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之日起，便置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之中。彼时之中国，外有帝国主义列强环伺侵凌，内有封建军阀割据混战，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白色恐怖弥漫神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毫无生机，毫无希望。一个刚刚诞生、仅有几十名党员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在强敌如林的环境中站稳脚跟、发展壮大，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最迫切、最根本的课题。
纵观党早期的奋斗历程，要解决立足问题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从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公开活动积蓄力量，到秘密建立地下组织构建革命网络;从组织群众开展合法斗争唤醒民众，到秘密组建武装力量准备暴力革命;从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割据局面，到依托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推动革命发展，每一步都浸透着共产党人的智慧与牺牲，每一步都彰显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与革命性。本文将循着历史的足迹，从五个关键维度，探析党早期立足的战略策略与实践路径，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与深刻启示。
一、利用合法身份公开活动：在反动统治的夹缝中积蓄力量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出，任何革命斗争都必须立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党早期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革命斗争不能一蹴而就，必须采取灵活多样的策略。在党成立初期，反动势力虽异常强大，但尚未形成密不透风的统治网络，各类合法的社会团体、群众组织仍有生存空间。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的策略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公开活动，正是这一策略在党早期斗争中的生动体现，是党在力量薄弱阶段积蓄力量、扩大影响的必然选择。
党早期的合法公开活动，首先聚焦于工人阶级这一革命的领导力量，以工人运动为突破口。1922年8月，党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其以合法的身份开展工人组织、教育和斗争工作，发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明确提出“要发达劳动组合，团结工人阶级，图谋改良工人的地位，增进工人的幸福”。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各地纷纷建立分部，利用工会这一合法形式，深入工厂矿山，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组织工人开展经济斗争。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便是其中的典范，毛泽东、李立三等同志先后深入安源，以创办工人夜校为契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讲解革命道理，逐步赢得工人的信任与支持，最终于1922年9月成功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迫使路矿当局接受工人的合理诉求。此次罢工的胜利，不仅提升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更扩大了党的影响力，为党在工人阶级中立足奠定了坚实基础。
除工人运动外，党还积极利用教育、文化、青年团体等合法平台开展活动。各地党组织成员纷纷以教师、学生、记者、学者等合法身份为掩护，深入学校、社区、文化机构，创办刊物、开设讲座、组织社团，传播进步思想。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销售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刊物，为革命思想的传播搭建了重要阵地;恽代英等同志在武汉领导青年团体，组织进步青年开展爱国活动，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这些合法的公开活动，如同涓涓细流，不断扩大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不断凝聚着革命的力量，使党逐渐被广大进步群众所认识和接受。
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公开活动，关键在于把握“合法”与“革命”的辩证关系。党早期的革命者深刻认识到，合法身份只是斗争的手段，而非目的;公开活动的核心是传播革命思想、组织群众力量，而非局限于合法框架内的改良。在实际斗争中，他们始终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既善于利用反动统治的法律漏洞和政策空隙，又坚决抵制合法外衣下的改良主义倾向;既积极开展经济斗争改善群众生活，又注重引导群众从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总结的：“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必须在一定条件下互相配合，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利用合法身份公开活动并非一帆风顺，始终面临着反动势力的打压与破坏。安源路矿当局在工人罢工后，曾悬赏银洋，密遣暗探，阴谋刺杀工人领袖;各地的进步社团、刊物多次被反动当局查封，革命志士遭到逮捕甚至杀害。但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因此退缩，而是在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学会了在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之间灵活转换，始终坚守革命的方向，不断积蓄着推翻反动统治的力量。
二、秘密建立地下组织：筑巢引凤，暗藏锋芒
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政党要想在反动统治下生存发展，必须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党早期在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公开活动的同时，高度重视秘密地下组织的建设。地下组织是党在白色恐怖中的“生命线”，是传递情报、联络同志、组织斗争的核心枢纽。在反动势力的严密监控和残酷镇压下，秘密建立地下组织，成为党保存力量、坚持斗争的必然选择。
党早期地下组织的建立，遵循“隐蔽性、严密性、群众性”的原则。隐蔽性是地下组织的生存前提，所有组织活动都严格遵守保密纪律，成员之间实行单线联系，使用化名、暗号等秘密联系方式。周恩来同志作为党的隐蔽战线主要创始人，为地下组织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保密制度，要求“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看的不看”。在南昌起义准备期间，周恩来同志对妻子邓颖超都守口如瓶，直到出发前才简要告知出行消息，充分体现了地下工作的严密性。
