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的是熊鹰老师的《认识世界、改造自我：大众化运动中的报告文学》。在这篇文章中，熊鹰老师聚焦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中的报告文学，以周立波的文学理论与写作实践为核心，旨在阐明1936年以后建立的报告文学理论对世界文学的资源的吸收和对五四以及中国左翼文学的传统的继承。
周立波提出，要以精密的科学的社会调查和正确的世界观来创作报告文学，体现出“绵密的社会调查”风格。文中通过对比川口浩与周立波的理论差异，表现其对世界文学传统的主动吸收，凸显其兼容并蓄的视野;以《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包身工》等作品为例，展现其报告文学在社会分析、现实揭露上的独特价值。此外，文章还揭示了报告文学与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度结合：它既是知识青年自我教育、了解国情的途径，更关联着宣传抗日救亡、动员大众乃至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周立波报告将文学与科学结合、从全球视野解读中国现实，这一特点使其成为左翼文化运动自我更新的重要载体。
今日推文为熊鹰老师所著《世界文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学(1918-1958)》(书籍详情见“每日一书”)的第二部分第四章，感谢各方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认识世界、改造自我：大众化运动中的报告文学
文︱熊鹰
20世纪80年代以后，重写文学史的努力曾对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重新做过梳理。例如，报告文学研究者田仲济在为8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报告文学丛书》所写的序言中写道，报告文学起于五四。1919年5月11日《每周评论》上的《一周中北京公民的大活动》，1920年《劳动音》第一期上的《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以及20年代出版的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无论如何都可以算是高水平的报告文学。1他反对那种“认定报告文学在中国是30年代产生的，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多半喜欢提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工农兵通讯运动委员会开展工农兵文艺通讯员运动为例，并以《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为报告文学出现的标志”的常规革命文学叙事。2他问道，除了“《包身工》似的和小说在形式上极为相近的固然称为报告文学”外，日记、印象记、速写、特写，素描、书简体等等形式是否也可以称为报告文学呢?3
田仲济的看法并不在少数，它代表了80年代初期重估报告文学历史的典型意见，这样的意见显然体现了研究者希望不局限于党派，而是从各种文体，各类文体扩宽报告文学视野的努力。不过，对于田仲济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换一种角度来回答。相应的答案并不在于报告文学的边界到底有多宽，不在于日记、印象记、速写、特写，素描、书简体等不同于工农兵文艺通讯的各类文体是否可以称为报告文学，而在于他所提到的左翼文学运动中的报告文学有何区别性的特性，在于《包身工》似的报告文学有何特定的历史价值及不可替代性。出于这样的考虑，本章以1936年以后在报告文学理论和写作实践上都有突出贡献的周立波为例讨论30年代后期左翼文学运动中的报告文学的理论构想，意在阐明1936年以后建立的报告文学理论如何吸收世界文学的资源，同时继承了五四以及中国左翼文学的传统。
一、1936年的基希热
1936年是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例如，王文军曾在《局部抗战时期中国报告文学研究》一书中谈到：中国从1930年2月就第一次引入报告文学的名称，但长期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基础实在是有些先天不足”，“直到1936年6月后才开始陆续有一些直接从欧洲翻译过来的关于报告文学理论的文章。”4叶以群也曾在总结报告文学的历史时谈到过，“在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以前，中国还没有报告文学”，随着一二八运动的展开，尤其是1935年12月以后，遍及全国的反日高潮“给报告文学带来了新的生命”，“促成了它的划时期的发展”，1936年以后，《大众周刊》，《读书生活》，《中流》，《光明》等刊物以及各种日报上都出现了大量的报告文学。5上述研究清楚地指出了，1936年之后，报告文学在质和量两方面的明显改变，更为重要的是，报告文学的理论得到了发展。
在1936年兴起的报告文学热中，理论方面重要的成果除了茅盾的《关于“报告文学”》和胡风的《关于速写及其他》外，便是周立波的《谈谈报告文学》以及他对捷克报告文学作家埃贡·艾尔温·基希的介绍。61936年4月，周立波翻译了捷克报告文学作家基希的文学作品集《秘密的中国》一书中的《黄包车!黄包车!》一篇，当月25日又在《读书生活》半月谈栏目发表了论文《谈谈报告文学》。在文中，他向读者介绍一位“根据确凿的事实，表露出他的有着正确的世界观的批评意见”且“毫不掩饰地流露他的激越的正义感”的报告文学家基希。7周立波还提到了基希以一·二八之后的上海为描写对象的《秘密的中国》。此后，1937年2月，周立波在《大晚报》发表了《基希所看到的“一二八”》。1938年4月，周立波翻译的《秘密的中国》的单行本由汉口天马书店出版。可以说，报告文学的重要影响来自于用德语写作的捷克报告文学家基希。正是通过对于基希的介绍，周立波完成了对于报告文学理论上的贡献。
王文军曾敏锐地指出，正是在1936年基希的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译出后不久，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日战争的时期，报告文学形成了空前的热潮;同时，“1936年《秘密的中国》被输入中国和1936年中国报告文学的丰收和成熟并非完全出于历史的巧合”。8就在刊载《秘密的中国》中的单篇《士兵墓地的吉原》和《污泥》的《文学界》上，编者在周立波的译文前表示，基希曾到过上海且写了不少作品，《秘密的中国》便是最近的著作，因而“我们约立波君把全部译出，按期发表一二篇。”9《文学界》创刊号上还刊登着徐懋庸所翻译的皮埃尔·梅林的《报告文学论》，沈起予所翻译的安德尔·马尔克劳斯的《报告文学的必要》对报告文学的代表作家基希进行了介绍。当时主要由夏衍和周扬负责的《光明》曾在“读者之页”栏目中推荐读者去读《文学界》创刊号上的关于报告文学的这两篇文章，并指出作为报告文学最好的“标本”和“模范”还是基希自身的《秘密的中国》。10可以说，报告文学重新兴起之际，基希的报告文学是率先被译介的，作为新兴的报告文学的理论支持。从1936年6月开始，在短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基希热”，以至于当年像黄钢这样的延安鲁艺文工团的团员们在奔赴前线时都不忘在简单的背包中带上手抄本的《秘密的中国》并在行军路上背诵其中的篇章。11
上述提到的《文学界》的主要执笔人是徐懋庸、周扬、夏衍等。他们与周立波关系较为亲密，而且在“两个口号”论争中都持“国防文学”的观点。而在《文学界》创刊号刊出的翌日，中国文艺家协会宣告成立，左联解散。同一时期，左联月刊《文学丛报》的理论栏中上也刊出了胡风所译的对于基希的评论文章《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12从上述发表的期刊可以看到，1936年后重启的报告文学不仅是在1935年12月以后的反日高潮中，也是在两个口号论争及“国防文学”口号提出的过程中同时得到发展的。这一切表明，1936年集中介绍的基希和报告文学理论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传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那么，在1936年“国防文学”口号提出的同时，为何周立波和徐懋庸等人要译介基希的报告文学呢?基希之于当时的左联有何意义呢?对此，学界并没有确切的解释。例如，邹理认为，“可能是因为周立波对基希和《秘密的中国》非常熟悉，翻译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13不过，这样的解释更多的是从周立波的个人的实际情况出发，为更多思想、文学和历史的解释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二．以共产国际的网络为依托
在中日矛盾再次升级的1936年，左联将目光投向曾经用报告文学记录了1932年一二八的基希也是可以理解的。例如，1936年新文总成立以后，曾发起过“一二八”的纪念活动，胡乔木曾担任秘密指挥。而周立波也为此发表了《基希所看到的“一二八”》。不过，与此同时，考虑到基希与共产国际有深远的关系，在此背后，左联也可能是在与共产国际相关文件接触的过程中引介了基希。
据夏衍回忆，1935年2月19日“文委”遭到了大破坏，和中央失去了联系，是在“得不到一星一点党中央和红军的消息，内外反动派通讯社和报章宣传的是‘剿共大捷’之类的谎言，连遵义会议这样的大事我们也一无所知”14的情况下艰难地开展工作。此时的“文委”一方面通过与胡愈之、章乃器、沙千里等通晓国际形势的人交谈从而了解了一个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线正在酝酿成熟，另一方面则仰仗第三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及巴黎出版的《救国报》来了解当前的革命形势。夏衍称他们“从南京路惠罗公司后面的宜家外国书店里买到了一份九月份的第三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从而知道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日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长篇政治报告”，了解到了他“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5对此，胡乔木也有相似的回忆。他的回忆录也证实“文委”和文总的领导是从《国际通讯》及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读到了季米特洛夫的报告，还读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起草的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16可以说，在左联后期，“文委”的重建所依靠的正是共产国际的文件与纲领。
