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封面封底推介语：【仅仅几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迄今(本站注：作者写作于2012)已历经四次“大修”，无法克服的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周期性危机 --结构性危机 --系统性危机，由此将世界拖入一个严重不确定的时代。
持久而深刻的危机，令美国这个没有帝国主义之名的帝国，由资本主义世界的灯塔沦为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橱窗。
世界的时代背景正在发生巨变，资本主义面对的是一个跌跌撞撞的未来。国际秩序正进入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过渡的“无序”阶段,世界正远离“和平与发展”而进入一个“动荡与危机”时代。
资本主义还能走多远?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快车是否会停顿或出轨?实力迅速膨胀的中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本书将为您一一揭秘。】
第三章 中国经济附庸化、社会原子化?(上)连载9
论国际治理中的权利陷阱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纪性国际金融危机，其产生的影响广泛、深刻而久远。危机爆发后，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近乎集体深陷危机漩涡，“七国集团”(G7)愈发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此“二十国集团”(G20)浮出水面，国际治理由此重新被提上了议事议程。新兴市场以空前的积极性参与国际治理，但是历史经验与现实态势表明，那些钱多人傻、有勇少谋的国家恐怕终究难免“被治理”的命运。
国际治理：“一小撮”统治“大多数”
在近代民族国家生成之前，在东西方都有相关帝国实施“区域专制”的长期历史，中国的强汉盛唐、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都曾通过专制建立起较好的秩序，由此将区域或次国际治理得井井有条。
是西班牙而后是大英帝国，在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与庞大的殖民宗主体系上，建立起全球性统治，由此演义出所谓“国际治理”，并由此奠定了由西方主导国际治理的基础与秩序。英国治理国际的经验有：一是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强大的海军，形成压倒性的军事威慑能力，以确保其海外利益不受侵犯;二是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努力保持科技领先优势，与此同时想方设法使对手在科技上处于落后状态，以确保在国际分工进而在利益分配上占据主动;三是建立起金融中心，像心脏输送血液一样，掌控世界资金命脉;四是保持思想的先进性与规则制定的主导性，由此决定着国际秩序，然后从这些规则与秩序中直接“兑换”经济利益。
英国在称霸世界时，有一个巧妙的设计，就是令欧洲大陆国家在相互争斗中，保持“均势”即势力均衡，一旦博弈力量出现倾斜，英国则会在相对弱势的一方增添筹码，使之恢复均衡，由此让大陆国家相互牵制而不会对英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构成实质威胁。这种当初出于霸权需要的主观设计，不经意却成为后来国际社会民主化治理的客观因子。法国支持美国独立战争，奉行的就是“均势”原则。美国迅速崛起跃跃欲试与英国分庭抗礼时，同样也是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
相对于英国对世界实行专制统治，美国借用“五国集团”(而后调整为“七国”)来治理世界，似乎更加民主。这是美国的能力使然，也是世界客观局势使然。但是，美国为首、西方主导的国际治理依然存在严重弊端，即世界的“一小撮”通过暗箱操作，来影响世界“大多数”的利益乃至命运，如此，令贫穷的海洋与富裕的孤岛之间的不和谐愈发突出。这显然是强权的延续，将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固化，以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很少顾及甚至牺牲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全球化盛行、国际金融日趋动荡的今天，一个由“七国集团”主导国际治理机制，更似一个风险转移与危机转嫁机制，积极因素越来越少，消极因素越来越多。
