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县革命委员会始末(2)
（接上）教育逆变(简)
建国前，毛主席就关心教育。文革前夕专门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 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66年7月，根据毛主席的提议，1966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
1970年6月，根据毛主席要办抗大式的学校——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的指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规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要求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国务院通知全国各地高校，1970年的招生工作按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做法进行。
1973年，针对招生工作中出现的"走后门"现象，中共中央通知要严格履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不经群众评议的不推荐，不符合条件和手续的不上报，不批准。
邓*平写检查保证“永不翻案”复出后，认为什么事情“一考就灵”。1973年主持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又把文化考试加入招生程序。辽宁张铁生下乡任生产队队长，把一些青年不安心生产，偷偷复习应试的情况，写在试卷背后。1975年才又取消了文化课考试。
嵩县1971年第一次招收工农兵学员，只有一个指标。库区公社槽子沟大队的李由吉，高中毕业后回乡锻炼，1969年政党建党时担任支部书记，被清华大学三门峡分校水电系录取。
1972年，河南省十一所大专院校，只有一部分在嵩县招生，要求高中毕业、未婚。嵩县十二个公社只有十一个名额(县直单位被忽略)，有王献民、周庆安、吴灵臣、任福平、李文生，史中卿等。毕业后多半分到外地的分到外地，回县的有三四个。
闫庄公社三十八个大队，只有长沙铁道学院和百泉农专两个名额。史中卿被百泉农专录取，5月12日入学。应届160个同学，查出有一人走后门入学，复查结果没问题，不做处理。
1973年开始，扩大了招生规模，仅郑州大学在嵩县就招收了八名学员：中文系吴喜亭，政治系刘路明、孙书杰，数学系贺运兴，历史系牌玉萍，化学系孙海献，外语系闫天仁、张冬梅。
这一年教育回潮，文教局在五七学校(县一中)设四个考场，大约一百二十人参加考试，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没有政治(1975年、1976年不再考文化课)。
那时上学也不是唯一选择。余留记、王歌曲、贺运兴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嵩造司”一二三号勤务员，不但敢闯敢干，也都学习成绩优异。1968年底他们离校返乡，已经四年多了，在生产队劳动锻炼，后招工在社直单位上班，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这次余留记没参加考试，贺运兴被郑州大学录取。在库区粮管所任支部书记的王歌曲志填报的志愿是长沙铁道学院和中南矿冶学院，已婚限制，被开封师院中文系录取。因专业不理想，就把上学名额退回文教局。
1975年，大章公社准备培养大章大队的退伍军人李松敏做支书，知道他想上学，当时正在冰冷的河水中修渠的党委书记付定华，就经过党委，推荐他到刚升级的嵩县五七大学水利测绘专业学习，两年后毕业就到铺沟电站工地做技术员，一直到后来，走到哪里都兢兢业业，把工作做的扎扎实实。
库区公社张岭大队陆长寿，1973年1月在库区公社高中毕业，回村当民办教师，1976年参加大学招生。本人写申请，生产队社员评议，上报大队，择优选取一人，由一名大队干部陪同到公社，由公社组织，依次上台演讲。公社相关人员和各大队干部公开评议、投票，从十几个大队中，择优录取七人，陆长寿分到豫西农专。公社住队干部李铭宛听过陆长寿讲课，公社革委会研究生源去向时，李说农村缺教师，陆长寿不错，坚持让他读嵩县五七大学师范班。1978年毕业，分配到嵩县嵩县教育系统，一步步走到县实验中学校长，之后回教育局至退休。
在嵩招生的院校有洛阳师范，豫西师范，豫西农专，百泉农专，郑州大学，开封师院，工学院，河南农学院，河南医学院，河南中医学院，清华，北大，新乡师范学院，长沙铁道学院，中南矿冶学院，山东石油学院，北京中医学院，郑州工学院等几乎遍布全国。学制有两年、三年，不说专科本科。招生院校把招生名额分到省各县、公社、大队。城镇户口的发往父母工作单位。
招生基本条件和程序是，高中生毕业必须爱祖国，爱人民，爱党，爱社会主义。下乡回乡锻炼满两年后，自己写申请，准备发言稿，在生产队(或大队)的讲用会上，申述自己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平时的表现。由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评议，贫管会代表签字通过后，交两派大联合的大队革命委员会审查，择优盖章报公社。公社革委会组织各大队革委会主任开会，按招生表逐一审查、盖章，送县文教局、招生办，部分招生院校也派人参与面试、体检、复查意见。
史中卿到闫庄公社复审时，说起远门三伯史道云干过国民党游击队，被共产党镇压。县文教局张乐平又专门到枣园大队核实。大队支书证明史道云解放前被镇压，史中卿解放后出生，且是远门自家，才通过复审。
化肥厂王转玲1974年在库区公社板闸店大队当民办教师，大队让她执笔为推荐上大学的人誊写鉴定，被推荐人必须是思想好，为人好， 学习好，工作好，团结同志。一次，一个大队干部私下递给他一份底稿，让她誊写。大队支部书记看到后说不行，鉴定将来还要十来个贫下中农代表签字，这是不会通过的。
教育局郭力娃(旧县公社人)回忆，1970年代推荐上大学，手续很严格。同等条件下，三代贫农、专业军人、党员优先。
原县知青办公室主任张长拴回忆，县革委会主任姬庆厚的女儿姬平下乡两年多，工作、劳动都是自己干出来的，得到组织和社员群众认可，被任命为大队团支部副书记，1974年被推荐上大学。没有任何人到我那里走后门、讲人情。
张sx在县文教局工作，发专门办理大学录取事项。儿子也到了推荐上大学的年龄，大队就是不同意。有人问起，他无奈地说，咱脸不白，大队不盖章。
