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奇怪的“批林批孔”
1，第一个寒假
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自然应当回家探亲。不过，这时的家，已经不在河南的五七干校，而是转移到无锡了。
我父亲被“解放”后，政治待遇大有改善。尽管由于他“态度不好”，拒不在留着尾巴的“组织结论”上签字，所以还要在干校继续劳动，但他的身份毕竟有了根本的改变，由“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变而为普通的“五七战士”了。这段时间，干部政策有所松动，允许一些老弱病残返城治病，我母亲也在此列。
但是，当初下放干校的时候，我母亲做得过于决绝，把原先的住房退了。这样一来，我家在北京就毫无根基了。
其实我母亲本来就不打算回北京，她对那座城市没有一点好印象。在北京的三年，完全是在“文化大××”中度过的，她尝尽了屈辱和恐慌，只希望永远不要再回到那个地方。所以，她向组织提出回原籍无锡休息治病。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最重要的是，当初被带到干校的妹妹小青获准同行。接着，父亲向干校请假“探亲”，我和在山西的弟弟也改变了行程。
我应乘轮船由大连至上海，再转乘火车去无锡。
1974年的春节是1月23日，节前的船票相当紧张。好在去上海的同学很多，大家夜以继日轮流在码头的售票处排队，终于如期买到了船票。
这不是我第一次乘坐海轮了。刚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就曾带我回乡探亲，也是在大连乘船去上海。可能是平衡机能较差的缘故，她天生晕船，这毛病也遗传给了我，晕头转向吐了一路，结果造成长期无法克服的“乘船恐惧症”，只要一踏上甲板，立刻就觉得天旋地转。所以，只要有可能坐火车，我决不愿意乘轮船。只是由于这次寒假较短，坐火车不仅要绕一个大弯子，还要在天津或北京转车，太耽误时间，不得已只有乘船。意外的收获是，五等舱的船票还不到10元钱，要比火车票便宜不少呢。
1974年1月，我在长征号轮船上。
船票太紧张，坐五等舱也是没办法的选择。海轮的舱位很奇怪，有一等舱的轮船，必定没有二等舱;有二等舱的轮船，必定没有一等舱。一等舱和二等舱其实没啥区别，都是独立的房间，位置在主甲板，晃动较轻，每个房间2至4张床位，而且有个大窗户，视野开阔，与火车的软卧类似;最高级的应当是特等舱，要再上一层，那里是特殊区域，其他舱位的旅客是不许进入的。
舱位级别的高低，以主甲板为分界线。主甲板以下是三等舱，也是独立的小房间，但床位增加到了6至8张，有个小小的圆型舷窗，若是遇到风浪较大的时候，浪花会打到玻璃上，所以那舷窗永远是关着的。四等舱又低了一层，好在也是独立房间，只是床位更多。我们这次乘的是长征号轮船，五等舱应当是最底层了，需要从四等舱顺着陡窄的梯子再往下走。它是大统舱，上百人在一个灯光黯淡的低矮空间里，嘈杂闷热，弥漫着烟味、汗味、臭脚丫子和呕吐物混合的气味，即便海上没有风浪，一进舱就快晕了。
据说有的轮船还有六等舱，那就根本没铺位了，每人发一张窄窄的凉席，自己随便找地方睡觉。我觉得若是夏天的话，倒不如索性买六等舱船票，只要能在甲板上找到一个搭地铺的位置，吹吹海风，看看海景，比闷在底舱里要舒服多了。
轮船的速度远比火车要慢，自大连到上海，居然要四十多个小时。我们1月12日下午登船，直到14日中午才抵达公平路码头，当我踏上陆地的时候，觉得脚下的水泥路面似乎都是晃动的。
这次同行的同学相当多，仅我们班就有七八个，我们宿舍占了4个：金文华和彭森鑫是上海人，下船就等于到家了;陈益丰是宁波人，我则去无锡，都要在上海转乘火车。我的行程让别人感到很奇怪，因为我自称生在大连，籍贯却是河南，说是在北京上的中学，招生时又来自陕西，这次回家，却要到无锡，真搞不清是哪里人!