中央特科的建立，是党早期地下组织建设的里程碑。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面对白色恐怖，周恩来同志向党中央建议成立专门的地下工作机构，中央特科应运而生。中央特科以原武汉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骨干为基础，吸收上海地下党同志组成，由周恩来同志亲自指挥，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惩办叛徒、营救同志、保卫中央机关安全。
中央特科内部机构设置严密，分工明确，形成了完整的地下工作体系。第一科为总务科，负责中央机关的总务事项，包括设立秘密据点、安排同志食宿等;第二科为情报科，专门负责收集敌人情报，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建立反间谍关系;第三科为行动科，承担惩办特务、镇压叛徒的任务，保护党的组织安全;第四科为无线电通讯科，负责建立秘密电台，保障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通讯联络。为加强对中央特科的领导，192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周恩来同志作为实际决策者，为中央特科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地方地下组织的建设，是党早期立足的重要支撑。除中央特科外，党在上海、武汉、广州、天津等大城市及农村地区，都建立了秘密地下党组织。这些地方组织采取“分散建立、集中领导”的模式，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开展工作。在城市，地下组织以工厂、学校、商铺为据点，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在农村，地下组织深入农民群体，以秘密会议、个别联络等方式，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农民运动。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开展工作时，就曾秘密建立农村党组织，为后来的秋收起义奠定了组织基础。
地下组织的建设始终注重党员质量和纪律建设。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保证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地下党组织发展党员时，严格考察入党对象的政治立场、革命意志和保密意识，坚决杜绝投机分子混入。同时，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要求党员严格遵守党的秘密纪律，一旦暴露，坚决不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许多地下党员被捕后，始终坚守党的纪律，宁死不屈，用生命捍卫了地下组织的安全。
党早期秘密地下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党在白色恐怖中保存了革命火种，积累了斗争经验。这些地下组织如同隐藏在敌人心脏中的锋芒，时刻准备着给敌人致命一击，同时为党开展公开斗争、组织武装力量提供了重要保障。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地下组织是党在黑暗中的眼睛和耳朵，是党生存发展的根基所在。”
三、组织群众开展合法斗争：根基在民众，力量在团结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深知群众是革命的根基，是党立足的根本依靠。在党早期，反动势力盘踞各地，反革命武装力量异常强大，党若脱离群众，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寸步难行。而组织群众开展合法斗争，便是党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积蓄力量的重要途径。
所谓合法斗争，并非向反动势力妥协退让，而是在反动统治所允许的范围内，利用其法律、制度的空隙，为群众争取切身利益，唤醒群众的革命意识。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强调：“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组织群众开展斗争的革命性与必要性。党早期的合法斗争，以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为主要载体，紧扣群众最关心的生存问题，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反对苛捐杂税、保障基本生活等，使群众在斗争中看到希望，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
在工人运动方面，从一九二二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到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再到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党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线，通过建立工会组织，将分散的工人群众团结起来，开展有组织、有目标的合法斗争。这些斗争虽多以争取经济利益为直接诉求，但本质上是对反动统治的有力冲击，不仅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更重要的是锤炼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与革命性，使工人阶级逐渐成为党领导革命的核心力量。毛泽东同志曾评价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这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次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
在农民运动方面，党深刻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早期共产党人深入农村，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在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农民协会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农村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群众组织。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开展清算地主、废除苛捐杂税等合法斗争，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所指出的：“农民运动好得很!”这种“好”，不仅在于农民群众获得了实际利益，更在于他们在斗争中觉醒，成为党立足农村、发展革命力量的坚实基础。
在学生运动与爱国运动方面，党积极引导青年学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利用校园、舆论等平台，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合法宣传与斗争。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虽发生在建党之前，但为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与群众基础;建党后，党进一步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在反对八国通牒、抵制日货、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斗争中，青年学生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这些斗争不仅传播了革命思想，扩大了党的影响力，更为党输送了大批优秀的革命骨干。
