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19下乡二
下乡与“扩大化”(二)[本章共22小节，分七次连载]
(1968年—1971年)
4.放弃了各种机遇
记得有人说过：“改变人一生的命运是靠十分之一的努力，百分之一的天赋，千分之一的机遇!”且不说这种说法的准确程度对与否，但可以承认，选择职业而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机遇是不多的。
我很幸运，我一生中有过多次可以选择自己职业的机遇，这些事我本来都能做好的。可我的性格和命运决定了我在教育第一线上干了一辈子。通过自己的奋斗，结局还比较圆满。
在下乡当知青的三年我有几次机会改行，我放弃了。
我参加农业劳动不长时间，大队书记找到我，派我去当民办教师。
我说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还没锻炼得怎么样呢，不适合去当民办教师。我没有答应，书记只好找了其他一名本队的初中生去了。
不久大队要一个赤脚医生，书记又找到了我，又被我婉言谢绝了。我说，我就老老实实地当个农民吧!
这之后，要我当小队的会计我没有干，连当个记工员我都没有答应。
当然，我心里还有一股子不满的气呢，特别是父亲扩大化被整，更伤了我的心。
两年后，工农兵大学招生，给了公社两次指标上大学，公社的文教助理梁老师特意找到我，说好多人都想要去，但只要你想去，公社同意让你上大学。我也没去[ 去的两个人后来做了哲里木盟(今通辽市)某局局长和盟报社编辑。]。
上大学!我真动了心，但家庭条件太差，扩大化父母都有了病，我不好抛开家里不管去上学。就是去了，也同时会给国家添麻烦，没有助学金，我坚持不下去。
到学校参加工作以后，当教导主任也是校长与公社偷偷替我填的表，等教育局的批文下来了，我不好再推脱。
十年后，公社领导[ 朱芳，爸爸当年的同事，后任通辽市税务局局长，已去世。]曾打算把我调到他们那里从政当秘书，征求我本人的意见，我也没同意。
任教以后，我又有几次这样的机会改行或者当官，但因为我热爱教育第一线的工作，我都放弃了，直至退休。我把我的所学教给了学生，我把师德留在了学生的心中而没有在官场争斗，我认为值得。
5.蒙古大婶的馅饼
从1955年至今，我来内蒙(毗邻吉林省)几十年了。父亲在世时(1987年去世)有匹国家配给的马[ 2023年，我与我最小的叔叔讨论过，在解放初年有一匹国家配给的马相当于现在什么待遇，我们认为相当于一辆中档轿车，因为1980年时哲里木盟的书记也只配有一台212吉普车。这匹马如果老了，可以换新的，我印像中爷爷没有瘫痪前的马是红马，但小叔说最后一匹是白马。]。他常年下乡，对马爱护备至。这匹马每年有配料一千斤，比两个人吃的粮食还多。在我家一直吃粮那么紧张的岁月，他也从来不允许家中动用马的一斤马料。方圆几十个村他都去过。我家和蒙古族老乡的关系一直不错。
就是现在，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外村的蒙古农牧民还经常来我家串门看望我母亲[ 这是2003年的事，奶奶于2008年去世了，整理人。]。很多村民一直是我家的常客。
蒙古族的邰大婶是我下乡插队时的一个小队的居民。她曾经给我烙过一回蒙古馅饼，叫我难忘。
自从我下乡当了农民，家中解决烧柴容易多了，再不用我(以及较大的两个弟弟)人背肩挑了。过去，偶尔父亲也找队里的车用一次，但他总是很少开口求队里，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社员家。而今，我与二弟都在队里干活，可以和社员们一样使用大车了。
那年冬天，六挂大车有五挂都被社员占用搂跑车了[ 指人在草原上把柴搂成堆，马车往返不停地拉运，车不会停下来等人的搂草方式。]，剩一辆牛车没人用，因为这辆牛车太慢。