说是“回家”，我却连“家”在哪里都不知道呢。到了无锡，还要打听着慢慢寻找。
无锡人的乡土观念格外厚重，当年新四军北撤的时候，我母亲的一些战友因为眷恋家乡而留了下来，落了个“自行脱党”的恶名，“文革”中难免遭到冲击。我母亲作为一个女同志，却能随大部队行动，应算是有魄力的，由此而“历史清白”，也是事先没想到的收获。其实，她的内心深处同样难舍故土，所以，这次才以治病为由返回原籍。
不过，她是以一个“五七战士”的身份回老家的，不敢大张旗鼓地寻亲访友。因为不知道当地那些老战友这些年的遭遇如何，还是谨慎为好，免得给别人和自己惹麻烦。所以，她只是通过亲戚在城里租了一间房子，悄悄住下，没敢惊动更多的人，简直好像回到了地下工作的年代。
这住处在南门外的南长街清名桥附近。如今这里已经成为著名的“古运河景区”了，当时则是居民密集的“棚户区”。我“家”在一座老楼的二楼，只有一个房间，勉强摆得下几张床铺。没处上厕所，只能用布帘隔开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放一只马桶，全家人在那里“方便”。马桶每天只倒一次，屋子里总是有一股驱之不散的屎尿味儿。
马桶在江南一带属于居家必备物品，天天拂晓时分，我都要被楼下弄堂里“哗啦哗啦”的刷马桶声音吵醒，实在让人烦躁。最可怕的是，人头攒动的河边台阶上，这边的人在卖力地刷马桶，那边的人则在忙着洗菜淘米，大家在同一条河边各忙各的，竟然相安无事。这种习俗，我无论如何也难以适应。
当年无锡的南长街毗邻工业区，每天上下班的人流相当拥挤。如今则属于著名的“古运河景区”了，北段已经改造完毕，还在修整的南段没有多少游人。(摄于2013年)
无锡虽然号称“江南水乡”，城里居民用水其实很不方便。我家和其他邻居一样，也自备了一口大缸，需要从很远处的公用水龙头那里担水，这活儿自然由我和弟弟承担。我们都在农村插过队，担水本是日常事情，算不得什么。只是我戴着个大学校徽再挑上两桶水，似乎有些不着调，便把校徽悄悄摘了，在出门办事的时候才重新戴上。这点儿虚荣心，总是很难克服的。
有一次我穿着一身居家的旧衣服，正晃晃悠悠地担着两只空桶去打水呢，迎面碰上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D。她看见我的样子十分惊讶，我看见她则很不好意思。搭讪了几句，赶紧回家放下水桶扁担，换上正常服装再戴上校徽，这才出门与她一起上街。
小D就是元旦联欢的时候来我们班表演舞蹈的那位七二级女生，前两天在长征号轮船上遇到了。原来她也是无锡人，自然要回无锡度寒假。
一条船上有了两个同校的无锡人(虽然我只是半个无锡人)，似乎算是有些缘分了。没想到她家离我“家”相当近，步行只要十几分钟，这下关系又近了一层，她一有空就来找我“白相”——无锡话“玩玩”的意思，也可解释为“串门”。更没想到，她和我母亲一聊，两家在乡下老家的村子居然只隔一里多路!后来她父亲听说了我母亲的名字，大为吃惊，特地上门拜访，因为他和我母亲还是远房亲戚呢──用无锡话讲，叫做“亲眷”!我母亲参加革命后改了姓氏，那时年轻，人称“小成”，在当地还是有些名气的。
从此我和小D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亲眷”，她来“白相”得更勤了。这事儿让我很尴尬，因为家里人都以为我和她有些特殊的关系呢。弟弟妹妹总是拿这个词义丰富的“白相”开玩笑，其实我根本没有其他念头，宁可把她的来访看作普通的“串门”。
实事求是地说，小D也不是丑丫头，性格活泼开朗，而且表现出对我确有好感，但我始终没啥感觉。幸亏她的开朗是有限的，很矜持地没有进一步的表示，使我们的交往保持在普通同学的层次上，否则就更让人尴尬了。
几年来，我们全家五口人分散在各地，如今在无锡团聚，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过去的一年也的确有很多值得高兴的事情。比如，我的路徽换成了校徽，还回到了故乡大连;比如，原在山西繁峙插队的弟弟不仅入了团，还被招工进原平的工厂当了工人;父亲的问题虽然没有彻底解决，但情况已经大有改善;母亲脱离了干校的环境，心情还算舒畅。只是妹妹仍是“五七战士”，前途有些渺茫，但也并非没有改变的可能。总之，正如伟大领袖所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我们全家在轻松的心态下，过了一个安静、愉快、没有任何干扰的春节。
这个冬天，无锡的天气始终不太好，不是下雨就是下雪，但我还是去蠡园、梅园、惠山、鼋头渚等风景区玩了几次。2月12日，我离开无锡去上海，与其他同学会合。他们已经替我买好了船票，我们又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依然乘坐长征号轮船返回了大连。
2，停课下乡搞运动
