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封面封底推介语：【仅仅几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迄今(本站注：作者写作于2012)已历经四次“大修”，无法克服的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周期性危机 --结构性危机 --系统性危机，由此将世界拖入一个严重不确定的时代。
持久而深刻的危机，令美国这个没有帝国主义之名的帝国，由资本主义世界的灯塔沦为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橱窗。
世界的时代背景正在发生巨变，资本主义面对的是一个跌跌撞撞的未来。国际秩序正进入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过渡的“无序”阶段,世界正远离“和平与发展”而进入一个“动荡与危机”时代。
资本主义还能走多远?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快车是否会停顿或出轨?实力迅速膨胀的中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本书将为您一一揭秘。】
第二章 国际金融动荡常态化（下）连载8
国际评级机构频繁制造危机
在无人看管的国际市场上，活跃着名一支为“华尔街”的“金融狩猎队”，该狩猎队囊括了以对冲基金为先锋、投资银行为核心、商业银行为后盾、会计师事务所为侦探等各类美国金融机构，围猎老弱病残孤的猎物。这支狩猎队四处寻找时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创造时机(没缝也要钻出一条缝来)，实施猎杀，而发起攻击的“冲锋号”则每每由穆迪、标普和惠誉这三大评级机构吹响。
只有权力，没有制衡
国际评级机构虽是私营企业，但因评级行业的特殊性而在市场中发挥特殊的监督职能，其监督对象既可是公司、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等债券发行人，也可是公司债券、市政债券、抵押证券等金融产品。只要是需要到市场上融资的实体和在市场上买卖的金融产品，都在其评价范围之内。由于评级活动对投资者决策和投资产品销量有重要影响力，评级公司拥有一种介乎于政府公权和市场私权之间的特殊权利。[ 参见黄莺、江涌《未能发现风险，频繁制造危机——评有罪无罚的国际评级机构》，《世界知识》2011年第10期。]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英国阿克顿勋爵也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目前，国际评级机构正处于“绝对权力”状态，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制约。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对象遍布世界各地，评级活动不受地域限制，但全球层面缺乏一个“中立”的国际机构对国际评级机构进行监管。国际评级机构的权力主要由美国政府赋予，并受到全球各国广泛承认。但美国政府对国际评级公司监管的出发点主要是维护本国利益，与后者的国际属性之间存在激烈冲突。
二是其他国家也很难对国际评级机构进行有效监管。在美国政府庇护下，国际评级机构拒绝公开评级模型和评级方法(2006年9月29日美国出台的《信用评级法案》规定，评级模型可以作为商业机密受到保护)。由于评级过程高度不透明，其他国家政府很难预见国际评级机构对本国评级的升降变化及具体时机，因此难以进行评估和监管。
三是美国政府赋予三大国际评级机构高度的“言论自由权”和“法律责任豁免权”。如果评级机构未能预见风险并阻止危机的爆发，将免受法律追究;如评级失误导致风险积聚和危机爆发，也将免受法律追究;如评级活动导致危机扩大和加剧，仍将免受法律追究。正因为国际评级机构的“怠职成本”和“渎职成本”如此之低，它们可以毫无顾虑、横行无忌。
由于受到美国政府的强大保护、同时缺乏有效外部监督和制衡，评级公司极易产生道德风险。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自身利益驱动下，对结构融资债券等非传统金融产品评级出现重大失误，最终引发系统性风险，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其间，美国国内和国外投资者欲告无门，而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却免受法律起诉。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抨击“评级机构已沦为受雇于发债方，并为其债券开具合格证明的公司”。
当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火蔓延到欧洲之后，欧盟开始反思评级外包引发的风险。受欧盟委员会委托撰写的《德拉罗西埃报告》(2009年2月完成)指出，欧洲银行将应当内化的评级工作统统委托给国际评级公司，弱化了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增强了风险的传染性和扩散性。《报告》建议，欧洲银行应当重新恢复内部评级工作，不应当过度依赖外部评级。
只有垄断，没有竞争
国际评级市场呈三巨头构架，且因“三大”都具美国血统，评级标准高度一致，因此这一市场内难以听到竞争性的观点。“三大”均以美国政治模式为标准，以美国政府的信念为信念，将西方政治体制作为衡量国家政治风险的标准;将人均GDP作为国家经济实力排序的依据;将“华盛顿共识”落实情况作为国家经济健康排序的依据;将“央行是否独立”、“货币是否可自由兑换”作为信用高等级的必要条件;将融资能力作为衡量偿债能力的标准。这套标准曾被历史反复证伪，且与现在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各种发展模式竞相争雄的时代特征格格不入。继续沿用这一标准来要求世界各国，无疑是在“墨守成规”、“刻舟求剑”、自欺欺人。
