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全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解散了已经成为敌对政治势力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工具的立宪会议。但此举却招来一些有产阶级及其代表的大肆责难，他们攻击解散立宪会议就是“消灭民主”、解散立宪会议代之以苏维埃就是用专政代替民主等。列宁对此展开了深刻的批判并阐发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主要包括：批判所谓解散立宪会议就是“消灭民主”的观点，强调解散立宪会议是为了让劳动人民更好地享有民主;批判所谓解散立宪会议就是“破坏了对民主形式，即民主机构的信仰”的言论，强调立宪会议的选举不符合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批判所谓解散立宪会议代之以苏维埃就是用专政代替民主的话语，强调苏维埃政权是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结合;揭露幻想“议会道路”的调和主义的实质是帮助资产阶级巩固统治，强调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列宁的这些思想观点对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18年1月6日，为捍卫十月革命胜利成果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列宁领导全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解散了已经成为敌对政治势力颠覆苏维埃政权工具的立宪会议。但这一举措在当时却招来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和第二国际的考茨基等人的大肆责难，他们攻击解散立宪会议就是“消灭民主”、解散立宪会议代之以苏维埃就是用专政代替民主等。这些攻击和责难就是为了损害布尔什维克在人民心目中的政治威望，消解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其根本目的是颠覆苏维埃政权，以致列宁在《立宪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中明确把同这股势力进行顽强和无情的斗争视为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即便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争议也没有停止过，仍不时有人视其为列宁领导的共产党扼杀民主的罪证。那么，该如何看待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作出的这一历史决定呢?解散立宪会议正当吗?是消灭民主吗?要回答这些问题，研究列宁围绕取消立宪会议对错误认识的批判不仅必要，而且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解散立宪会议代之以苏维埃是为了让人民更好享有民主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作为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深知这一点，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必须致力于实现更为广泛、真实、充分的民主，认为“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新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要“彻底发展民主，找出彻底发展的种种形式”。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政权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明确赞成通过召开立宪会议也即“全民代表会议”制定宪法、确立国家制度、政权组织等。赞成的理由就像列宁在《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等文献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就是因为临时政府承诺召开的立宪会议确认会实现普遍自由的选举等，这相比于过去的臭名昭著的沙皇专制政权和违反民主制搞假选举的克伦斯基政权而言要好一点。列宁就此明确指出，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承诺召开立宪会议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参与立宪会议，就是为了争取一个最能保证“人民权利，特别是保证痛苦最少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制度”。因此，从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对临时政府迟迟不召开立宪会议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抨击：“对于人民，立宪民主党政府则用种种空洞的托词和诺言支吾搪塞，把对工农来说至关重要的一切问题都推给立宪会议去解决，但是又不确定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也正是基于召开立宪会议是俄国劳动人民在反对沙皇专制统治和在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斗争中孜孜以求、却始终没能实现的民主愿望，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天，在苏维埃(工人士兵代表会议)已经成为实际权力机关的情况下，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毫不犹豫宣布，将在11月28日召开立宪会议，并确定在11月中旬进行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领导的俄共(布)赞成召开立宪会议并不意味着其和孟什维克等政党那样视立宪会议为“革命的花冠”，而是清醒认识到立宪会议虽然相比于以往没有任何民主可言的旧政权来说是历史的进步，但立宪会议和全民投票说到底完全是“按照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旧模式搞起来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机构，其实质不过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据此，在1917年二月革命一开始，列宁就明确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局限于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必须建立更民主的工农政权。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列宁明确指出：“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也是基于如此深刻的认识，列宁对召开立宪会议明确了布尔什维克的条件要求，那就是苏维埃必须成为立宪会议的主导力量，强调“没有工兵代表苏维埃，立宪会议的召开是没有保证的，是不可能成功的”。
事实证明，列宁的认识是正确的。由于立宪民主党、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选举中的票数总和远超布尔什维克，即约占总票数的75%，他们便相互勾结成立了“全俄保卫立宪会议同盟”，提出“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并在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召开的第一天便拒绝通过由列宁拟定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并反对其制定的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措施。这样，立宪会议反苏维埃政权、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便昭然若揭。在立宪会议已经成为敌对政治势力向苏维埃政权夺权的政治工具的情况下，列宁带领刚刚掌握政权且立足未稳的布尔什维克宣布退出立宪会议，并于1918年1月6日领导全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这一决定不仅绝对必要而且完全正当。因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布尔什维克在历经艰难曲折好不容易取得政权后，怎么可能把自己的执政地位拱手相让呢?但这一决定也随即招来了一些有产阶级及其代表铺天盖地的责难。首当其冲的罪名便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代之以苏维埃是“破坏民主”，“反对人民，不依靠人民”。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中攻击布尔什维克说：“在立宪会议解散后，竟把向来是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的苏维埃变成了国家组织。他们废除了俄国人民在三月革命中争取到的民主。”
