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当代越南这个修正主义国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理论思想到社会现实进行了一系列系统而无情的解剖与批判之后，一个最紧迫、最现实、也最令所有真诚的革命同志感到焦虑和痛苦的根本问题便无可回避地浮现了：既然我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很多同志正生活在越南这个由党内外新生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虚假而反动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中；那么，作为势单力薄、在政治上几乎已被剥夺一切权利的无产阶级和革命左派，今天除了在网络上发出一些愤怒的吼声之外，我们究竟还能做些什么？难道我们就真的什么都不能做了吗？
这个问题是考验我们究竟是真正的、成熟的、掌握了科学理论的马列毛主义者，还是仅仅停留在口头革命阶段、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狂热和绝望情绪的“网络左派”的最终试金石。
面对越南修正主义国家机器那看似坚不可摧的强大暴力和宣传机器，两种截然相反但同样错误、有害的倾向，便会在革命队伍的内部不可避免地滋生和蔓延开来。
第一种是右倾的、取消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倾向。一些同志在被敌人强大的表象吓破胆之后，会从革命的低潮走向信念的崩溃。他们会放弃一切积极的斗争，主张“告别革命”，最终或是在政治上沦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应声虫，或是在生活上彻底沉溺于个人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泥潭之中。
而第二种，则是“左”倾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另一些同志则会因为对敌人刻骨的仇恨和对现状的极度不耐，而将自己与广大尚未觉悟的群众隔离开来，去从事一些脱离实际的、宗派主义的、甚至是个人恐怖主义的“革命”冒险。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在革命的客观条件远未成熟之时，就过早地暴露和牺牲掉我们宝贵而有限的革命力量。
本文旨在系统性地、深刻地论证：上述两种倾向都是对马列毛主义科学革命理论的最严重背离。本文将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在今天所应该也必须遵循的唯一正确革命路线，恰恰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早已为我们，在如何于敌强我弱的最艰难、最黑暗的条件下进行革命工作，所制定好的那一整套光辉的、充满了革命辩证法智慧的战略和策略。
其总方针，就是那段闪耀着真理光芒的伟大教导：“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其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决不是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
一、革命的低潮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陷阱
要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首先就必须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客观形势进行一次最科学、最冷静、也最不带任何主观幻想的评估。
(一)科学地评估形势：承认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
我们必须以一种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去勇敢地承认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个敌强我弱、极其严峻的革命低潮时期。
一方面，我们所要面对的敌人——即那个已经完成了对越南党和国家政权篡夺的现代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极其强大的。他们手中掌握着从军队、警察、法庭到报纸、电视、互联网的全部系统化的国家暴力机器和意识形态机器；他们通过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复辟，已经与国内外的强大垄断资本形成了盘根错节、稳固的利益联盟；他们更是通过其所推行的以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奶头乐”式文化统治，在很大程度上麻痹和瓦解了我们无产阶级的传统阶级意识和战斗精神。这在越南的社会现实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而另一方面，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在今天则是相对弱小的。我们的队伍在组织上是分散的；在理论上是准备不足的；我们与广大的作为我们阶级主体的产业工人和劳动农民之间，更是存在着严重的、令人痛心的脱节和隔阂。
不承认这一“敌强我弱”的最基本客观现实，任何关于“革命”的讨论都将是毫无意义的、危险的空谈。
(二)右倾投降主义的“无所作为”：从悲观到取消的滑坡
正是在这样一种强大的、看似“不可战胜”的敌人面前，我们队伍中的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错误倾向——即右倾的、悲观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倾向——便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
一些同志在被敌人的强大表象所震慑之后，会从对革命前途的“悲观”一步步滑向对革命本身的“取消”。他们会开始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基本原理；他们会认为我们已经永久地错过了革命的“历史时机”；他们会宣称，在今天我们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在现有体制的框架内，去进行一些温和的、非对抗性的、旨在“改善”工人处境的“改良”活动。