三大评级机构“刻舟求剑”的最好例证是对美国主权信用风险的评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对美国国债安全性的质疑声浪越来越大，但三大评级机构却始终无动于衷，一直给予美国政府最高信用等级。按照它们的逻辑，美债市场依旧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深度最深、流动性最强的债务市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依然处于无人能及的核心地位;美债市场崩溃意味着全球效率的损失和风险标尺的消失，此外，全球资金也将无处安身……因此，美债的“特殊性”依然存在，并依然是全球最安全的债券。
诚然，美国国债市场在规模、深度和流动性方面仍然无人能及，但持有美国国债风险上升也确实是不争事实。这一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都已超过国际公认警戒线。2003-2008年，美财政赤字在GDP的2%至5%之间波动。2009年和2010年膨胀到10%和8.9%。2010年，美联邦债务将占GDP比重达到64%，如果加上地方债务将占GDP的92%。
二是美国早已从全球最大债权国沦为最大债务国。1985年美国从净债权国变为债务国，结束了自1914年以来作为净债权国长达70年的历史。2004年，美国进一步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之后，美寅吃卯粮、借债度日之风越演愈烈，最终引发次贷危机。
三是美债投资者过于集中。目前，美国国债的最大投资者依次为美联储、中国和日本。美联储在量化宽松后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负面作用会不断凸显，如此不断压缩美联储的运作空间。中日持有巨额美债，正遭遇越来越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增持越来越谨慎，减持的压力越来越大。
如果没有竞争的声音，或许美国国债的风险问题会被三大评级机构一笑置之，并成为下一次全球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面对国际评级公司频繁下调欧洲高债务国主权评级的举动，欧盟强烈指责它们在美欧之间奉行双重标准，责问为何美国可以免于降级?
2010年7月，中国的民营评级公司——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发布首批50个国家信用等级报告，将美国本外币信用等级评为AA，低于中国的信用等级。11月9日，大公再次发布美国跟踪评级报告，将其本外币国家信用等级由AA调降至A+，展望均为负面。在大公与三大国际评级公司的美国主权评级对决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信用等级评判的标准。大公将创造实际财富的能力和自主偿债能力作为重要标准;而“三大”将“借新债还借债的融资能力”作为重要标准，谁更合理，谁更公正，立见分晓。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不得不对美债风险有所表示。2011年1月，标普和穆迪发出警告，指出美主权信用评级可能被下调。2011年4月18日，标准普尔将美主权信用前景展望从稳定调低至负面。从此，美“国债安全神话”被破除，美国政府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方式将被更多地纳入到市场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框架内。
一言定生死，一言乱城邦
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一向以“公正”面目示人，但在许多金融危机中，它们却扮演了助纣为虐、甚或霸权工具的不光彩角色。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分析，世人期待国际评级公司能够发挥两个作用，一是客观地警示风险，消除信息不对称;二是及时地提示风险，避免危机发生。但是，回顾近二十年来的国际金融动荡史，“三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实在耐人寻味。国际评级机构从来不将预防和制止危机视为己任，反而总是精心选择恰当时机，放大甚至制造危机，令“利益有关方”浑水摸鱼。
后知后觉者。由于评级信息滞后、受本身研究方法的限制、或受自身利益的蒙蔽，评级机构往往不能有效预见大型危机的爆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国际评级公司未能发出任何警告。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国际评级公司给予债务抵押债券等结构性金融产品以AAA评级，导致市场严重低估了相关产品的信用风险。欧债危机爆发前，国际评级公司也未能提前预警。希腊长期“修饰”其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国际评级机构对此毫无知觉，一直给予其高评级。2009年10月中旬，希腊政府宣布将2009年预算赤字从之前公布的6%大幅上调到12.7%。两个月之后的12月8-22日，“三大”突然密集下调希腊主权评级，令希腊债务问题迅速上升为债务危机，引发并加剧市场恐慌。