列宁清醒认识到，这些所谓解散立宪会议代之以苏维埃就是“消灭了民主”“不依靠人民”的言论，旨在把布尔什维克说成言而无信的反民主的政治力量，其险恶用心就是为了破坏布尔什维克在人民心目中的政治威望，消解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动摇广大群众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认同和支持，根本目的就是颠覆苏维埃政权。基于此，列宁写成《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论“民主”和专政》等文献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针对所谓解散立宪会议就是“破坏民主”“不依靠人民”的指责，列宁掷地有声地回应说，“不，不是这么回事”，“革命一开始(即从1917年4月起)，我们就直截了当地公开说过，苏维埃是一种比立宪会议高得多、完善得多、适宜得多的民主形式，即劳动者民主的形式”。列宁这里实际表达的是两层意思：一是布尔什维克并不像考茨基等人指责的那样，是在立宪会议选举中成了少数后才不赞成立宪会议，而是早在1917年革命一开始和在提出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同时就多次着重指出了立宪会议的局限性;二是强调取消立宪会议而代之以苏维埃并不是消灭民主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主，因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通过以上论述，列宁有力驳斥了所谓取消立宪会议是消灭民主的责难，表明对广大劳动人民而言，苏维埃是比立宪会议更优越的民主形式，解散立宪会议代之以苏维埃并不是消灭民主而是为了更好地让劳动人民享有民主。
二、人民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
人类历史上，民主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在阶级社会，民主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其服务的上层建筑，任何民主都是同一定的阶级统治相联系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恩格斯在阐释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进程时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列宁对民主的阶级性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强调观察民主问题“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围绕民主的阶级本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就明确指出，作为国家形式或国家形态的民主总是服务于特定阶级的利益，不存在超阶级的民主，民主是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体现，资产阶级民主不过是资本控制下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最好的政治外壳”，维护的是资本的权力和资产阶级的权力。据此，列宁强调，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就是要打碎旧的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就是“以‘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代替，以‘争得民主’来代替”。
上述列宁关于民主阶级性的认识，不仅阐发了其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就是要让全体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和享有民主的政治立场，也是他驳斥立宪民主党、右派社会革命党和考茨基等人攻击其解散立宪会议违背了民主的程序因而是不合法的有力论据。
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后，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以立宪会议是唯一合法权力机构、召开立宪会议是俄国各政党达成的共识、立宪会议代表是经过公开的选举选出来的为由，指责布尔什维克由开始赞成召开立宪会议到由于在选举中成了少数就用强力解散立宪会议，不仅是不信守承诺，依靠少数人的暴力“驱散了代表大多数人民意志的立宪会议”，更是“用一个阶级的专政”践踏“全民的”“纯粹的”民主，“破坏了对民主形式，即民主机构的信仰”。对此，列宁回应说，“要立宪会议还是要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在于到底是追求资产阶级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所反映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相互关系”。“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列宁讥讽考茨基等口口声声说取消立宪会议就是破坏对民主机构的信仰，实际上是“忘记马克思主义”，忘了“选举形式、民主形式是一回事，这个机构的阶级内容却是另一回事”。
在此基础上，列宁深刻指出，考茨基之流标榜自己拥护立宪会议就是“捍卫民主”，实际“是从形式上看立宪会议的”，实质是“高谈‘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企图欺骗群众，掩盖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强调“着眼于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承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高于一切”。列宁的论述深刻揭露了立宪会议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本质，意在强调当立宪会议对实现人民的利益和民主权利有帮助时，可以利用它，但对它的伪善性要保持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当它成为实现人民利益和意志的绊脚石时，革命政权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打破旧制度的桎梏，通过苏维埃这种“更高级的民主形式”实现劳动阶级的解放。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要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由剥削者少数掌握政权的状况而代之以被剥削者多数掌握政权，就必须建立“新的民主形式以及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构”取代“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老框框”。可以说，解散立宪会议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因为旧的形式——立宪会议，已经同新内容——无产阶级专政相矛盾了。在《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和《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中，列宁对此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列宁指出，立宪会议是根据十月革命前各党所提的名单选出的，反映的是十月革命前的政治力量对比(社会革命党占多数)，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和贫农已通过苏维埃掌握了政权，而立宪会议仍停留在旧的资产阶级民主框架内。换言之，立宪会议名义上是“全民普选”的民主机构，但这个自称代表全体人民的立宪会议，实际上仍由资产阶级政党(如社会革命党右翼、立宪民主党)主导，没有反映出十月革命胜利后的阶级力量的真实对比关系，无法反映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基于此，列宁强调，“立宪会议的选举不符合人民的意志和被剥削劳动阶级的利益”，“革命的利益自然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如果立宪会议违背苏维埃政权的意志，违背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那么，我们就要高呼：打倒立宪会议，苏维埃政权万岁。”
三、苏维埃政权是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结合