那一年，五六人搭伙一天搂一车柴挺费劲儿。看着闲着的牛车，我与二弟急坏了。如果能找个肯吃苦的伴儿，每天也能搂一车柴，这是多好的机会呀!如果能成，六七天就能拉到家一个大柴垛，够烧到夏天了。
邰大婶家的大儿子与我们搭了伴。于是，我们三人每天起大早吃饭，去北坨子深处搂柴。
从起床到搂柴的地点，几乎三个小时。走到地点时太阳才刚刚出来。一路上冻得我们三个很少坐车，而是跟着车小跑着，脚不冷了，可身子冻得还是直筛糠。
到地点马上拼死干，在太阳离落山还有一竿子高时必须开始装车，力争在还能看见路的时候走出坨子。因为天黑走山路容易翻车，出了坨子是平原，再摸黑走就不怕了。
等回到家卸完柴，送回牛车后，回来吃晚饭时常常已经八九点钟了。一天我们要比别人多干好几个小时的活儿，辛苦劲是可想而知的了。
但是，别人五六天甚至是八天才能每人分上一车柴，而我们两家三天就能弄回三车柴，而且牛车装货不比马车少。
邰大婶看我们小哥仨这么能吃苦[ 搂大耙，农村又叫拉独杆套儿，是很累人的活儿。爸爸他们有一年曾连续搂过二十一天，把棉衣肩头的棉花都磨出了一个碗大的洞。尤其是每天最后的那一两簾子柴，每迈一步脚都要使出吃奶的劲儿，腿像灌铅一样沉重得难抬起。]，就高兴地说等结束的那一天，一定给我们烙一回她拿手的蒙古馅饼，叫我们哥俩也尝尝她的手艺。
我们六天搂了六车柴，最后一车卸给了邰大婶家。邰大婶真的说啥也不让我们哥俩走了，非得留下我与弟弟吃她为我们烙的馅饼。
邰大婶的手艺在全村都有名，她烙的馅饼能看到馅儿，一两口就能把一张吃下。那顿馅饼我们吃得太香了。这馅饼表达了邰大婶这个蒙古大妈慈母一样的心。她的丈夫也是一个出了名的老实的老队长。
可就是这样的一家人，也没能逃出在扩大化中挨整的悲剧，大叔的软肋都被打手们给抠伤了，直到死都不能干重活了。
唉，又提到了那段蜇心的事，我真不想写它!可儿子非要我写这一段，那我就在下乡三年的最后几节集中回忆它吧!
6.弄粮食的故事
我下了乡，二弟与五弟的户口也落在了农村。二弟小学五年级就来了“文化大革命”，而五弟才两岁[ 爸爸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加上爷爷和奶奶共九口人。]，把他俩的户口“非转农”是家中自愿的。一是二弟虽然当时只有十四周岁，也需要下队干活，而五弟，纯属于为了家中能多吃几斤粮[ 居我老叔回忆，大约是在1980年或1981年，他的户口又由农村户口变回了城镇户口。老叔是1969年1月生人，彼时刚11岁，所以虽然曾落户农村(西巴十队)，但没有干过农活。]。
按供应本计算，他每月成品粮定量是9斤。而生产队的口粮标准是：无论大人孩子，每年一律不低于360斤，不高于450斤。歉收不足360斤的队，吃国家返销粮，补足到360斤为止。丰收的队，每年按超多少分口粮，但不能超过450斤，再有多余的要交给国家。但社员可以多分红，也就是工分的价值提高了。加上自留地，每人还能得个百八十斤，所以社员的口粮基本上不缺多少。
上边说的是毛粮。毛粮经加工后去掉糠皮，平均能有70%~80%重量为成品粮。
但如果翻盖新房，这时每天要有许多帮工的社员来吃饭，这时无论谁家的粮食也不会够吃了。从1966年开始到七十年代中期，解放前老一茬的土房多数已经不行了，正处在盖房子的高峰期。因此，很多社员家都缺粮吃。
公开地讲，我家住的这个大队，多数人家到秋天都弄点粮食。
所谓弄，就是秋天收割前，到队里的地里半夜偷粮。这在很多村子都是公开的秘密。不去偷的极少数人家，往往是没人力出不去的或是家庭成分不好的。
可我家没这个“习惯”，父亲从来不允许我们这样做，这也是我家几年来一直缺吃粮的原因。他是个正统的“老八路”。
1969年，我家也准备盖房子，九口人两间土房实在不能再挤了，而我又订了婚，等到结婚时根本住不进去。夏季铲地时，好些社员就偷偷地和我讲：“今年秋天你必须瞒着你爸弄点粮，要不然明年盖房时你给大家吃啥?你别怕，到时候我们约你去。”