这种思想发展到其逻辑的终点，就是彻底放弃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革命的政治纲领，并最终将自己完全溶解和归附于资产阶级的自由派改良主义政治运动之中。这在当下的越南，是典型的、也是最可耻的取消主义和清谈主义。
(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匹夫之勇”：脱离群众的自我毁灭
而另一种同样是极其有害的倾向，则是以一种“极左”的面目所表现出来的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
另一些同志对敌人的仇恨是真实的；他们的革命热情也是可贵的。但是，他们却错误地将自己个人的、少数革命知识分子的“激进”和“觉悟”，等同于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的、现实的觉悟水平。
他们不屑于去从事那些艰苦的、细致的、长期的、深入到群众中去的合法组织和宣传工作。他们错误地认为，革命是可以通过几个“英雄”的、充满了爆炸性的、恐怖主义式的“武装暴动”来“点燃”和“催生”的。
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充满了“匹夫之勇”的“左”倾冒险主义，其在实践上所能带来的唯一结果，就是，在革命的客观条件远未成熟之时，就过早地将我们那本就极其宝贵和脆弱的革命火种，暴露在敌人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并最终招致我们自身的、完全不必要的、悲剧性的、被轻易扑灭的命运。这在任何修正主义统治的国家，都是典型的布朗基主义式的、早已被历史证明是完全破产了的恐怖主义和冒险主义。
(四)毛主席的教导：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那么，正确的、科学的、马列毛主义的态度究竟应该是什么？
那就是毛主席为我们所制定的那个充满了革命辩证法光辉的伟大战略原则：“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指的是我们必须从历史发展的、长远的、总的趋势上去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那个看似强大的越南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敌人，其本质不过是一个早已腐朽、没落、并充满了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纸老虎”。我们必须对我们事业的最终的、必然的胜利抱有最坚定不移的信心。
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则指的是我们又必须在每一个具体的、当下的斗争阶段和斗争步骤上，去以一种最清醒、最谨慎、也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充分地估计敌人的强大，并采取一种最稳妥、最周密、也最能够保存我们自己、消灭（或削弱）敌人的斗争策略。
而我们下面所要系统阐述的，正是这一伟大战略原则的在当前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展开，在越南，这一原则同样适用。
二、“荫蔽精干，积蓄力量”：革命低潮时期的总方针
毛主席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为我们在敌占区的、白色的、恐怖的环境下工作的同志们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科学的、至今依然闪耀着真理光芒的工作方针。这个方针的核心就是八个大字：“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一)“荫蔽精干”：保护革命的火种，建立秘密的核心
在敌强我弱的革命低潮时期，我们工作的第一个，也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就是“生存”，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保护我们那来之不易的、宝贵的、代表着无产阶级未来的革命火种。
“荫蔽”指的就是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最严格的、最周密的地下工作的形式。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避免与敌人进行任何不必要的、会暴露我们自身力量的正面冲突。我们要像石子沉入大海一样，将自己深深地潜藏和隐蔽在广大的、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之中。
而“精干”，则指的是我们在现阶段所要建立的革命组织，其在规模上绝不能去盲目地追求“数量”上的庞大；而必须也只能去追求“质量”上的精锐。我们所要建立的，是一个由少数但却是经过了严格考验的、具有高度的理论水平、坚定的阶级立场、以及钢铁般组织纪律的、真正的职业革命家所构成的、小而精的、绝对忠诚可靠的秘密战斗核心。
(二)“积蓄力量”：从理论、组织和群众基础上全面准备
“荫蔽精干”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够生存下去的“壳”。而我们在这个“壳”的保护之下所要进行的、更重要的、也是更积极的工作，则是“积蓄力量”。这种力量的积蓄是全方位的。
首先，是理论力量的积蓄。在一个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相对“和平”的时期，恰恰是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去系统地而不是碎片化地，去刻苦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特别是毛主席的经典著作的最好“冬训”时期。
我们必须通过学习去彻底地清算我们头脑中那些小资产阶级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去真正地掌握阶级分析这一科学方法，并用它去深入地研究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个崭新的越南修正主义社会，其内在的、深刻的矛盾和运行规律。