落井下石者。“三大”通常只是在危机爆发后，或在尽人皆知的风险急速增加之间，匆忙应对，降级过激，加剧危机的破坏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穆迪在11月28日至12月11日的两个星期时间内，连续多次下调韩国外汇债券和票据的评级，导致韩元兑美元汇率暴跌、股市一落千丈、中型企业不断倒闭，最终引发全面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冰岛银行业岌岌可危。标普、惠誉远离专业机构的正常水准与职业道德，在冰岛陷入困境后，连续下调冰岛主权评级，令冰岛银行业几乎崩溃，而冰岛政府也濒临国家破产的边缘，并成功将冰岛“地火”引向欧洲，导致欧洲债务危机。
恐慌制造者。2010年开始，欧洲债务危机从希腊蔓延至爱尔兰、葡萄牙，每次危机都是由国际评级机构的降级拉开序幕。每次危机前，三大机构都选择在相关国偿债高峰到来之前宣布降级决定，导致这些国家的市场筹资成本骤然升高，甚至面临债务市场的突然关闭。在葡萄牙债务危机爆发后，一些美国学者惊呼，葡萄牙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危机，是评级公司制造了危机，导致葡萄牙政府无法从市场上获得融资，最后不得不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援助请求。
国际评级机构接二连三掀起欧债风暴的做法，引起了欧盟的强烈不满。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帕雷默抗议说：在当前经济危机时期，评级机构已成为引发市场波动的一大来源。评级机构做出的决定通常具有滞后性，且它们往往根据过时的信息来做决定，从而放大了危机的效应。
长期以来，在以美元为中心的浮动汇率体系中，国际评级机构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一道，充当为美国资本开疆辟土的急先锋。在以信用关系为基础的现代经济社会中，掌握评级大权的国际机构既可以对企业做到“一言定生死”，也可以对政府做到“一言乱城邦”，其市场影响力可谓举足轻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感叹道，“我们生活在两大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但是，在全球市场赋予国际评级机构巨大权威和信任的同时，国际评级机构却从未将“阻止危机”视为己任，反而屡屡扮演危机放大器和助推器的不光彩角色，其“立场”决定“观点”的评级信条开始遭受越来越多国家的质疑和挑战。
美欧博弈，一马当先
从2009年底到2011年4月，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将主要精力放在欧债问题上，并采取协同作战、轮番降级的方式，将欧洲债务危机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从2010年5月的希腊危机，到2010年11月的爱尔兰危机，再到2011年4月的葡萄牙危机，国际评级机构总是选择在这些国家偿债高峰到来之前发布危机警示、降低信用等级，从而引发市场恐慌，大幅增加相关国家的筹资成本。在这一过程中，国际评级公司和华尔街对冲基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战术配合。在“三大”下调希腊主权评级后不久后的2010年2月，华尔街对冲基金举行了做空欧元的盛宴，定下了“空欧元、多美元”的策略，合力逼迫欧元对美元大幅贬值。
正是得益于欧债危机的间歇性喷发，美元对欧元汇率几经起伏，并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经济遭重创后始终被投资者视为最后“安全港”。在这期间，国际评级机构不仅屡次下调欧元区部分国家的主权评级，还下调了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主权评级。尽管美国国债市场问题不少，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似乎还是要安全一点。也就是，呈现在国际投资者面前的是一筐烂苹果，而美国国债这个苹果腐烂得最少。正是这一判断，驱使全球资金在金融危机后仍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帮助支撑美国国债的低利率，避免了美国融资链条的突然断裂。
欧债危机在持续发酵一年半之后，欧元区边缘经济体纷纷落马，不得不寻求援助。现在，最大的悬念是，欧债之火会继续蔓延到西班牙吗?或者应该问，三大国际评级机构还会继续拿西班牙做文章吗?
实际上，在欧债危机的每个阶段，西班牙主权和银行评级都会受到“三大”的敲打。希腊危机爆发后不久，标普于2010年4月28日首先将西班牙主权评级从最高级AAA下调至AA。当爱尔兰危机开始显现后，穆迪2010年9月宣布把西班牙主权评级从Aaa降到Aa1。葡萄牙危机持续发酵之时，西班牙受到直接牵连。2011年3月4日，给予西班牙AA+评级的惠誉公司宣布，将西班牙主权评级展望降为负面。六天后，穆迪将西班牙主权信用评级从“Aa1”下调至“Aa2”，展望为负面。3月28日，穆迪下调30余家西班牙银行的债务等级，下调幅度在1-4级之间，短期前景为负面。在国际评级机构的轮番轰炸下，西班牙政府和银行的融资成本不断攀升，偿债能力大打折扣。
西班牙是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一旦被迫寻求援助，欧洲现有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将很有可能被压垮。欧债危机很可能向欧元危机转化。或许只要国际评级机构按兵不动，西班牙问题就不会转化成危机，欧盟也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时间表来消化西班牙问题。