不否认那时偶尔也会出现"走后门"现象。1975年，有两个县委常委的子弟符合上学的条件，只有一个名额;1976年，县招生办主任和教体局革委会主任的子弟，也只有一个名额，结果都是二取一。并且也都要经过群众推荐等一系列严格手续。
这种推荐机制和申报程序，可能还不太完美，但绝对是有史以来最好的遴选人才机制，像征兵一样严格，层层筛选。每一级必须把最优秀的青年上报，可以保证把品德最好、最有能力的优秀青年选拔出来。这种机制，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公有制下，才能实行。
各级审查通过后，县革委会负责把学员的户口及粮食关系转到录取院校，学员就成为国家的人，带着毕业分配指标入学。最低生活标准二十九斤粮票，十四元五角生活费;体育生三十八斤，二十四元(每人每月生活费九元，菜金八元钱)。家庭困难的学员有五元机动补助津贴。
学员入学前，已经有了工作经验和能力。毕业后，带档案直接分到单位，熟悉一下业务，直接可以上手工作，成为国家公职人员，为国家、为人民服务。
嵩县在1940年代，约三十万人的县，年毕业初中生五六十人，六年制小学几百人，四年制小学三几千人。1950年代末，初中生毕业二百多人，四年制小学五六千人，六年制小学约一千余人，以致城市发展招收工人，农村生产队找个记工员都困难。1960年代，初中生约五百人，高中生不到一百人。每年考大学，多的十个八个，少的三几个。小学规模也没有多大变化。
1970年代是文化的“大跃进”时期，从小学到大学，新型的社会主义学校在全国蓬勃兴起。这也给嵩县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改变了嵩县的科学文化结构。
1969年秋，贫下中农开始管理学校。各公社成立高中，大村成立初中，学制两年，村村有五年一贯制小学。二三十户的生产队也有教学点，十几个学生一个教师，设复式一、二、三年级课程。学生上学到学校约一千米距离。有人的地方就有读书声，《国际歌》在大山深处回响。到1975年前后，全县约四十万人，年毕业五年一贯制小学生一万五千人，初中生五六千，高中生两千多人。
各公社成立高中的同时，原县一中更名五七学校，为农村培养专业人才。开设农业，水利，卫生(三班)，机电(两班)，每班五十人，政治、语文为必修课，学制两年，一直延续到1974年。
1975年4月，五七学校升级为嵩县五七大学(同年，在三门峡成立洛阳地区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学制两年，郭瑞星应召往读。1977年改革开放后，与嵩县五七大学一起停办)，扩大了招生专业和教学规模，先后开设财会班， 农机班，机电班，戏曲班，两个师范班，两个卫生班，体育和艺术班(音乐美术，河南大学开门办学， 学员四十名)，共九个班，一届约三四百人。学制有半年，一年，两年不等，也有短训班。
从1969年(朱辛卯是第一届机电班学员，学校对困难家庭的学生，补助二至三元助学金。当时，国家经济虽然不富裕，国家和集体根据情况，对不同的专业或个人，有不同的补助，逐年提高，最多是十几元)，到1976年(黄鸿1976年12月初到77年11月体音美第二届学员)，八年约毕业两千多人。他们和数万名初、高中毕业生一起，学习了社会主义文化和现代科学知识，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已经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大部分回农村做了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卫生员，农业技术员，林业技术员，棉花技术员。也有不少人生产队、大队、公社、县直工作，甚至担任领导职务。更成为了1970年代兴起的县办工业企业和社队企业的主力军，参与工厂的建设和管理，是八九十年代嵩县各项事业的中坚力量，为嵩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时候的农村也基本实现了毛主席1958年对人民公社的畅想，“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注：大队都有科研站】，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
毛主席去世后，从上到下，开始刮起一股否定之风，十年文革什么都是错误，教育也不正规，要重新接受正规教育。那么，什么是正规教育呢?还是考试，似乎一考就灵。
1977年，根据邓*平的意思，推翻了1973年中共中央要求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法，招生部门取消了"群众推荐"，终止推荐上大学，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平看后考虑到"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又取消了“单位同意”，只剩下了“自愿报考，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社会道德和国家政策对考生不再有约束作用。
当年第二次招生会议上仍然有不同意见，争论了几个月也不能统一。 最后，小平说“不行就换人”， 才平息了争论。
就是这一年，付德芳在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温州水警区服役，连队分了一个上大学的名额，他考了第一。结果，国家四机部(后更名电子工业部)部长的儿子，在社会上高考落榜，事先就占用了这个名额，连长指导员也无可奈何。付德芳退役后在县广播电视局一直是业务能手，先进工作者。
嵩县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1976 年10月入学，其中洛阳师范六十多名，毕业时，已开始改革开放，什么都是考试。学员档案在教育局拖到1979年，才重新考试分配。 车村一名叫慧琴的女学员，入学前已经是不错的小学教师，这时却被按比例淘汰，羞愤自杀。
邓*平在改变大学招生办法的同时，对全国教材的编写问题，又说到：目前我们国家学校的教材几乎都不能用，脱离时代，脱离实际。要用外汇购买国外的教材。中小学的基础教育也从九年制，逐步恢复到十二年。重新编制的毒教材也开始泛滥。
1978年，我正在上高中，学校为应付高考，开始分文理科，使高中生不管是否参与高考，进入社会前，就带着文化残疾。