其次，是组织力量的积蓄。我们要通过在长期的、共同的学习和斗争中，去发现、考验和团结那些最坚定、最可靠的积极分子，并以一种最严格、最秘密的方式，去逐步地建立起未来那个能够领导整个阶级进行战斗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最初的、坚强的组织骨干。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群众力量的积蓄。我们绝不能像那些宗派主义者一样，把自己变成一个脱离群众的、孤芳自赏的“理论研究小组”。我们必须以一种最耐心、也最巧妙的方式，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一切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中去。
我们要去和他们交朋友，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去用他们所能听得懂的语言去启发他们的觉悟，并在各种力所能及的、合法的斗争中，去赢得他们的信任，并最终将我们自己变成他们所公认的、最可信赖的、能够为他们挺身而出的阶级兄弟。
(三)“以待时机”：主观努力与客观条件的辩证法
这，就是那最后四个字——“以待时机”——的深刻辩证法内涵。
我们绝不是一种消极的、宿命的“等待”。我们是在以一种最积极、最主动的姿态去“创造”和“迎接”那个未来必将到来的革命时机。
我们深刻地懂得，一个伟大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是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辩证统一的结果。
所谓的“客观条件”，指的是那个由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所必然会引发的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总危机。这个危机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它必然会到来。
而所谓的“主观条件”，则指的就是我们在今天这个革命低潮时期所积蓄起来的、上述的强大的理论、组织和群众的力量。
只有当这两个条件都同时成熟了的时候，一场伟大的、胜利的革命才可能真正地爆发。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艰苦的、细致的、甚至看似是“微不足道”的准备工作，其全部的、伟大的意义，就在于确保当那场客观的革命危机风暴再一次席卷越南这片大地时，我们无产阶级已经拥有了一个能够清醒地认清方向，并能够领导整个阶级去乘风破浪、夺取胜利的坚强的、成熟的革命司令部！
三、斗争的艺术：“有理、有利、有节”的群众工作
在确立了“荫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总方针之后，毛主席又进一步为我们规定了在具体的、日常的、领导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过程中，所必须遵守的一条充满了高度智慧和灵活性的具体策略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
(一)“有理”：站在道义与法理的制高点，争取广大中间群众
“有理”是这场斗争的政治出发点。它指的是我们在当前阶段所发动的每一次具体斗争，都必须是师出有名的、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去赢得社会上最广大的中间群众的同情和支持的。
这意味着我们所提出的斗争口号和诉求，必须是具体的、有节制的，并且是能够被现行的、统治阶级自己所制定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允许和认可的。
例如，我们在工厂里领导工人进行斗争，我们当前所提出的就不应该是那些马上就会招致敌人最残酷镇压的、“打倒资本家”的最高纲领。而应该是那些连资产阶级的《越南劳动法》自己都白纸黑字写着的、最基本的、也是最天经地义的诉求，例如“要求支付被拖欠的工资”、“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求补缴社会保险”等等。这在越南的劳工斗争中同样适用。
通过为这些最合法、也是最合理的诉求而进行的斗争，我们就能够在政治上将自己置于一个立于不败的道德和法理的“制高点”之上；并能够让广大的中间群众清晰地看到究竟是谁在“有理”地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又是谁在“无理”地践踏自己所制定的法律。
(二)“有利”：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积小胜为大胜
“有利”是这场斗争的军事基本原则。它指的是我们必须以一种最谨慎、最冷静的态度去评估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绝不去打任何没有准备的、没有把握的、注定要失败的仗。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那种只凭一时冲动，就贸然地将群众带入到与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国家暴力机器进行正面“硬碰硬”的冒险主义行为。
我们必须学会在斗争中去“积小胜为大胜”。我们要善于在敌人统治最薄弱的环节，在群众觉悟最高的地方，去选择那些我们最有把握能够取得胜利的“小型战役”来打。
每一次这样的小的胜利（例如成功地迫使越南某个黑心的老板补发了工资），其所能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极大地鼓舞群众的斗志，增强群众的信心，并让群众在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自己集体的力量。
(三)“有节”：懂得利用矛盾，适可而止，为下一次斗争创造条件
“有节”是这场斗争的最具有艺术性、也最考验一个革命者成熟与否的策略灵魂。它指的是我们在斗争的过程中必须懂得利用敌人的矛盾，并在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之后，要懂得“适可而止”，要懂得将斗争的成果及时地巩固下来，并为下一次在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更高水平的斗争去创造条件。