国际博弈：以实力为基础，以均势为前提
冷战结束，美国独步天下，颐指气使，以自由民主之名，到处彰显肌肉力量，不时制造各种摩擦，把偌大个世界搞得乌烟瘴气。很显然美国越来越淡出世界秩序稳定的维护者，而越来越清晰地成为国际社会动荡的制造者，由此世界乱象丛生，危机频仍。在建立“世界政府”遥遥无期的情势下，国际社会尤其大国普遍期待均势，终结美国霸权。只有力量的均势，才能实现协商的相对平等，进而实现国际治理的真正民主。
21世纪头十年，世界以危机开始——互联网泡沫破灭与“9·11事件”，又以危机结束——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大危机。危机不仅重创了美国的硬实力，同时也重创了美国的软实力——民主与自由旗帜滑落，美国愈发无力独霸世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愈发无力有效实施国际治理，因此原本作为美国的“备用轮胎”——“二十国集团”(G20)便浮出水面。
国际博弈的准则是以实力为基础而以均势为前提。当今，在世界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由此尽管积攒起可观的经济实力，但是在综合实力尤其是在软实力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新兴大国，这些可观的单个力量，因为没有有效整合而一直呈现散兵游勇而或“一袋土豆”之态势，远远未能形成国际均势，从而无法实施有效制约与抗衡。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治理的核心思想，就是丛林法则，在这一法则下，富而不强的新兴国家，在他们急速行进的脚下，貌似平坦与光明的道路上，很可能布满荆棘甚或陷阱。
在当今国际秩序下，富而不强是祸不是福。作一个粗俗的类比：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倘若没有遭遇年轻貌美的潘金莲，可以设想在卖炊饼、做小生意中颐养天年。但是，武大郎阴差阳错娶了潘金莲，既没有足够的魅力来吸引、更没有相应的能力去保护那位“美娇娘”，最后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武大郎所处的大宋王朝，经济富庶与繁荣虽然胜过汉唐，却是思想、政治乃至军事的软脚虾，被迫不断与强敌进行“媾和”，签署城下之盟，最终未能避免二帝被虏，割地赔款，亡朝灭国之灾。历史总是以惊人的相似面貌不断重演。当今，诸多中东、拉美与非洲国家，不断遭遇“资源劫难”，抑或称之为“资源魔咒”，诡异地揭示：资源富庶或经济富裕而不强大，是极其危险的!
参与国际治理不仅需要良好的意愿，更需要合适的能力。不仅需要充沛的——硬实力，更需要丰富的——软实力，更在于“体力”与“智力”的合理配置——综合实力，进而拥有规则的制定与修改能力。当今，新兴市场能够参与的现有的国际治理机制(如G20、IMF、世界银行等)，其规则都是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主导制定，主要体现的是西方国家的利益，反映西方国家的要求。
这种机制，对于非西方或非基督教国家等后来者，埋伏着重重玄机。后来者若不小心谨慎，在所谓享受权利与荣耀的诱惑下，不假思索接受这些规则，履行相关责任，会有落入陷阱的危险。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因不加甄别接受这些规则，享受虚幻的国际权利，承担的却是实在而超负荷的国际义务(如接受了“广场协议”)，最终令欣欣向荣经济落入泡沫膨胀与破灭的危机，一败涂地，如此再也没有对美国说“不”的本钱。
苏联解体，俄罗斯凸出。为奖励俄罗斯颠覆苏联的伟大功绩，以及将俄罗斯引向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之路，美国“友好”地让俄罗斯步入由西方把持的国际舞台，“慷慨”地让俄罗斯分享治理国际的权利。然而，俄罗斯除了获得一丝而暂时的政治荣耀外，没有得到多少实际利益。相反，俄罗斯全盘接受华盛顿的“休克疗法”，将国民经济推向灾难深渊。此外，俄罗斯名义上加入“七国集团”，但是在相关经济等核心议题上，俄罗斯一直被“七国集团”拒之门外，反取其辱。
中国积极参与，治理还是被治理?