很有可能，基希也正是由此共产国际的通道得以进入中国。就在中国引介基希及其报告文学理论前的1935年，基希正因为其为世界反战与反法西斯阵线的奔走而在共产国际中获得特别的荣誉与追捧。1934年11月基希作为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世界委员会的代表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反战大会时，当局以基希与共产国际的活动有密切关系而拒绝其登陆。1935年回到巴黎后，基希参加了是年在巴黎召开的保卫文化大会。在左联的《文学丛报》所刊登的《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是基希在1935年夏天于巴黎举行的文化拥护大会上的发言。胡风是通过日本作家小松清编辑的《拥护文化》一书中所收录的日语译文转译的。而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张元松1939年在《七月》上所译的T.巴克的《基希及其报告文学》的直接来源就是1935年4月号的《国际文学》。这一期的《国际文学》是为了庆祝基希五十岁生日的纪念特刊。由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国际联盟编辑的文学期刊《国际文学》的德语版将其1935年的一期专门献给了基希，以表达对他的敬意。国际革命作家协会秘书处高度赞扬了基希在报告文学方面的巨大贡献。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美国《新大众》的编辑迈克尔·戈尔德(Michael Gold)、以《怒吼吧!中国》而闻名的苏联作家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Sergei Tretiakov)，以及乔治·卢卡奇，贝尔托·布莱希特、安娜·西格斯等著名的德国左翼进步作家都撰写了评论文章。当时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也曾撰文向基希表示祝贺。17与《国际通讯》及《救国报》一起进入这一时期左联的可能正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及其对基希的热捧。
长久以来，基希就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基希出生于布拉格的犹太布商家庭，1904年大学辍学后投身报界，曾先后在《布拉格日报》《波西米亚》报和《柏林日报》工作。一战爆发后，他曾应征入伍，在塞尔维亚战线参加战斗。一战后的1918年，基希参加了维也纳工人士兵苏维埃的革命行动并加入了奥地利共产党。181925年基希访问苏联并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在德国共产党员明岑贝尔格的领导下从事共产国际的活动。19基希1930年曾作为代表参加在乌克兰哈尔克夫召开的革命作家国际大会。201933年基希曾经由共产国际工作派往上海。1935年基希在巴黎参加文化拥护大会时正值希特勒上台后他与德国共产党员明岑贝尔格流亡巴黎。或许可以这样说，基希得以在1936年被译介入中国，成为中国报告文学再次发展时重要的理论基础很大可能是源于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1935年之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发展。遭到国民党破坏的上海地下“文委”在重建过程中所仰仗的正是夏衍所说的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信任和尊重”的第三国际的文件。
因而，1936年以后，基希在文学和文化领域的再次出现意味着左联在度过几次围剿的危机后再次与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而中国在大革命失败后重新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即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然而，基希及其报告文学在1936年又是如何被译介的呢?
三．报告文学与世界文学传统
周立波在《谈谈报告》文学的开头部分写道：“报告(Reportage)是近代文学的一种新形式。它的发迹，有人追溯到各代的散文。德国诗人海涅的《旅行记》，美国杰克·伦敦描述阿拉斯加和荒原远海的文章，辛克莱反映‘社会情况’的笔录，都可以说是一种报告。不过，直到德国基希诸人的作品出来，报告才成为一种不能被人轻视的独特的新形式。”21显然，周立波是将基希放在既往杰克·伦敦、辛克莱，甚至是海涅等人的各代散文发展的基础上，认为基希在此基础上使得报告文学成为一种不被人忽视的独特的新形式。21《文学界》创刊号上所刊登的皮埃尔·梅林的《报告文学论》也将报告文学追溯到狄更斯、海涅和左拉，并称“左拉是近代报告文学的创始者。”22安德尔·马尔克劳斯的《报告文学的必要》则将报告文学的传统追溯到法国自然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巴尔扎克和左拉。23
周立波并非第一个介绍基希及其报告文学的人。30年代初左联就介绍过报告文学和基希。1930年2月《拓荒者》上就刊登着冯宪章所译的日本左翼评论家川口浩的《德国的新兴文学》，其中就有一节提到了基希。1930年3月，陶晶孙又翻译了日本作家中野重治的《德国新兴文学》。在这篇文章中，他将基希看作“新的形式的无产阶级的操觚者，所谓‘报告文学’的元祖。”24更为重要的引介来自川口浩专门的基希论和报告文学论。251931年袁殊在左联的外围刊物《文艺新闻》上、1932年夏衍在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上都曾翻译了川口浩的报告文学论。 一般都认为被翻译过来的川口浩的《报告文学论》是中国报告文学理论的基础，在早期报告文学的相关论述中不断地被引用、演绎和具体化，甚至周立波的《谈谈报告文学》也仍然被认为是从川口浩的文章中脱胎出来的。26
然而，在周立波的《谈谈报告文学》和川口浩的《报告文学论》之间却存在着一些本质的差异。与周立波及《文学界》上所译的皮埃尔·梅林和安德尔·马尔克劳斯的报告文学论中所体现出的对各国散文及欧美文学较为宽容的态度不同，川口浩的《报告文学论》是在对既往资产阶级文学样式的批判中提出无产阶级报告文学的可能性。例如，他在《报告文学论》一文中说道：“被称为德国散文滥觞的海涅的《旅行记》对他所到之处的人和制度都做了辛辣的批判。但是，散文在接着成为支配的文学形式，近于自身完成的时候却不知不觉失去了最初社会批判的性质。带有这种散文所遗失的精神复活起来的就是报告文学。”27对于法国和美国的文学传统，川口浩认为近代最狂热的写实主义者左拉尽管具有很多能创作出报告文学的条件，但是他还是没有写出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因为左拉“缺乏明确的社会的认识。市民左拉不愿接近阶级社会的根本问题。”28对于近代最初的报告文学者杰克·伦敦，川口浩认为，他的作品还不能说有社会主义的目的。他的后继者辛克莱的所有作品除了内容上的大规模暴露外，就没别的了。29
川口浩从属于1927年11月从日本劳农艺术家联盟中分裂出来的前卫艺术家同盟。这一派的主张是承认“艺术理论的统一”，即承认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而不仅仅将艺术看作是宣传的檄文。30不过，前卫艺术家同盟的主张也和当时的无产阶级艺术联盟之间有一脉相通之处，即要求“艺术运动的布尔什维克化”，致力于探讨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31就在《报告文学论》发表之前的1929年，川口浩发表了《德国的无产阶级文学》一文，讨论了表现主义、行动主义、反战文学以及在此之后的共产主义文学。在他看来，大战以后，小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一部分已经和无产阶级文学分道扬镳了。随着1918年12月德国共产党的成立，当党决定性地提出政治命题的同时，德国的无产阶级文学整体也不得不发生最初的大转换。32战后，作为无产阶级代表作家发展起来的，其中就有“创作新的文学样式”的基希。33也就是说，对于川口浩来说，虽然无产阶级文学有其自身的艺术规律，但是无产阶级文学艺术也是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和资产阶级文艺截然不同。基希从资产阶级文学中诞生，然而却由于和党的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最终超越了资产阶级文学。
川口浩的这种观点也是基希自身的观点。他在1935年巴黎召开的保卫文化大会上的发言中一开头就批判资产阶级艺术表面上说要“唯物”，实质却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利己主义的、陈腐的、具有欺骗性的、愚民的文学。34在此基础上，他才展开对于被资产阶级“高级文学”所排斥的报告文学的演说，并称之为“危险的文学样式”。35这种观点在当时与德国“新客观主义”争夺艺术话语权的无产阶级文化建设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例如，基希的好友、苏联作家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就在“新列夫”时期提倡过“纪实文学”(factography)，认为应该运用日记、书信、回忆录、旅行报告等被资产阶级“高雅”文学斥责为低级文学的艺术手段来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服务。36这也正是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一文中所提到的能够通过文学技术改变具体生产关系的“操作型”的文学的典型。37然而，就在本雅明写作《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的翌年，当共产国际致力于结成人民战线以抗击法西斯时，会议的筹备方当时有意要对“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及革命文学的传统都显示出充分的尊重。因而大会上尽是一些“文化”“人性”“理性”等宏大却意义不明的概念，仅仅用于区别法西斯的“非理性”而已。38但显然，与这样的调和立场相比，基希有着自身微妙的批判立场。