但是，国际评级机构会对西班牙网开一面吗?尽管西班牙政府和欧盟都极力否认西班牙陷入危机的可能性，但西班牙的许多指标并不乐观。尽管西班牙国债规模可控，但受房地产泡沫破灭等问题拖累，银行坏账堆积，重组成本接近1000亿欧元，大大高于之前西班牙政府的估计。此外，据国际清算银行估计，外资银行在葡萄牙的风险敞口总计3220亿美元，其中西班牙银行业持有1090亿美元，约占1/3。可见，在西班牙问题上，国际评级机构不缺借口，缺的只是立场和态度。
指点美债，装模作样
美国国家和三大评级机构的关系是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没有前者的法律上的授权，政治上的呵护，商业上的支持，就没有后者在国际评级行业中的至高无上地位。因此，国际评级机构为保护自己权力的来源且维护在市场中的地位，将千方百计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保持美国AAA主权信用等级。
但是，2008年后美国政府赤字的不断恶化和国债规模的不断膨胀，使国际评级机构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为维护评级权威，它们必须对美国主权债务风险予以警示;另一方面，它们又害怕相关警告引发美国债市场的大规模抛售，破坏美元体系的根基。
国际空间的挤压进一步增强了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危机感。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一直强烈指责国际评级机构在美欧之间奉行“双重标准”，并积极着手修改欧盟法律，力图限制国际评级机构在欧洲的活动;中国也建立了国际评级公司，并将评级范围从本国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体，与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积极争夺话语权。在种种压力之下，标普不得不摆出姿态，对美主权信用风险小加警示。
但是，标普对美债风险只是点到为止。标普“恫吓”，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在2013年之前达成减债方案，届时将下降美政府信用评级，但是与“三大”一贯雷厉风行、说降就降的果敢作风相比，这次对美国的警告显然是在做秀，装模作样。
面对标普的降级威胁，美国白宫的回应是“标普降级是有争议的，而非专业判断”，美国财政部更是不屑地说：“标普低估了国会和白宫的能力。”美国政府似乎并不把标普的警告放在眼里，记在心上。当然，标普也不可能会在两年后实践它的诺言。三年前，穆迪也曾信誓旦旦地警告说，如果美国政府对房地美和房利美提供财政支持，将降低美国主权评级。但是，美国实施量化宽松，开闸放水，穆迪的警告自然不了了之。很显然，三大机构再愚蠢，也不会宣判自己死刑。
剑指新市场，酝酿新风暴
从2010年年底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陆续发布警告，指出资本大规模流动和通货膨胀将是新兴市场面临的两大经济风险。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过半年时间的短暂调整，一度撤离新兴市场的国际资本重新大规模回流。据国际金融协会估计，2010年流入30个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高达8250亿美元，比2009年多2440亿美元，仅次于2007年的1.3万亿美元。国际资本回流新兴市场，主要是受经济高增长预期和套汇套利空间扩大的利益驱动，并在新兴市场引发通胀压力上升、资产泡沫膨胀、汇率升值过快打击出口等诸多负面影响。
此后不久，国际评级机构也加入了这场唱衰新兴市场的大合唱，并将中国圈定为高危风险国。2011年4月1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就中国经济面临的中期风险发出严厉警告，称中国大陆和香港可能正在形成信贷及资产泡沫，最终或将破裂。次日，惠誉将中国的长期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的展望从稳定调整至负面，认为未来3年，中国发生系统性银行危机的风险将高达60%。三天之后，穆迪也宣布将中国地产业评级前景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并大胆预言“中国内地房地产只赚不赔的时代即将终结，而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也将破灭。”
种种迹象表明，新兴市场很可能继欧元区小国之后，成为国际评级机构重点监控的对象。鉴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令美欧灰头土脸，大地震与核辐射让日本深陷囹圄，而以“金砖”为代表的新兴市场逆势而上，此消彼长，美国愈发按捺不住，如此，一方面要持续修理欧洲，制止欧元对美元的强劲挑战;另一方面，腾出手来，利用时下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问题，挫一挫新兴市场的锐气，三大机构剑指新兴市场，发出了“暴风雨就要来啦”的呼喊，依照历史与惯例，新兴市场当凶多吉少。
国际金融危机一再表明，国际评级机构确实拥有改变国际资本流向和流速的巨大能力。现在需要全世界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国际评级机构是否在发表言论时应更加负责任?当其言论与现实情况或未来趋势严重不符时，如何追究其责任?国际评级行业的行业准则和社会责任条款何时才能制定?国际评级机构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从危机预言者到危机预防者的转变?
