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坚定走自己的路（上）连载11
西方和平衰落与中国和平崛起
在世界热议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同时，另一个话题正潜滋暗长，这就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和平衰落”。在金融大危机之如血残阳的映照下，西方的“和平衰落”如今尤为瞩目。尽管西方社会、政治精英依然为西方文明之延续在做孜孜不倦的努力，但是恰如美国末日博士鲁比尼所言，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尚未完全崛起的中国与尚未完全衰落的美国，在历史的斜坡上很可能会迎面相撞，不确定性与风险将会由此产生。
三大困境加剧西方衰落
西方文明的魔力集中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魔力集中于能极大地创造物质财富。“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发展，让经济从政治与社会的附属中游离出来，并成为政治与社会的基础。然而，资本的虚拟化发展，使得产业形态发生深刻变化，在国民经济中，不创造财富的金融服务的比例越来越大，而创造财富的生产制造则不断萎缩。这种虚热实冷的态势使国民经济失去了重心。资本在虚拟化的同时，也在加速于国际扩张，这就是经济、金融全球化。全球化下，企业全球布局，跨国避税，如此导致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企业利润去国家化，就业形势不断恶化。如今，发达国家的失业率普遍达到两位数，其中年轻人的失业率在20-40%，这些无所事事、牢骚满腹的荷尔蒙分泌过剩者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源头。
长期以来，“自由”与“民主”一直是西方张扬于世界的口号与旗帜。但是，正是自由经济，直接引发世纪金融大危机。危险爆发后，英美政府以“国有化”重拳出击，挽资本主义狂澜于既倒，与此同时也终结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经济的旗帜滑落了。民主不仅不能有效应对危机，而且还是危机的滥觞。民主政治靠选票，而选票靠广告，广告则靠钞票。政治家一面为讨好后台金主，减少对资本节制、监管，导致投机、敛财肆虐，埋下危机的种子；一面为讨好选民，直接导致公共开支不断增加。政府支出不断增加而收入持续减少，由此债台越垒越高，最终不堪重负，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所谓“民主政体”越来越捉襟见肘，无法有效应对市场的变化、危机的变化。正是所谓的民选政府，为集团与党派利益而无止境恶斗，而让危机持续焖烧与延烧。民主政治制度与自由经济制度双双失败，显示西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制度困境。
资本主义原本就是一类社会形态，然而在冷战中，在与社会主义苏联的对抗中，资本主义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原本也因为富有弹性，在危机中不断自我完善、自我修复而被神化，成为一种信仰。但是，资本主义竭尽放大人类理性，而忽视人类感性、文化的影响，将资本贪婪推向极致，将道德、良知、秩序、环境等人类一切积极、美好因素，纷纷卷入市场这个“撒旦的磨坊”，碾个粉碎。在大危机的作用下，被资本深深绑架的政府，在无力从富人那里征税以维持巨额开支的同时，只有不断削减公共开支，拆散福利社会，退却安全保障等积极外衣，回归原始资本主义的本真，这样资本主义的信仰在西方发达国家大众那里动摇了。“占领华尔街”的愤怒民众就打出了“资本主义是有组织犯罪”、“社会主义是我们的重要选项”、“阶级战争”等令美国保守派无比惊讶和恐惧的标语。
西方将和平地衰落
周期律内在于人类社会历史，不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且一个文明，都有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人类历史上，东方的儒教文明，南亚的佛教文明，中东的阿拉伯与伊斯兰文明，东南欧的希腊与古罗马文明等等，都在地球上刻下了自己的灿烂辉煌而由今人考古研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资产阶级革命，使西方文明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西方文明在资本主义载体上，以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为动力，以物质财富创造为核心，以工业化、城市化为路径，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赢得了对其他文明的近乎绝对优势。
但是，西方文明的胜利，本身包含着衰退的因子。当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动力丧失，工业化、城市化走到尽头，被物质财富包裹的精神越来越贫乏的时候，西方文明的内在活力便不断衰减，外在表征不断衰落。长期沉迷于安逸享乐、寅吃卯粮引发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等主客观因素，使得新老帝国主义不仅难有能力、也无意愿发起大规模战争，而且对阿富汗、伊拉克的侵略战争也表明，战争也无法有效促进科技发展与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和平与发展一直被视为当今世界的主题，新兴大国谋求和平崛起，在西方主导的秩序内崛起，如此西方强大国家很难找到发动“义战”的借口。因此，西方非常有可能在和平中衰落。
西方和平中衰落的重要体现就是当今去全球化日趋抬头，民族主义、新孤立主义日益兴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始作俑者是美国，但是在美国跨国企业从全球化得到最大利益的同时，美国政府、普通国民理所当然地成为全球化的大输家，双双陷入债务泥淖而难以自拔。欧洲、日本另外两大经济主体，同样也多半因全球化而把债务的悬河越抬越高。欧洲因此陷入持续的 金融、经济与社会动荡，至今看不到黑暗隧道尽头的亮光，因为整个行程早已被笼罩在世界经济低迷的漫漫长夜之中。金融危机爆发后，长期以自由经济卫士自居的美国，第一个祭出贸易保护主义旗帜，在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中，特别规定了“购买美国国货”条款。而后，不惜操纵舆论，像演电视肥皂剧一般，搬出一连串包括“丰田门”在内的贸易摩擦，不惜手段、竭尽所能地保护美国企业，增加国民就业。其他发达国家则纷纷效尤，英法等国甚至出台驱逐外国劳工等极端（法西斯）措施。