在新兴市场中，“金砖五国”最受瞩目。在“金砖五国”中，古老而年轻的中国最为突出。中国的名义经济实力是另四国之和，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使中国积累起庞大的货币财富。富而不强，这是中国的福之所伏，同时恐怕也是中国的祸之所倚。
次贷危机随后欧债危机令西方近乎集体陷入经济泥淖。中国在没有较好的思想、政策、心理、舆论与机制准备的前提下，突然间被推到“世界舞台的中央”，贸然以“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来漂洋过海，风险可想而知。在红地毯、美光灯以及“世界领袖”言辞的烘托与感染下有点飘飘然，以至于多处承诺、洒钱要拯救世界于水火，承担“世界领袖”之重任。其结果便是，美国患了肺炎，中国被忽悠与美国一起拼命吃药。国内外诸多专家认为，倘若没有四万亿轻率投入，就不会有随后越调越高的房价与通胀。很显然，中国成为美国危机的重要买单者。
透视危机，美国是危机的始作俑者，又处于经济风暴的中心，但是代表经济风向标的股市跌了50%(道琼斯指数从14198高点跌到6470低点)，而以“救世主”面目出现的中国股市竟然跌去了70%(上证综指从6124高点跌到1664低点)，而且美国股市在经济尚无明显起色的情形下收复了大部分失地，而中国经济持续繁荣，股市迄今尚远不到高点的一半。美国债台高筑近乎岌岌可危，为缓解因危机而加剧的社会矛盾，美国政府依然给三千万底层民众提供医保，而将大批资金供美国廉价使用的中国还在动员社会大众为百万西部“母亲水窖”捐献资金。
美国以所谓“中美婚姻”为诱饵，以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为杠杆，经由双边、区域、多边等多种渠道，不断诱压中国金融开放，将无良的华尔街与中国金融利益集团紧紧捆绑在一起，这正是中国外汇储备不断缩水，资产泡沫日益加大，通货膨胀持续攀升，股票市场愈发动荡，虚拟经济愈热而实体经济愈冷，宏观调控难有成效的滥觞之所在。
更为滑稽的是，在中国似乎依然沉醉“世界舞台中央地带”抑或“世界领袖”时，一度鼓吹与中国已同舟共济的美国，在经济气象刚由急风暴雨转阴之时，便收敛笑容与谦姿，向中国展开了一系列行动：对华贸易摩擦加剧，人民币低估故伎再演，G20中针对中国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框架，此外借天安舰事件与韩国在黄海进行联合军演，在东海挑起中日有关钓鱼岛问题的紧张，企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在中国有重要海外利益的地方，制造种种事端，给中国造成极大的麻烦与重大利益损失(如利比亚投资)。
很显然，中国积极并急切地参与国际治理，过于稚嫩，尚不是那些老奸巨猾的西方列强的对手。中国现代化初步实现的只是经济繁荣，富而不强，亦即更多的是脂肪的堆积，而缺乏肌肉与筋骨的强健，更不是智力思想的独立强大。如此，也就不难看到，中国在与西方博弈过程中，屡屡处于被动，尽管依照西方的要求不断调整自己的姿态，然而依然动辄得咎，进退两难。中国还需要更多的历练，当然还需要交更多的学费。
参与国际治理让迅速成长的中国分享西方的权利，这不仅不是西方向中国发放的免费午餐券，更是用橄榄枝编织的紧箍咒。令西方高兴的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治理;让国民沮丧的是，中国目前正处于“被治理”之中。对于西方的体制与秩序，世界著名政治学家沃勒斯坦论述意味深长——国际秩序是强者送给弱者的一种礼物，它以双重的约束出现在后者的面前：拒绝这种礼物是失败;接受这种礼物也是失败。弱者唯一可行的反应，是既不拒绝也不接受，或既是拒绝也是接受。中国若要摆脱“资源劫难”或“权利陷阱”，谦虚谨慎，或许能够从智者的话语中得到有益启示。
美国制造：从惠及世界到殃及全球
当今世界，若问谁是“第一制造大国”?很多人会选择：中国。其实不然，美国，惟有美国才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制造大国”。“美国制造”无所不能，从如波音飞机、爱国者导弹等高精尖优质产品，到CDO、CDS等垃圾债券;不仅制造各类物质产品，也制造各种思想理念;不仅能制造各种标准、秩序，而且能制造“美国梦”与美国“很行”的神话。过去的美国，更多的是制造稳定，惠及世界;如今的美国，更多的是制造动荡，殃及全球。过去，美国制造冷战铁幕，拖垮苏联敌手，也制造经济泡沫，削弱日本友邦;如今，在“中美关系大局”下，美国为中国量身订造各类迷局，旨在遏制或延缓中国的崛起。
制造产品，制造理念
西欧于世界率先实现工业化，在工业制造上鞭先着。美国在独立建国尤其是第二次英美战争(1812-1814年)后，通过高关税保护(最高达到100%)、重视本国专利而无视欧洲专利、搜罗欧洲技术与人才等手法，最终使“美国制造”成长起来(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是一个重要标志)，逐渐可以与欧洲工业强国相匹敌。
工业革命起始阶段，欧洲近乎垄断专利或新工业品生产，但是美国发扬光大，扬长(资源丰富)避短(劳动力昂贵)，赋予了更新的、往往也是革命性的意义。美国人伊莱·惠特尼发明“通用制度”，利用标准化进行大规模生产，如此将成本压到最低，使更多的工业品进入普通千家万户。美国制造取得的革命性进步还有“福特流水线”以及“泰罗制”。