30年代初左联对报告文学及基希的引进也是在一种激进的无产阶级文学建成的使命中展开的。早在1930年左联就成立了工农兵通讯运动委员会，1930年8月4日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中就指出要“从猛烈的阶级斗争当中，自兵站的罢工斗争当中，如火如荼的乡村斗争当中，经过平民夜校，经过工厂小报，壁报，经过种种煽动宣传的工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Reportage)。”391932年左联改组后，更把大众文艺放在了紧迫的工作中心。《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指出要努力转变到“实行‘文艺大众化’这目前最紧要的任务”上来。40改组后的左联在秘书处下特设了大众文艺委员会，以研究大众文艺的一切实际问题以及创作“壁报文学、报告文学、演义、小调唱本等”革命的大众文艺。41正是在这样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中，报告文学及日本左翼评论家川口浩所撰写的“报告文学论”及“基希论”被介绍了进来。同一时期，《文艺新闻》上还刊登了以工厂工人为读者目标的《如何写报告文学》。
这一时期报告文学的与左联文艺大众化整体的工作方向相一致，同时也是和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对有意培养工农通讯员的运动方针相一致的。这一运动的方向是要实现向“社会最底层的广大民众”的叙述视角的转变。42然而，左联的这些决定是基于对国民党背叛革命的强烈反应，并且认为阶级对立不可调和。左联认为，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已经从击破资产阶级文学影响争取领导权的阶段转入积极的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组织活动的时期。”43这一认为中国革命快要到高潮时期的过于乐观的判断并没有持续太久。
1933年到1935年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受了三次不断升级的破坏。1933年12月21日，上海警备司令部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一夜间逮捕了上海各大学的左翼学生 100 余人。1934年，上海中央局各机关被破坏，先后被捕的负责人有三十余人，大量的文件、电台、收发报机等全被劫走。1935年2月19日，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和其他一些机关遭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导致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中央组织部何成湘，中央宣传部朱镜我、中央秘书处张唯一,中央文委阳翰笙、田汉、林伯修、许涤新等 36人同时被捕。44幸存的便只有本章所提到的那些提倡报告文学的周扬、夏衍等人。在这种情况下，原先依托于城市游行，工厂内部有组织的斗争的报告文学无法再继续下去。1935年10月，改组后不久的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公布了新的纲领：即《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纲领草案》《中国新兴教育者联盟纲领草案》《中国左翼报人联盟纲领草案》等分纲领。这些纲领对早期左翼文化运动的“关门主义”进行了反思。45《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注意到了新的文化运动的主力是“青年学生，店员和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目前是左翼文化运动主要的群众基础。”46总而言之，此时，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已经明确提出了要在两条战线上展开斗争的路线，既反对右倾，同时也要克服以往“妨碍组织的发展,组织统一战线的执行”的“左”倾空谈的关门主义。47
在这种背景下，像原来对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无产阶级文艺的强调显然和1936年国防文学口号提出时的国情不相符。推荐读者去阅读周立波所翻译的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的《光明》的“读者之页”栏目就清楚地写着“‘工厂通信’，‘速写’和报告文学不是同一的东西。”48新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也提出“左翼文化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必须摄取过去的文化遗产，尤其是摄取资本主义的文化遗产，继续五四运动所未完成的任务，并使之向前发展。”49
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时期周立波提倡的报告文学也注意到了“世界文学”的资源。周立波1935年通过翻译苏联文学《被开垦的处女地》、参与郑振铎宏伟的《世界文库》计划的同时，也从1935-1936年开始，连续在《申报自由谈》、《大晚报》，《时事新报》、《读书生活》、《生活知识》、《光明》等报纸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世界文学”的评论。他的《谈谈报告文学》及《秘密的中国》的翻译便是这其中的一部分。在他看来，“随着时代的前进和作家的内在的发展，欧洲许多白发作家，纷纷由个人主义的狭窄的路，转到了为人类的国际主义的坦途。”50翻译一方面是实践，一方面也是“新文学的迅速的开展。”51他在发表于国防文学的阵地《光明》的创刊号上的具有宣言性质的文章《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发展》中写道：“中国过去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经验的积蓄，文学理论的进步，使这时期的新旧作家的创作精力，都分外的高扬”，而新的文学“必须承继过去文学的一切经验和教训，克服过去的缺点，包括它的一切优秀的东西。同时，它也要获取世界文学的一切丰富优美的经验。”52在世界文学丰富优美的经验里自然就有从资产阶级文艺中发展起来的散文传统。
在1936年基希热出现前的1934年和1935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世界文学”的译介高潮，而这两年也被称为翻译年。例如，周立波在回顾1935年文坛时就指出“翻译是今年最大的工作。”53他认为，在中国，有必要“借翻译的作品来肥沃素来贫乏的园地”，因此他热烈欢迎《世界文库》《译文》《文化丛书》和其他各类的译作。周立波提到的这些期刊和丛书只是当时“世界文学”译介队伍中的一小部分。据邹振环统计，二三十年代冠以“世界名著”的丛书有商务印书馆1928年的“世界文学名著”、上海新文化学会1928年的“世界名著提要从刊”、世界书局1929年的“世界名著丛书”、上海春潮书店1929年的“世界名著丛书、神州国光社1930年的“世界历史名著丛刊”、启明书局1931年的“世界文学名著”，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上海湖风书局1931年的“世界文学名著译丛”、上海鸡鸣书局1933年的“世界名著小说丛书”、上海春光书店1934年的“世界文学名著译丛”、中国文化学会1934年的“世界名著丛书”、上海复兴书局1936年的“世界文学名著译丛”、启明书局1937年的“世界短篇名著丛刊”、生活书店1938年的“世界名著译丛”、上海奔流社1939年的“世界名剧丛书”等。54王斑曾曾研究过周立波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授的西方文学课程，认为周立波成功地将世界文学课程的自由人道主义改造成了一种一种社会主义形态的人道主义。他将司汤达、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爱与情感升级为革命激情。他将人道主义阐释为对农民的关切，强调了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亲缘性。55不过，在革命遭受挫折的三十年代，在全民抗战迫在眉睫的1935年，周立波所尝试的则是相反的工作，即扩充社会主义理论的阶级基础。此时，甚至在共产国际领导和团结下的欧洲反法西斯前沿也出现了一个“世界文学”的高潮。据卡特琳娜·卡拉克的研究，1935年可以称为苏联国际主义的高潮。这一年，苏联与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结成反法西斯同盟。苏联和法国的文化(法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交融。在这一年，“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化”一词在整个欧洲大陆上被吟颂为反法西斯事业的口号。56 不过，她也指出，实际上，“世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欧洲文学，而且有着特定的排除对象，即包括有问题的托派分子以及许多现代主义者，尤其是前卫派、超现实主义者，以及本雅明的崇拜者。57
可以说，此时国内外重提世界文学都有着自己策略性的考虑。那么周立波又是如何考虑报告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呢?对于他而言，世界文学又意味着什么呢?左翼文化又是如何在世界文学中“摄取资本主义的文化遗产”的呢?它所继承的五四运动所未完成的任务具体又是什么呢?