阻止或延缓中国和平崛起
在金融持续动荡、经济持续低迷、制度困境难以解脱、信仰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形下，资本主义显然身处总危机的火山口。如若国际社会一团漆黑，那么满腹怨气的大众只有在黑暗中忍耐和摸索。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中国经济社会搞得光彩靓丽，犹如富士山顶的皑皑白雪般迷人醒目；犹如山岗上的篝火，不仅温暖周边的人，也照亮夜行者的路。无疑，这势必对身处火山口的资本主义构成最大威胁。熄灭中国灯塔，打掉“中国模式”，阻止或延缓中国崛起，正在成为西方国家群起而攻之的主要目标。如此，积极向上但尚未完全崛起的中国，与江河日下而尚未完全衰落的美国，在历史的斜坡上很可能会迎面相撞，不确定性与风险由此滋生。
首先看贸易战。在整个国际贸易中，中国对外贸易势头最盛，而理所当然地成为重灾区。目前，中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世界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西方加剧对华贸易摩擦，这是正在进行时，而且很可能数量越来越多、节奏越来越快。不过，从世界经济史来看，贸易战总是双刃剑，在损害中国企业利益的同时，也会损害美国消费者以及相关企业的利益。因此，这是一个零和、至少是西方没有多大赚头的博弈。同样，从世界经济史尤其是近30年的经济史来看，金融战、货币战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来说不仅胜算大，而且收益也大，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金融业上占有绝对优势，近几十年来，在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攻城略地屡屡得手，由此金融资本获取丰厚的财务收益，而国家则获得战略收益。综观当今中国复杂的经济态势，未来西方若选择从中国急速大规模撤资，让中国繁荣的经济泡沫破灭并陷入一场金融危机，则可以较好地实现金融家财务与国家战略的“双赢”。
透视国际金融史，国际资本只有完成了两个阶段的运动，才有可能令东道国陷入危机，完成对一国财富的转移。美元资本进入中国，经由人民银行结汇，逐一形成人民币资产；相应地，中国增加了储蓄和外汇储备。这是美元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美元资本的主攻内容是要求中国尽量对外开放，降低美元资本流入门槛。迄今，美元资本一直心想事成，中国这些年基本上就是依照华尔街的要求而行事的。当美元资本完成投资周期、布局到位、吹起资产泡沫后，就要实施反向操作，急速大规模撤离中国。在这一阶段，美元资本的主攻方向是要求人民币升值、资本项目实质性开放，使得其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尽量多地换取美元而顺利撤离。美元资本急速大规模撤离，在南美、东南亚等国，都引发了经济金融危机。
鉴于此，中国所要做的是堵塞美元资本退出渠道，缩小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与汇差，或提高大规模急速流出之成本。然而，迄今中国的做法恰恰迎合美元资本的退出需要，拉大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与汇差，不断畅通美元资本流出通道——A股国际版，鼓励境外上市，开设股指期货，以不断放松资本项目管制为前提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久的将来还要推出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中国的这些做法，在客观上不是在减少中国的金融风险，而是在不断增加中国的金融风险，不断将中国推向危机的边缘。
唯有国有企业，堪当如此重任
日本大地震诱发海啸，引发福岛核电站严重泄漏，导致严重的环境与生态灾难。灾难一半归天灾，一半则是人祸。人祸就是东京电力公司为一己私利，隐瞒实情，让事态不断恶化。英国《金融时报》批评说，东电公司在本次核危机中的拙劣表现，加速了这场灾难的不可控性。近年来，西方国家一直高调咏唱“企业社会责任(CSR)”，东电极度无良，无疑是极大反讽。有分析家指出，倘若东京电力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料不至于让日本遭遇如此深重灾难。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在全球化下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国家，中国的国有企业肩负着异常的历史使命与现实重任，是其它任何一类企业制度形式所不能替代的。
国家安全的守护者。当今，经济全球化令世界市场渐趋一体化，作为世界市场的主要主体——跨国公司多来自发达国家，若将国家与企业依照经济规模放在一起排名，位列前100位的，公司数目多于国家。世界财富500强的公司，很多竟有相当于波兰这样的中等国家的经济规模，真可谓富可敌国，而且公司内部近乎都实行高度集权管理，在政策制定与执行力上，令诸多国家治理望尘莫及。
在跨国公司的母国，公司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接受大众舆论的监督，接受企业内员工的制约。但是，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在整个世界都在竭力向跨国公司献媚、向资本低头的情形下，东道国政府、大众舆论对跨国公司的监督非常薄弱。而且跨国公司的规避监管的手法巧妙而多样，公关与权钱交易隐蔽，如此，使得诸多跨国公司近乎为所欲为，在越来越多的行业占据优势甚至是垄断地位。在一些弱小国家（如中美洲、广大非洲），跨国公司甚至呼风唤雨，左右国家政局。
在中国，多年持续不断地扩大开放与引进外资，令越来越多的行业被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主导甚至垄断，越来越多的民族企业成为跨国公司的附庸——代理，成为跨国公司国际分工链的一个环节，没有丝毫的谈判与议价能力，而且在跨国公司面临艰难时刻，往往成为转移风险、转嫁危机的对象。值得庆幸的是，正是由于国有企业的存在，使得中国经济主权，总体上依然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实际表明，凡是国有企业居于主导地位的行业，经济安全就有保障；凡是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了的行业，经济安全状况令人堪忧。