两次世界大战，虽然未将欧洲“炸回到石器时代”，但是到处都是工业废墟，极大地破坏了欧洲的生产力，进而损害了“欧洲制造”。美国利用这一契机，不断扩大与升级“美国制造”，将“美国制造”推向欧洲腹地，占领欧洲以及本属于“欧洲制造”的市场。如此，利用内在品质与独特营销渠道、手法，使“美国制造”誉满全球。
二战后，“美国制造”一度占据世界工业品的半壁江山，从毛巾、香烟、饼干到大炮、飞机、航母，从可卡因到好莱坞影片，美国企业近乎无所不能，将资本主义生产力开发到极致。但是，盛极而衰，“美国制造”在产品生命周期中、在产业升级中、在资本为更多更高的利润追逐中，不断退化——自由化，虚拟化，泡沫化……
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美国不仅制造产品，也制造理念。历史上，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别无长物，无所谓“比较优势”。有言为证，“新英格兰什么也不出，只出花岗岩和冰块”。但是，新移民竟然能够把花岗岩卖到欧洲，把冰块卖到中国广州和印度孟买，实现资本积累，凭借的就是理念创新。他们不仅有把别人的黄金依照古铜价收购的本事(如对印第安人的毛皮以及对西印度群岛的糖浆)，更有把自己的稻草售出金条价的能耐。如此，可以让一个没有多大价值，或根本没有价值的东西，具有了价格，甚至是很高的价格。看看美国人打出的广告：“冰给南方人送去了凉爽，犹如煤给北方人带来温暖”。由此大兴冰镇食品，开启“冰镇时代”。
今天，美国华尔街的犹太金融家们发扬光大了新英格兰人的创新思维，“找到一个比你更傻的”，然后把标有3A评级实际等同垃圾的金融产品卖给他。在“美国制造”光环的照耀下，在华尔街的吆喝下，世界投资者纷纷购买美国的金融产品，欧洲人抢购了40%多(这是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欧债危机的主要诱因)。美国人的高明在于，主要功夫往往不是直接落在产品生产与研发上，而是在消费者的大脑上，通过改造买家的思维，让他们相信没有多少价值甚或一文不值的东西有巨大价值。
制造神话，制造动荡
深入研读美国历史，你就会发现：表面上，美国是个“三权分立”、政教分离的现代国家，然而实质上，美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造国家”，同时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宗教国家”，为使命而战争、扩张，凝聚在白人精英的骨髓中。
美国的史学家将美国的拓荒与殖民史，描绘、渲染得无比神圣，即在横渡大西洋“五月花”船上就有了神圣的盟约：“奉上帝使命”，以建立“山上之城”，将上帝之光撒播世界。而实际情形是，来到美洲新大陆的美国先民，根本就不是什么抱着崇高理想建立新国家的“移民”，而是避免宗教迫害的“难民”。难民们筚路蓝缕，为了基本生存而挣扎，终日里忙于糊口营生，何来智慧、情操与能耐拯救世界?
美国建国后，急需欧洲的技术、人才、资金与亚洲的劳力，于是美国精英们开始孜孜不倦地编制“美国梦”。为凸显建立“山上之城”的“上帝使命”，白人精英们编造故事、篡改历史，硬说北美大陆，“好像是为了一个伟大民族准备的空摇篮”。全然不顾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在盛装盎格鲁——撒克逊人之前，印第安人在这个摇篮里已经安躺了成千上万年。窥一斑而见全豹，美国人“制造历史”的逻辑——就是将一个地道的谎言不停地重复一千遍、一万遍。
“美国梦”是美国制造的一种迷幻剂，借以改造人的思想。现代“美国制造”的核心早就不在商品上，而集中在追梦人的思想上。用昔日的光环、帝国的余辉，来吸引朝圣者过来进行“洗礼”，用哈佛、芝加哥、斯坦福等大学的培训班，来直接实施“人脑刷新”工程，如此昔日“伯克利黑帮”，今日“芝加哥男孩”，层出不穷，走向世界，成为美国宣传组、工作队、播种机，把美国“很行”的神话撒播到世界。
坚持唯物史观，当然应肯定“美国制造”曾为世界做过积极贡献，“美国神话”、“美国梦”也有某种积极作用。二战时期针对同盟国的“租借法案”以及作为西欧解放军的“美国大兵”，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安排等等，为世界带来希望、稳定甚至繁荣。但是，随着国民经济中产业资本的主导让位于金融(垄断)资本的主导，美国政权性质与国家性质发生了质变，逐渐由殖民地的革命者、资本主义的建设者蜕变为帝国主义的霸权者，由此“美国制造”最终也发生霉变。
“美国神话”、“美国梦”的主色调——民主与自由，原本是欧洲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类口号，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实际弃之如敝履，抛却了精髓，留下了空壳。但是，被历史短浅、文化营养严重不良的美国拾起，显赫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然后用炮舰、商品和资本进行推广。环顾全球，追梦者无数，但是能够实现“美国梦”者寥若星辰。近几十年来，环视全球，哪里接受了美国式民主，那里就有社会动荡;哪里接受了美国式自由，那里就有经济动荡;哪里接受了美国式的民主与自由，那里就有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全面动荡。如今，作为输出自由与民主大本营的美国，同时陷入了金融动荡、经济低迷、社会对立、政治僵化的系列危机，非但不是世界救世主、稳定器，而是地道的国际动荡源、祸乱根。很显然，过去，“美国制造”曾惠及世界;如今，“美国制造”正殃及全球。