四．社会调查的传统
报告文学传统的范围扩大，表明它在文艺左翼普及运动中的关注重点发生了转移——尽管报导一直处于这个运动的核心。和川口浩在《报告文学论》中尤其强调明确的社会主义意识不同，1936年前后的周立波在他对于基希和报告文学的介绍中尤其强调科学的调查。他在《谈谈报告文学》一文中说：
基希的报告全都根据了大量的社会事实和史实。他旅行到事件发生的地方，深入他所要描写的人群的生活中心;他用自己观察和分析所得来的事实的细节，再采用许多可贵的文件或歌谣等织成一篇完美的报告。他的每一篇报告，就是在科学的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一种绵密的社会调查。58
在周立波看来，上述特点正是中国报告文学所欠缺的。在他看来，中国的报告文学“有许多还只能说是一种速写”，虽有感情的奔放，却“缺乏关于现实事情的细密的研究和分析，——常常忽略了事件的历史动态”，因而他倡导大家要走入历史动荡的中心区，“用那由精密的科学的社会调查所获取的活生生的事实跟正确的世界观”来创造艺术文学的新成果。59
这一观点也反映在同一时期周立波对进步的外国文学作家的评价。例如，他认为，“巴尔扎克一般地是以对于现实关系深刻的认识见长的”，巴尔扎克的理智的思索，能够冲破感情的羁绊，“使他的描写成为最客观的科学的材料，成为经济学的最可贵的例证。”60经济学家是收集现实的统计和其他具体材料，考察材料的细节，审量数字，在此之后，用简单的叙述的言语说明与分析，研究所达到的单纯的经济的范畴，说明经济的本质的矛盾。与此相对，“不从抽象的观念出发，不从数字和概念出发，用艺术家的彩笔涂出生活的颜色，用艺术的手段表现自然和思想，使思想和自然在形象的系列中活生生地再现着社会的本质”，并通过这形象使“我们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世界的矛盾和发展”61的便是文学。总之，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经济学和文学无疑都需要有对现实的认识，对事件和情境的观察和估量。也就是说，观察、分析、研究、科学调查，这些都是这一时期周立波对于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进步文学的要求。
同一时期，徐懋庸所译的皮埃尔·梅林的《报告文学论》也强调报告文学是“介于艺术和科学这两个领域之间。”62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便是“观察”。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与1936年国防文学概念同时出现的周立波等人所提倡的报告文学有别于同一时期众多的速写和见闻，也有别于20世纪早期瞿秋白等人以游记为主的报告文学。
由此，或许更能理解为何周立波所译的《吴淞废墟》最初刊载于1936 年5月的《通俗文化：政治，经济，科学，工程半月刊》。该刊创刊于1935年1月，是政治、经济与科学的综合月刊，创刊号上刊登着姜解生的《世界经济的现状及其特征》以及徐雪寒的《一九三四年中国经济的检讨》。而刊登《吴淞废墟》的这一期上则同时刊登着科学家及科普作家高士其的《败血症与毒菌的战斗力》。自1934年国民党推动新生活运动后，左联及上海进步文化界就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其中就有鲁迅、陈望道、茅盾等人支持的以普及科学、推行大众文化为己任的科学小品的普及。科普作家高士其就是其中的参与者。
上述这些文学现象，一般的文学史都将它们归入科学小品的范畴。63现有的文学史叙述谈到大众化运动大多集中于文字讨论或者科学小品的论述。我们似乎可以在这1934年之后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中另外加上报告文学。1935年，茅盾就提出过要同时发展“科学小品和历史小品之写作”。64和科学小品一样，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一方面体现的是“文艺大众化”的努力，另一方面体现的也是一种科学精神。其他类似参与者还有夏征农、柳湜等人在《读书生活》杂志上开设的“生活记录”的栏目，展现出产业工人，也包括店员、学徒、报社校对员、小姐等多元化的城市劳动群体的日常生活。65王梦野则在《通俗文化》上连续讨论如何培养通讯员的问题。例如，他在《通讯员须知：论通讯员运动的一个提纲》中提到，除了报道及宣传的任务外，通讯员很重要的任务便是调查。他说，具体而言就是，工人生活调查，农村经济调查，学校凤潮调查，某种社会状况的调查——如北平的贩管吸食白面情形与上海的卖淫的状况。由于报导的真实，常常需要经验与观察之外的更深入的调查，以透破事象的表皮而暴露其实质。有的时候则需要展开“统计调查”。66“素描”、“记录”和“通讯员”都是中国报告文学中频繁提到的概念，各自具有其特定的意义和形式。然而，在1936年，它们一致被视为能够更好地为的新兴的城市下层服务。它们的读者往往具有基本的识字水平，由于当时农村加速的破产而被迫移居城市。报告文学将文学与科学相结合的方法不仅是对欧洲世界文学权威的重申，或是对共产国际1935年后统一战线的盲从，它更是诞生在中国语境中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是对早期左翼文学运动传统中的报告文学的一种更生。
周立波自身作为翻译陪同卡尔逊去晋察冀边区实地考察八路军抗日情况后写作的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也体现出这种“绵密的社会调查”的风格。例如，他在《滹沱河畔》中写道，滹沱河流域出产大米，滹沱河沿岸也产花生，这里还有枣子、杏仁、花椒、核桃、栗子、梨、柿子、烟叶和羊毛。然而三年前日本在华北进行中日棉业合作，因为山东、山西，特别是河北是理想的产棉区，所以日本就把华北作为棉花原料的市场。日本成立了“山东棉花改良会”，河北“兴中公司”，胶东“农事试验”并在天津控制晋察政委会的经济委员会，总之“就是尽可能的扩大华北的棉田”，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粮田化为棉田，农民生活穷苦。67这些无疑都不仅仅是周立波在晋察冀边区的沿途见闻，也不仅仅是当时所谓的速记。像基希“绵密的社会调查”一样，周立波在自身的“印象记”中也辅以了相当多的有关中国农村特别是农村经济情况的资料。又例如他在《北治里夜谈》中借一位游击队员的口说道：“但据调查，凡是华北英美烟公司的出品，差不多都是有危险。敌人冒了英美烟公司的牌子，在石家庄制造有毒的香烟。敌人这样的做，有两种用心。可以毒死我们的人，同时也可以败坏华北英美烟公司的信誉，使他们的烟卷没有销路，使日本制造的烟卷独占华北的市场”，因而“日寇不只是我们的敌人，同时也是英美实业家的敌人。”68
有关烟草市场和种植的相近主题正出现在这一时期“文总”宣传委员钱俊瑞所参加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工作中。例如1935年9月《中国农村》上刊登着题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农村的一个实例》的农村通讯。文章描述了近二十年来英美烟草公司在山东胶济铁路推广烟草而农民却得不到一点好处的情形。69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领导人陈翰笙日后也在其1939年出版的《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书中通过经济与社会调查揭示出满洲烟草公司如何与日本的东亚烟草公司吞并满洲及华北六省，以及原先属于英美烟草公司的热河、绥远、宁夏和新疆的市场将被日本所垄断的事实。70可见，周立波的报告文学与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调查在主题和材料部分都有一定的重合。也就说是，1936年周立波所推崇的报告文学并非一般的速记或新闻描写，也不是文艺大众化运动中的通讯员报告文学，而是建立在社会调查、观察与分析之上的报告文学。
这种建立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全面分析和调查基础上的报告文学及中国正式的社会调查都始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1929年，在社会学家及历史学家陈翰笙的领导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首先对上海日资纱厂的包身工制度进行了调查，写出了报告并印成小册子，广为宣传。71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夏衍开始了自身对于包身工制度的调查与构思，并于报告文学再续五四传统的1936年终于创作出了《包身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包身工调查由于太过于激进，触动了当局者的神经，而不得不终止。陈翰笙等人继而转入了农村社会调查。可见，夏衍1936年创作的《包身工》是对早期社会调查的一种延续。
陈翰笙所领导的中国社会调查方法也曾影响过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到达中国后不久，就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跟随陈翰笙学习中国政治与经济。721929年初，她在陈翰笙的陪同下去南京周边的农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写成了《中国人的命运》一书中的《农民与地主》一章。73史沫特莱日后又对日资纺织厂及其他剥削行业进行了调查。在这些调查中，她也活用了从陈翰笙那里学到的社会调查方法。74史沫特莱一直在上海工作到西安事变前夕，史沫特莱与左联和“文委”的交往不但密切，1937年9月周立波还曾受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委托，作为翻译陪同史沫特莱赴前线采访。周立波自然不会对她的写作陌生。可以说，史沫特莱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周立波报告文学理论译介工作的潜在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史沫特莱从1929年到达上海后所做的一些调查报告也曾为包括基希在内的德国左翼作家提供过材料。据研究，在当时诸如布莱希特，弗里德里希·沃尔夫等德国左翼作家的作品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是，他们关于上海工厂和生活条件以及罢工和其他革命事件的描述主要依靠从其他地方得到的信息。正是这些从别处获得的信息对特定的事件和文本给予了解释。75例如，在基希《秘密的中国》中《黄包车!黄包车》一章中，当描写无论白天和晚上，无论酷热和大雨，都要来回奔跑的黄包车夫的悲惨生活：“在上海，拉这种公共黄包车的车夫，有二四、三七八人;他们养活的家口，达十万以上。黄包车夫的平均收入，每月十二元。干这职业的平均寿命是五年半，于是便死去。”76基希也运用了1929年罢工时的调查数据：“有二百一十个车夫被杀了”，并且在这客观并具有说服力的数据旁写道：“他们死的时候，激动地叫着这样朴素的口号：‘打到资本主义!打到电车，团结万岁’。”77又例如，在《纱厂童工》一章中，基希写道，“一九一九年，中国的制造家，有八八九、000个锭子，日本人有三三三、000个;目前，在上海和武汉，正转动着二、四九九、000个中国锭子，一、八二一、000个日本锭子，一七八、000个英国锭子。”78这些数据的来源是什么呢?有研究称，当时德国左翼作家有关上海工厂和革命情况的部分信息来源就是史沫特莱1929年至1930年间为法兰克福报所写的一系列报道。791932年曾秘密到达上海，并且与史沫特莱及共产国际的情报员乌苏拉·玛利亚·库钦斯基(Ursula Maria Kuczynski)都有所交往的基希是否也使用了史沫特莱的调查报告不得而知。不过，30年代史沫特莱确实有一份手稿，里面的大部分内容是对上海纺织厂工人、黄包车车夫以及电车工人劳动状况和工人运动所作的分析。80