在国际，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国有企业，有没有强大的国有企业，是一个国家保持经济独立自主的关键。上世纪70年代，在经济自由主义主导下，阿根廷卖光了所有的国有企业，在经济私有化与国际化中，换来了一时繁荣。但是，好景不长，从80年代债务危机开始，阿根廷经济由于失去了国有企业的定海神针，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由跨国公司操控，如此屡屡发生危机，经济陷入周期性动荡。而且，由于国有企业被彻底私有化，没有什么抓手对国民经济实施有效调控，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质押”来换取西方贷款（被视为“活命钱”），危机一来，大众只有接受经济严冬的无情煎熬，苦不堪言。
相反，墨西哥在美国与国际经济组织联手推行的经济自由化中留了一手，即保留了部分国有企业，而且在一些行业（如石油）国有企业甚至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政府基本能够有效应对，而且以国有企业做抵押，换取了西方“及时雨”贷款，稳定了金融，为经济治理赢得了时间与空间。所以，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国有企业的存在与发展非常必要，可以说是国家经济危难时的关键依托。
上世纪80年代初，法国的电子产业因私人企业技术水平落后，缺乏竞争力，面临被美国与日本企业垄断的危险。为此，法国政府对电子产业实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把电子产品生产的70%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并在5年内筹集了200亿美元用于开发电子技术，从而有效地防止了美日企业对本国电子产业的控制。[ 参见张崇康《国有企业市场定位的理性思考》，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在中国，除了国民经济主导与依托外，国有企业还在国防安全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多年来中国的军工企业（近乎清一色国有企业）一直不知疲倦、默默无闻为提升中国军事装备、实现国防现代化做出巨大贡献。地区强权、国际霸权对中国军工企业的关注、担忧与非议，恰恰反映出中国军工企业的存在与发展价值。
社会主义的实践者。连极端自由主义者都承认，资本主义不是人类的完美制度，但是迄今为止人类所选择的最好制度。然而，人类不可能停留在一个危机周期性爆发、两级分化不断加剧、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空前对立的世界。只要人类理想与智慧之火不会熄灭，就要探索出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好的世界或制度设计，社会主义就是一个重要选项。尽管苏联集权式社会主义的尝试最终失败，但是如同资本主义存在多样性一样，社会主义当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公有制，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就是国有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从她诞生那天起，就肩负着一个伟大的理想和神圣的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建国初期，在苏联的帮助下，156个项目建设，不仅稳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新生政权，而且奠定了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工业化的骨干地位，进而使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而后，中国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建立起完整与庞大的民族工业体系，正是在这些国有企业的支撑下，中国虽然身居发展中国家行列，拥有发展中国家之名，但是中国的实际表现——粮食与石油自给有余、工业自主创新、劳动者自豪而崇高的政治地位、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等等——远远超出一个发展中国家所能实现的战略目标。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改制以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降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靠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中国外贸、外储与GDP迅速做大，经济也日趋繁荣。但是，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如粮食、石油、精密仪器设备、知识产权、国际话语权、经济结构、尤其是人的面貌与社会结构等等，中国越来越像一个标准的发展中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貌与特征愈发清晰。
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应该体现在控制力上，而控制力又是由数量和质量决定的。质量是关键，数量是基础，没有一定的数量，质量就无从谈起。现代化法治国家，是改革开放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只要宪法依然是中国的根本大法、只要依旧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的实践者的角色不可替代。
