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文艺界的大腕和作家为什么多为地主和资本家后代?这个问题要追根溯源，不从今天说，而是从几十年前的社会演变中去看。
在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全国一共划了五十五万右派，其中有一半的人丢掉了公职。当时全国人口五亿多，右派只占千分之一。可奇怪的是，后来在许多文学作品里，仿佛“满街都是右派”，怎么解释?原因很清楚：大革命以后文化界的主导权落到了这些人及其子女手里，加上文人趋炎附势，他们就成了话语的主要制造者。
仔细看，当年被划为右派的大部分是成份高的人或他们的子女。这并不难理解。反右主要发生在城市，而城市里有文化的人本来就多，地主资本家和旧知识分子正集中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习惯于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共产党领导意见多;再加上他们文化程度高，表达能力强，意见就特别显眼。于是，许多提过不同意见的高成份人被划入右派队伍。甚至有些单位为了完成指标，把一些说了实话的人硬塞进去。到了一九六二年，有些冤枉的摘掉了帽子，七七年又平反一批，七九年全部平反。
问题是，这样的全面平反是否合理?很值得反思。因为右派中确实存在顽固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的人，他们后来几十年的表现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但一旦大潮翻转，他们全都成了受害者，甚至摇身一变，成了文化舞台上的英雄。这才是后来文艺界失衡的根源。
再说成份歧视。大革命时期，在城市和农村，出身好的子女有优势，而地主资本家子女的处境相对艰难。他们确实受到过一些限制和歧视。毛主席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要“正确对待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避免把他们一概打入另册。毛主席的意思很清楚：不能因为父辈的阶级属性，就否定年轻人的未来。这是政策上的公平与人道。
但必须看到，同样条件下，地主资本家子女的机会仍然比贫下中农少。这是当时真实存在的事实。他们小心翼翼地在那个政治环境中生活，远不如贫下中农子弟那样占据主动。可是，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以后，情况彻底改变。成份歧视已经不存在，谁的分数高谁就能上大学。结果地主和资本家子女大批进入高等学府，走出阴影，进入社会各个领域。
为什么他们考大学的比例特别高?原因并不复杂。
第一、地主阶级本身有文化底子。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本就是地主文化，知识在他们家里代代相传。
第二、地主阶级的家庭仍然重视教育。即使在受歧视的年代，他们的父母依旧叮嘱孩子“文化最重要”。
第三、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看不到希望，唯有在自然科学和文化知识上寻找出路。
相比之下，贫下中农的子女虽然翻了身，但文化积累薄弱，基础差，只能靠个人拼命努力来缩小差距。因此在高考中，地主豪门子弟自然占了上风。
地主豪门子弟在大学毕业后进入文化、经济、社会的各个部门。按理说，若是他们真心愿意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本不该成为问题。可问题在于，其中相当一部分并没有真正认同工农路线，而是始终怀着对毛主席和社会主义的不满，甚至敌意。于是，形势一转，他们便成了反毛的急先锋。
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贬低和污蔑毛主席的风气被放大。有人甚至公然把毛主席的历史功绩全盘抹黑，把革命史说得一无是处。这些人是谁?很多正是地主资本家子女，或者旧知识分子。他们掌握了出版、影视、文艺等关键岗位，用话语权对人民洗脑。
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文化部门、文学舞台、影视圈，甚至到审核把关的环节，都被这些人牢牢占住。你去查作家、导演、编剧、诗人的背景，不难发现他们与高成份出身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不是偶然，而是社会政治格局变化后的必然。地主和资本家在政治上失势后，把文化阵地作为突破口，靠子女重新掌控。
结果，文化界越来越被他们把持，文艺作品中充斥着对毛主席和革命历史的丑化，对人民的冷漠，对工农的疏离。他们用文化反攻倒算，污染舞台，把原本属于人民的文艺变成了少数人发泄仇恨的工具。今天文化界的乌烟瘴气，就是这样一步一步造成的。
毛主席早就提醒过，阶级斗争不会自动消失，阶级敌人总会寻找新的突破口。当年地主豪绅在土地革命中失去土地，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失去资本，在政治斗争中失去权力，可他们仍然依靠文化和思想影响，企图卷土重来。这就是阶级斗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证明。
今天回头看，正是毛主席的警示被许多人忽略了，才让地主资本家子弟能够在文艺领域占据优势。文化阵地一旦丢失，舆论话语权就会被敌对阶级掌握，人民的思想便容易被歪曲和蒙蔽。
真正属于人民的文艺，必须坚定站在工农立场上，必须继承毛主席留下的文艺路线。否则，只要文化舞台继续被地主资本家后代把持，他们就会继续把自己的阶级立场伪装成“普世价值”，继续抹黑毛主席和革命传统，继续毒害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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