广义的社会调查进入中国可以上溯到五四时期。据夏衍回忆，1919年夏，由于受到《浙江潮》所提出的对学生界和劳动界加以调查、批评和指导的号召，他便去自己做过学徒的泰兴染坊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并写成了《泰兴染坊底调查》，刊登在1920年的《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校友会刊》上。81同一时期，《新青年》也曾普及过社会知识。例如，1920年《新青年》的五一劳动节纪念专号上曾刊发了大量关于工人的调查报告。除此之外，少年中国学会的《少年世界》、《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实业杂志》《东方杂志》《北京实业周报》等都开设了“社会调查”专栏。82可以说，在关注社会问题，广泛采用调查和分析这一点来说，1936年国防文学运动中所兴起的报告文学与五四时期的“社会调查”有一脉相通的地方。也许这也是1935年“文总”所提出的新的左翼文化要“摄取资本主义的文化遗产，继续五四运动所未完成的任务”的意义所在。
五．中国的秘密、世界的“秘密”
加入共产国际后，基希通过共产国际的工作到访了许多国家并写下了《沙皇、东正教士、布尔什维克》(1927)、《天堂美国》(1929)《亚洲在彻底改变》(1932)《在澳大利亚登陆》(1937)等报告文学作品。《秘密的中国》便是其1932年中国旅行后于翌年在柏林出版的报告文学集。不过，和美国之行一样，基希1932年的中国之行是秘密的。831933年出版的《秘密的中国》的开篇是《吴淞废墟》，基希在其中这样描写自己所搭乘的船驶入吴淞口的情景：“在这里，黄海变成了扬子江”，“扬子江和黄浦江的会合处，形成了通到大商业市场，扬子江流域的门户”，而“我们靠在栏杆上，把眼睛或望远镜集中于吴淞。那就是无可置辩的吴淞的本身”。84基希要刻意描绘出自己是坐着轮船驶入上海的情形，因为这是当时从欧洲来到上海的常规路径。然而，在战后1950年柏林重版的版本中，第一章分明是他在战前版本中不敢放上的第一章，即描写他从柏林坐着火车经莫斯科穿越西伯利亚从哈尔滨进入中国的《快车闻到了清晨的气息》(Ein Schnellzug wittert Morgenluft)。85这一部分的内容清晰地表述了他当时途径莫斯科，受到莫斯科的委托进入上海的事实。
不仅这次旅行的路线是秘密的，这次旅行的目的和经过也是秘密的。理查德·佐尔格的共产国际谍报网的德国成员乌苏拉·玛利亚·库钦斯基在战后以鲁特·维尔纳(Ruth Werner)的笔名发表的自传文学《索尼娅的报告》(Sonjas Rapport)也曾提到过基希。索尼娅在1932年5月19日给父母的信中写道：“这个星期天像上个星期天一样，基希和艾格尼斯都在这里”。就在基希出发去北京之前，索尼娅还给他拍了一张照片，预祝他的成功。861931、1932年中日冲突升级后，苏联因为担心日本对苏联边境造成危险，因而想发起一项反对日本的国际宣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明岑贝尔格领导下的德国共产党员奥托·赫勒(Otto Heller 1897-1945)被派往北满，基希则被派往上海。1932年5月，基希在上海和史沫特莱及佐尔格谍报小组的其他成员都碰过面。87美国冷战时期出台的威洛比报告则宣称，基希到上海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建立苏联之友社，史沫特莱等都是其成员。88基希是否是苏联之友社的创建人不得而知，但是这样的组织确有其事，也确实是在基希到达上海前后创立的。据中国作家白槐介绍，九·一八之后，上海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确实组织了一个以介绍苏联情况为目的且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苏联之友”社，中国方面的成员包括胡愈之、金仲华、钱亦石、钱俊瑞、张仲实、沈志远、章乃器等人。89
尽管有着这些“秘密”，报告文学的一大“功能”却是要通过调查揭露“秘密”。并且，由共产国际赞助报告文学，进入中国后，为中国五四以来的报告文学中的“社会调查”传统带来一层新的“世界性”。在《中国的秘密》中，基希所关注的是在英国禁止雇佣童工的法案出台后失去用武之地，随后又被运到美国供新英格兰和南方，被那里的黑人所使用过的儿童纺纱机。这批儿童纺纱机最后又被运到殖民地和中国。基希正是在上海看到了这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落差在全世界辗转的儿童纺纱机。基希也写巴格达的犹太人如何取道波斯布什尔海港到印度、通过矿业和矿山事业成为巨富后又到上海贩卖鸦片。在鸦片禁运后巴格达的犹太人又转身成了上海的房产和地产投机商。他还写了德国军火商如何绕开本国的法律利用挪威的轮船装载要走私到青岛的军火。
基希有关中国的报告文学的一个特点便是从不孤立地看待中国，而是从全球经济和政治的格局中考察中国，或者说，在中国内外的各种关系中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90这样的方法在史沫特莱的文学中也可读到。史沫特莱也在自己有关中国的文学中写道：“全世界各国的矿工在某些方面看起来都是一个模样;他们都有一双让煤灰搞得乌黑粗糙的手。”并且，“虽然中国矿工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比起美国矿工来要大得多，但却都面对着几乎是非常相似的同类问题。” 从列宁、卢森堡、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到特奥多尔·莱辛，德国以及共产国际的理论都试图从亚洲的角度重新思考欧洲的经济及世界革命的可能性。基希报告文学的写作也可被看作是在延续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学者致力于揭示世界历史真实性的传统。这种利用一个受剥削的亚洲形象来宣传资本主义剥削世界的理论虽然被有些学者认为是服务于政治理论从而被冠以“红色东方主义”(Red Orientalism)。91但不可否认，共产国际发展及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通过存在于亚洲的帝国统治揭示了帝国主义广泛存在于世界的事实并揭露出其所赖以运转的世界结构。因此，“基希的著作《秘密的中国》表达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企图解释世界社会现实的愿望。”92早期汉学家们中，诉诸于“神秘化”的手段从而建构一个或原始、或浪漫的东方形象的大有人在，他们将中国建构为一种神秘、原始、落后不可解的对象。与此不同，基希等人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报告文学通过世界政治和经济的视角揭示出中国社会现实的“秘密”。在他们的视野中，中国不再是西方的他者，正是有了中国，国际资本才得以运转。所以中国的“秘密”即是世界的“秘密”。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正是共产国际给予中国社会调查的最大影响，它使得社会调查和社会真实的边界得以扩大，并使中国在一个更宽泛的世界历史的社会关系中得到解释。
即将爆发的战争和不得不展开的全国动员对左翼文化运动提出了新的挑战;具体而言，左翼文学运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群众了解战争和当代世界。曾任文化委员会和全中国左翼文化联合会秘书长的潘梓年曾批评过早期的文化工作。在潘梓年看来，群众知道“打倒帝国主义”等空洞口号，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本质一无所知。93正如《世界知识》杂志的创刊词曾问道的那样：“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了。世界却是一个什么世界呢”94， 30年代中后期，民族统一战线结成、中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时，认识世界已是中国进步知识人最迫切的要求。“走上这世界的光明大道去”需要勇气和毅力，“但尤其需要知识”，这也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共识。由于其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点，第一期据说销量达到了8000册之多，4000册销售一空，立即又加印了4000册。95此时所提出的报告文学除了在继承原有五四社会调查传统的基础上，也更多地吸收了共产国际传统中政治经济及世界历史的视野。
这一理想也在周立波自己的报告文学中有相应的反映。他在《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中写道，八国联军之役，英美法俄都是帮助日德的中国之敌。三十八年后，当日本又在屠杀中国民众的时候，英美法苏却都成了中国的好友，“在这个八国联军时代的洋兵睡过的过劳的炕上，昨夜又睡了一个美国老兵，一个同情中国反日斗争的亚美利加的朋友。”96他在这历史发展的对比中所看到的正是“三十八年间，中国和世界都有了多少变动。”97同时，附录在《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单行本之后的译自上海《译报》的《华北——世界大战的起点》清晰地揭示出了晋察冀边区之于世界历史的意义。作者称：“华北，对于中国的经济，对于中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之发展，对于抗日国防之建立，都有决定的作用华北之经济上与军略上的重要性，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它特别发生兴趣的原因。”98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而言，“华北是满洲与中国的缓冲地带，获得华北，可以保证被占领的满洲的稳定。按照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计划，华北是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根据地”，因为华北的煤、铁、盐、棉花资源都是日本所紧缺的。99这正是一种对于世界历史与当下政治局面的整体认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立波才会说基希总是“把实践的当前重要的姿态，它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的特征，它的各种情景的对照。它所表露所含有的矛盾，以及它的发展前途和社会意义，都加以明快的记述。”100记叙并非不加选择的照相机式的记叙，而是获取事件和人物至关重要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性的分析。虽然《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的大部分内容是描写边区民众的组织和精神，可以被读作是知识分子流动的主体对于地区所描绘的“地方性知识”，不过，由于周立波自身在左联的工作，他与史沫特莱、卡尔逊等人的实际接触以及他对基希等报告文学理论的译介，他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在描绘晋察冀边区历史与风貌的同时，也显示出一种在世界整体历史中再结构化中国当下的努力。
六．政治化过程中的主体与报告文学
这种认识世界、分析和观察世界的重任又让“知识青年”重回了报告文学乃至反法西斯战场的中心。在《晋察冀边区印象记》附录里有一篇自称题为《师生游击队》的通讯。一家报馆特约的战地记者给报纸写信，描述他在山西某县贺龙师长的晚餐桌上碰到的一支由中学生组成的游击队：这些学生以及他们曾经的校长“不但没有逃难，而且背起了武器。他们胸前佩着的两个黄色手榴弹，表现了他们的英勇他们的脸色完全黑了，不像书生，真像战士。去年从清源本校出发，经历了许多艰苦，饿过几次肚皮，翻过许许多多的最坏的山路，到了贺龙这里，他们已经是非常老练的游击战士了。”101他们原是太原成成中学的师生，太原陷落后，“全校师生，教员抛了教鞭学生丢了书本，共同组织了这个游击队，想法找了一百多支步枪，几百个手榴弹，在晋中受了一点军训，于是北上了。”102就在他们开赴前线前，他们向全国的青年发出呼吁：
我们向全国号召，向全国青年人号召。为了生存与自由，我们青年，首先要做全国人民的榜样，大家一齐参加战争，组织游击队，我们相信: 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是我们青年人的!我们高呼：
全国青年参加抗战!