民族精神的传承者。《易经》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几千年来，传承这种民族精神的主体是“龙的传人”，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及由她领导的各项社会主义事业，也在孜孜不倦地传承以及弘扬这种精神。中国的国有企业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伟大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弘扬者。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不再遭遇帝国主义的欺凌，为了弘扬民族正气，中国选择了所谓“要核子不要裤子”的战略，搞出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系列令世界震惊的伟大工程，这些伟大工程的重要实施者，就是国有企业。正是国有企业职工战天斗地（“天当被子地当床”）的英雄气概，正是有了“宁可少活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精神”，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与科学技术现代化才有了日新月异的进步，中国才能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包围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现代化国家。
共产党领导下的职工当家作主，激发了工人、知识分子的无穷创造力，培育了前所未有的“主人翁”的企业特质。1960年，鞍山钢铁公司职工制定了《鞍山钢铁公司宪法》，规定了参与、改革和融合的原则。诸如此类企业主人翁责任感，以及高水平的经营管理，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比比皆是，由此也创造了中国独特的“爱厂如家”企业文化。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以国有企业为龙头，“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全社会范围内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劳动模范和技术能手，由此创造了人类历史、社会主义建设史、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灿烂辉煌。
改革开放后，中国选择了一条“以市场换技术”诡异道路，在比较优势下基本放弃了科技创新的努力，越来越多的企业也放弃了研发，大搞“三来一补”的贴牌加工制造的快速生财道路。尽管国有企业不断萎缩，但是在与中国经济增长远不成比例的科技创新中，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依旧独占鳌头。近年来，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全部由中央企业获得。2005-2008年，中央企业共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7项，二等奖202项，分别占该奖项的52%和27.4%。“神舟”系列载人航天和“嫦娥一号”绕月探测工程更是成为中国自主创新、集成创新的典范。在青藏铁路、三峡工程、奥运场馆建设等重大工程中，中央企业技术创新成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由此成为广袤与深邃夜空中最亮眼的星星。
正是“铁人精神”、“孟泰精神”、“一团火精神”等等国有企业特有文化，汇聚了新的民族精神洪流，由此冲刷出一个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长期以来，正是这些洪流与岁月，鼓励着无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中国年轻人磨剑砥砺，发愤图强。在今天，物欲横流，铜臭泛滥，道德底线不断被穿越的时代，如此更需要传承、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民族精神。而国有企业的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内在一致性，与民族精神传承的内在一致性，由此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中必将谱写出新的光辉篇章。
社会责任的肩负者。为政府分忧、为社会负责是国有企业的天然属性。即便在市场长期占据主导的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实际承担状况要普遍高于私人企业。至于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抑或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国有企业与社会一体化是一个普遍现象，一类比较极端的情形就是“企业办社会”。
国有企业在成立之始，很自然会考虑与承担职工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及养老等多种社会职能，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近乎成为一个基层的社会单位。国有企业因为“办社会”，外加“铁饭碗”的“终身雇佣制”，由此一直扮演着“社会大家庭”的角色，使得企业内人际关系保持和谐，人力资本持续积累，职工创造性不断发挥。但是，“企业办社会”的“超载”不适应市场化的竞争机制，当轻装简从的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纷纷加入竞争行列后，国有企业在利润创造上的“低效”愈发明显。为了“增强企业活力”，实际则是“经济效率”、“利润创造力”，“超载”的国有企业被推上了手术台。
国有企业历经多种改制，众多国有企业由“办社会”转向“创利润”，承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少，如此导致另一种极端情形的发生，即企业把利润装入腰包，包袱甩给社会，责任由社会承担，由职工、失业者自己承担。企业社会职能的卸载和社会责任的缺失，使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如同私人企业、外资企业一般，在社会责任上处于“空载”状态。如此，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近年来，社会对国有企业积聚了并表达出越来越多的不满。