2月12日回到学校，本应立即开学上课的，上级却突然宣布另有安排：辽宁省所有大专院校的师生全部下乡，“进村进队”，配合农村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具体而言，有三项主要任务：宣讲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有关文件;二，促进农村开展“农业学大寨”;三，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世界观。
寒假这段时间，我的消息比较闭塞。天天忙忙碌碌，连收音机都很少听，也看不到报纸，没有觉察有什么政治动荡，所以对这次停课搞运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放了一个月的寒假，刚刚鼓起劲头准备认真投入学习了，不曾想又要无限期地中止，难免有些牢骚情绪。我忍不住在日记里抱怨“学校停课无异于工厂停工，对教育革命是有影响的”。
不管我个人有什么想法，下乡已成定势，因为政治运动是第一重要的任务，永远压倒一切。2月17日，我们就到了辽宁省盖县的鲅鱼圈公社，全班同学分成几个小组，各自负责一个生产大队。我作为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与其他4名同学被分到一个叫“三家子”的村子。
这次下乡，各小组完全是“各自为战”，“武器”就是中央文件。我这才知道，在我们欢度寒假期间，中央已经连续下发了一些重要文件。“一号文件”是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林×与孔孟之道》，厚厚的一大本，把林×(也包括陈×达)的言论和孔子孟子的“语录”列为对照表，作为林×之流“实属孔孟孝子贤孙”的有力证据。
比如，表中列出，林×说过：“我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么。”与这句话对照的是《论语·子罕》中的一段：“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怕老百姓看不懂，专家予以翻译：“译文：太宰问子贡：‘孔夫子是位圣人吗?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说：‘这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而且使他多才多艺。’”由此证明，林×与孔老二一脉相承，“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至于“二号文件”，就更重要了，它实际是一份目录，包括一系列具体文献，比如伟大领袖《我的一点意见》、《致江青同志的信》、《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还有《粉碎林×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材料等等。其中许多内容，以前只是听说过小道消息，现在终于知道都是真的。
另外还有一些理论权威和专家们的文章，像《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等等;至于作者，如杨荣国、冯友兰等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而有些则显然是化名，像“罗思鼎”是“螺丝钉”的谐音、“唐晓文”即“党校文”的谐音，等等。
可惜，他们那些文章太深奥，休说村民们不懂，连我们也看不太明白。别的不说，仅这次运动的名称就挺奇怪，自从林×出事后，一直在进行的是“批林整风”运动，就连一个多月前刚发表的1974年元旦社论，仍然说“在新的一年里……首先，要继续深入搞好批林整风”，不知为什么，一下子就改成“批林批孔”运动了。按照经验，这类重大变化，往往预示着运动将要进一步深入和扩大，也许中央又出现新的路线斗争了呢!可这与几千年前的孔老二有什么关系呢?实在让人搞不懂。
不过，懂不懂并不重要，我们也需要在实践中学习嘛。有了这些文件，我们至少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运动”应当如何具体进行，却要靠我们自己琢磨了。
这次下乡，是我上大学以来第一次独立承担一项工作，思想上还是很有压力的。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大家商量着干。我们组5个人，全是男生，我只记得有同宿舍的金文华和彭森鑫，还有来自株洲机车车辆厂的孔庆文，余下一个是谁，已经忘记了。大家七嘴八舌，议定一些措施，无非是依靠当地领导和革命群众，深入了解社会情况，采取各种方式开展宣传工作。
最主要的“当地领导”，是大队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老于同志，一个身材魁梧的典型东北汉子。我们刚进村的时候，一群社员正在场院围观一台队里刚买的的拖拉机，于书记亲自驾驶开得欢实，在驾驶座上就把我们的事情安排妥了：“住知青点，吃派饭;工作怎么办，你们说了算!”