发扬青年的积极性!
发扬青年的牺牲精神!
青年人要作抗战的榜样!
为保护祖国血战到底!
拥护抗日领袖!
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103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左联文化工作最初正式提倡报告文学是在30年代初的文艺大众化和工农兵通信运动中。1935年以后，“文总”的纲领除了强调要吸收资本主义的文化遗产外也强调要不排斥中间层的作家学者，要“获得和利用中间阶级的知识分子、专门家，使他们为无产阶级的文化斗争而努力。”104周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中称那些在边区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的知识青年为“真正的群众领袖”。105周立波自身就是怀着要割舍下陪伴他左联岁月的大都市上海而走向基层和内地的信念跑到华北的。也正是在对边区的认识中，在报告文学的写作中，他实现着一个亭子间青年向真正的革命青年的转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抗战的现实使得大众化的范围早已突破了30年代初的工农兵的范围。全面抗战后所涌现的各类军事、生产和宣传问题为作家、科学家和学者提供了大量施展才华的机会。和苏共十八大调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相一致，中共中央北方局自1936年开始就在平津和北方地区开展青年学生工作。106
不过，虽然认识世界也是当时苦闷的年轻人所能找到的一个出路，知识青年在基层开展工作并非易事。一方面，由于国民党敌视草根政治，很多民族救亡团体也不信任激进的知识分子，这就导致这些满腔热情的知识分子在后方找不到事情可做，有种“认为被剥夺了为满目疮痍的国家服务的机会”，事实上出现了“救国无门”的问题。107只有改变“炮声一响，文化无用”的现状才能增加知识分子们“作为民族抵抗精神领袖的信心”。108在这种情况下，文协呼吁无事可做的知识分子加入“还乡运动”，回到中国更为广大的内陆地区，到中国农村去开展救亡运动。1091937年11月的上海沦陷更直接迫使更多的知识分子离开这座城市，去农村寻找新的生机和工作。
另一方面，真的回到了农村和内陆，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依然对于如何开展工作一筹莫展。在1935年文委重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钱俊瑞这样生动地描写过一个回到乡间想要从事农村救亡宣传工作的年轻人“朱永明”的苦恼。这位心“在快活地跳跃着”的热烈的青年原以为农民要参加救亡运动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他却发现自己无法向“不管东洋人不东洋人”而“只管要吃饭”的农民解释为什么要抗日，自己“竟说服不了一个‘无知无识’的种田人。”110钱俊瑞在这本小书中提出的办法便是阅读茅盾融汇了社会分析之法的《子夜》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6年编写的通讯与报告文学集《中国农村描写》。他对知识青年的忠告是，先“从读小说和报告文学入手”来研究社会和经济。111对于“既不可能去投奔工农红军，又不愿意回到城市去过‘安乐’生活”的大量在基层团体中的知识青年来说，给当时中国农村派的期刊《中国农村》来信来稿，抑或是阅读相关的社会分析性质的文学都是一种解决实际工作困难的有效方法。112《中国农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教知识青年们去真正地了解农村并指导他们写作像上文所提到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农村的一个实例》这样的农村通讯。显然，报告文学将通过扩宽大众化的边界而有益于抗日救亡运动。
和《中国农村》这种充分调动基层中的知识青年的努力相似，新的报告文学的提倡也能为投身全面抗战中的知识分子提供许多新的可能和出路。据调查，当时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水平并不高。1936年8月以后，“革命的知识分子、学生、小商以至农村中富农、小地主、白军退职失业的下级军官”都被吸收到了红军的运动中。抗战爆发后，华北地区被吸收进晋察冀军区干部培训学校的“大部分是山西、河北的中学生和小知识分子”，当时聂荣臻认为“有适当的文化水平，就很好”了。113在这种情况下，报告文学发挥着巨大的教育意义。据黄钢回忆，在后来吸纳、培养大批知识青年的鲁艺，文学系的第一堂课便是陈荒煤亲自执教的“谈谈报告文学的写作。114 在中共革命基础突然扩大的情况下，阅读报告文学和学习写作报告文学可以说是当时大多只有中小学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甚至新一代“干部”可以快速成长的途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报告文学”使得中国的革命真正走向了广阔的世界，在其中“大众”的阵营扩大了。同时，报告文学的阅读和写作也成为一种知识青年自我教育和政治手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报告文学理论以及报告文学创作的兴起发生在民族统一战线结成时，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强化政治化过程的必然使命。
由于基希的报告文学写作中不可缺少的便是从共产国际那里获得的许多调查报告和数据，因此基希的报告文学模式在战时是不可持续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就难以产生反映某些社会关系和揭示中国社会本质的报告文学，因为这需要大量的调查工作，在战时条件下这又是难以实现的。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并不是他旅行期间写成的，而是在他到达武汉后的1938年3月至6月期间完成的。此时的他安全地住在为他租赁的房子里。发表在钱俊瑞所编辑的《战地知识》上的夏衍的《粤北之行》也只是一篇散记，描述了他如何在广州沦陷后迁往韶关。从钱俊瑞编辑的《战地知识》整体来看，可以归类为社会分析性报导的仅占该期刊的一小部分，其中大部分都是描述人们如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动员起来的素描。
此外，事实上，正如钱俊瑞总结的那样，到1936年，有关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辩论已经接近尾声。此后，《中国农村》也转向了农村的救济工作。基于大规模数据收集或调查的社会分析不仅不可能，而且在1936年之后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工作中也已失去了其重要的意义。陈翰笙的《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虽然是在1939年由纽约国际太平洋学会出版的，但其覆盖安徽的凤阳、河南的许昌、山东的潍县等烟草种植区的127个村庄，6个典型村和429户的农家调查则是在1934年和1935年进行的。115前述对周立波的《晋察冀游击区印象》产生了影响或提供了灵感的题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农村的一个实例》的农村通讯最初刊于1934年6月的《中国农村》，随后才被编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6年编选的《中国农村描写——农村通讯选》。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就推广农村通讯的写作，自《中国农村》创刊以来，就设立了“农村通讯”的栏目。然而，虽然沿用了“通讯”这个术语，但在《中国农村》上发表的通讯并不是建立在对农村地方的简单描写之上。相反，这需要基本的社会科学知识，尤其是基本的农村经济的知识。116正如《中国农村》的作者所建议的那样，为了把握农村中国复杂的社会现象，“农村通讯”的作者们必须经过观察、比较、研究和分析。在此之前，他们还需要像埃米尔·左拉和阿普顿·辛克莱尔那样收集材料和事实以供分析。在收集材料和事实方面，必要时还需要对当事人进行采访，对描写的地域进行实地考察。也可采用当地报纸和杂志的资料。117然而，随着战争的进展，人们不得不离开一个自己生活的区域，走上不断的迁徙之路。调查和收集数据和事实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在《中国农村描写——农村通讯选》中选出的23篇报道最初全部是在1934年至1935年间在《中国农村》上发表的，而在1936年之后，再无第二本类似的通讯集出版了。
然而，正是报告文学对于为青年提供教育民众以及自我教育的手段这方面显示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对受过教育的青年态度上的巨大差异。面对抗日战争，“农村服务”是两党都在推动的一项政策。例如，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曾鼓励大学生组织夏季农村服务团，到农村地区工作。然而，曾与陈翰笙一起进行社会调查的秦柳芳却认为，与新生活运动所要求的培养青年努力工作的精神不同，大学生到农村地区去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了解当地的真实情况，调查问题，并撰写农村通讯。118这与夏季农村服务团宣称的目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夏季农村服务团所设想的大学生下乡的任务包括帮助农民借款和消费、关注茶馆的卫生问题、改善农民的营养等。夏季农村服务团并没有鼓励青年改变对于农村地区的看法，它也不关心青年的教育问题。然而，对于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以及附属的左翼组织来说，生活和工作在农村地区首先意味着一个了解、观察、调查和分析农村的过程，这必然带来青年对于什么是 “中国”和“世界”的看法的改变。
对于这些在上海左翼文化中成长的知识分子来说，知识、教育和自我教育始终都很至关重要——即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报告文学中进行社会关系的分析已不再可能。1938年，钱俊瑞建议在中国腹地工作的年轻人应该每天至少留出两个小时阅读书报的时间，此外每周应与同事和朋友讨论时事。119潘梓年则认为，文化工作者到中国腹地所写的文学作品应该通过描述中国边远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来展现那个时代的全景，从而使读者清楚地感知他们周围的社会现实和境遇。120钱俊瑞和潘梓年在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工作，因此他们对文学，尤其是对报告文学的概念，都基于让中国的青年和公众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和本质。因而，他们所倡导的动员工作始终与启蒙工作相联系——尽管这未必会产生1936年周立波等人所推崇的报告文学形式。