偷，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个可怕的贬义词，但从实际出发，社员们的话确实是一片诚意。我如果再“清高”，明年盖房时就没有给社员们吃的粮食了。家里的活儿从来都是我干，我做主，这事也用不着同父亲商量。即使说了，当面挨了他的骂，不准弄不说，过后我还得自己想办法弄，不然解决不了人家帮工来吃饭的大事。
那年秋天，我同伙伴们偷了十来次粮。今晚同这俩仨去，明晚同那一两个走，回想起其过程还真有点“诗意”。
有一次，刚黑天就阴了天。另外的两个好朋友与我合计，如果今晚要下雨，咱们再“行动”一次。雨天更安心稳当，想碰上个看青[ 指看庄稼防止人偷的社员。]的都难。趁着月黑的夜间，我们互相叫齐就出发了。
当我们在沟北把玉米棒子弄到快够“载”时，雨点来了，越下越大。我们每人弄了满满一大麻袋，用绳子背在双肩上回家。一路上伸手不见五指，全凭着熟悉的地理环境在大路上走着。虽然人人都知道哪儿有个坑儿，哪儿有个包儿，到哪儿上坡儿，到哪儿下岗儿，但天太黑了，雨太大了，我们的双脚一左一右地滑着，真有点像慢镜头里滑冰运动员那样一步步艰难地行进着。偶尔来一下闪电，高兴得我们急往前看个一二十米，可以快走几步了。闪电来得慢时，全凭感觉迈着小步摸索着走，分不清脸上是雨水、汗水，听不准是脚踩泥声还是雨声。
这三里路直到走进了村里，雨才小了些。终于到家了，我把麻袋背到了小仓房，脱光了衣服拧了拧雨水，穿个小裤衩又悄悄地回上屋躺在了炕上。
这次够“载”!麻袋装得不能再装了才住手。这次背得最重，棒子里还有雨水，沉了不少。这次最安全也最难最慢，每一步都可能滑倒。
提起看青的，每个生产队到秋天夜里都安排人。看青的主要是看护本队的地别让外队的人偷。如果他知道偷的还是本队的人，看见了你也不一定抓。当然，也有个别的，比如你和他有点仇;比如你同时碰见了两个看青的;比如看青的是个最“忠心保国”的人;比如看青的看见了你的同时又看见了另外一伙人，他不得不抓。但是，以上的“比如”毕竟是极少数，不是你“点儿”太背，就是他“点儿”高，才会有被抓的情况出现。
我听邻居杨大叔讲过他看青的故事，把我逗得直乐。
一次他在地里抓到一个偷本队的外队人。他当时没抓，等人家蹲下把麻袋往肩上拿时，却拿不起来了，回头一看，才知被按住了。杨大叔说：“太沉了，起不来了吧?行了，这次我帮你扶起来走吧!下次可不行了，啊!”
果然，这个人下一次不偷他看的地了。
还有一次，村西头一个偷粮的刚往地里走，就被他看见了，他没有动声色。可当人家把粮偷回来往北炕上一放，看见南炕头上坐着一个人，就是他。吓坏了人家，连声说再也不敢偷了。
在从事看青的工作中他交下了人，还保住了少丢粮。
更多的情况是，如果你不是个过分的偷家，你还是个被同情的人。有看青的还会悄悄对你讲，他今天不去某某地，你在地里下手时放心吧，注意回来时别被别人碰着就行，这是在你“偷”前就关照你。
偷粮并不光彩，在队里宣扬出去一是挨罚，扣工分或口粮不说，毕竟是集体的财产你却私分了。特别是偷本队的，见到本队人挺不好意思的。
偷粮的和看青的各有所难。在那个时代里，他们的关系处理得也很微妙。能看好自己队里的地不被偷，或者少被偷是一种学问;能偷到自己队或别的队的粮不被抓到也是一个人的人品和技巧。在那个年代，两者都在各尽所能，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解决了第二年的盖房吃粮后，我从此“洗手”了。这是我做过贼的一年，我虽然没碰见过本队的和外队的看青的，但我不会忘记。
那年冬天，几名军宣队员来到我们大队支农。我不想隐瞒“当过小偷”这个不雅的名去参加工作，在要到学校上班走之前，我主动向他们“交待”了我偷粮的动机、背景和我从此也不打算再偷的心理，他们不但没批评我一句，还当面表扬了我的觉悟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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