既然民主是阶级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体现，那么在实现阶级统治的过程中，民主和专政就应该是辩证统一关系。在革命胜利前，列宁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把对付资产阶级即少数居民的暴力同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政权“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政权。这一思想观点不仅对十月革命后的国家政权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也是列宁在回击考茨基等人关于解散立宪会议就是抛弃民主搞专横统治的言论中强调的基本观点。
针对考茨基、孟什维克等攻击解散立宪会议代之以苏维埃就是用专政取代民主的荒谬言论，即所谓“布尔什维主义的原罪在于它用专政政体取代了民主”，列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论“民主”和专政》等文献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深刻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意味着对剥削阶级的专政，更意味着发展新型的民主，苏维埃政权是新型专政和新型民主的结合。
其一，解散立宪会议代之以苏维埃是用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考茨基等人对解散立宪会议的责难“首推谴责专政而维护民主这一条”，而这条言论只是使用了“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概念，没有提到是哪一个阶级的民主和专政。列宁指出，把解散立宪会议视为“消灭民主”或把拥护立宪会议等同于“捍卫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伪善。因为任何国家都是一种专政，即便是被考茨基等标榜为民主的机构的立宪会议，也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者的工具。对此，列宁在《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等文献中指出，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实际上也是资产阶级的专政占据统治地位，也总会在法律上留有后路和保留条件，以确保资产阶级能够调动军队来镇压“破坏秩序”的被剥削阶级和实行戒严等。无产阶级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的被害和“整个文明世界都在驱逐布尔什维克，追缉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狱”的事实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无非是资产阶级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在此基础上，列宁驳斥了所谓解散立宪会议就是“消灭民主”的言论，认为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因为立宪会议并不是像考茨基、孟什维克等鼓噪的那样是民主的天然代名词，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在1920年的《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一文中，针对立宪民主党人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和攻击，列宁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种不同于资产阶级专政的新型专政的深刻内涵：“旧政权是少数人的专政，它只有靠警察的手腕，只有靠排斥和排挤人民群众，不让他们参加政权，不让他们监督政权，才能维持下去。旧政权一贯不信任群众，害怕光明，靠欺骗来维持。新政权是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是靠广大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任何限制、最广泛、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的。”
其二，无产阶级专政更意味着发展新型的民主。针对考茨基等人攻击解散立宪会议代之以苏维埃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的对立，即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的对立”，说什么“俄国无产阶级的前途不寓于专政之中，而寓于民主之中”，列宁认为这是骇人听闻的理论上的混乱和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胡说。列宁指出，解散立宪会议而代之以苏维埃，并不是考茨基所谓的“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之间的矛盾，而是“无产阶级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对比的问题”。换言之，解散立宪会议代之以苏维埃是要实行与资本主义民主截然不同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
为了说明问题，列宁深刻论证了苏维埃民主作为人类历史上实现了质的飞跃的新型民主的内涵意蕴。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列宁就此说道：“苏维埃制度是供工人和农民享受的最高限度的民主制，同时它又意味着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决裂，意味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型民主制即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不仅如此，列宁还用对比的方法阐释了苏维埃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相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和议会制同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把重心放在冠冕堂皇地宣布各种自由和权利上，实际上却不让大多数居民即工人和农民稍微充分地享受这些自由和权利，相反地，无产阶级的或苏维埃的民主则不是把重心放在宣布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上，而是着重于实际保证那些曾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能实际参与国家管理”。“这是民主在世界历史上空前地扩大，是假民主变为真民主，是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而资本使任何一种、甚至最‘民主’最共和的那种资产阶级民主变得面目全非和残缺不全。”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对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化。相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苏维埃政权要发展的是广泛、真实、充分的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新就新在享受民主的主体不再是作为剥削阶级的少数富人，而是大多数“劳动人民”;新就新在不是冠冕堂皇地宣布各种自由和权利，而是在实际上让劳动者真实地享受这些自由和权利，“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制度”;新就新在不再是种种设限的民主，而是“彻底发展民主”。
其三，苏维埃政权是对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和对劳动人民实行民主的结合。早在1905年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列宁就指出，专政和民主不是相互排斥的概念，那种“认为专政就是废除一切自由和一切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横行，就是滥用权力以谋专政者个人的利益”的观点是一种“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在1920年的《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一文中，列宁再次重申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是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在《论“民主”和专政》一文中，针对考茨基“把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攻击解散立宪会议而代之以苏维埃是用“‘一个阶级的专政’代替‘全民的’、‘纯粹的’民主”的言论，列宁驳斥说：“不对!这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专政(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形式伪装起来的专政)。这是用穷人的民主代替富人的民主。”这里，列宁明确指出解散立宪会议代之以苏维埃并不是如考茨基之流所说的那样，“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一种违反民主的方法，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专政的方法”，相反，布尔什维克选择了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民主，这是对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和对劳动人民实行民主的有机结合。