美元资本环流与中国金融风险
当前，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海啸的后遗症持续发酵，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大宗商品价格危机、新兴市场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危机等交相呼应。国际金融波诡云谲，世界经济乱象丛生，其根源主要在于美元主导地位与美元资本环流。美国利用美元地位与美元环流加剧、制造国际金融动荡，转嫁危机用意愈发明显。钱多人傻的中国无疑成为美国转嫁危机的对象。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中国在金融政策上所做的近乎诸多的努力，不是在减少风险，而是在不断增加风险，不断将自己推向危机的边缘。
经济金融化与美元资本环流
美元原本就是一种货币，一类绿色纸张抑或电子符号。当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时，就变成了美元资本。在赋予其美国国家力量、华尔街所代表的金融市场力量后，它便成了可以摧毁一切力量的美元国际资本，把一个个独立的国家、分割的市场卷入美元资本的国际环流之中。
美元资本迄今经历了两大形态：即工业美元资本和金融美元资本。工业美元资本也有过“血腥与肮脏”的发展阶段，但是以福特为代表的强盗贵族们发现，只有劳动阶级有足够的购买力，他们的产品才有更好的销路，才可以获得更多利润。因此，劳资合作共赢的“福特主义”大行其道，曾长期作为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
然而，华尔街所代表的金融资本之狼一直窥伺于山岗之上，他们通过各类金融手段，将越来越多的资源、创造财富的企业、形成决策的政府、影响社会的舆论控制在自己手掌之中。1913年美联储成立，代表金融资本力量的“摩根主义”在美国正式生成，标志着金融资本正式登上美国的政治舞台，对国家、国民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就是金融资本嚣张的直接结果。“福特主义”的代表者罗斯福，顺应社会要求给金融资本“戴枷”的呼声，向金融资本宣战，开启了“罗斯福新政”，让“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变为“太大而不宜生存”。由此，为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30年繁荣奠定了基础。
但是，美国的金融资本从来就没有停止复辟的努力，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角逐进入白热化。80年代初，保守主义者里根抢得白宫宝座，为金融资本赢得了博弈先机。到90年代末，《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终于被废止，金融资本战胜并统御了工业资本，“福特主义”完全让位给“摩根主义”，美国经济由此向金融化加速挺进。
“摩根主义”的发展与经济金融化的实现，在经济史外另有一个内在的演绎逻辑，那就是，贪婪的资本遭遇到一个天生的魔咒，就是“利润率平均化”与“边际收益递减”，这与资本总是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相矛盾、相抵触。资本为克服这一魔咒，在外部市场上趋向垄断，在内部管理趋向专制，而在表现形态上趋向虚拟，因此由农业资本、工业资本不断向商业资本、金融资本演变，形态越来越虚，赚钱越来越快。因此，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扩张、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必然结果。
“福特主义”为“摩根主义”替代的经济基础，是美国实体经济不断萎缩与虚拟经济持续膨胀，而意识形态的更替也加速了国民经济虚热实冷的态势。随着“福特主义”被“摩根主义”替代，美元的支撑力量也由工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蜕变。由工业资本支撑的美元，以及以美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要求汇率稳定、利率稳定、金融市场稳定，如此便于投资周期中生产经营成本的核算。但是，金融资本厌恶市场稳定，犹如细菌厌恶真空一般，因为只有动荡才有投机机会。
金融资本是资本演化的最高阶段，金融资本主义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社会中，华尔街在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华尔街银行家、金融寡头操控一切，成为万能的统治者。每个大工业企业都建立起自己的财务或投资公司，非制造收入逐年增加，直至今天普遍超过了制造收入，如福特公司在相关汽车金融上而发展的金融业务收入远高于汽车生产与销售收入。金融资本在美国国内取得压倒性优势地位后，利用跨国公司的力量、社会舆论的力量、国家政府的力量，超越国家边界，于世界扩张，这就是金融全球化，实质是美元资本全球化。