1996年开始，大学毕业，国家不再分配。1999年，大学开放扩招，不知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科研教育和应用教育，一股脑地搞教育产业化，教育质量迅速下滑，造成了教育资源和青春生命的极大浪费。
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学员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处都是“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爱劳动”，昂扬向上的家国情怀。而改革后的大学生是“到城市去，到国外去，到人间最奢靡的地方去”。本身都是无产者，却偏偏希望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也可能是社会的诱导和逼迫)。以致出色者出国卖国，反之或躺平，或内卷。比文革前的大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贻害尤甚。这算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副产品吧?希望国家的教育能够快速走出这梦靥搬的轮回。
十一
嵩县沿伊河自大章到陆浑口，沟叉众多，被群众称为龙蛇争斗之地。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那天，学校大扫除，同学们都回家拿工具。下午三点，哀乐响起，人们都面色凝重，自动地聚集在沿街的广播喇叭下面。当播音员用沉痛的声音播出毛主席去世的消息时，很多人都在哽咽流泪。远处，更是有人放声大哭。
第二天，县革委会在体育场(两年后姬庆厚被捕，在这里开批判大会)举行追悼大会。县委委员、县革委委员站靠前位置，王歌曲看到姬庆厚眼含热泪、表情凝重致悼词。后来几天里，县革委会大会议室及各机关单位、工厂、学校、公社、大队、都设置灵堂，人民群众依次缓行悼念毛主席。
之后，主要干部被集中在县招待所开会。大家都感觉形势诡异紧张，余留记、王歌曲私下用车到洛阳打听消息，传言王*文、张*桥、江*、姚*元、毛*新被抓。大约是10月21日晚上，天气已经很冷，华*锋于6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布。在县城，一些人走上街头，敲锣打鼓庆祝(我和几个同学听到锣鼓声，穿着棉衣，出来站在县革委会门口，看到了这个闹嚷嚷的场景)。
【原县委宣传部干部严XX对这段历史的记载1：1976年9月〇〇〇〇〇组织干部群众批判“三株大毒草”。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
1976年10月6日，华*锋等人组织“十月反革命Z变”，用军事政变的手段逮捕了中央的革命派王*文、张*桥、江*、姚*元、毛*新等人，全县组织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1969年以后，晚上从未上锁的县革委会大门，这时，因怕群众闹事，传达室的通讯员也配备了枪支(一个月后收回)。但各方面的人等都有不同的想法和表现。
县知青办主任张长拴三代赤贫，解放后从小学上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全家对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七十多岁的二姑从乡下，迈着小脚走了几十里小路，到县革委会找到他，问：国家这样，会变不会?今年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都下去了，毛主席媳妇也被抓了，操心不操心?张长栓给她宽心说，不管咋着，有共产党在，这一条就没事。
【毛主席去世后，伊川县杨家岭被管制的一恶霸地主与一小地主，夜间杀鸡对酌庆贺，说：邓小平要复出了，咱头上的地主帽子要摘掉了。一起回忆和“展望”他们的美好生活。被巡夜民兵发现，带到大队部批评后放回。
同在伊川县，有一个杨双和老先生饱读史书，略知兴替。一直守着祖上留下的近三百亩良田。抗日战争时期，他私下里帮助共产党。国共开战后，他半卖半送，只留下九十亩地给三个孩子自耕自种，土改时划了个中农。
1968年文革动荡时期，他说，毛主席去世后，他的亲人要遭难。他解释道，历代帝王，都是搞官治，不是搞民治。建国后，毛主席的身份没有转换，没有从造反者变为统治者，仍然和老百姓站在一起，整当官的，老百姓不会理解他，不会给他吹(宣传)。他又不让亲人掌权，他一死，当官的一定会反对他，迫害他的家人，把他们打成另类。
老三是国营高山煤矿办公室主任，华*锋粉碎“四人帮”后，他和侄子说，毛主席的家业保不住了。侄子不懂，说，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没有家业，只有事业。老三说：不!应该说是毛主席给人民治的家业更确切。毛主席很贫穷，也很富有。说他贫穷，他没资产，没遗产。说他富有，他有八亿人民，几十万企业，这都是人民的家业。
封建社会，朝堂上有清流，他们没有实权，作用是监督大臣。“四人帮”就相当于“清流”，他们不是瞎(坏)人。粉碎“四人帮”，副作用很大，留下了很大的危害。中央没有了“清流”，“大臣们”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国家就危险了。
一生务农的老二对孩子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出去不敢说，要相信毛主席的亲人、家人。你切记江*不会是瞎人，是好过头了，好的让(私心重的)人不耐烦。生产队时，老二驯马、养牛、耕地，样样在行，是生产好手，又为人公道，年年是劳动模范，被群众评为(特级)十二分工。后来，他常和孩子们说，那时只有我和你妈挣工分，要养活你们姊妹六个和奶奶。年年到生产队借粮，年底，生产队公开销毁借条，困难户都不让还，才把你们养大。你们长大了要为公家出力，要养活别人家的孩子。他不赞成分地(1978年12月，小岗村十八懒汉私分土地，这股邪风很快就刮到了豫西地区。1979年2月，在甘肃省委工作的张浩回伊川探家，听群众反映强烈，就写信上报中央，是为《张浩来信》，接替陈永贵工作的副总理王任重批转《人民日报》发表讨论，很快受到万里、胡耀邦等人的围攻，从上到下白热化的辩论，被“不许争论”叫停，王任重被罢免。1980年，随着嵩县文革势力被全面清算，分田到户也全面铺开。2020年后，我多方打听伊川的朋友，包括伊川县志办，都没有张浩的信息)，就问工作组的人，还走不走毛主席的路?那人随口敷衍道，走走走，你不用萦记，将来还要走。分田到户后，他一直盼望着重走集体路。去世前还念叨着“乡干部们捣(骗)我”!