裴宜理曾在《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谈到过，两党在政治术语和组织结构方面有相似性，然而在“唤起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情感这方面”，是“带着农民朴实气息的毛泽东感动了他的同胞们，人们先是流泪和发泄心中的愤怒，接下来就是诉诸革命行动。”121在裴宜理看来，从抗日战争乃至后来的土改，大量的情感工作是中国革命制胜的关键。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受到情感史研究关注的情绪和感情本身也并非绝对的第一义。所谓的情感也处于一种结构和历史中，处于不断地建构、变动与编码的过程中，也即与一种政治化的过程不能截然分开。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由报告文学和调查引发的认知和自我教育实践与裴宜理所说的那种能引起强烈的情感反应的剧场表演一样重要。曾对周立波产生巨大影响的美国作家和记者史沫特莱曾在她的自传小说《大地的女儿》中说，对于穷人而言，“只有两件事是不变的，那就是贫穷，还有未知”。122而“那些嘴里说着‘命中注定’的人们又是其中最蒙昧无知的。”123即便是十分看重情感和革命本能的史沫特莱也从不高估无产阶级的本性或美化无产阶级。使本该属于人类共通本能的感情封锁在一个个互相隔绝的个体中的正是无知。相反，是知识和理论照亮了黑暗，使本能的情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与表达。除了情感动员的策略外，左翼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赋予群众知识。正是在这个群众启蒙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和群众的主体都得到了转化。
总之，正如本章所述，周立波1936年之后所提出的报告文学论是基于其对于基希报告文学有别于左联早期号召的全新解读。周立波在1935、1936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重回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之际，利用于共产国际重视世界历史的传统，提出并实践了一种基于“绵密社会调查”的报告文学。与左联早期过于强调无产阶级意识不同，周立波强调的是对资产阶级进步文艺的吸收;与左联早期强调报告文学和以工农兵为核心的大众化传统不同，周立波所提出的报告文学理论充分发挥了全面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作用;和早期左联强调报告文学在煽动和宣传方面的直接作用不同，周立波强调的是五四以来贯穿于左翼文学乃至中共理论中的社会调查的传统。
早在1930年，左联执行委员会所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就强调了社会科学在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及革命中的作用。它在强调“事实”应当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史的发挥在那最高标准”的同时也强调了中国自大革命之后“产生了社会科学书籍的大洪水”，指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社会科学运动两者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是我国共产主义文化运动的主要任务。124从事中国社会调查的社会学家们和作家们都用他们持续的工作证明，中国革命和左翼文学除了善于煽动与提高情绪外也一直将探索社会和世界的真实作为自己改变世界和实现中国革命的途径及最终的目标。正是作家们对于社会现实的认识、调查和揭示才从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情感唤起的基础。以《包身工》和《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为代表的报告文学的传统说明，认识世界的任务虽然因为1935年以后中国重回世界而出现的革命主体政治化的需要而变得格外紧迫，但一直以来却也并未中断过。可以说，1936年的报告文学理论的译介、报告文学的提倡自身便是以受过教育、有一定识字能力的城市中下层青年的政治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在与世界文学资源的互动中自我更新的过程。
1.田仲济:《序》，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1辑第1分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2.田仲济：《序》，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1辑第1分册，第10页。
3.田仲济：《序》，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1辑第1分册，第7页。
4.王文军:《局部抗战时期中国报告文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5.以群：《抗战以来的报告文学》，王荣钢主编：《报告文学研究资料选编》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80页。
6.王文军：《局部抗战时期中国报告文学研究》，第53页。
7.邹理：《周立波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57页。
8.王文军：《局部抗战时期中国报告文学研究》，第66、78页。
9.《基希：秘密的中国》编者按，《文学界》1936年6月创刊号。
10.《读者之页：报告文学四字怎么解》，《光明》1936年9月1卷8号。
11.黄钢：《我是怎样写作报告文学的》，王荣钢主编：《报告文学研究资料选编》下，第1116-1117页。
12.[捷克]E.E.吉须(讲)：《危险的文学样式》，胡风译，《文学丛报》1936 年4月第2期。1939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张元松也在《七月》上翻译了T.巴克的《基希及其报告文学》。
13.邹理：《周立波年谱》，第59页。
14.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87页。
15.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第190页。
16.胡乔木传记编写组：《胡乔木传》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页。
17.Rudolf G. Wagner, Inside a Service Trad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ros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2, p. 327.
18.孙坤荣，赵登荣：《基希——报告文学大师》，孙坤荣，赵登荣编选《基希报告文学选》，毕克明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19.Harold B. Segel, Egon Erwin Kisch, The Raging Reporter a Bio-Anthology, p. 33
20.Harold B. Segel, Egon Erwin Kisch, p. 37.
21.立波：《文学讲话：谈谈报告文学》，《读书生活》1936 年4月第3卷第12期。
22.[法]皮埃尔·梅林：《报告文学论》，徐懋庸译，《文学界》1936年创刊号。
23.[法]安德尔·马尔克劳斯：《报告文学的必要》，沈起予译，《文学界》1936年创刊号。
24.[日]中野重治：《德国新兴文学》，陶晶孙译，《大众文艺》1930年3月第2卷第3期。
25.参见袁殊：《报告文学论》，《文艺新闻》1931年7月13日第18期第三版以及[日]川口浩：《报告文学论》，沈端先(夏衍)译，《北斗》1932年1月第2卷第1期。袁殊的《报告文学论》的编者按里记叙着，这是对于劳动大学演说的记录。
26.王文军：《局部抗战时期中国报告文学研究》，第58-59页。
27.川口浩：《報告文学論》，饒平名智太郎编：《プロレタリア芸術教程》第4辑，東京：世界社1930年版，第84页。
28.川口浩：《報告文学論》，饒平名智太郎编：《プロレタリア芸術教程》第4辑，第84页。
29.川口浩：《報告文学論》，饒平名智太郎编：《プロレタリア芸術教程》第4辑，第86页。
30.川口浩：《文学運動の中に生きて》，東京：中央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39页。
31.[日]森正藏：《风雪之碑：日本近代社会运动史》，赵南柔、曹成修等译，中国建设出版社1948年版，第148页。
32.川口浩：《ドイツにおけるプロレタリア文学》，饒平名智太郎编：《プロレタリア芸術教程》第2辑，東京：世界社1929年版，第214页。
33.川口浩：《ドイツにおけるプロレタリア文学》，饒平名智太郎编：《プロレタリア芸術教程》第2辑，第220页。
34.相磯佳正, 石黒英男, 五十嵐敏夫, 高橋治男編訳：《文化の擁護：1935年パリ国際作家大会》，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97年版，第41-43页。
35.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胡风在《文学丛报》上所翻译的基希的这则讲话是根据日本的法国文学研究者小松清1936年编辑的《文化の擁護: 国際作家会議報告》翻译而来的。小松清在编辑的过程中删去了基希对资产阶级文艺的批评，并按基希后半部演讲的宗旨归纳了题目《危险的文学样式》。基希望原来的讲话并没有这样的题目。而且，中国的译本中就看不出基希对于资产阶级文艺的批判了。参见小松清编：《文化の擁護: 国際作家会議報告》，東京：第一書房1935年版，第213页。
36.Sergei Tret’iakov, “What’s New”, in Anna Lawton ed., Russian Futurism Through Its Manifesto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70.