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道奇计划”与“第三点计划”，都是美元资本的国际化，美元的国际主导乃至独占地位由此奠定。但是，此阶段美元的国际化基本都是在工业资本的支撑下实现的，同时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美元输出的背后是“美国制造”的输出，受援国必须用得到的美元购买“美国制造”，由此衍生出由美元资本主导的一整套市场服务体系(如美元交易与结算系统)与国际经济秩序(如WTO、IMF和WB)。这一套体系与秩序反过来为美国跨国公司的扩张、美元资本的扩张、华尔街势力的扩张提供了便利。
金融全球化与金融资本主义的国际扩张，在经济史外也有一个内在的演绎逻辑：美元资本国际扩张，建立起完整而严密的国际分工体系，美国通过技术创新始终处于国际分工链的高端，用知识产权、标准化等人为因素，分享、剥削处于分工链低端后进国家的利润。但是，随着后进国家在“边干边学”中成长，他们的产业结构也在升级，而美国工业技术革新不及一些新兴国家“边干边学”的成长速度。为了保证垄断利润，美国加快在虚拟经济领域的创新——服务与金融创新。因此，金融全球化与金融资本主义的国际扩张，同样是国际分工的必然结果。
在美国，随着经济金融化的发展，实体经济的回报越来越低于虚拟经济的回报，社会优质资源被纷纷吸引到虚拟经济中，不仅是常青藤大学(曾经侧重人文教育)、连诸多赠地大学(曾经侧重理工农医教育)，都纷纷开设经济学与金融学专业，在未来高回报的引导下，白人精英纷纷抛弃数理化而转向经济与金融，如此美国的科技创新逐渐失去了后劲，金融创新取代科技创新，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的各类金融产品市场价值竟然是GDP的六倍之多。“美国制造”本土越来越多的是金融产品，贴着美国品牌的产品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国外。金融发达直接催生资产与经济泡沫，而资产泡沫的最大功用就是在稀释财富的过程中转移财富。
华尔街利用一切力量，将一个个独立的国内市场、区域市场，改造成为国际金融市场，改造成自己的狩猎场。在全球范围大玩资产泡沫游戏——其实就是中世纪威尼斯犹太商人所贯玩的把戏。华尔街的前台——美联储发行美元，华尔街各类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影子银行”则通过各种手段与产品把美元输送到世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形成各种投资，在各类国际金融市场大肆投机，由此形成蔚为大观的美元国际环流——美国输出的是绿色纸张与电子符号，流经广大发展中国家，流经全世界，为美国带回优质产品、服务与增值利润。美元国际环流恰如人体血液循环，所不同的是，血液输送的氧气与养份，经与细胞交换，带回二氧化碳和废弃物。美元环流将美国“废弃物”(各类风险，如次级金融衍生产品)输送给世界，给美国带回的却是丰富养份。
因此，美元环流是美国不劳而获的秘密，不事生产而养尊处优的秘密，也是发展中国家勤劳而不富裕的秘密，是新兴市场对美国、美元资本依赖(“越喝越饥渴”)的秘密。美元地位与美元环流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硬实力、软实力以及所谓“巧实力”所确保的就是美元地位与美元环流。美国通过一切力量确保美元主导地位、畅通美元环流渠道——施压一个又一个国家开放市场，最佳状态就是废除资本账户的一切管制。因此，凡是扩大金融开放、实施金融自由化的，都是美国鼓励与支持的，是《时代周刊》所宣扬表彰的，都是美国的朋友;相反，凡是有损美元地位、阻碍美元环流的一切要素，都是美国的敌人，诸如萨达姆、卡扎菲与查韦斯等，必须加以清除。
国际金融加剧动荡的根源：美国国家债务国际化
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首先是信贷危机，信贷危机引发广泛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美国政府抛弃自由主义，挽狂澜于既倒，将银行、企业的债务承接过来，实行“私人债务国家化”。
透视美国巨额债务的解决方法，无非减少支出与增加收益。减少医疗、养老等公共开支，普通民众不答应;减少军费等国防开支，军工利益集团不答应;美国产业空心化持续多年，企业本土盈利能力不断下降，而且企业的收益增加不必然导致国家税收的增加(全球化使逃税、避税轻而易举)，增加税收都会遭遇相应阶层的反对。美国玩的是选举政治，两党极力讨好选民，在国内做减支增收的文章显然不符合实际。当美国政府不愿放弃霸权，而又不能承受巨额债务重压后，“国家债务国际化”，即向外转移风险、转嫁危机是美国的必然选择，而最便捷、最经济转嫁形式就是赖账，通过美元地位与美元环流，让全世界、但主要是由那些“钱多人傻”的美国债权人来承担。
美元贬值是美国赖账的首选。美国汇集世界价廉物美的商品与服务，多年来，一直处于世界通货膨胀最低的国家之列。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降到0-0.25%，且大肆印刷、发行钞票，掩耳盗铃曰“量化宽松”。为了使美元不在美国内泛滥而引发通货膨胀，华尔街通过一系列操作，如吸引国际企业到美国上市、以FDI或直接以热钱形式输出等等，加速美元国际环流，亦即进入国际市场、新兴国家市场，爆炒大宗商品，投机东道国各类资产。这样，滥发货币、美元贬值不会显著影响美国居民生活，而是增加“拥抱美元”的那些国家的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