“利用矛盾”，指的是我们要善于去利用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例如越南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不同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统治阶级与其所雇佣的中下层国家管理人员之间的矛盾，来达到我们孤立主要敌人、争取中间力量的目的。
而“适可而止”，则指的是我们在每一次具体斗争中，都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度”的把握。我们绝不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去提出那些在当前的力量对比下还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过高要求，从而将一场本可以“见好就收”的胜利斗争，推向一个最终导致我们自己全军覆没的失败境地。
(四)“稳扎稳打”：反对急性病的冒险主义
因此，毛主席为我们所指明的、在当前历史条件下的斗争道路，是一条“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的、长期的、耐心的、也是最终必然会导向胜利的道路。
它与那种“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是根本不相容的。后者看似“革命”，实则是对革命最不负责任的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
四、关于“进入体制内部”的特殊斗争形式
在理解了以上这一整套系统的革命战略和策略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具体地探讨和分析一个极具现实意义、也相当大胆的特殊斗争形式——“进入越南体制内部，开展战略渗透”。
(一)列宁主义的经典策略：合法工作与秘密工作的结合
首先，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明确地肯定这一斗争形式的完全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这绝不是什么机会主义的“投机”。恰恰相反，它是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所早已为我们开创和倡导的一种最经典的、也是最高级的“合法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革命策略。
列宁曾反复教导我们，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必须是一个能够在任何条件下进行战斗的“全能战士”。他不仅要学会在街垒上进行武装起义；他更要学会在最反动的资产阶级议会里，在最反动的黄色工会里，甚至于在敌人的军队、警察和特务机关里，去进行最艰苦、最危险、也最有效的革命工作。
因此，我们革命的同志在今天通过“进入体制内部”等合法的、公开的途径，进入到越南修正主义国家的庞大官僚机器的内部去进行斗争，这在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完全符合列宁主义的。
(二)进入“内部”的双重任务：是“改造”还是“被改造”？
但是，我们又必须以一种最清醒、最警惕的眼光去看待这一斗争形式所必然伴随着的巨大危险。
这个危险，就是一个革命者在长期浸泡在越南那个充满了特权、腐败和官僚主义习气的肮脏大染缸里之后，他是否还能保持自己那颗纯洁的革命“初心”？他最终究竟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这个系统？还是反过来被这个强大的系统所彻底地“改造”和“同化”？
这无疑是对一个革命者的最严酷、也最致命的考验。
因此，一个决心要走这条道路的同志，他必须具备几个最根本的、缺一不可的前提条件：
第一，他必须拥有一个极其扎实的、系统的马列毛主义的理论根基，以便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第二，他必须拥有一种钢铁般的、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和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个人品格。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绝不能是一个“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他必须与一个强大的、纪律严明的、处于地下的革命组织保持着最紧密的、单线的、秘密的联系，并随时接受组织的领导、监督和帮助。
(三)“从内部推动革命”的科学内涵：配合外部的总攻
那么，这些进入到“内部”的同志，他们所要“推动”的“革命”，其科学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这绝不是像某些天真的幻想家所想象的那样，是可以通过几个打入了敌人心脏的“红色特工”，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秘密“宫廷政变”，来“和平地”完成政权的更迭。
其唯一科学的、现实的内涵，只能是以内部的、局部的、辅助性的斗争，去配合和策应那外部的、全局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广大群众性的革命总攻。
他们的具体任务可以也应该是：
第一，利用其合法的身份去进行情报的搜集，去为我们提供关于敌人内部的最真实、最准确的信息。
第二，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在不暴露自己的前提下，去保护那些受到迫害的革命同志和人民群众；并破坏那些最反动的、最危害人民的政策的执行。
第三，在那个最终的革命决战时刻到来之时，他们则可以从敌人内部发动起义，去瓦解敌人的指挥系统，去瘫痪敌人的暴力机器，从而与外部的革命人民里应外合，以一种代价最小、也最少流血的方式去夺取最后的胜利。
(四)这绝非机会主义，而是最危险、也最光荣的潜伏
因此，我们必须将这种极其崇高的、也是极其危险的革命策略，与那种纯粹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而挤进官僚队伍的可耻机会主义，进行最严格的区分。
一个机会主义者，“进入体制内部”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去融入这个反动的、吃人的体制。
