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迅速占领东北全境，扶植末代皇帝溥仪作为“提线木偶”，炮制了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进一步强化了日本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地位。由于蒋介石和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主动放弃中国东北的领土主权,放任日本侵略者胡作非为，大大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日本在东北地区站稳脚跟后，便把侵略目光投向华北及中国全境，于是,他们寻找借口,挑起事端，肆无忌惮地制造了“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全中国人民不分党派、阶级、民族、宗教、职业、性别、年龄，纷纷自觉地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当中。在白山黑水之间，首先点燃起抗日烽烟，并立即燃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和黄河两岸;少数民族同胞与汉族同胞风雨同舟，满族、朝鲜族、回族、傣族、壮族、高山族、水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也纷纷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战场;世界各地华侨纷纷捐献款物，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大后方的工人冒着空袭的危险坚持生产，支援前线，表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广大农民将自己的子女送上前线，为军队输送着源源不断的兵源;城乡居民节衣缩食、忍饥挨饿、努力生产，支撑着大后方的巩固和前线作战的需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自动终止学业，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投笔从戎，奔赴战场，直接参加祖国神圣的抗战事业。全国上下万众一心，誓用鲜血染红祖国的大好河山，誓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整个中华大地到处都是抗日的怒火，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团结御侮、抵抗侵略的壮观局面。
然而，在国家危亡,民族危亡的危难时刻，蒋介石集团不仅对日本侵略者的野心熟视无睹,对日本侵略者的血腥暴行装聋作哑，甚至置国家和民族利益于不顾，私下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私通款曲，以出卖中国领土和主权为代价,企图同日本联手进行反共、限共、溶共和剿共，妄图扑灭共产党领导的熊熊燃烧的抗日烽火，从而维护“一人之国”、一党执政的反革命统治，公然地站在了历史和人民的对立面。蒋介石抗战其间究竟干了些什么?他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岁月无声，历史有痕，请看以下事实：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初，即1932年1月，日军攻占锦州、登陆青岛、进攻上海;2月，日军攻占哈尔滨，东三省沦陷;3月，“淞沪战役”，国民党军队惨败;5月，蒋介石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祖国大好河山被日本人残酷的践踏，中国人民被日本人残酷的蹂躏。可是，蒋介石在干什么?他在就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在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1932年10月，蒋介石在结束对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之后，即把“围剿”重点转移到中央根据地。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30多个师，近40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企图达到彻底消灭中央红军的目的。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向西实施战略转移。蒋介石调集9个师50个团的兵力，对红四方面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将红四方面军消灭在襄枣宜地区。国民党军卫立煌部、胡宗南部、蒋伏生部，分三面包抄红军，此役我红四方面军付出3000余人的代价，牺牲2名团长，史称“新集惨案”。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中央苏区及其周边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仅用于围剿中央根据地的兵力达到50多万。湘江一战，蒋介石消灭红军近30万，几乎将红军赶尽杀绝。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长达一年多的万里长征。
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内部的讲话中却表示抗战到底的“底”，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会议把对付共产党作为重要议题，把“溶共”“防共”“限共”和“剿共”作为国民党的中心任务。为此，成立了“国民党防共委员会”，制定了六个反共文件，即《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处置异党实施方案》《沦陷区防止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这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主要注意力已经由对外转向对内，已经由抗日转向剿共。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集团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大肆散布反共舆论，制造各种反共摩擦事件和惨案，企图借此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通过承认“满洲国”的合法地位，承认日本人统治东北的事实，换取日本人的理解和让步，以巩固其统治地位。
八年抗战期间，蒋介石以种种借口，围剿、屠杀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军队，先后制造国共摩擦事件200多起。1939年4月，国民党军队秦启荣部，袭击我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游击支队，400多干部战士被残忍杀害，史称“博山惨案”;1939年6月，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张荫梧部，袭击河北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杀八路军干部战士400余人，史称“深县惨案”;1939年6月，国民党第九战区第27集团军杨森部，依照蒋介石的密令，袭击平江新四军第1支队后方通信处。当时，在该处工作的除新四军通信处人员外，还有中共湘鄂赣特委领导干部，书记罗梓铭、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黄耀南、妇女部长冯杏娥、社会部长谢乾、秘书长吴渊和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涂正坤、省组织部长曾金声等人，造成涂正坤、罗梓铭以下全部人员惨遭杀害，史称“平江惨案”;1939年9月，国民党军队程汝怀部，在湖北东部袭击我后方留守机关，杀害我新四军战士6000余人;1939年11月11日，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少将参谋耿明轩，纠集确山、信阳、沁阳等县自卫团1800余人，突然袭击驻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留守处。国民党军队进入竹沟镇后，残杀留守处医院伤病人员及抗战官兵家属200余人，史称“确山惨案”。
1939年初，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侵华日军停止正面战场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亲日派和英美派发生分裂，亲日派汪精卫公开投敌，亲英美的蒋介石虽然留在抗战阵营里，但是，对抗战决心也表现出很大的动摇。为了消灭共产党和共产党军队，蒋介石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置国家和民族危亡于不顾，放任日本侵略者攻城略地和“烧杀掠抢”，反而，调转枪口，展开了对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大屠杀，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