为中国制造，请中国入瓮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罗莎·卢森堡认为，没有非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就无法存活。只要有可用扩张的“处女地”，资本主义就能生存甚至繁荣。二战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为资本主义提供养分，充当“处女地”;二战后，名义上独立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被当做“处女地”。当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与市场在不平等攫取下正消耗殆尽的时候，中国加入了国际化进程，成为美国这个世界最大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大、最富饶的“处女地”。因此，利用各种手段，从中国吸取养分，是美国维持资本主义机体活力与延续国际霸权的战略选择。
如何人从中国长期持续吸取养分，需要有一个精心并不断完善的策略安排。首要的是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在“平等互利”的旗帜下自觉地充当美国的“处女地”。如此，美国利用中国迷信美国“很行”的神话，源源不绝地为中国培养并输送经济精英。这些中国经济精英和美国谋略家一起努力使中国相信：“比较优势”可以作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第一推力”;GDP增长可以增加实力，外贸则是促进GDP增长的巨大动力;自由经济内藏无限的魅力，中国采取自由经济可以提高机体活力;而这一切必须依赖、服从“中美关系大局”，如此中国“求和平，谋发展”才有坚强保障力。美国谋略家相信，谎言重复一千遍即可成为真理，而中国的一些经济精英一直把谎言当做真理，在中国不知疲倦地重复千遍万遍。
如此，里应外合，在“中美关系大局”下，一个持续吸取中国养分的“大局”便做成了，“为中国制造困局”遏制中国崛起，变成“中国自造困局”作茧自缚，即“MADE FOR CHINA”变为“MADE IN CHINA”。中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自动地依照美国国家利益的罗盘，不断地矫正自己的航向，自觉地变为美国的“处女地”。当世界甚至美国都在逐一抛弃“华盛顿共识”时，中国却在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国际化的道路上愈加坚定。
美国为中国量身订造了无数个“MADE FOR CHINA”：以“经济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吸引中国靠近美国进行对话，给足中国人面子，却拿走实际利益的里子;以恢复“均衡汇率”为名逼人民币不断升值，吸食泛滥美元，为美国“量化宽松”接盘;以维持“金融恐怖平衡”为名压中国持续持有、增持美国国债;以“利益攸关方”为名要中国承担更多连他自己都不能、不愿承担的国际责任;次贷危机爆发后，为转嫁危机拉中国下水，美名曰“同舟共济”，甚至还有“中美国”，忽悠中国出台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向中国兜售风险不可估测的各类转基因种子、人体疫苗，更高调称“为了解决全人类粮食安全”，“为了中国人的生命健康”;……
美国的廉价“MADE FOR CHINA”换来了中国无数昂贵的“MADE IN CHINA”：“将评级交给穆迪”，“A股公司实行补充审计的暂行规定”，令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轻松控制中国相关金融服务，无止境地获取中国经济信息;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不仅直接为美国金融机构“注资”、“融资”，使诸如美国银行、花旗银行等美资机构在次贷危机、债务危机等连环冲击下幸免破产，也同时让中国深发展、广发行等这些离奇并购案彪炳金融史册;“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持续购买、增持美国国债，有助于美国在危机冲击下遏制债息飙升、防范美元危机与经济衰退;“在华注册的外资企业即是中资企业”、“他们的创新就是中国的创新”，可以直接让美国企业参与中国的政府采购，中国不再提鼓励、扶持自主创新;至于中国继续深入、扩大金融开放的承诺，不断提高利率、存款准备金的实际行动，则很好地为美国“量化宽松”接盘，防范美国被无穷无尽的流动性淹没，陷入滞涨困境;……
向中国兜售“美国制造”的成功程度，主要取决于美国的需要、利益集团博弈以及努力的程度。新近一个“MADE FOR CHINA”，当属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不久前笔者参加、旁听了好几个有关中国是否加入TPP的研讨会，与会的外经方面的专家纷纷表示，中国应当积极参与TPP构建进程，否则会有被美国主导的区域自由贸易孤立的危险。给我的直觉是，中国似乎又要入局了。
“附庸化”与“内卷化”道路还能走多远?