知青点是一长排平房，一条窄廊把各个房间连成一体。这种结构相当合理，在滴水成冰的冬天，可以避免经常进出屋子。论住宿条件，比我插队的时候强多了。
在这里插队的十几个男女知青，都是最近两届的高中毕业生，比我小四五岁的样子。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将朝夕相处，不乏相互了解的机会。
我们吃饭不在知青点。所谓“派饭”，是根据大队的安排，轮流到各家去吃，每家一天三顿，这也有助于我们接近群众。几天下来，我们便与许多老乡有了深入接触。
说到我们的社交能力，各有特点。老彭虽说平日有些寡言少语，但在兵团锻炼过几年，普通话还是没啥问题，与老乡交流比较容易;金文华一口“海派普通话”，也还勉强可以;最困难的是小孔，他的湖南腔实在“没法”。
“接近群众”不是太大的问题，吃派饭却真有些困难。当地的主食全是粗粮，除了玉米就是高粱，连一点大米白面都见不着。我和老彭在陕北农村或东北兵团待过，还算熬得过去，从南方来的金文华和小孔却实在吃不消。吃不消也得吃，谁让我们是“工作组”呢，无论如何也不能挑肥拣瘦造成不良影响。
其实，玉米高粱还算好的，印象最深的有一家，连玉米高粱都没有。早上我们去，端上来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煮白薯，这玩意儿对南方人来说是稀罕东西，金、孔二位见了两眼放光，吃得肚皮滚圆，还说，要是烤着吃就更好了。不料，第二顿去了，又是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煮白薯，这下就吃得有些勉强了。我们暗中念叨：晚上可别再是煮白薯了，谁想到一语言中，果然还是煮白薯!搞得大家连吐酸水。
我们吃派饭，队里是要补贴粮食的，所以我们怀疑这家是“地富反坏右”，成心“迫害工作组”。仔细想想又觉得不可能，按常规，队里不会给“地富反坏右”派饭机会的。后来才知道，这一家倒是地地道道的贫农，家里孩子太多，好不容易派了一次饭得了些正经粮食，舍不得给我们吃，就拿白薯充数。反正他家是“根红苗壮”，不怕得罪什么工作组!