老二的大孩子大学毕业后从医，始终不开“大处方”牟利，但求治病救人。他们年轻的后人说：中国人太不争气了，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晚年对我们的最后一次保护。
是的，看看1980年代以后，频繁发生的拐卖妇女儿童及虐童、屠童事件，“弱势群体”、贫困地区儿童无助的生活，他们爷奶父母无奈的眼神，还有最近失去父母的加沙流浪儿童、纽约犹太教堂地下通道事件。对比一下1970年代百分之九十六的儿童入学率，四十万人的县，每年有十万人在校读书，其中有一万五千名无忧无虑的、就近入学的新生(后来六十万人的县，每年只有几千新生，也是大多异地求学)，有人的地方就能听到儿童朗朗的读书声，以及大山深处童声《国际歌》的回音(当年一千三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变人口结构，是“迫害知识分子”;后来“知识改变命运”的年代，个别大学生以及退休教授下乡支教，累死在大山中，才被舆论报道)。才知道“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真正意义】。
11月，张长拴下乡时，人们说起“你办事，我放心“，他就谈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在的时候，中央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责任应该共同承担，四个人到底搞啥阴谋了，只有中央知道。是他们背后搞阴谋了，还是集体决策的毛病，这个咱不懂。华*锋一直在省里边工作，到中央才三年半，干一把手，他会不会按毛主席的路线政策去执行?是不是有政治能力和政治智慧领导全党?只有在实践中去检验以后，才能看清楚。这些话被赵永水举报，认为是替四人帮说话，11月被捕入狱。
余留记、王歌曲带车外出的事也被qXX指认。1977年初，县革委会以到洛阳找四人帮的人串联的名义，分别给予隔离，意图把打击面降到最小(这年我十五岁，在县五七中学读初二。一次星期五下午劳动课，在校园挖土往垫嵩县大桥引桥段。大家间歇闲扯间，我竟然戏言，要上北京把华X锋的JB毛薅两根。结果被学校大会批判，检察院也介入了。一年后，由于华X锋的失势而不了了之)。
4月，县委副书记朱勋臣主持，在县新华书店公开发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这期间，告密张长栓的赵永水升任知青办主任后，被人授意暗地里整姬庆厚的材料，泄密后，干脆组织人贴出大字报，说姬庆厚一，重用“坏人”，二，女儿姬平下乡期间上大学(原知青办主任张长拴回忆，姬平很优秀，下乡两年后上学是群众推荐，没有任何人找我讲情)。
化肥厂也有人贴出“打倒关廷秀(洛阳地委书记)，打倒姬庆厚”的大字标语。一时间，大家都在议论猜测，嵩县到处都是“小四人帮”，搞的全县人心惶惶。但在河南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嵩县临时被省委安排发言，介绍农业学大寨的经验，姬庆厚和闫侠东连夜赶稿。后因形势逆转，接受省委秘书长赵俊峰的建议，婉拒发言。
8月，十一大后，形势更加严峻，年底的一天晚上，姬庆厚和金矿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坏人”张双印(解放前，母亲靠卖馍把他兄弟俩养大成人，解放后参加抗美援朝)谈话，告诉他形势走到现在，已经很难预测，让他有个思想准备。张双印回去后思想有压力，工作中恍恍惚惚，开车误伤人命，到公安局投案时，被冷冰冰地告知，华主席“抓刚治国”的形势下，该咋办咋办!他不愿受辱，开枪自杀。自杀前，他把全部财产——口袋里的几十元钱尽数交于老母亲。至今，南街村的人提起他兄弟俩，仍然心中怀念。
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姬庆厚仍然尽力保护文革势力，【严XX2：抵制清查造反派的“揭批查”运动，后使用假批斗的形式保护造反派】，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安排生产事宜，为嵩县的发展做着最后的努力。并在1976年底，启动了他在嵩县的最后一个工业项目——铺钩水电站工程。
继任者忙于整人、争权、争利，把造司的人发配到工程指挥部后，不管不问不给钱，断断续续建设了八个年头才投产发电。而在1973年，同样大的发电机组，工程难度大的多的栗子坪水电站，在他的领导下，只用了一年半就建成发电(事见《嵩县志》)。
【严XX3：1978年1月，洛阳地委工作组进驻嵩县，组长张〇〇，副组长李X，“帮助”嵩县开展揭批查】，姬庆厚被隔离审查。先说他“组织民兵上山打游击”，后说他“贪污，行贿受贿”。最终三移罪名，以“包庇坏人罪”被批捕。当组织部门把结论通知他时，他平静地说，你们这不是治病救人，是一棍子把人打死。
随后，在县城体育场、县剧院等多处，组织大会批判，公布的罪状只有：受贿一个麝香包，一辆自行车，三袋面粉(姬庆厚拒绝签字)。期间，姬庆厚被押上汽车，到嵩县城乡游斗。他离嵩那天，正在监狱吃午饭。被呵令放下饭碗(司机李泰娃顺势接过他手里的半个烧饼)，戴上手铐，被两个押解人员夹在吉普车后排中间。车过龙门山，他请求打开手铐，想与家人见个面。押解人员说：你认为你还是县委书记?!姬庆厚不再说话。
到洛阳公安局，已过晚饭时间，就直接把他送进唐宫路监狱。李泰娃离开时，从兜里掏出半个烧饼递给姬庆厚。这成了他主政嵩县九年，风霜雪雨，历尽劫波，殚精竭虑建设嵩县，嵩县给他最后的回报。
而他在嵩五年“受贿的赃物”，零散地放在县公安局一个十平米的房间角落里(这是从全县六七十人的公安局，抽调八名精兵强将组成专案组，半年时间内查外调的“战绩”)。几年后，清理结满蛛网的房间时，一姓李的警官在里面左挑右拣，拿着一个桐木小箱子调侃道，姬书记也不会再要了，叫我用吧。其他的都被做为垃圾处理。
说句题外话，姬庆厚的妻子叫席连枝，在洛阳市电影公司上班，年轻时是检票员，为人平易随和、朴实节俭，在同事中有很高的威望。姬庆厚被捕后，四十多岁了，被重新派到门口检票。嵩县的反文革势力派人到姬庆厚女儿姬平在北京就读的大学，要求学校对姬平除名，被学校驳回。
十二
1950年代，嵩县在老城高都街靠近北门的地方设干部培训班，毕业的学员，文化程度最低要达到小学四年级水平。也负责各种会议的组织、服务。1955年后改名党校。
1960年县制变动，党校迁伊川县农村，1961年恢复县制，党校返嵩，没有地方，就并入县委组织部办公，基本没有什么活动。文革期间，1966年，县人民委员会(县政府)迁新城(9月成立的“嵩县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嵩造司”进驻。11月，被从“嵩造司”分裂出去、另立的“嵩县职工联合委员会”，简称“嵩联委”攻打，撤出老人委)。
1967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老人委成立，由武装部孔政委程玉端、党开年、朱勋臣、张顺堂等人主持，分期组织人员开班学习。平时伙房只有一个炊事员，开班期间，从库区临时抽调十几个人组成炊事班，保证大会伙食供应。
1969年后，三级干部会议逐渐规范化，学习班又负责大会的组织安排和服务工作。