西方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普遍遭遇人口增加、资源紧张、环境恶化、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形，西方的有效应对措施是，积极向外扩张，大搞殖民主义。今天，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遭遇西方同样的困境，他们无法向外扩张，只能越来越多地走上了“附庸化”与“内卷化”道路，这是一种对外高度依赖国际分工与国际资本，对内高度依赖廉价资源、廉价环境、廉价劳力、廉价主权的畸形道路，这种“寻底竞赛”、“自我殖民”的结果虽有“量的增长”但遭遇“质的停滞”，经济增长的成果越来越远离大众、远离弱势群体。笔者在哀其不幸的同时，发觉中国竟然也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内卷化增长
在独立战争后，美国经济走上了对内发展农业、采掘业，对外依赖英国市场的经济增长道路。一方面，后进的美国技术力量薄弱，而发达的英国对美国实行技术、设备封锁，使得美国产业结构升级出现严重障碍;另一方面，南方农业利益集团势力强大，执着于棉花种植出口。在这种依附性增长中，美国实现了经济繁荣，但是优质资源被越来越多地吸附到南部棉花种植中，北方工业由于缺乏资金与技术，以及价廉物美的英国产品竞争，发展迟滞。第二次美英战争之后的经济政策大逆转与大规模西进运动，才使美国北方摆脱了“无发展的增长”的困境，而南方直到南北战争之后经济增长才有质的改善。
“无发展的增长”即是一种内卷化增长。“内卷化”是当今社会科学中一个时兴概念，可以指一种现象，也可以指一种机理。此概念滥觞于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而后曾被用来描绘一种内部不断精细化、复杂化的文化现象;或刻画一种因受多种要素制约而无法实现产业跨越的经济困境。
有研究揭示，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的农村经济增长是在单位工作日报酬递减的前提下实现的，即家庭年收入的增长，来自家庭劳动力更为充分的利用，诸如妇女、儿童、老年以及成年男子闲暇时间的密集型投入。如此，使中国经济在明清时期虽有“量之增长”但是出现“质之停滞”。美籍华裔教授黄宗智称其为“过密化增长”或“内卷化增长”。
多年前，中央电视台到陕北采访一个放羊的男孩，对话非常生动：“为什么要放羊?”“为了卖钱。”“卖钱做什么?”“娶媳妇。”“娶媳妇做什么?”“生孩子。”“生孩子为什么?”“放羊。”
中国的田园牧歌式生活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男耕女织”长期被田园诗人所称颂，其实这是生产力低下的体现，是中国落后且挨打的微观经济基础。因为单一“男耕”或单一“女织”都不能维持家庭基本经济运行，“男耕”需要“女织”的填补或贴补。
以上刻画的是一类凝固的生活样式，一种简单再生产方式，也是一个典型的内卷化模式。黄宗智等学者论证明清时期中国经济落后，就是源于这样的内卷化，这也是历史上中国人勤劳而不富裕的重要原因。
内卷化增长的新形态
迄今，中国经济已历经发展(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单位工作日报酬增加)、迟滞(产出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与内卷(总产出扩展，单位工作日报酬递减，绝对改善，相对恶化)三个阶段。
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政治独立，阻断了外部干扰，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生产力。为了不再当孙子，可以饿着肚子;为了拥有核子，可以不要裤子。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国取得了诸多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企及、奢望的成就——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研制与生产核弹、卫星、万吨货轮、大型与精密机床、巨型液压机等，这些在当时只有少数发达强国才能做到。可以说这时的中国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发展中国家。
在“非常”发展阶段，我们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在纠正这些“左”的错误的同时，却犯了一个极其低级的错误，那就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同泼掉”。亦即，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自主创新体系，当做拥抱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的殉葬品。最近30多年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根本性改善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而是一直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30多年的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由此实现了一个“伟大的逆转”，即由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发展中国家而成为一个“非常正常”的发展中国家，与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一样，一切先进的或知识密集的生产与消费设施，都需要进口。