很显然，负责任的国有企业感受到了社会的不满，2006年国家电网公司在中央企业中率先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07-2008年有33家中央企业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远集团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被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评为典范报告。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动得到了国际、国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2008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明确对央企提出了“国家经济的栋梁和全社会企业榜样”的先进性要求。实际上，在中国三类企业中，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水平不高，但是相对来说，国有企业总体上依然要好于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
2010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发布了2010年《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蓝皮书主报告《中国100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2010)》披露：在中100强系列企业(包括国有企业100强、民营企业100强和外资企业100强)中，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28.9分)仍领先于民营企业(13.9分)和外资企业(8.1分)。其中，国有金融企业得分最高(38.7分)、中央企业紧随其后(37.3分)、其他国有企业处于旁观水平(11.4分)。但是，大众对国有企业的普遍高期待与一些国有企业的实际表现存在相当的落差，因此国有企业在社会责任上依旧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为此，应重新审视中国各类企业的制度安排，重构、强化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使其处于“适载”状态。
经济调控的执行者。长期以来，经济自由主义对国有企业的经济调控职能持怀疑与批评态度。理由是，在实施经济调控职能时，国有企业要占用一些本应该属于私人企业的资源，而这些资源被私人企业使用时会更加有效。然而，令人讽刺的是，在金融危机到来时，在私人企业行将被金融海啸席卷时，他们都强烈呼吁政府奋力搭救，实现私人企业国有化。这种“和平时期是自由主义，危机时刻是干预主义；平常时期要资本主义，非常时期要社会主义；对别人搞自由主义，对自己搞社会主义”双重标准，显示自由主义学者、新强盗贵族的伪善。
在诸多西方国家，国有企业通常作为一种解决市场失灵的组织机制而存在，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逐渐扩大与深入，市场失灵越来越频繁，在一些领域近乎成为常态，因此国有企业不仅一直存在，而且职能甚至有扩大的态势。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中央集权历史的国家，一个仍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国家、一个在国际经济中定位于赶超型国家，政府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突出角色毋庸置疑。这种“强政府”的经济与社会效能在东亚、在诸多新兴市场，反复得到实践的成功检验。
在当今中国，国有企业不仅是政府调控国民经济的重要途径，也是政府参与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力量。近年来，中国的宏观调控成效差强人意——自2002年开始的住房市场调控，结果是房价越调越高；2010年开始物价调控，结果是通货膨胀越调越高；此外，粮食、蔬菜、大宗商品等等，无一不是在调控中大起大落，这与熨平价格波动的调控目标相去甚远。究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民营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从中作梗（国家发改委已重拳出击），而国有企业逐渐丧失流通主渠道，稳定之锚的作用日益被侵蚀。建国后，国家通过在西部、边远、落后地区建设大批国有企业，有效平衡了地区与行业发展差距。如今，正是国有企业不断萎缩，市场失灵普遍存在，导致在整个国民经济领域，资产泡沫越来越大，虚热实冷情形越来越严重，地区、城乡、行业发展差距越拉越大。
干净财富的创造者。尽管肩负多种沉重使命，国有企业在财富创造上同样富有效率。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贡献者。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为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没有国有企业提供的电力、煤炭、石油等能源和铁路、公路、港口、邮政、通信等公共设施以及各种技术装备和技术人才，就不可能有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
据有关专家考证，从1950年至1990年，航空工业部总共得到国家投资约130亿元，生产了飞机和导弹等武器装备。在同等性能的条件下，这些武器如果以国际市场价格向外国购买，需要花2600亿人民币，即为投资的20倍。倘若考虑到中国由此建设了一个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支专业技术队伍，形成了庞大的固定资产，解决了近百万人的就业，那么贡献更大。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揭示：上海的轻纺工业，一个工厂一年的利润可以建设一个新厂，新厂都布局在成都、重庆、武汉、郑州等广大的内地，为国家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与世界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相比，高效率的国有企业远离血与火，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欺诈，创造经济效益的手段光明，道德高尚，财富干净。