新城县医院北、五七中学东(隔扬场沟)有一片约七千平方的土地，住着北店街五六户群众。1975年，群众迁走，开始搞基建。1976年建成四层楼一坐。9月，毛主席去世，10月，“英明领袖华国锋，一举粉碎四人帮”。年底，老红军党开年带“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驻。
1977年3月，中央党校复课。1978年初，嵩县大换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更名党校。5月，中央发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随后，党校楼也镶嵌上“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这时，距离1968年嵩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嵩联委“五.一四大捷”，嵩造司及县革命委员会被撵出嵩县，成为“流亡政府”，刚好十年，反文革势力再次全面掌控局势，他们一反当年文革势力执行党中央“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的宗旨。2月，嵩县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姬庆厚被隔离审查的同时，在县剧院召开由1249人参加的批判大会，宣布撤销县生产指挥部，免去一百多名干部的职务，等待调查处置，造司部分人员如闫侠东、杨双建等人再次外逃。本以为像1968年的“五.一四”一样，毛主席革命路线回归就可以改变局面，继续回单位工作。没想到毛主席去世后已无人护佑。而经过他们十年的治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秩序也空前稳定，逃亡已经没有容身之地，他们东躲西藏、无所遁形，半月后便纷纷返回，接受查处，上演了一个现代版的商鞅夜奔。
此后，县城到处都是封闭式的“学习班”，县革委会，招待所，党校，检察院，农三站，县直中学，西关小学……党校是重点。好多人都是几进几出，一直持续一年有余。
新任县委书记陈文杰文静清气，平易近人，很随和。新任副书记王献、苗培德。8月初，按上级要求，在党校组织“一批双打”(揭批“四人帮”及嵩县的打砸抢，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资本主义势力在经济领域里猖狂进攻)学习班，俗称“说清楚”学习班。
学习班在新任常委wXX的主持下，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对羁禁在党校的党政群系统的六十八名原主要领导人，搞人身侮辱和精神折磨(没有刑讯逼供)。根据一些人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揭发，一次又一次地要他们“说清楚”自己的问题。让他们(批判对象)和揭发人同住一个房间，二十四小时处于被监视状态。他们除了上厕所和被约谈，不准出门。还今天给你换楼层，明天给你换房间，让人始终处于陌生的环境和不安定的人群中。
朱勋臣对这些很做法不满，就和wXX争执、理论。wXX理屈，就说：不服气就办大学习班。又抬出文革时期毛主席的话：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就扩大学习班的范围，有1335人参加，到处办“分班”，断断续续，分分合合持续了很长时间。
还记得1968年底，反文革势力被批，1969年初，姬庆厚组织内查外调吧。那时是澄清问题，治病救人，事后都安排了相应的工作。
然而这次，完全不同于文革时期的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而是先从政治上找问题。那时还没有公开否定文革，政治上没有结果。又从经济上、作风上揭发(通讯员也被逼参加，半月后，确实没啥可说才被放了回去)。对闫侠东有一个十三人(其中公安局二人)的专案组，有人指控闫侠东贪污五百元钱。闫侠东在会上拍着桌子说：我闫侠东贪污五分钱，你把我拉出去枪毙!朱勋臣专案组成员私下对朱勋臣说：你真没问题呀，可也没办法。
后来，县剧团的师生也从县直中学学习班移来党校。他们自带被褥，大热天也不让回家。有好几个工作组，随时随地找他们约谈，让学生揭发，让老师交待问题，说不清楚就开他的批斗会。没完没了地大会批了小会批。学生们本身思想就倾向造司，认为老师没毛病，对工作组有抵触情绪，问啥都是“不知道”、“没那事”、“没毛病”。
老师郑东岳和魏社伟、仝庭五、刘信等几个学生住一室，大家替他打饭，他只有上厕所和被约谈才能出去。郑东岳忧心忡忡地说，他们非给(把)我整死不中。一天，他被批斗了一上午，中午开饭时，头晕眼花栽倒在地。几个学生赶紧喊来工作组，把郑东岳送到医院，才捡回了一条命。
姬庆厚曾从外地为五七大学文艺班聘请了京剧老师。工作组问他们，大老远的，你们咋来的，姬庆厚给你们办过啥事，说过啥话?这些老师都很耿直，就说，我能教学，你们这里需要我，所以，他叫我来了。你说咋回事?!姬庆厚被逮捕后，他们有的回了北京、郑州，有的在嵩县结婚落户。
这里有个段子：一次“说清楚”会上，闫侠东被第一个点名。经过多次折腾，他已经有些心烦，就说：我今天得好好想想，争取一次说清楚。轻易就把“球”踢了下去。主持人又点名坐在他身边的吴树屏：老吴，那你先说吧。吴书平是个实在人，他想，闫侠东今天要说清楚，我也得说清楚。就陈芝麻烂谷子地翻遍自己的历史，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问题。
会后，朱勋臣和张文斌拦住吴树屏说：老吴，你问题还不少来?把他数落了一顿。吴书平带着浓重的江苏口音说：闫侠东坑死人，他说他要说清楚，谁知道后头他三句两句就说完了。声如洪钟但平和无怨。闫侠东在他身后笑着说：我没有问题我说啥?你有问题你随便说。在那个压抑的环境下，这也成了学习班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谈资。也无意间展露了他们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无畏、坦坦荡荡的内心世界。
原县组织部干事、人事科长付定华，严于自律。文革前就到木植街公社任书记，文革期间任大章公社书记，在嵩县也属于老资格，可以说是大公无私的典范。带领社员群众改造山河，他率先垂范，春寒料峭，赤脚跳进冰冷的水渠，挖泥疏通渠道。他可以推荐他人上大学，也不徇私给自己子女找工作。1977年调县宣传部任部部长。1978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单独隔离审查，后被批捕，因病监外执行，十年时间在家喂猪做饭，不出家门(详见《共产党人付定华》)。
十三
学习班审查了四十天，被揭发的人没问题，揭发的人又被人揭发出不少问题，闹了好多笑话，只好不了了之，学习班结束，大部分人结束学习。。
陈文杰和王献、苗培德看了审查结果，一致认为造司一批人工作能力强，工作态度好，没有大问题，准备重新启用。反文革势力在mXX的组织下，上告陈文杰“捂盖子，压群众”。1979年初，陈文杰、王献被调走。zXX接任县委书记。
应原联委一部分人的强烈要求，洛阳地委调王安定回嵩任副书记。2月，王安定回来后，联委一帮人整天从家庭厨房追到办公室，缠着他“谈工作”，拍桌子吵闹，要求从严从快查处造司人员，同时要官要权。他往往是早上起五更，晚上十二点还不能睡觉。吃不上饭，就把老红军、邻居党开年家的剩糊涂面条热了吃。党开年心疼地说，再好的身体也搁不住这样熬啊。这个在造司(造反派)心中的大好人、大善人，在反文革势力的纠缠下，难言之隐郁结于心，经常气的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独自默默落泪，渐渐成为不治之症。到6月，回来仅四个月就抱憾去世。