37.Walter Benjamin, “The Author as Producer”, 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2,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05, p.770.
38.Katerina Clark, Moscow, the Fourth Rome: Stalinism,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Soviet Culture, 1931–194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78. 据Katerina Clark的研究，当时特列季亚科夫被认为过于激进，而没有受到大会的邀请。
39.《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马良春，张大明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2页。
40.《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6页。
41.《各委员会的工作方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第21页。
42.王文军：《局部抗战时期中国报告文学研究》，第48页。
43.《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马良春，张大明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第149页。
44.孔海珠：《“文总”与左翼文化运动》，第159页。
45.孔海珠：《“文总”与左翼文化运动》，第213页。
46.孔海珠：《“文总”与左翼文化运动》，第211页。
47.孔海珠：《“文总”与左翼文化运动》，第213页。
48.《读者之页：报告文学四字怎么解》，《光明》1936年9月1卷8号。
49.孔海珠：《“文总”与左翼文化运动》，第209页。
50.周立波：《诗人马查多的六十诞辰》，《时事新报：青光》1935年6月4日，转引自《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99页。
51.立波：《新年特辑：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的回顾》，《读书生活》1936年1月第3卷5期。
52.立波：《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发展》，《光明》1936 年6月第1卷第1期。
53.立波：《新年特辑：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的回顾》。
54.邹振环：《二十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
55.Ban Wang, China in the World: Culture, Politics, and World Vision, p. 71.
56.Katerina Clark, Moscow, the Fourth Rome, p.169.
57.Katerina Clark, Moscow, the Fourth Rome, p. 178.
58.立波：《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发展》，《光明》1936 年6月第1卷第1期。
59.立波：《新年特辑：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的回顾》。
60.邹振环：《二十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
61.Ban Wang, China in the World: Culture, Politics, and World Vision, p. 71.
62.Katerina Clark, Moscow, the Fourth Rome, p.169.
63.Katerina Clark, Moscow, the Fourth Rome, p. 178.
64.固(茅盾)：《科学和历史的小品》，《文学》1935年5月第4卷第5期。
65.冯淼：《<读书生活>与三十年代上海城市革命文化的发展》，《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值得注意的是，夏征农是早期工农兵通信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1929 年参加宝山路的一个飞行集会时被捕入狱，次年出狱后决定全心转向文化运动。
66.王梦野：《通讯员须知：论通讯员运动的一个提纲》，《通俗文化：政治，经济，科学，工程半月刊》1936年第四卷第五期。
67.周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61页。
68.周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第44页。
69.李亚夫：《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农村的一个实例》，《中国农村》1935年9月第1卷第12期。
70.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陈绛译，汪熙校，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
71.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任雪芳整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72.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p. 190.
73.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p. 182.
74.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p. 193.
75.Katerina Clark: “Berlin-Moscow-Shanghai: Translating Revolution across Culture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1927 Shanghai Debacle”, in Amelia M. Glaser, Steven S. Lee eds. Comintern Aesthetic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20. p. 83-84.
76.[捷克]袁贡·爱尔文·基休：《黄包车!黄包车》，立波译，《申报每周增刊》1936 年4月第1卷第13期。
77.[捷克]袁贡·爱尔文·基休：《黄包车!黄包车》。
78.立波：《基希：秘密的中国(纱厂童工)》，《文学界》1936年7月第1卷第2期。
79.Katerina Clark, “Berlin-Moscow-Shanghai”, p. 83-84.
80.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p. 259.
81.夏衍：《懒寻旧梦录》，第32-33页。
82.熊秋良：《五四知识分子对“劳工神圣”的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
83.孙坤荣，赵登荣：《基希——报告文学大师》，孙坤荣，赵登荣编选：《基希报告文学选》，第2页。
84.[捷克]基希：《秘密的中国》，第1页。
85.Egon Kisch: China Geheim, Berlin: Aufbau-Verlag, 1950, p. 9.
86.[德]鲁特·维尔纳：《谍海忆旧》，张黎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9-80页。
87.Thomas Kampen, Chinesen in Europa- Europäer in China Journalisten Spione, Studenten, Gossenberg: Ostasien Verlag, 2010, p. 78.
88.Charles A. Willoughby, Shanghai Conspiracy: The Sorge Spy Ring, Moscow, Shanghai, Tokyo, San Francisco, New York: E.P. Dutton, 1952, pp. 308-309.
89.白槐：《金仲华传》，文汇出版社2013年版，第46-47页。胡愈之刚加人中国共产党不久，直接归中央特科领导。而钱俊瑞则在佐尔格小组成员陈翰笙领导下开展社会调查工作，自身也参与共产国际的活动，是后来“文总”的宣传委员。1930年刚刚从莫斯科回国的钱亦石是该社的党团书记、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负责人。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之友”社的胡愈之、钱俊瑞、钱亦石、金仲华、章乃器等人也多在1935年“文委”重建及后续组建上海文化救国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90.[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在反击》，《史沫特莱文集》四，陈文柄、苗素群译，王聘余校，新华书店1985年版，第133页。
91.Kris Manjapra, Age of Entanglement: German and Indian Intellectuals Across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78.
92.Kris Manjapra, Age of Entanglement, p.178.
93.宰木：《论抗战期中的文化运动》，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29页。
94.《创刊辞》，《世界知识》1934年9月第1卷第1期。创刊词的作者为胡愈之。
95.白愧：《金仲华传》，第49页。《世界知识》的撰稿人主要是“苏联之友”社的成员。1933年秋天以后，“苏联之友”社内部从事新闻出版和国际问题研究工作的胡愈之、金仲华、钱亦石、钱俊瑞、章乃器等人有了创办这一期刊的想法。
96.周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第49页。
97.周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第49页。
98.周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第253页。
99.周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第254页。
100.立波：《文学讲话：谈谈报告文学》，《读书生活》1936 年4月第3卷第12期。
101.周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第246页。
102.周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第247页。
103.周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第251页。
104.胡乔木传记编写组：《胡乔木传》，第33页。
105.周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第55页。
106.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
107.[美]傅葆石：《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张霖译，刘辉校，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7页。
108.[美]傅葆石：《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第17页。
109.[美]傅葆石：《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第18页。
110.钱俊瑞：《怎样研究中国经济》，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4页。
111.钱俊瑞：《怎样研究中国经济》，第22页。不过，与此不同，铃木将久曾将《子夜》看作是现代主义的作品，而非现实主义的作品。参见《上海モダニズム》，東京：中国文庫，2012年。
112.钱俊瑞：《漫漫黑夜中的一线光明——纪念<中国农村>创刊五十周年》，薛暮桥：《薛暮桥文集》第10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页
113.谢敏：《抗战时期“新知识分子”与中共军队干部》，《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
114.黄钢：《我是怎样写作报告文学的》，第1116页。
115.Chen Han-seng, Industrial Capital and Chinese Peasants: A Study of the Livelihood of Chinese Tobacco Cultivators.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1939, p. iii.
116.蔡问寰：《农村通讯的写作问题》，《中国农村》1937年8月第3卷第8期。
117.蔡问寰：《农村通讯的写作问题》。
118.秦柳方：《暑假期中学生如何下乡》，《中国农村》1937年7月第3卷第7期。
119.钱俊瑞：《抗战与救亡工作》，上海：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71页。
120.宰木：《论抗战期中的文化运动》，第56-57页。
121.[美]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8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8页。
122.[美]史沫特莱：《大地的女儿》，薛帅译，首都师范大学2016年版，第106页。
123.[美]史沫特莱：《大地的女儿》，第39页。
124.《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马良春，张大明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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