经济使命或盈利性，是企业的“第一责任”。自由主义经济大师弗里德曼曾言：企业要依照股东的期望管理公司事务，在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前提下，创造尽可能多的利润。国有企业本应超越“第一责任”。但是，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制度设计下，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国有企业被纳入统一的会计与绩效核算，如此国有企业在改制的旗帜下，盈利性成为最重要标准，国有企业也由社会人变为经济人，即由一个社会的极端走向另一个经济的极端。正是盈利动机的强大牵引，使国有企业各类经济指标近年来不断迈上新台阶。
尽管创造财富是企业最重要的职能，但是相对企业其他职能，这也是一个最简单的职能。很多国有企业与跨国企业一样，通过市场的垄断（垄断的形式不同，实质一样），很容易实现经济指标的改善。从1978年到2007年，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却增长了25.5倍，资产总额增长了48倍，主营业务收入增长了28.5倍。中央企业是国有企业的主干，2002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7.1万亿元，营业收入3.4万亿元，上缴税金2914.8亿元，实现利润2405.5亿元，到2008年资产总额达17.7万亿元，营业收入11.9万亿元，上缴税金9914亿元，实现利润6652.9亿元。在2008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中，中央企业有19家，比2003年增加13家。一批中央企业不仅是国内行业排头兵，在国际市场上也有很强影响力。
现在的问题是，当国有企业不太赚钱的时候，挨骂；当国有企业很能赚钱的时候，还是挨骂。这当中也许有国有企业的不是，需要调整改进。但是，那些出言不逊者，怀抱什么心态，出于何种动机，值得探究。
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中流砥柱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在全球化下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大国，中国的国有企业肩负着艰巨的历史使命与现实重任，是其它任何一类企业制度形式所不能替代的。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类安全中扮演着重要地位与作用，是国家利益的守护者、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民族精神的传承者、社会责任的肩负者、经济调控的执行者以及干净财富的创造者。
在世界范围内，国有企业在理论上不仅易于达成“社会责任和义务以及公共政策目标”，而且在国家利益拓展、经济基础夯实、社会与经济安危中，扮演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中流砥柱。
国有企业能够有效约束资本的贪婪
人世间，最贪婪的莫过于资本。“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贪婪一方面可以焕发出巨大的物质财富生产力，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则不折不扣地产生无穷的破坏力，将自然环境、道德良知、社会秩序等一切积极社会要素，无一例外地拖进了市场这个“撒旦的磨坊”，碾个粉碎，社会的无穷灾难便由此开始。
政府的权力、大众的民力与企业或资本的钱力构成现代国家的三大基本力量，实践表明，若“权力—钱力—民力”三大力量保持相对均衡态势，社会则能保持相对稳定和谐。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政府权力凸显，积极有效使用民力，但资本钱力始终是遏制对象。进入资本主义尤其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利用其强大的钱力，不仅奴役民力，而且俘虏了权力，使权力与民力一道，成为企业的生产要素。强盗贵族们一方面利用他们豢养的学者、操纵的舆论，鼓吹自由民主，全方位有效地制约监督权力；另一方面，对外不断推进市场扩张，对内实行高度集权统治，建立起没有边疆、没有约束的“公司帝国”。一个清晰而不争的事实是，社会大众、普通公民可以肆意攻击、谩骂他们的政治领袖，但是公司员工绝对不可非议他们的经理老板；企业老板们可以任何一个理由让他们的员工加班加点，不辞劳苦地在世界奔波，而政府的权力根本无法企及。
节制资本，即用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来约束不断扩张与日益嚣张的资本，在经济自由主义复辟之前，早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中国也是倡导“节制资本”的先行者，先生一方面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资本家操纵国计民生，又主张大力发展国家资本，由国家经营主要工业部门。民生主义的一大要义就是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这样既能“防资本家垄断之弊”，又可“合全国之资力”以发展实业。
节制资本，一方面给资本戴枷，即用权力设定企业外部扩张的框架；另一方面将民力引入企业内部，实现资本社会化，使企业承担适当的社会职能与社会责任。历史经验表明，这种方式可以在一定的时空中有效约束资本，但是无法驾驭资本，而国家控股与企业工会，是驾驭资本最有效、最可靠的途径，这种制度安排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承担诸多职能，盈利不是唯一目的。从中国国企改革之前几十年的实践来看，国有企业能够把企业利益、职工利益、国家利益较好地结合在一起，成功地约束了资本的贪婪。
国有企业兼有部分政府与社会职能，是实现“权力—钱力—民力”和谐的最积极尝试。国有企业在公共利益与企业利益之间，能够把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实现自身企业利益，这应是国有企业有别于私人企业的根本特点，也是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全球公认的国际惯例。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主要是国家调节与控制经济的一个基本工具，各国设立国有企业的用意盖言有三：一是财政性目的，即扩大财源以满足政府支出需要；二是政治性目的，即为了维护和巩固政权，抵御外敌入侵或实施对外侵略，由国家控制某些经济要害部门；三是经济性目的，即通过国家直接投资经营，调节国民经济结构，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和协调发展。