和全国的情况一样，反文革势力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类似事件都归咎于文革势力，说是“受文革迫害”，要文革势力还加倍“偿还血债”。
从照片上看，zXX像是一个开朗阳光的长者，但接触过的人都说，他很霸道独断，并不随和，且报复心极强。到嵩后留下很多趣逸闻趣事。一，坐吉普车出巡，到十字街口，司机就要停车慢行，看他的手势，左指左走，右指右走，前指前走。一次车到蛮峪岭，下车撒尿一泡，打道回府。后来又用两天时间，专门让文化馆张虹老师随车到白河公社，在一瀑布前摆拍留念，中途在旧县公社吃饭休息后，返回县城。二，认为“养鸡不如买蛋”，主张刚投入生产的化肥厂下马。这言论熟悉吧!这就是文革前“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翻版。三，他文革期间是保守派，曾摔断右腿，也认为是造反派的罪孽，对造反派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听说谁是造司的，就一句话“抹球喽(撤职)”!有人搭他的顺风车，听说是造反派，也是不让坐的。因党政分开，县委要占用县政府(原县革委)东边的招待所，在县政府西边新建招待所。张东初不用技术娴熟的嵩县建筑队(1976年已建成党校办公大楼)，从宜阳县自带建筑队来嵩施工，开了嵩县异地招工招商的先例，至于有没有从中谋利，就无从知晓了。
就这样，王安定去世后，反文革势力上下配合，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文革势力进行了大清洗。文革势力或同情文革势力被集体发配，基本全部下放到工厂、农村和边远山区，并限期报到，逾期按自动离职处理。县直、社直单位和工厂“与错误路线”有关系的年轻干部、职工(亦工亦农)也都被“特殊照顾”或“优先”清退。以县革委会为例，炊事班五个人，被发配了四个，另一个第二年退休。小车班四人留一人，通讯员留一人。
朱勋臣儒雅清爽，宽厚容人，工作稳健。1960年代，调地委组织部，闫振东来嵩任县委书记时，又专门把他带回。如今，经嵩县严苛审查后，洛阳地委下文按副县级安排，因保守势力反对，无法落实，只好异地安置，去了陆浑水库管理处，办公室主任(2025年，已经八十多岁的王元立、朱义方、朱素玲执意让孩子驱车洛阳，给九十高龄的朱勋臣祝寿。耄耋之年，其乐融融)。倒是王献看中了他的人品，结为儿女亲家。
原县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闫侠东刚正不阿，坚持要组织上给自己做个结论。在其他人不能解决的情况下，苗培德私下找到家里，对他说，老闫，你是明白人，这也是大的形势，就算了吧。结果被“劝退出党”，次年，被下放德亭。新县委特意指定，贬放饭坡公社的原县委常委叶长喜，住队最边远艰苦的洛沟大队，并必须住在一孔窑洞里，自理生活。豁达豪放的老干部、汽车队队长吴树屏，原定全家放逐山区。因岳母年迈，需人照顾，就独身一人到偏远的白河五马寺林场，一去十年，离休后才返回县城……但他们身处逆境，在不同的岗位上，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为单位排解疑难问题，都做出了骄人的业绩，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敬重(这里值得一提、值得庆幸的是，文革中，在1967年冬，本想在造司和联委中间保持中立的乔良宏，被联委拉拢不成，栽赃陷害，“被逼”成为坚定支持造司的革命干部。1972年被“踢出”嵩县后，“因祸得福”，以他的党性人品和工作能力，开始辗转豫西山区数县，历任县委书记，政风清廉，业绩卓著。改革开放初，经厉了“四堂会审”的锤炼。1980年代，最后一站被组织安排到陆浑水库管理处任党委书记、处长，有幸为党和社会贡献他的聪明才智。事见他的自传《风雨路》)。这时，一样被“踢出”嵩县的朱勋臣也来到这里任办公室主任，他们不言私利、兢兢业业地为党和人民工作。我与他们素未谋面，通过渠道向他们问起往事时，他们都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仍然一丝不苟。乔良宏亲笔回信，详说县委、县革委、 县生产指挥部的相互关系和各自职能。朱勋臣在电话中耐心解说历史事件，客观分析，并嘱咐我要直书历史。对文中定义的“文革势力”和“反对(破坏)文革势力”，建议改为较为中性温和的“主流派”和“分裂派”，足见其心怀宽容。
十四
以上的清洗，只能算是初步清洗。
经过“英明领袖华*锋”的短暂过度，以邓*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开始对朱德称颂为“文革号炮响，帝修心胆寒”、董必武“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又治河”、周恩来临终欣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十年工作进行“拨乱反正”。经过层层宣传学习，不换思想就换人(毛主席时期，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再次全面、彻底清算文革势力——有人说，八国联军、日本鬼子的罪恶，他们都可以忘记，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没有原则地握手言欢。而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造反派、红卫兵，他们恨不得掘坟暴死、挫骨扬灰。对这种心态，翻开历史就不难理解。
古人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同样道理，革前朝命易，革本朝命难。
几千年来，人类经历上，奴隶主、封建君主和挂着民主之名的金主社会，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虽然传统思想也提倡天下为公，但实际上，统治者中间的大多数已经养成先小家后大家 先私后公，损公肥私，谋身(家)多于谋国的意识。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可以用暴力推翻前朝政权，堂而皇之地享受革命给他们带来的成果、特权;也可以认可若干年后，他们的后人因荒淫无度、天怒人怨，被新的暴力推翻，诛杀殆尽。但不能容忍本朝以文化革命的方式，洗刷他们的灵魂，规范他们的行为，使社会不起大的动荡，不见血腥，平稳地向前发展。虽然这个革命极大限度地保护了社会的稳定，但冒犯了他们的“虎威”，损害了他们眼前的利益，他们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不仅要扼杀这个革命，而且要以“正统”的名义，在舆论上搞臭这个革命。