四、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列宁围绕取消立宪会议问题对错误认识的批判，还表现在对以“议会道路”为主要内容的调和主义的驳斥上。这一调和主义主要是指试图通过议会道路调和阶级矛盾并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政治路线。第二国际的代表人物伯恩施坦和考茨基都持这种主张，具体到俄国国内，主要表现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右翼及部分自由派极力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大肆鼓吹通过立宪会议调和阶级矛盾、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比如：自由派立宪民主党领袖帕维尔·米留可夫就认为暴力革命会破坏社会秩序，主张联合资产阶级自由派，声称俄国需要的是宪政，而不是阶级战争。孟什维克理论家马尔托夫则在《火星报》上公开发文指责布尔什维克用苏维埃取代立宪会议必将导致内战和反动势力的反扑。普列汉诺夫认为，“工人阶级最大的历史灾难莫过于在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夺取政权”。这些言论，表达方式可能不尽相同，但就其实质而言，都是主张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同资产阶级妥协的调和主义。
列宁称鼓吹议会道路的人“来自另一世界”，即与“为反对剥削者进行斗争的世界”不同的世界，来自“主张同资本家妥协的甜言蜜语、废话连篇、空口许愿的世界”，认为鼓吹议会道路的实质是主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妥协。列宁在谈到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的分歧时明确指出，“考茨基所持的观点是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调和、妥协、合作……说不应该解散立宪会议，就等于说不应该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不应该推翻资产阶级，就是说，无产阶级应该同资产阶级调和起来”，而这不仅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也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革命的权利。因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推翻旧的剥削阶级政权并建立起新的无产阶级政权之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绝不会善罢甘休，必然会进行疯狂的反扑，以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列宁对此指出：“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不经过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总要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来进行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的时期，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这里，列宁不仅明确指出了调和主义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实质，也深刻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俄国的历史发展实践证明了列宁的判断。围绕立宪会议的存废之争，实际上反映的就是俄国到底是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还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生死较量。对此，列宁明确指出：“只要卡列金仍旧存在，只要在‘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下仍旧藏着一个‘打倒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我们就无法避免内战，因为我们决不会为换取世上任何东西而让出苏维埃政权!”换言之，立宪会议与苏维埃政权是水火不容的两个阶级政权，“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在随后爆发的国内战争中，所有主张恢复立宪会议的政治力量都倒向了敌视苏维埃政权的阵营。这种政治分野表明，在阶级斗争白热化的你死我活时期，主张通过立宪会议调和阶级矛盾本质上是向资产阶级让步，实际上是在帮助资产阶级巩固统治。
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对待立宪会议的不同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对俄国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认识，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以及第二国际的考茨基等人极力鼓吹立宪会议的做法，所折射的是他们反对俄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在俄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以及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教条地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以落后的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前提为由，对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及建立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持强烈否定态度。普列汉诺夫说，“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与此相联系，他们认为落后的俄国需要做的不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而是利用民主的方式启发、团结和组织起无产阶级，通过普选制和议会选举来逐渐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考茨基用活不长久的“早产儿”来比喻和唱衰苏维埃政权，强调“正如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俄国也‘不能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
针对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第二国际部分人士等幻想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张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解散立宪会议的责难和对苏维埃政权的否定，列宁先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文献深刻批判了“议会道路”的荒谬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实现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经过斗争就自动下台的统治阶级”，强调要把劳动人民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除了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这种专政，没有别的道路可走”。1923年1月，列宁在病榻上口授完成《论我国革命》一文，对那些旨在从根本上否定十月革命和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正当性的所谓“灾难论”“早产论”等论调进行了彻底的理论清算，认为他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强调落后的俄国完全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推翻旧的政权，“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列宁这些论述的深刻意蕴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为使命的布尔什维克抓住历史赋予的有利革命形势，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变革，然后努力创造社会主义所要求的现代文明，不仅不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反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生动体现。