我们吃得最好的一家，是一位退休老干部。革命了一辈子，最终解甲归田荣归故里。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离休”的待遇，但拿着高干的退休工资在农村生活，还是比较富裕的。我们在他家吃到了地道的高粱米水饭和酸菜炖粉条——可惜还缺了一样“白肉”，即便是退休老干部，也不是经常可以吃到肉的。在他家不仅能吃上三顿饱饭，还有《参考消息》可看。那可是内部报纸，只有高级干部才有资格订阅呢!我们是沾了“工作组”这名头的光了。
吃饱饭就应当把活儿干。我觉得，作为工作组，应当发挥率先垂范的作用，首先要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这样还可以更深入地接触群众。可当地的习惯是“正月不出工”，我觉得这种旧习俗应当彻底打破，便主动找于书记“请战”。看他样子似乎不太情愿，可又不好驳我们的面子，最终派了两位社员陪我们，找了块地“试试”破土。
没想到，那天出工正赶上来寒潮，气温达摄氏零下二十多度，地冻得像钢板一样，抡圆了镢头刨下去，只砸出指甲盖大的一个小白点。我好歹还算东北人，也觉得风吹在脸上像锯条在蹭，疼得不行。最惨的还是没棉帽的金文华，哈气把头发冻成一顶毛扎扎的白帽子，嘴唇直哆嗦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那俩社员早就撑不住了，声音抖抖地嚷：“快回吧别整出病来!”我们的短暂劳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说也奇怪，几天后进了农历二月，似乎没几天工夫，土地就全都化冻了，黑黢黢的看着就让人舒服。怪不得东北农村有“猫冬”一说呢，看来“旧习俗”还是有一些道理的，不到该干活的时候就是干不成活。
干不成活儿就抓紧时间搞运动，白天晚上组织社员开会。先是开全大队的社员大会，然后以生产队为单位开大会、开小会。会开多了，社员开始疲沓起来，要么打盹睡觉，要么悄悄溜号。于书记刚开始的时候还很积极，后来也有些烦了，先是小会不参加，后来连大会也不参加了，理由是要开始准备组织春耕生产了。他的态度倒很热情，说是运动的事儿就由你们工作组全包了，大队领导班子全力支持!
时间长了，不光别人疲沓，连我们自己也开始疲沓了。这运动的主要方式就是“宣讲”。但那些文件有很强的学术性，不是能够随便发挥的，所以“宣讲”实际上是“宣读”。可大篇的文章都是古文，宣读也不容易，结结巴巴比念经还难。谁有那么大的兴趣天天“念经”，又有谁愿意天天听人“念经”呢。
由于各个村落相距挺远，工作组之间联系不畅，不知道其他村子有什么好办法。公社带队的领导好不容易来视察过一次，也没什么好主意，只是说些“要集思广益、打开思路”之类的原则话。不过我倒是受了一些启发，决定改变方式，少开大会，大家深入各家各户，至于究竟是“宣讲”还是聊天，那就个人自便了，反正聊天也是接近群众的必要方式嘛!几天下来，大家的嘴皮子都利索了不少，以至于我可以吹牛说自己能和农村老大妈家长里短地聊上三个钟头不歇嘴。
此外，我还发挥自己的绘画特长，向队里要了些笔墨纸张，在家里闷了两天，画了一套《林秃子与孔老二》的漫画，挂到大队部里，组织社员参观。这办法挺好，大家都看得很有兴趣，公社知道了，还在电话里给予口头表扬，于书记也觉得很有面子。
辽宁盖县的农舍都是这种弧形屋顶。(绘于1974年3月)
3，三家子村的知青们
知青点一共有19名知青，男女基本对半，都是二十来岁的模样，已经来这里插队一年多了。有一个女孩子周桂菊当“点长”，还兼任大队团支书的副书记;一个小伙子吴凤永是“副点长”，也是团员。他们中间有七八个团员呢，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知青团小组。
让人宽慰的是，经过几年的发展，国家对插队知青的管理已经正规多了。首先，城里的高中毕业生，如果没有被招工或当兵，一般都要下乡插队，没有犹疑和彷徨的余地。当然，招工或当兵的过程中存在许多暗箱操作，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严格禁止“走后门”，但这种现象已经成了社会风气，根本无法杜绝。最终，那些没有门路的人只好下乡。好在近几年招工、招兵以及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机会逐步增加，而“有实践经验”的时间期限明确定为两年，尽管想要改变命运依然需要有“后台”，但毕竟环境宽松了不少，只要硬着头皮熬下去，总还是有希望的。