而进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多数人参与的统治。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们先大家后小家，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以至到大公无私，统治者已经尝试着谋国多于谋身(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成为多数人统治的最高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工农兵可以参政议政，管理国家，监督官员，甚至可以批斗官员。所以，这些人就成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从古至今，旧势力复辟以后，革命者的结局是很悲惨的。
1980年，邓*平说：要整顿好内部，不能让坏人钻进来。陈云也说：“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一个也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我说一个也不能。”之后，他又把造反派总结成所谓的“三种人”：“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江*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一，这些人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造反的。二，真正的打砸抢分子恰恰是反文革势力(见嵩县1966—1967》和《嵩县1968》)。三，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严重的帮派思想，后人把他们称为“八人帮”、“老人帮”就是证明。1956年，毛主席六十四岁，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平说，主席已经很高寿了，陈云说，我们虽说万寿无疆，总是要疆的，主席余年怎么怎么的。而八十年代，邓*平、邓颖超、陈*八十岁了，在中央会议间歇，仍然笑谈互贺。1982年，邓陈二人，余年无法安排职务，就搞了一个奇葩的、独一无二的顾问委员会，先后任主任，一个干到八十三、一个干到八十七，一直持续到1992年，正是这十年，把毛主席培养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文革势力消磨扼杀殆尽。陈云退后，已经“疆的”颤巍巍语言不清，就乐呵呵地教人养生——毛主席弥留之际，依然坚持看书，依然留恋他的人民，依然关心国家、国际大事。没有哪怕丝毫地考虑到自己，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他是怕“三种人”把他们“这些老家伙整倒、整死”。当年，蒋介石于公，杀了多少共产党人?于私，不但杀害毛主席的亲人，还扒了毛主席的祖坟!对此恶行，看看毛主席为了国家，却保护了蒋家祖坟。晚年为了祖国统一，寄信蒋介石：柳绿花红莺燕舞，京都料峭风微。菊香书屋奏琴徽。明月依然在，何日彩云归。 地覆天翻君亦老，东征北伐声威。草山薄雾拂单衣。我今寻老友，把手话心扉——《临江仙.寄友》。这是何等的胸怀?在有些领导同志有不同意见，说对“文革”的那些事情要“俱往矣”，不必再深究的情况下，邓、陈多次交换意见，认为必须“俱在矣，必须记录在案，不能‘俱往矣’。“真正的危险是那些至今还在台上的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人物。”并批示道：“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
在圣人、在伟人的治下，人无弃人，物无弃物。要知道，就是日本鬼子、国民党战犯，毛主席都可以改造他们的思想，让他们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服务。
就这样，他们违背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思想，对十年文革进行了十几年的清算。把党内的新鲜血液洗刷殆尽，也开启了民族道德沦丧的大门……
1980年10月，毛主席去世刚刚四年，中央就召开四千人大会，对建国以来，特别是对文革、对毛主席作功过定论。有人说，四千人大会是泄私愤的大会。对于尖锐的不同意见，邓*平一锤定音：“对毛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情况，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最终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果是，《决议》和后来现实，实事求是了吗?!
1945年，由毛主席主持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专门委员会三次草稿，毛主席又精心修改，系统总结了二十四年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功过是非，经验教训。对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做了明确的、实事求是的结论。对真正犯了严重错误、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造成重大损失的同志，奔着团结的原则，在之后召开的中共七大上，说服代表们，把这些同志(包括王明)团结到新的中央委员会。1962年初，毛主席又主持召开的有县委书记参加的七千人大会，更是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出气会”。毛主席在会上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这就是“受国之垢”、“受国不祥”吧)。
四千人大会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先是在党内由上往下传达，各级领导先统一认识，然后让全国学习。但人们仍然是议论纷纷。这个决议给后来社会风气的败坏埋下了隐患。
【《决议》在伊川县一中传达时，伊川县宣传部人员在伊川县一中大会上讲：建国以后，前五年稳稳当当，后十年摇摇晃晃，文化革命大闹一场。同学们听的一脸困惑，在下面嘁嘁喳喳。校长让同学们不要议论。
一中党委书记张卿，文革前是县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文革时曾受到冲击。他接道：同学们可以独立思考，但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要私下议论。会后对校长说，同学们咋想我们管不住，他们虽说只有十六七岁，还是孩子，可都有头脑，也许他们想的是对的。
几个学生追到张卿宿舍问，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需要多长时间?毛主席去世四五年，就做出这样的决议，说毛主席这错了那错了，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都否定完了!是不是有点早?