五、列宁在解散立宪会议问题上对错误认识批判的当代意义
列宁通过解散立宪会议以及对由此引发的错误认识的批判，粉碎了右派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等妄图凭借立宪会议的所谓合法性复辟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和颠覆苏维埃政权的美梦，深刻阐释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意蕴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要求。这不仅为苏维埃俄国的国家政权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也对我们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围绕立宪会议的存废之争所反映的是俄国社会对俄国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走什么样政治发展道路的不同政治立场，是俄国到底是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还是实行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生死较量。列宁通过有力驳斥围绕解散立宪会议出现的种种错误观点，深刻论证了所谓解散立宪会议就是“消灭民主”的叫嚣和从根本上否定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正当性的所谓“灾难论”“早产论”，都是只看到资本主义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拒绝承认由广大劳动人民独立创造出来的苏维埃共和国和通常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相比，是更为优越的民主制形式，更不懂得“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列宁在解散立宪会议问题上对错误认识的批判及其在批判中阐明的重要思想观点，对我们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代以来，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成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为了救亡图存，君主立宪制、议会制、总统制都曾经轮番出场，但这一系列效仿西方政治制度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在诞生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努力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在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中走出了一条具有强大生命力和符合中国国情、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创造中国发展奇迹和“中国之治”中展现出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毋庸讳言，这一过程也不时面临西方民主思潮的干扰。这主要表现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自诩为民主灯塔，将资本主义民主奉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兜售，甚至以推广民主的名义对主权国家进行渗透颠覆，挑动“颜色革命”。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的提醒，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政治根基。
其二，高举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列宁围绕解散立宪会议批判错误认识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与资本主义民主是少数富人的民主不同，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体现人民意志的民主，解散立宪会议代之以苏维埃是为了更好让劳动人民享有民主。这充分表明，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标识，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坚定不移追求的是社会主义要让劳动人民成为民主主体的政治理念，毫不退让的是共产党人要让广大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高举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从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民主的坚守。这既是列宁社会主义民主是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民主”这一思想的当代回响，也是对西方“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自由主义民主的摒弃和超越。党的二十大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写进党的政治报告，集中体现了人民民主之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性意义。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的深刻内涵，重视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意愿和要求，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各个环节，最大限度地激发和凝聚中国人民奋斗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其三，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民主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列宁用大量的笔墨生动阐明，苏维埃政权不是冠冕堂皇地宣布各种自由和权利，而是要让大多数劳动人民享有广泛、真实、充分的社会主义新型民主。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喊喊口号就可以，而是要真正落到实处。这必然需要一个如列宁所强调的“彻底发展民主，找出彻底发展的种种形式”的民主实践过程，也必然要求执政的共产党人必须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的重大政治理念，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认识的深化，更是对列宁“彻底发展民主”思想的丰富和升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把“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目标，更加彰显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意义。新时代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不断健全民主制度，拓展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国家和社会各个层面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周尚文：《列宁政治遗产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2]姚海：《俄国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3]俞敏：《列宁关于共产党长时期领导工农国家各项事业思想的形成及其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3期。
[4]王进芬、吴琼：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人民民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科学社会主义》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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