组织群众开展合法斗争，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党早期的革命者深入工厂、农村、学校，与群众同甘共苦，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需求，制定符合群众利益的斗争策略。同时，在斗争中注重培养群众的组织观念与革命意识，使群众认识到个体的力量有限，只有团结在党的周围，才能彻底改变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这种植根于群众的斗争方式，使党在反动势力的严密监控下，依然能够获得群众的广泛支持，为党早期的立足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当然，合法斗争并非一帆风顺，反动势力往往会撕下“合法”的伪装，对群众运动进行残酷镇压。从二七惨案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数革命群众与共产党人惨遭杀害。但正是这些血的教训，使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合法斗争是积蓄力量的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在反动统治下，单纯的合法斗争难以实现革命的目标，必须与武装斗争、秘密工作相结合，才能真正为党争取立足与发展的空间。
四、秘密组织武装力量：枪杆子里出政权，未雨先绸缪
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上鲜明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论断，是党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后得出的深刻认识。党早期的发展历程表明，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无法抵御反动势力的进攻，就无法保障革命的顺利推进，更无法实现党在全国的立足。而在反动势力严密控制、白色恐怖弥漫的环境下，公开组建武装力量显然不切实际，秘密组织武装力量便成为党早期积蓄军事力量、准备革命斗争的必然选择。
党早期秘密组织武装力量，始于对革命武装重要性的逐步认识。建党初期，党虽重视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但对武装力量的建设重视不足，多是借助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开展革命斗争。一九二五年，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刺杀后，周恩来、陈延年等同志敏锐地意识到建立党的武装保卫组织的紧迫性，安排陈赓等人在黄埔军校掌握部分武装保卫力量，并开始在国民党内建立内线，这成为党早期秘密组建武装力量的开端。
大革命失败后，党更是将秘密组织武装力量作为重中之重。面对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血腥屠杀，党深刻认识到“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一九二七年五月，周恩来在武汉建立“特务股”(后称“特科”)，组织精干的武装保卫人员，这不仅是党隐蔽战线工作的重要开端，更是党秘密组建武装力量的重要实践。特科中的“红队”(也称“打狗队”)，便是党早期秘密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惩处叛徒、保护党的核心领导、保障党的秘密工作开展。
党早期秘密组织武装力量，遵循“隐蔽精干、少而密”的原则。由于反动势力对武装力量的控制极为严格，党在组建秘密武装时，注重选拔忠诚可靠、英勇善战的革命骨干，人数虽少，但战斗力强。同时，采取单线联系的组织方式，严格保密纪律，防止组织暴露。周恩来同志为特科规定的“三大任务一不许”，其中“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便包含了秘密武装的职责，而“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则保障了党的内部团结，为秘密武装力量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秘密组织武装力量，不仅包括建立专门的武装保卫组织，还包括在工人、农民、士兵中秘密发展武装骨干，积蓄军事力量。党通过在工厂中建立工人纠察队，在农村中组织农民自卫军，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秘密培养武装斗争的后备力量。例如，在北伐战争期间，党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展了大批党员，培养了一批具有军事才能的革命骨干，这些人后来成为党领导的红军的重要指挥员。同时，党还秘密收集武器装备，为武装斗争做准备。
党早期秘密组织武装力量，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党早期的秘密武装，无论规模大小、任务轻重，都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开展工作，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与命令。特科的一切行动，都必须经过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批准，确保武装力量始终服务于革命斗争的大局。这种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的秘密武装，成为党在白色恐怖中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重要利器。
值得注意的是，党早期秘密组织武装力量，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倾向。与国民党特务采用的暗杀、恐怖手段不同，党的秘密武装仅针对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且仅限于那些出卖党的机密、将导致组织严重破坏的特例。周恩来同志曾坚决制止顾顺章计划在一品香饭店引爆炸药的行为，指出这种行为会伤及无辜，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偏离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这种坚持正义、反对恐怖的斗争原则，使党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与国民党特务的“下三烂”手段划清了界限，为党秘密武装力量的发展赢得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党早期秘密组织武装力量的实践，为后来的武装起义与红军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正是有了这些秘密积蓄的武装力量与军事骨干，党才能在大革命失败后迅速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建立与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五、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党早期在城市斗争屡屡受挫后，正是通过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才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实现了党在农村的立足与发展。