国有企业可以有效避免全球化、金融化下资本扩张的负面效应
贪婪的资本与生俱来便遭遇“利润率平均化”与“边际报酬递减”的魔咒。为克服这两大魔咒，资本在技术结构上不断信息化，在形态上不断虚拟化、金融化，在空间上不断全球化、国际化。
资本由工业资本到商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形态越来越虚拟，相应的国民经济也越来越虚拟化、泡沫化。资本在虚拟化、泡沫化过程中，不断稀释真实财富，最后达到转移财富的目的。这是当代资本金融化、热钱化，以实现赚大钱、赚快钱的主要途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就是资本于国际、全球扩张，除了要摆脱“利润率平均化”以及“边际报酬递减”的魔咒、获取垄断利润外，另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要摆脱工会力量（民力的一种体现）与“政治工资”（权力的一种体现）的约束。资本的横向全球化与纵向虚拟化并行不悖，因为现代大型企业集团，都有自己的投资机构，宜工则工，宜商则商，能乘机捞一把就不会放过任何投机机会。
资本的虚拟化与全球化，在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仅给东道国政府与大众带来挑战，而且也给母国政府与大众带来挑战。跨国企业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收益，其利润如滔滔江水，源源不绝。但是，企业利润的增加并未导致母国国库收入的增加，至少是没有同等幅度的增加，因为跨国企业可以在税率极低的甲地注册，用乙地资源，到丙地生产，于丁地销售。即企业可以利用国际分工，利用转移定价等手法，轻松逃避税收。而为吸引企业留在国内，保住国内就业，政府则不断调降企业税负，如此进一步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
另一方面，政府应对全球化、金融化消极影响的开支不断增加。企业跨国生产、转移服务，导致母国失业增加，从而使政府的福利性支出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掏空产业，卷走就业，输出资本与利润，留下程度不等的烂摊子，主要由政府收拾。一些大企业、大机构因金融投机不慎，深陷债务囹圄，在“太大而不能倒”的思想胁迫下，政府还不得不伸出援手，如此将私人机构债务国家化。这样，政府的包袱越来越重，踟蹰前行。2011年7月底，美国两党为“提限减赤”进行恶斗时，美国国库的资金尚不仅苹果公司的流动性。日本《经济学人》有研究文章分析，当时美国跨国公司手中持有的现金高达两万六七千亿美元之巨。
很显然，全球化使资本尤其是跨国资本成了最大赢家，而国家、政府、社会、大众成了输家。美国前总统查尔斯·威尔逊有句名言：“凡是对美国有利的，必然对通用汽车有利，反之亦然。”如今，越来越清晰的态势是，凡是对通用汽车有利的，未必对美国有利，甚至有害。2008年危机前夕，美国家庭债务高达GDP的130%，如今依然为GDP的120%；美国主权债务累积已高达GDP的100%；若加上医疗、养老等或有债务，一个刚出生的美国公民，就得背负至少17万美元的债务，折合人民币就是名副其实的“百万负翁”。至于日本、欧洲等其他诸多发达国家，债务重负与美国类似，有的更加严重，如日本主权债务累积已高达GDP的220%，而欧洲PIGS（“猪群”）国家业已深陷债务危机。
跨国企业能够轻易避税、逃税，关键就是全球化、金融化、信息化碾平了国界，从而为资本的肆虐贪婪提供了新便利。与越来越少约束的私人资本相对照，国有企业在政府权力与社会民力的多重约束下，其社会价值导向远远超过经济利润冲动，更为关键的是国有企业有着清晰而明确的国界与国家烙印。因此，越来越严重的跨国逃税与避税、随便辞退职工或压低工人工资、违背或损害国家利益等私人企业通病，在国有企业那里鲜有发生。更为重要的是，在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或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资本奴役民力、俘虏权力被有效遏制，如此为建立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奠定了良好基础。
国有企业可以有效抗衡跨国资本的垄断与扩张
国际竞争自古就有，只是于全球化之下日趋激烈而复杂。就竞争主体而论，不仅有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有企业之间以及国民之间的竞争。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国家之间的竞争先于企业及国民之间的竞争。自国家诞生后，国家之间的政治与军事竞争就始终存在。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之间的政治与军事等方面的竞争正渐渐退居次要地位，经济竞争越来越凸显与激烈。这不仅体现在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战略的竞争、重要战略资源的拥有权与定价权的竞争、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以及国际经济规则的竞争，而且直接反映在不同国籍企业之间的竞争。
在企业竞争层面，发达国家的企业占据优势，诸多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仅经济实力富可敌国，如苹果公司、沃尔玛的销售额与利润额超过世界多数国家的经济规模与财政收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技术、管理、营销等诸多方面普遍超出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的民族企业。而市场开放与自由竞争的国际规则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有利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小舢板与航空母舰一较高下，实力严重悬殊下的自由竞争，必然使后进国家的弱小民族企业沦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猎食与并购对象，由此成为跨国企业国际分工链条的一环。