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在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其间，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山西、河北两省的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国民政府甘肃省政府主席兼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指挥陇东三区专署和保安队会同国民党驻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2月，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召开全省军政会议，提出限制八路军山东部队的防区，限制共产党扩充军队，阻止共产党、八路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不准八路军自筹给养等反动措施，逼迫山东分局取消胶东北海行政公署，逼迫八路军部队撤出滨海地区泊儿镇一带。5月，国民党政府军政部直接下令，驱逐八路军山东纵队出山东，但其阴谋未能得逞。于是，山东国民党顽固派相继制造了“太河惨案”、“雪野事件”、“淄河事件”等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袭击、残害共产党员和抗日军民。据统计，1939年6月到12月，国民党军队向我山东纵队所属部队发动进攻达90多次，杀害抗日军民1350多人，扣押抗日干部、战士近1000人。在山西，企图对日妥协投降的山西军阀阎锡山，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视为极大障碍。1939年12月初，阎锡山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晋西事件”，命令国民党军队向山西八路军发动全面进攻。在太行山地区，国民党第97军军长朱怀冰率部进攻冀西，包围压迫八路军第129师青年纵队和冀西游击队，破坏抗日政权，频繁制造摩擦。12月10日，国民党第97师1个团联合宁县的保安队袭击宁县八路军并占领宁县，继而向镇原我军进攻。12月14日，八路军第385旅驻西峰办事处遭到袭击。12月下旬，国民党侯如墉部、乔明礼部进攻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队。国民党胡宗南部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正宁、宁县等五个县城和边境的十六个区。1940年2月至3月间，国民党军队石友三、朱怀冰等部配合日伪进攻晋东南太行区的八路军总部。
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在1940年10月至1941年1月。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八路军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强令八路军退出根据地，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地区。为顾全大局，皖南新四军于1941年1月6日，北移到泾县茂林地区，但遭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新四军指战员有9000余人遇难，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牺牲，造成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7日，蒋介石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至此，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
第三次反共高潮发生在1943年3月至1943年10月。其间，蒋介石撰写《中国之命运》一书，公开反对共产主义，诬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新式割据”。大量出版反共、反民主的书籍和刊物，为发动第三次反共摩擦做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恰在此时，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国民党借机大造舆论，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6月18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准备以重兵闪击延安，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7月7日，国民党军炮击陕甘宁关中分区，袭扰边区境内地区。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摩擦，不仅受到中共的强烈反抗，而且也受到国统区人民的谴责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苏联报刊认为，国民党政府“极力破坏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合作，煽动迫害与取消八路军与新四军，简直是帮助日寇征服中国。”美国《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等抨击国民党内战政策。苏、美、英等国大使还召开会议，警告蒋介石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在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军事上也无机可乘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于7月10日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9月，国民党表示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这样，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中途夭折。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还出现了世界战争史上最奇葩的现象,那就是100万日军,却有200万伪军，伪军的人数大大超过了侵略者的人数。日本人招降纳叛了无数国民党军政人员和武装力量，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特务机关，实际上就是为日本人服务的大本营，日本人围剿抗日武装的情报，许多都是他们提供的。“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军队投降日本成了时髦，军队少将以上军官就有93名投降日本，有难以数计的国民党高官成为日本人的帮凶。1940年以后，国民党军队成建制的投降日本人，甚至掀起高潮，总数达到百万之众。国民党高级将领庞炳勋率80000余众、公秉藩率22000余众、何行健率5000余众投降日本，他们被改编成所谓的“皇协军”，调转枪口残忍地围剿抗日武装，屠杀共产党人，屠杀无辜的中国百姓，成为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工具、炮灰、帮凶和马前卒。许多战役战斗，我们不是与日本人作战，而是与伪军作战，中国人再打中国人。
据资料记载：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曾经三次秘密与日本人谈判议和，要求与日本人携手屠杀共产党人，剿灭中国抗日武装，只是因为日本人的胃口太大，他们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将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而不是与蒋介石合作切分中国这块“大蛋糕”，所以，双方没有达成协议，蒋介石妄图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共产党的阴谋宣告彻底破产。
从以上揭露出来的一桩桩一件件血淋淋的事实，可以说彻底撕下了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伪装，彻底扒下了他假爱国真卖国的底裤。也再次证明,蒋介石根本不像“伪专家”“民国粉”们说的那样，是什么“抗日领袖”、是什么“民族英雄”，而是一个穷凶极恶、地地道道的卖国贼;是一个戕害生灵、杀人如麻的屠夫;是一个反共反社会反人类的江洋大盗;是一个恶贯满盈、罄竹难书的历史罪人。
事实证明：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危险的思潮，它试图改变历史的真相，改变人民的信仰、改变人们的文化认同，从而动摇或削弱一个国家对历史的记忆，摧毁一个国家的文化根基。然而，“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每天都在默默的述说着被历史尘埃掩埋的真相;历史是一位适格的证人，从他的口中可以拨开人为掩盖的重重迷雾，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历史更像一面镜子，在他面前是人是鬼、是神是妖都会暴露无遗而无可遁形。
2025年11月21日写于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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