张卿说，时间是有点短。不过，小平同志没有否定群众运动，没有否定毛主席的一切。现在中央已经定性，咱们要与中央保持一致。张卿接着说，社会实践不是自然科学，像物理化学，得出几个确切的数据，社会实践是很复杂的，咱们不做结论。学生问啥标准时。
张卿说：毛主席发动文革，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那就看看：一个，我们几十万社会主义企业会不会变质。再一个看看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会不会腐败。这个过程可能二十年，可能三十年，也可能更长，我是看不到结论了。你们年轻人可以独立思考，评判对错。
不久，报上刊登了黄克诚的文章，大部分肯定了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地主出身的班主任姚老师，1957年曾被划右派，下放农村，后来恢复公职。他也发现了同学们的问题。就把文章在班上读了一遍。说，毛主席好多事都是肯定的，犯错误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这不是黄克诚一个人的意思，是老干部们大家的想法。以此来平复学生们的情绪】。
同期的民间，也有不同的声音。在豫西农村妇女中间，流行“算卦”。我亲眼看到，她们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手捧鲜花的周总理的画像下面，铺上报纸，罗上一层面粉，再在罗下订针。先问事由，再由不识字的老太太用罗下针在面粉上“写字解卦”。问的问题就是：毛主席，你的亲人在哪里?毛主席，咱国家会不会变……
文革十年，是劳动人民真心关心国家大事的十年，老太太也已经形成了像关心小家庭一样关心国家大事的意识。而不是像清末民国的冷漠麻木，也不是建国初期的感恩戴德，也没有后来荒诞的怨言戏说。工农兵以主人翁的心态，慷慨豪迈地指点江山，意气奋发、斗志昂扬地建设自己的家园。
然而，“君子(官家)之德风，小人(百姓)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且“上有好之，下必甚焉”。在嵩县，反文革势力迎合上面的意思，对文革势力进行的后期清洗措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中一大批中青年干部，包括老干部，有的“被自动离职”，有的“被自动脱党”，有的被“劝退”，有的被开除留用，甚至被开除下狱。原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大约一万五到一万八千名干部被撤换，就是牛把子(饲养员)、生产队长、民办教师也以“双突”论处。实在离不了的，就降职使用。
其中，虽然也有像纸房乡党委书记书记范豹子性平公允，对待县里下放到公社的干部一视同仁，对大队以下的干部“网开一面”，处理时睁一眼闭一眼(这些内容、包括《范豹子传》都是引用范豹子自述，范豹子的邻居、这一时期和他同在纸房的任天社看后，认为不合事实，说范豹子虽然在个别人的问题上有包容，但在整个面上，还是很严苛的。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范豹子自己也认为，那个时期的所作所为是很荒唐错误的)。但这些人都是“文革余孽”，虽然留任，但工作起来患得患失、畏手畏脚，对大局的变化也就无关轻重了。
华*锋辞职后，张长拴经同学联名上访出狱，四十三次找组织部门要求恢复党籍，一直没有结果。闫侠东去世前交待儿子，有机会到组织部门看看，组织上给自己作的什么结论(见《闫侠东传》)。
联委复出后，余留记一直隔离，直至开除公职、党籍。多年后，对自己的行为无怨无悔，说，当年(1967年联委围攻老人委，枪伤学生家长)，我如下令开枪，至少是十年徒刑。他的老乡学弟也说道，余留记办事不枝撒(办事平稳，不张狂)。
王歌曲1977年4月被隔离在田湖县鱼种场，11月被移至县粮食直属库，接通知到农三站参加学习，没有结果。1978年又通知到西关小学，分到文教卫组，有王歌曲、陈忠建，王光民、段继高等，组长wdl。8月，与陈忠建转党校，一直到10月底学习班结束。1979年春，与杨天生等再次到党校学习。
此后，王歌曲多次到组织部找ttc要组织结论，没有答复。县委副书记mcf与其谈话说，你回去一面工作，一面等结论。让他回粮食部门(闫庄粮管所)上班。
1980年代初，县组织部授意，先后在王歌曲现单位、原单位、入党单位，三次组织全体党员对他进行党员评论，都是全票通过留在党内。原单位书记李松岭对前去调查的现单位人员说：“王歌曲是个好造反派”，也不被采信。最终认定王歌曲不能留在党内，取消其党员资格。
南街大队支书张广印被捕，为稳定局势，让大队会计邢孟周接任支书，不久卸任。下去的一部分人被继任者刁难排斥。一年后的一天下午，邢孟周把继任者叫到家中，历数他在任时的往事，最后说：我们对你们算是仁义吧?你们不要太过分了!从此，他们才有所收敛。毛庄大队六个生产队五十多名干部，原支部书记刘聚安改任治保主任，一个副支书是保守派，接任支书，保留了一个外村嫁入的妇女队长，其他人全部撤换……
在文革期间，全县由基干民兵自己保管的约六七千支枪支，这时也全部上缴入库。平时震慑坏人、战时是人民解放军的坚强后盾、第二武装——民兵组织形同解体(当年，当毛主席用轻松的口气告诉赫鲁晓夫，我们有一亿民兵时，不可一世的赫大人当场傻眼)，社会风气急转直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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