量化宽松让美元泛滥，一个重大风险就是美元或将出现自由落体式贬值——暴跌，这有可能使那些“钱多人傻”的债权人弃之如敝履，从而令美元丧失国际“王者地位”，倘若如此，当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在量化宽松的同时，美国必须做另一手准备，那就是努力打压美元的挑战者与替代者。地球人都知道，这个“僭越者”无疑是欧元。如此，不难看出，美国的金融机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评级机构等——对欧洲债务那么感兴趣。
美国霸主地位依赖三大支柱：强大的军事力量、金融力量(市场力量)以及完整的国际体系秩序(政治力量)。美国主张金融市场自由，反对对国际金融市场进行监管，如此在这个无人看管的国际狩猎场上，活跃着大体以对冲基金为先锋、投资银行为核心、商业银行为后盾、会计师事务所为侦探等各类美国金融机构参与的庞大的“金融狩猎队”，围猎老弱病残孤的猎物。这些狩猎队四处寻找时机，创造时机，实施围猎，而发起攻击的“冲锋号”则每每由穆迪、标普和惠誉这三个美国评级机构吹响。欧盟的政治短板是“金融狩猎队”一贯看中的裂缝，因此“金融狩猎队”一直伺机、造机猎杀富有而不团结的欧洲。如今，这支“金融狩猎队”当然成为美国赖账同时又避免美元危机的依靠力量。
实际上，美国债务要比欧盟(或欧元区)平均债务水平高得多。从赖账历史记录、赖账能力与现实需要等各方面来看，美国赖账风险也要比欧盟高得多。但是，长期以来，作为美国强权工具的三大评级机构，对美国债务视而不见，对来自国际越来越激烈的批评充耳不闻，不仅硬挺美国最优(“3A”)评级，而且不断降低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欧盟国家信用等级，与高盛等构成的“金融狩猎队”一道，努力将欧盟推向危机边缘，实质就是要把欧元推向危机的边缘。如此，欧元就无法在美国量化宽松与美元持续贬值中变得更具吸引力。美国的所作所为就是向世界表明：尽管美元美债比较烂，但是能够替代的货币与资产更烂;当今世界投资者，除了美元美债，你们别无选择。
实际上，欧洲已经为美元地位与美元环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华尔街创造的次贷债券，将近40%被欧洲投资者持有。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诸多西欧金融机构迅速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纷纷从东、南欧国家撤资，如此引发东、南欧国家金融危机，包括如今情势异常严峻的希腊债务危机。
富裕的欧洲所潜藏的政治一体化裂缝，为美国转移风险、转嫁危机提供了契机。新兴市场最大特征就是“钱多人傻”，如此必然为美国庞大债务削减、维持霸权地位所需的收益增加，提供了另一个狩猎契机。无奈，正是世界的无能与美国的狡猾铸就了美元主导地位与美元国际环流!
中国的金融政策实际在增加自身的金融风险
近几十年来，通过发展外向经济、持续参与国际分工，中国经济(GDP)实现了高速增长，东部沿海实现了经济繁荣。但是，这种因国际分工而实现的繁荣，是通过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廉价环境、廉价主权(超国民待遇)而实现的，是通过将更多的成本、代价转移给中西部地区而换来的。也就是说，东部沿海地区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中西部地区、使中西部发展相对停滞为代价的。如此，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失衡与裂变，即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俨然出现了先进的东部与落后的中西部、发达的城市与停滞的乡村、富裕的小部分与贫穷的大多数的并立与对立。由于发达的城市与富裕的小部分绝大多数集中在东部，因此可以概言之，东部与中西部的落差是中国最为突出的经济裂变。
实际上，消耗国内资源、奉行国际导向的东部沿海地区已跻身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由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是以美元主导地位、美元资本国际环流为核心，因此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实际上处于美元圈，嵌入美元体系，属于美元经济。这种在开放的后进国家比比皆是的经济形式，其本质属性是一种附庸经济，它一方面必将固化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工上，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与服务;另一方面，在资产证券化、经济金融化大潮下，其资产会随着美元资本环流而飘移，也就是说中国创造的财富越多，随着美元资本环流而飘移的也就越多，中国愈发陷入“勤劳而不富裕”的陷阱。更为严重的是，当今美国深陷债务囹圄，急于转移风险、转嫁危机，处于严重不对称依赖(实质就是附庸)的中国，必将、必然是美国转移风险、转嫁危机的对象。近年来，中国所奉行的货币政策愈发清晰地印证着这一论断。
首先，中国将人民币定价权交给了美国。在2005年实行“汇改”之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一值在美国的重压下“单向升值”，而“汇改”所确立的有管理“双向浮动”名存实亡。“汇改”后的7年是人民币升值的7年，由“汇改”前1美元兑8.11人民币，升值到目前1美元兑6.45人民币，累计升值22%，越来越多中小企业在人民币升值中、在国家经济繁荣中破产倒闭。