中国业已生产了30多年的衬衫，并以8000万件衬衫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的贸易条件，中国孜孜不倦热衷的就是这样一个国际分工——消耗了巨额的国内资源，积攒起庞大的外汇储备，汇集了空前的加工制造能力，实现了旷世的经济繁荣。但是，当年日本生产衬衫的历史只有20年，中国的经济学家与相关官员称，中国还要生产30年的衬衫，因为这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与比较利益。很显然，中国在低端国际分工链条上，已经被固化、内卷化。
其实，在中国拥抱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的时候，西方已经给中国确定了发展的边界——不冲撞西方的核心利益，不威胁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为此，用自由贸易与美元资本等组合，将中国限定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之下;通过跨国垄断资本遏制与知识产权约束等组合，来阻止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将中国钉死在国际分工的低端;直接施压，或通过中国的相关利益集团，确保中国避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如高关税、高补贴、政府采购等)，来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如此，使中国经济一方面形成了对外(资本、技术、品牌、营销、市场、人才、秩序等)高度依赖，即所谓“附庸化”;另一方面形成了对内高度依赖廉价资源、廉价环境、廉价劳力、廉价主权的畸形道路，也就是“内卷化”。这种在劳动密集型工业固化下的“寻底竞赛”，是中国参与全球化下的一个突出后果。
一如西方的“丛林法则”，中国自古就有所谓“水体法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在持续、过度对外开放下，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出现了清晰而严重的地区发展内卷化态势：一线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乡村，在土地收益、储蓄、人才、政策等关键资源上依次递进蚕食，一线大城市通吃全国;大城市则吃一线大城市以外的全国;中等城市吃比自己更弱的小城市;小城市只有拼命地压榨乡村。由此也形成梯次落后的发展生态。收益向沿海、城市集中，成本向内地、农村转移。沿海城市与发达起飞，内地农村共落后一色。
一线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获取最高的级差地租，占用最多的国民储蓄，利用最多的行政资源，网络最优秀的国内人才，外引内连，把自己搞得脑满肠肥，把资产泡沫炒得硕大无比。
大城市如法炮制，但是它们无法与一线大城市较量，只能蚕食比自己更弱的中小城市，用开发区的方式吸引一些外资，但是主要是国内企业与富人投资，积极推动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等吸取(实为盘剥)城市居民储蓄，如此虽然不及“北上广”那么豪华奢侈，但是也很光鲜亮丽。
中小城市依葫芦画瓢，在无法与大城市竞争的前提下，避实就虚，把注意与精力更多花在乡村、农民的身上，吸取农村资源与农民储蓄，用出售“城市户口”等方式让富裕的农民掏钱、未富的农民卖力。
农民、农村、农业当然成了水体食物链的最底端，所以便有了湖北的一个镇长向共和国总理发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喊。
与城市化同时开展的工业化，内卷化情形同样严重。中国以极其优惠的政策引进跨国企业，跨国企业携其强大的竞争优势不断挤压国有企业;在无法或难以与跨国企业抗衡的情形下，国有企业为了经济绩效，通过各种手段聚敛公共与市场资源，客观上不断挤压民营企业的成长空间;民营企业更多只能与比自己更弱的个体经济怒目相向;而可怜的个体经济除了自身短兵相接外，则只能起早贪黑，做小本买卖，很多挣扎在破产的边缘线上。
在地区内卷化、产业内卷化、城市内卷化的同时，中国境内还出现了危险的身份内卷化。近代以来，中国官员一直惧怕洋人，但是很会欺压百姓;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对外开放，我们把自己的神拉了下来，却把西方的神捧了上去，洋人被推到了至尊地位。洋人压官员，官员压企业家(现在有颠倒的趋势)，企业家便欺压职员\工人;职员\工人欺压农民工。近3亿的农民工干的是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拿的是最低报酬，他们的衣、食、住连自认为是最悲摧的“蚁族”都瞧不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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