而一个革命者，“进入体制内部”的目的，则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去摧毁这个反动的、吃人的体制！
五、结论：在漫长的黑夜里，做一个科学的、耐心的“播火者”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系统分析，我们现在就可以为那个最初的、充满了焦虑的提问，给出一个清晰的、坚定的、也是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回答了。
(一)革命有高潮有低潮：尊重客观规律，但绝不无所作为
我们必须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去承认，我们今天确实是处在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暂时的“低潮”时期。我们绝不能像那些“左”倾冒险家一样，去违背客观规律，去人为地“创造”一个本不存在的“革命高潮”。
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像那些右倾投降派一样，因为“低潮”的到来，就感到悲观绝望，并最终放弃一切的斗争，去“无所作为”。
(二)低潮时期的主要任务：学习、扎根、积蓄力量
恰恰相反，一个革命的“低潮”时期，对于一个真正成熟的、有远见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恰恰是一个最宝贵的、可以用来进行“内功”修炼和“力量积蓄”的“战略准备期”。
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绝不是要去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性的“进攻”；而是要像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那样，去进行最艰苦、最细致、也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三大准备”：即理论的准备、组织的准备、和群众的准备。
(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唯物主义基础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如此困难和黑暗的条件下，依然对未来抱有最坚定不移的信心，其根据绝不是任何一种唯心主义的“幻想”。
其最深刻的、也是最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就在于我们科学地知道，那个看似强大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其内部充满了不可克服的、并将日益尖锐化的深刻矛盾。
这个矛盾必将也必然会在未来的某一个历史时刻，引发一场深刻的、全面的、总的社会危机。它必然会为我们准备好那一片可以用来点燃革命烈火的无比广阔的、干燥的“草原”。
而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艰苦的、耐心的、甚至是不起眼的“播火”工作，其全部的、伟大的意义，就在于确保当那片“草原”一旦因为客观的危机而变得干燥易燃时，我们手中已经拥有了那个能够在最恰当的时机，被准确地投掷出去的、明亮的、炽热的“星星之火”！
(四)对全体革命同志的号召：在黑夜里，做一个播火者！
因此，最后，我们要向所有那些在今天依然没有放弃理想、并愿意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终身的真正的、年轻的越南同志们，发出一声最诚挚的、也是最充满信心的号召：
同志们，绝不要为眼前的黑暗而感到悲观和绝望！更不要为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而感到不耐和焦躁！
恰恰相反，我们应该为自己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深刻矛盾和伟大变革的、黎明前的“大时代”，而感到无比的幸运和自豪！
让我们坚定地遵循毛主席为我们所指引的那条唯一正确的、科学的革命道路。让我们在漫长的、寒冷的黑夜里，去做一个最耐心的、最坚韧的、也最科学的“播火者”！
让我们用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理论去点亮我们自己的头脑；并用我们的行动，去将这些革命的、光明的火种，播撒到更广大的、更深厚的人民群众的土壤之中去！
结论
现在，我们可以对本文做一个最清晰、也最坚定的总结了。
在今天的、由越南修正主义所统治的、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我们无产阶级绝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什么都不能做”。
我们所必须做的，就是要彻底地抛弃一切右的投降主义和“左”的冒险主义的幻想，并坚定地回到毛主席为我们所制定的那条唯一正确的、科学的革命路线上来。
这条路线的总方针，就是“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其具体的斗争策略，就是“有理、有利、有节”。
它要求我们必须将长远的、坚定的革命目标，与当下的、灵活的斗争策略进行最完美的、辩证的统一。它要求我们必须将理论的学习、组织的建设、与深入的群众工作进行最紧密的、有机的结合。它甚至允许我们在具备了极其严格的条件之下，去采取那种打入敌人内部的最特殊、也最危险的斗争形式。
越南的修正主义统治，看似是一座坚不可摧的“钢铁堡垒”。但它的内部早已被其自身的、不可克服的阶级矛盾所腐蚀得千疮百孔。我们的任务绝不是要在此刻就对这座堡垒发起一场毫无胜算的、自杀式的“正面总攻”。
我们的任务，是要让自己变成那无处不在的、可以渗透进其一切缝隙的“水”；是要让自己变成那可以在其脚下最坚实的土地里生根发芽、并最终能够将其从根基上拱翻的“种子”！
黑夜虽然是漫长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早已从科学的理论中预见到了黎明的、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来说，黎明是必然会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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