环视全球，市场不断开放下的后进国家民族企业多半成为跨国公司的附庸，获取低廉利润，难以做到资金、技术、人才的积累而实现自主创新，由此很难成长为可与跨国公司匹敌的巨型企业。在跨国企业遭遇困境时，它们往往成为风险转移与危机转嫁的对象，多半长期为基本生存而不断挣扎。当然，在一些后进国家与地区的某些行业，也有在狭缝中成长为可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竞争的民营企业，然而那是为数极少的例外，而且通常是在国家保护下成长壮大的。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抗衡的，近乎惟有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利用各种相对优势，在某一行业、某一地域，以垄断对抗垄断，即以国家垄断抵御跨国垄断，以“地头蛇”的方式来对抗“强龙”。因此，透视日趋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大凡有国有企业存在的行业与领域，其相对应的国家经济安全都有不同程度的保障，很显然国有企业的存在与活力跟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度成正比。
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危难时的最可靠依托
国有企业是跨国资本的死敌，因此消除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是跨国垄断资本处心积虑的目标。在强化市场竞争的同时，跨国垄断资本则另辟蹊径，从东道国内部的政策与法律入手，从相关代理人与利益集团入手，消除国有企业。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原本就是因应消除公有制、消除国有企业这一需要而诞生。跨国垄断资本通过各种途径向发展中国家大肆兜售新自由主义，其基本要义就是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以扫清垄断资本扩张的障碍。
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阿根廷、俄罗斯等国大张旗鼓地出售国有企业。阿根廷基本卖光了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包括银行业、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并实现了所有国有资产进入市场的“全流通”。但是，这些被变卖的国有企业经过短暂民营后，很快被跨国企业尤其是美国资本所收购，阿根廷由此丧失了战略性行业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权。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由外资主导，国家政治社会生活深受外国利益集团的影响。当金融危机爆发时，阿根廷因为没有国有企业的抵押或担保，美国及IMF拒绝给予资金援助，由此只能任由国家、民众在危机中煎熬，任由跨国垄断资本肆意宰割。
相反，墨西哥在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的潮水冲刷中，留了一手，保存了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在爆发金融危机后，墨西哥以国有石油与铁路企业的股权与收入作担保，获得及时援助。在俄罗斯，普京执掌克里姆林宫权柄后，对叶利钦时期的自由经济政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全力收复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行业，重组国有企业，保证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生活与国际地位因此有利明显改观。
结语：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中流砥柱
依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相对应的民族资本、民族企业）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依附跨国垄断资本，成为其国际分工链的一环，决定其软弱性；受跨国垄断资本的欺压与剥削，决定其斗争性。如果说，民营企业在经济效益增进上职能显著，在社会效益增进上有待进步，但是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则不能也无法寄托期望。道理简单，那就是不可以期待“跪着造反”来实现革命，自然也不可期待，作为跨国垄断资本的附庸，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就拿物流行业来说，中国民营企业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到了发展空间，赢得了很好的发展势头，但是在中国全面“入世”，国际“四大”物流巨头（即德国敦豪、荷兰天地快运、美国联合包裹与联邦快递）大兵压境后，过去一向信誓旦旦与外资物流巨头一决高下的中国民营物流企业纷纷缴械投降，竞相向外资物流企业投怀送抱。原因很简单，就是外资物流巨头报出了远远高于这些中资物流企业自己评估的收购价格。大利当头，脊梁股一下子便软了。
当然，企业家逐利，无可厚非；要求他们考虑国家利益，反而有些过分。实际上，为获得外资待遇，通过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国际避税港“回流”中国大陆的大量“外资”绝大多数是民营资本，他们像跨国公司一样积极逃税、避税，很多成为跨国垄断资本的“桥头堡”与“带路党”。而大凡比较成功的民营资本，在境外不开设资金帐户的恐怕是凤毛麟角，拥有多国护照乃至他国国籍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在“发展是硬道理”下，依赖民族企业促进发展，可以；在安全也是硬道理下，若依赖民族企业维护安全，恐怕过于离谱。所以，能承担国家经济安全职责的责无旁贷地落到国有企业的肩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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