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1879—1942)1915年6月回到上海，9月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新青年》的内容新颖独特，树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与青年共同探讨各国学术、思潮，给沉闷的思想教育界吹来一股清风，使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造成的盲从和蒙昧中解放出来，被誉为“青年界之金针”和“良师益友”。
陈独秀和《青年杂志》创刊号、《新青年》第2卷第1号
1917年年初，陈独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把《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新青年》前三卷为陈独秀主编，从第四卷开始由在北大任教的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胡适六人轮流编辑，后又有陶孟和、高一涵加入。这样，就形成了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一校一刊为核心的格局。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当年8月，就在陈独秀来北京后的几个月，年仅26岁的留美学生胡适也被蔡元培聘请为文科教授。他是陈独秀的安徽同乡，于1910年赴美留学。胡适提倡白话文，反对陈腐的文言文。1917年1月，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获得陈独秀的坚定支持外，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人也先后著文，从不同角度阐发自己对“文学革命”的主张。
新文化运动从初起时局限在少数觉悟的知识分子圈子发展到具有相当社会影响的文化运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狂飙突起的“文学革命”。
在陈独秀的带领下，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中心，形成了一股对青年问题探讨的热潮。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留学日本，1916年回国，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他在日本期间撰写《青春》一文，发表在《新青年》，呼唤青年发挥青年之自觉，“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的最大成果就是唤醒了一代青年，也造就了一代新青年，使他们成为继之而兴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主要骨干力量。1918年1月，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图书馆成为北大校内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许多学生经常到图书馆和李大钊讨论各种新的思潮，听他介绍新的思想。
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时的办公室
在胡适、李大钊进入北大的前后，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陶孟和、蒋梦麟、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顾颉刚、马叙伦、刘文典、梁漱溟等人也相继到来。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杨振声回忆：“像春雷初动一般，《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了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确实感到自己是那时代的新青年了。”
随着对文学语言认识的新的突破，文学观念的转变迅即在文坛创作中得到实践和体现，新文学运动在创作上最先获得成功的是诗歌和小说。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鲁迅的《狂人日记》，是第一篇用现代文体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它以其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它们以独特的题材和叙事模式，新颖、别致的文学形式和对国民性的深刻解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
五四运动以后，宣传马克思主义逐渐蔚然成风。1919年12月，从《新青年》第7卷开始，该刊发展成为宣传社会主义的主要阵地。1920年2月，陈独秀在李大钊掩护下秘密离京，经天津抵达上海。在老渔阳里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他先后吸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袁振英、沈雁冰等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5月出版《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专号”。与此同时，北大师生创办的《每周评论》《国民》《新潮》，国民党系统的《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建设》，研究系主办的《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等刊也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潮。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呼唤人性的觉醒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毛泽东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如果说1915年9月创刊至五四运动前后，《新青年》的主要工作是批判传统伦理道德的思想启蒙阶段，那么1920年8月以后则是《新青年》开始进行政治革命的新阶段。
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
第8卷第1号的《新青年》
当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明显加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份量，尤其是在《谈政治》一文中，陈独秀明确表示要抛弃先前崇仰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治。第8卷第1号的封面中部有一个地球图案，有两只从东西半球伸出紧紧相握、强劲而有力的手。据茅盾回忆，这一图案“暗示中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
“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在那个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时代，《新青年》杂志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中光荣绽放，经历了从自由知识分子个人刊物向同人刊物、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刊物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几次转变。
以北大红楼为中心，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使进一步成立革命组织成为可能。李大钊在送别来华帮助建党的维经斯基时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的种子，以后要好好工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
正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北大红楼里，有先进青年救民于水火的家国情怀，有追求理想的坚定信念，有早期共产党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民族血性，更有那百折不挠闻过则喜的博大胸襟。而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不断砥砺和丰富自己。他们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开始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这也成为相当多的先进知识分子共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来源：人民出版社《大党记忆：文物背后的党史故事》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