊阶级界限，将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降格为个人的情感纠葛和青春烦恼。作者对此缺乏批判，反而带有欣赏的笔调，这暴露了其世界观的小资产阶级烙印。
四、 “生活的原因”与“乌托邦”的破产：
“王蒙笔下的反面人物之所以写得生动……是因为现实中确实存在这样的人……而正面人物林震之所以写得无力，是因为生活中这样的人物太少太少了。”，王蒙自己感叹“娜斯佳的故事恐怕是廉价的乌托邦”。
1. “生活”的阶级性决定“写作”的倾向性：王蒙的“生活”经验，主要来源于机关知识分子和小官僚的圈子。他对刘世吾、韩常新这类人物非常熟悉，因此能写得栩栩如生。然而，他的“生活”严重脱离了工农兵群众，脱离了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因此，他无法从生活中发现、提炼和塑造出强大的、有组织的、以群众路线为武器的无产阶级正面英雄形象。他只能凭小资产阶级的想象，虚构出一个苍白无力的林震。这证明了作家的阶级立场和生活圈子，从根本上决定了其作品的思想高度和艺术真实。
2. “乌托邦”论的实质是阶级局限性的自白：王蒙将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中娜斯佳依靠群众、成功斗争的故事视为“廉价的乌托邦”，这恰恰暴露了其对群众力量的怀疑和对无产阶级斗争道路的无知。在他所处的“世事人情”(即小资产阶级的世故哲学)看来，依靠个人英雄主义的孤军奋战才是“现实”的，而发动群众进行集体斗争反而是“乌托邦”。这完全颠倒了黑白!历史证明，真正的“乌托邦”是企图依靠少数“清官”或“英雄”来解决问题;而依靠人民群众，才是克服一切困难、战胜官僚主义的唯一现实道路。王蒙的悲观论调，正是其阶级局限性的必然产物。
五、 两条路线斗争的预演：王蒙与李希凡之争的再批判
当年的争论，王蒙与李希凡看似对立，实则都未能触及问题的根本，是两种错误倾向之间的斗争：
①李希凡的错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批评)：他以“典型环境”论(北京有中央不会出官僚主义)来否定小说，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是为官僚主义打掩护，是“左”倾教条主义的表现。其批评是压制性的、官僚式的，本身就成了革命队伍内部官僚化倾向的体现。
②王蒙的局限(小资产阶级的批判)：他的反抗，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反抗。他反对的只是官僚主义的“作风”和某些个人的“道德”，而不是产生官僚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法权。他的解决方案，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是寄希望于个人的道德自觉和“开明领导”。
因此，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就应如毛主席那样：既坚决反对李希凡式的掩盖矛盾的官僚主义批评，又明确指出王蒙式的小资产阶级批判的局限性，并为其指明走向无产阶级、走向群众的正确方向。
六、启示：反对官僚主义必须靠继续革命，而非“林震”式的抗争
今天......重温《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且沉痛的：
1. 王蒙—林震式的个人抗争道路彻底破产。任何试图在体制内“反映问题”、“个人抗争”的行为，要么被收买同化，要么被无情镇压。林震的道路，连一丝微光都看不到。
2. 反对官僚主义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认清，官僚主义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然产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
3.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努力塑造高大丰满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歌颂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而不是像王蒙那样，以批判为名，散布小资产阶级的消极失望情绪和个人主义价值观。
结 论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在小资产阶级视野下“反官僚主义”的局限性与虚妄性。它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但更是一份深刻的反面教材。它告诉我们，反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主义，是一项极其复杂、严肃的阶级斗争任务，绝不能陷入道德批判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泥潭。毛主席对这部小说的辩证分析，永远是我们进行文艺批评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典范。
(转载自微信读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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