另外，他们的生活条件与我们当年在陕北插队的时候相比，还是要好多了，至少不至于挨饿。他们的家都在营口，距离不过几十公里，不像我们当年，回家比登天还难。
我们虽然是所谓的“工作组”，其实比知青的年龄大不了多少，和他们住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隔阂，很快就搞熟了。在工作组的5个人中，只有我是插过队的知青，尝过受累挨饿、前途渺茫的滋味，因此和他们在感情上更进了一层。几乎每天晚上，他们都会到我们房间里来串门，听到我插队以及当养路工的经历，很有感慨;当然最感兴趣的还是上大学的经历，看到我们胸前的校徽，羡慕不已。不过他们毕竟涉世不深，觉得“工农兵学员”还是高不可攀如在九天。我鼓励他们，只要努力，在座的每个知青都会有这样的机会。我甚至说，希望过两年能在我们学校里看到你们作为新同学出现，这话当然让他们兴奋不已，但兴奋中也难免惶恐，不大相信自己会“一步登天”。
有时我也去他们那里串门，聊得熟了，他们也会放肆地提一些怪问题，比如问我有女朋友没有?听说我没有女朋友，有的男生成心叫板说还不赶紧从我们这儿找一个吧!女生听了往往面红耳赤和他们打闹成一团。对于如此刁钻的问题，我只有笑而不语，看着他们疯闹。还有人问我抽烟不，喝酒不?我老实回答说原先酒是喝的，烟也是抽的，那是当养路工的时候学会的坏习惯，劳动太累，开会太多，只能喝酒解乏、抽烟防困;上大学以后，烟已经戒了，酒也很少喝了。有人当场掏出烟来，说既然以前抽过，那就给个面子来一根!我不能犹豫，当即接过，立刻伸过来好几根火柴为我点烟。有人评价说，瞧模样就是抽过烟的!看来我抽烟应当是正常的，不抽烟倒是装假了。几个男生乘机也点着香烟，弄得屋子里烟雾腾腾，女生大有怨言。我赶紧声明：这次只抽一根，今后可别害我;谁把我的烟瘾勾起来了，可得负责烟钱!一根烟不算大事，却加深了彼此的感情。看着这些孩子，想起当年我们的遭遇，不免产生一种同情，很想为他们做些什么。
开春以后，开始下地劳动，我们当然必须参加。既然住在青年点，自然常和知青们一起干活，由此发现一些问题。有一次干的活是挖土，有点“包工”的性质，具体工作是将挖起来的泥土堆成一个横截面呈三角形的长塄子，然后由记工员丈量长度以及截面的尺寸，计算土方量以后，再折合成工分。
到中午停工的时候，我发现所有的社员都在弄虚作假，把土塄的头部垒得高高的，简直像个小坟头，这样可以大大增加土方量。知青们也是这么干的。
那记工员是个胖大姑娘，可真不客气，每量一次，先在“坟头”上狠踏一脚，如此一来，土方量将大大缩水。从抵制弄虚作假的角度来说，这样处置虽然蛮横，倒是未可厚非，社员们似乎也习惯了，尽管心痛，只有接受。不过，踏的力度大有讲究，可以明显看出轻重有别。这一脚如何踏，不仅要看那记工员的心情，还要看具体社员与她的关系如何了。有些人难免不服，嘟嘟囔囔口出怨言，记工员可是个泼辣角色，高声大嗓一声吼：“再啰唆踏平了你!”对方立马息声。
不料，轮到知青这里，她竟踏得格外狠，那高约半米的“小坟头”立时矮了一二十公分。只要有小学算术水平的人马上就能算出来，“底乘高除二再乘长度”，她一脚下去，这条土塄的总体积一下子就少了三分之一!几个知青几乎同时喊了出来：“嗨!咋这踩法呢!”记工员一瞪眼：“再说还踩!”说着抬脚就要踏。我忍不住了，连忙说：“这也得公平点儿吧!”她看见是我，脚倒是收了，嘴上可没留面子：“你们帮忙干的，不能也算工分吧?!”有人扯我袖子，我只好忍着没再吱声。
晚上有知青告诉我，那姑娘是大队于书记的闺女，平日里霸道着呢，跟她爹一样。我当然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可心里总有些窝火，于是找机会跟于书记委婉地说，那些知青是城里孩子，大队得多关照一些。没想到于书记大眼一瞪：“那帮崽子嘎咕着呢，得好好扳扳——是不是他们背后说道啥了?”我赶紧否认，从此不敢再多嘴，免得给知青们帮倒忙。