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是党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的必然选择。建党初期，党将革命重心放在城市，试图通过城市工人起义夺取政权，但由于反动势力在城市的力量异常强大，加之党早期力量薄弱，城市斗争多次遭受严重挫折。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城市，党在城市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难以开展正常的革命活动。与此相对，农村地区反动势力的控制相对薄弱，且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军。因此，将革命重心转移到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成为党摆脱困境、实现立足的正确选择。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标志性事件。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受挫后，果断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率领起义部队向农村进军，抵达井冈山地区。在井冈山，毛泽东同志领导部队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满足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赢得了农民的广泛支持;同时，整顿军队，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会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党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为党早期的立足提供了稳固的战略基地。
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离不开武装斗争的保障。毛泽东同志强调：“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依靠武装斗争。”在革命根据地，党领导红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多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保卫了根据地的安全。例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红军先后取得龙源口大捷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巩固了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后，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根据地不断扩大。武装斗争不仅保卫了根据地，更锻炼了红军的战斗力，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为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还离不开土地革命与政权建设。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从根本上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与生产积极性。农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为红军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同时，积极参与根据地的生产建设，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此外，党在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民主制度，保障群众的民主权利，使群众成为根据地的主人。这种集军事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于一体的根据地建设模式，使根据地成为巩固的革命阵地，为党早期的立足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党早期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并非一帆风顺，期间经历了多次挫折与失败。例如，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南方一些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剿”下遭到严重破坏。但正是这些挫折与失败，使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正确性，更加重视根据地建设与武装斗争的结合，更加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
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使党摆脱了城市斗争的困境，在农村找到了立足之地;它锻炼了党和红军的队伍，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它传播了革命思想，扩大了党的影响力;它为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根据地的“星星之火”，最终发展成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燎原之势”。
回顾党早期的立足之路，组织群众开展合法斗争是根基，秘密组织武装力量是保障，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是核心，利用合法身份公开活动是途径，秘密建立地下组织是支撑。这五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配合，构成了党早期立足与发展的“五位一体”斗争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党早期立足问题的解决，关键就在于坚持了实事求是。党没有照搬俄国革命“城市中心论”的模式，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将革命重心转移到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党没有盲目开展武装斗争，而是将武装斗争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与合法斗争、秘密工作相配合;党没有忽视隐蔽战线的工作，而是建立了严密的地下组织，为革命斗争提供有力保障。正是因为坚持了实事求是，党才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站稳脚跟，发展壮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党早期立足的艰苦历程，告诫我们：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必须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顽强的斗争精神、科学的工作方法。党早期立足的实践经验，为我们今天的事业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启示。无论面对何种困难与挑战，我们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是我们事业发展的根基;必须坚持加强自身建设，打造坚强的组织力量，这是我们事业发展的保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实际的策略与方针，这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关键;必须坚持斗争精神，善于运用多种斗争方式，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这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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