其次，中国将人民币发行权交给了美国。1999年12月底至2011年6月底，外汇占款占中国货币发行量的比例从12%升至32%，同期准备金存款占储备货币的比例从42%升至75%。很显然，中国人民银行在加速货币局化，人民币在加速美元券化。这是中国通货膨胀加剧、物贵人贱的本源。自主发行货币以及自主确定货币汇价，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对于维护一国经济安全具有基础性意义。中国货币被动发行，实质就是一类货币替代，而货币替代是一国沦为经济附庸的重要指示。
货币主权(自主发行权与定价权)的丧失，是中国金融风险积聚、经济乱相丛生的渊薮与滥觞。近年来，中国在经济金融领域，不仅主权丧失，而且一系列的应对策略也十分诡异，让人莫名其妙。
不知疲倦地吸纳、积累美元。当中国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大关时，金融高官强调，中国外汇储备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此外汇储备多多益善。然而，积累的外汇储备不是用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与民生改善，而是不断支持美国消费与军事扩张;我们的高额居民储蓄没有正常渠道应用，却大搞“寻底竞赛”热烈欢迎外资，将宝贵的市场拱手让与美元资本;挤压、剥夺企业于资本市场融资权利，使大批中资企业到境外(尤其是到美国)上市吸收美元，而境外上市企业通过后续的增发配股和债券融资，持续地引导美元流入国内;……，如此等等，不断引导过剩美元进入中国。
为应对日益汹涌的美元资金流入，抑制不断攀高的通货膨胀，相关部门采取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办法来控制货币总量。存款准备金从2005年汇改后的7.5%提高到今天21.5%(大型金融机构)和18%(中小金融机构)。环顾当今世界，中国有如此之高的存款准备金，实属奇迹。这样，进入中国的美元资金越多，在存款准备金不断提高的作用下，国内企业的人民币资金头寸就越紧。实际上，引入美元的通常是外资或中外合资企业，它们丝毫不受准备金调高的影响，而调高准备金主要是收缩中资企业的信贷，如此导致中资企业日益吃紧，中小企业纷纷倒闭，为了生存，纷纷祈求外资援手，导致外资在华不断扩张。
央行买进的美元在持续贬值，卖出的人民币在持续升值。海外美元持有者向央行换取的人民币资金的在华收益率往往在20%以上，而央行持有的美元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其收益率往往不及外资在华投资收益率的五分之一。近年来，中国央行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从事着这项亏本的货币交易，充当着“中国财富全球输出”的角色。依照2011年5月末的外汇占款(24.39万亿人民币)相对于实际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损失至少在7千亿美元(对应的是4.55万亿人民币账面亏损缺口)，因此有学者赋予中国央行以“水平最臭的对冲基金”称号(详见徐斌的《中国央行是全球最大水平最臭的对冲基金》)。
更为重要和危险的是，中国金融部门对中国现今所面临的巨大风险，似乎浑然不觉。透视国际“金融狩猎队”的做法，美元资本只有完成了两个阶段的运动[ 有关美元资本的“两阶段运动”的论述参见余云辉、江涌《资本账户开放：中国的利弊得失与现实选择》，《国有资产管理》2012年第6期。]，才能完成对一国财富的转移。美元资本进入中国，经由人民银行结汇，逐一形成人民币资产;相应地，中国形成了储蓄和外汇储备。这是美元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美元资本的主攻内容是要求中国尽量对外开放，降低美元资本流入门槛。当美元资本完成投资周期、布局到位、吹起资产泡沫后，就要实施反向操作，急速大规模撤离中国。在这一阶段，美元资本的主攻方向是要求人民币升值、资本项目实质性开放，使得其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尽量多地换取美元而顺利撤离。在南美、东南亚等国，美元资本急速大规模撤离，引发经济金融危机。美元资本在这些国家经济危机接近尾声时，再次流入抄底，形成新一轮的资本运动。鉴于此，中国所要做的是堵塞美元资本退出渠道，缩小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与汇差，或提高大规模急速流出之成本。然而，中国相关部门的做法恰恰迎合美元资本的退出需要，拉大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与汇差，不断畅通美元资本流出通道——A股国际版，鼓励境外上市，开设股指期货，以不断放松资本项目管制为前提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此外还不断努力将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提上议事日程。
凡此种种，近年来，在金融政策上，中国所做的近乎一切的努力，在客观上都是在配合支撑美元地位、加速美元环流，这些莫名其妙的做法不是在减少中国的金融风险，而是在不断增加中国的金融风险，不断将中国推向危机的边缘。（第二章完）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