3月上旬，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让工作组的人集中到公社开会。我们班的同学分别多日，终于有了一次相聚的机会。第一件事情就很让人高兴：由公社做东，请我们大家吃了顿午饭。说起来很简单，就是酸菜白肉炖粉条，外加小米蒸干饭，足量管够。多少天没见荤腥了，一群饿狼个个吃得系不上裤腰带。
第二件事情则相当突然。上级有令，立即撤回所有人员。这运动来得快，撤得更快，让人措手不及。
根据安排，我们回到村里，马上向于书记汇报情况、交代工作。其实也没啥工作可交代的，于书记大概早就被我们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搞烦了，听说要走，难免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模样。
最后一晚我们和知青们聚了聚，搞了个小型联欢会，每个人都得出个小节目。忘了其他人演的是什么，我本要唱一段秦腔《红灯记》，结果起调过高，只唱了一句“临行喝妈一碗酒”，到“浑身是胆”就卡壳了。
虽然演唱失败，众人仍热烈鼓掌。接着似乎有些冷场，大家的心情都有些怅然。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离开了村子。
回到学校，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浴室排队洗澡。一连二十多天没洗澡，居然没长虱子，也算难得。
心定之后，写了寒假以来的第一篇日记。
1974年3月11日，星期日。
昨天晚上刚从农村回来，本来想记，结果又拖到了今天。
对于这次下乡是否符合上级精神，我有一定看法。因为我觉得学校停课无异于工厂停工，对教育革命是有影响的。然而，不管怎样，在农村这么多天(整整三周)，收获还是有的，而且还是很大的。首先是锻炼了自己的工作能力。这次我们大队共5个人，让我负责，担子是很重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单独负责过某项工作，而且这次到底要如何搞也不知道，全靠自己想点子。干了二十多天，看来效果总的是好的。其次，对农村加深了了解，尽管我以前在农村干过，但毕竟身份不同，了解也就不太多。这次专门搞工作，不干也得干，对农村和贫下中农的了解也加深了。另外是产生了感情，刚下去时巴不得早回来，然而真走时又有些恋恋不舍之感，说明感情起了变化。尤其是在走时社员在村口热烈欢送，叫我想起告别惠家河、离开虢镇时的心情。更值得回忆的是又结识了一批人。青年点的青年们对我们也建立了感情，昨天一直送到车站，跑了近十里路，实在叫人感动。现记一下他们的名字，以备后会有期：周桂菊(团副支书、正点长)、吴凤永(副点长、团员)、王立岩(团员)、江志广、孙丽华、黄丽华(团小组长)、何喜霞、李淑荣、李梅枝、谭艳坤(团员)、王淑凡、赵索兰(团员)、张淑云(团员)、何成鹏、颜飞、宋长久、刘洪山、马林山、王颖华。
他们都是一些思想单纯的青年，看到他们，回想起我在农村的日子，心里很不平静，对他们自然产生了一种爱护和关心的态度，由此也就产生了无产阶级的感情。
接着，我给三家子的知青们写了一封信。几天后，收到了由点长周桂菊执笔的回信，他们没想到我还能记得所有人的名字，显然都很感动。其实我在临走的时候已经暗中一一记下，回来后就赶紧抄到日记本上了。我只想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会一走了之，而是始终惦念着他们每一个人呢!
除了这封集体来信，还有几封个人来信。不管集体来信还是个人来信，我都及时回复。随着时间流逝，与知青集体的通信间隔越来越长，由于有些知青被招工，人员多次发生变化，渐渐停止了联系。只有与一位知青的通信越来越多，这是事先未曾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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